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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有中国传统的的公羊学三世学说影响，更有西方进化论的精髓。其实就是一种托古改制。你说不受西方思想影响，你是怎么想的？
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有中国传统的的公羊学三世学说影响，更有西方进化论的精髓。其实就是一种托古改制。你说不受西方思想影响，你是怎么想的？
进化论是严复引进的，这从来是常识。这是康有为出名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再说，就算康有为引进了，so what？
进化论是严复引进的，这从来是常识。这是康有为出名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再说，就算康有为引进了，so what？
谭嗣同的思想源于明末三大家，什么明夷待访录、黄书，本质上是被满清打断的思想革命的近代继续，当然会有诸多反思，如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你不会认为明末三大家不属于传统思想家吧？
谭嗣同的思想源于明末三大家，什么明夷待访录、黄书，本质上是被满清打断的思想革命的近代继续，当然会有诸多反思，如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你不会认为明末三大家不属于传统思想家吧？
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谭嗣同，《仁学》自叙，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pp.68。
这里面已经列出了佛经，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学
多读点书吧！
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谭嗣同，《仁学》自叙，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pp.68。
这里面已经列出了佛经，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学
多读点书吧！
盖儒家本是孔教中之一门，道大能博，有教无类。太史公序六家要旨，无所不包，的是我孔子立教本原。后世专以儒家为儒，其余有用之学，俱摈诸儒外，遂使吾儒之量反形狭隘，而周、秦诸子蓬蓬勃勃，为孔门支派者，一概视为异端，以自诬其教主。殊不知当时学派，原称极盛：如商学，则有《管子》、《盐铁论》之类；兵学，则有孙、吴、司马穰苴之类；农学，则有商鞅之类；工学，则有公输子之类；刑名学，则有邓析之类；任侠而兼格致，则有墨子之类；法律，则有申、韩之类；辨学，则有公孙龙、惠施之类。盖举近来所谓新学新理者，无一不萌芽于是。《南学会讲义·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载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pp.399
盖儒家本是孔教中之一门，道大能博，有教无类。太史公序六家要旨，无所不包，的是我孔子立教本原。后世专以儒家为儒，其余有用之学，俱摈诸儒外，遂使吾儒之量反形狭隘，而周、秦诸子蓬蓬勃勃，为孔门支派者，一概视为异端，以自诬其教主。殊不知当时学派，原称极盛：如商学，则有《管子》、《盐铁论》之类；兵学，则有孙、吴、司马穰苴之类；农学，则有商鞅之类；工学，则有公输子之类；刑名学，则有邓析之类；任侠而兼格致，则有墨子之类；法律，则有申、韩之类；辨学，则有公孙龙、惠施之类。盖举近来所谓新学新理者，无一不萌芽于是。
《南学会讲义·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载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pp.399
开头就是槽点 儒家八派说成诸子八家 太史公是道家思想
开头就是槽点 儒家八派说成诸子八家 太史公是道家思想
谭嗣同的“孔教”根本不是儒学。
谭嗣同的“孔教”根本不是儒学。
盖儒家本是孔教中之一门表达了谭嗣同以孔教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同时厘定了孔教与儒家的关系。由于谭嗣同在以孔教包罗诸子百家的同时,明确指出儒家只是孔教中之一门,也就不可能像康有为那样以孔教为儒家代言。不仅如此,谭嗣同指责儒家败坏了孔教,从内部削弱了孔教的势力。因此,他对孔子与儒家分别对待。谭嗣同的盖儒家本是孔教中之一门昭示人们,抨击孔子者不可能是儒家,儒家应该推奉孔子。尽管如此,并不可以将推崇孔子与推崇儒家混为一谈。
谭嗣同批判荀子，认为他是罪人，推崇友情。
盖儒家本是孔教中之一门表达了谭嗣同以孔教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同时厘定了孔教与儒家的关系。由于谭嗣同在以孔教包罗诸子百家的同时,明确指出儒家只是孔教中之一门,也就不可能像康有为那样以孔教为儒家代言。不仅如此,谭嗣同指责儒家败坏了孔教,从内部削弱了孔教的势力。因此,他对孔子与儒家分别对待。谭嗣同的盖儒家本是孔教中之一门昭示人们,抨击孔子者不可能是儒家,儒家应该推奉孔子。尽管如此,并不可以将推崇孔子与推崇儒家混为一谈。
谭嗣同批判荀子，认为他是罪人，推崇友情。
日本，泰国，奥斯曼，波斯：啊对对对，搞的我们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样，但我们最惨的时候好像也没和尼泊尔刚果签不平等条约
日本，泰国，奥斯曼，波斯：啊对对对，搞的我们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样，但我们最惨的时候好像也没和尼泊尔刚果签不平等条约
别说这几个亚洲国家。就帝俄来说，沙皇专制+贵族政治+农奴制和贷清一样是封建体制，也能发展成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一环，然后逼着清国割地。那个德意志帝国，皇帝+容克贵族+分封制，统一时间还短，也能逼着清国割地。弱鸡奥匈，二元君主制+分封贵族制+多民族国内矛盾被普鲁士打得灰头土脸，也能从清国身上分块肉。
别说这几个亚洲国家。就帝俄来说，沙皇专制+贵族政治+农奴制和贷清一样是封建体制，也能发展成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一环，然后逼着清国割地。那个德意志帝国，皇帝+容克贵族+分封制，统一时间还短，也能逼着清国割地。弱鸡奥匈，二元君主制+分封贵族制+多民族国内矛盾被普鲁士打得灰头土脸，也能从清国身上分块肉。
开头就是槽点 儒家八派说成诸子八家 太史公是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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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观点你可以不同意，但是谭嗣同绝不是什么“纯儒”，这当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谭嗣同的观点你可以不同意，但是谭嗣同绝不是什么“纯儒”，这当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谭嗣同的思想源于明末三大家，什么明夷待访录、黄书，本质上是被满清打断的思想革命的近代继续，当然会有诸多反思，如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你不会认为明末三大家不属于传统思想家吧？
谭嗣同的思想源于明末三大家，什么明夷待访录、黄书，本质上是被满清打断的思想革命的近代继续，当然会有诸多反思，如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你不会认为明末三大家不属于传统思想家吧？
正好谭嗣同全集在手边。你没看过嘛，很明显。
正好谭嗣同全集在手边。你没看过嘛，很明显。
谭嗣同的观点你可以不同意，但是谭嗣同绝不是什么“纯儒”，这当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谭嗣同的观点你可以不同意，但是谭嗣同绝不是什么“纯儒”，这当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儒家早堕化了 公羊传早和汉武帝一起埋了 孔子也是托制派 他行政极其霸道
儒家早堕化了 公羊传早和汉武帝一起埋了 孔子也是托制派 他行政极其霸道
谭嗣同的思想源于明末三大家，什么明夷待访录、黄书，本质上是被满清打断的思想革命的近代继续，当然会有诸多反思，如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你不会认为明末三大家不属于传统思想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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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全集继续。
你大概是看了某个大骗子说谭嗣同是“纯儒”吧？
谭嗣同全集继续。
你大概是看了某个大骗子说谭嗣同是“纯儒”吧？
儒家早堕化了 公羊传早和汉武帝一起埋了 孔子也是托制派 他行政极其霸道
儒家早堕化了 公羊传早和汉武帝一起埋了 孔子也是托制派 他行政极其霸道
把孔子说成托古改制，正是康有为依据公羊学，今文经学得出的结论嘛。
把孔子说成托古改制，正是康有为依据公羊学，今文经学得出的结论嘛。
把孔子说成托古改制，正是康有为依据公羊学，今文经学得出的结论嘛。
把孔子说成托古改制，正是康有为依据公羊学，今文经学得出的结论嘛。
康有为抄袭廖平，廖平师承朴学大师，所以清朝的学术一天天搞了个什么，什么玩意。
康有为抄袭廖平，廖平师承朴学大师，所以清朝的学术一天天搞了个什么，什么玩意。
谭嗣同的观点你可以不同意，但是谭嗣同绝不是什么“纯儒”，这当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谭嗣同的观点你可以不同意，但是谭嗣同绝不是什么“纯儒”，这当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子贡帮楚存越强越整死吴国 子夏入河西 影响魏秦 孟子游魏齐 荀子夸秦让李斯入秦 不当权也没少搞事 可惜被法家偷家了
什么外儒内法 公羊派本来就这样
子贡帮楚存越强越整死吴国 子夏入河西 影响魏秦 孟子游魏齐 荀子夸秦让李斯入秦 不当权也没少搞事 可惜被法家偷家了
什么外儒内法 公羊派本来就这样
谭嗣同的思想源于明末三大家，什么明夷待访录、黄书，本质上是被满清打断的思想革命的近代继续，当然会有诸多反思，如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你不会认为明末三大家不属于传统思想家吧？
谭嗣同的思想源于明末三大家，什么明夷待访录、黄书，本质上是被满清打断的思想革命的近代继续，当然会有诸多反思，如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你不会认为明末三大家不属于传统思想家吧？
明末三大思想家会有这种思想吗？
明末三大思想家会有这种思想吗？
把孔子说成托古改制，正是康有为依据公羊学，今文经学得出的结论嘛。
把孔子说成托古改制，正是康有为依据公羊学，今文经学得出的结论嘛。
孔子一个大司寇大夫 恐吓齐侯 拆三桓公卿老窝 他那群弟子分分钟变家臣 明白人都防着他当封地大夫
孔子一个大司寇大夫 恐吓齐侯 拆三桓公卿老窝 他那群弟子分分钟变家臣 明白人都防着他当封地大夫
把孔子说成托古改制，正是康有为依据公羊学，今文经学得出的结论嘛。
把孔子说成托古改制，正是康有为依据公羊学，今文经学得出的结论嘛。
郜喆：“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廖平“平分今古”的两个基础及其关系
摘要：“平分今古”是晚清经学家廖平一生最为重要的论断之一。廖平的“平分今古”，是基于“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这两个基础而提出的。廖平在学术生涯早期的《春秋》学研究中，建立了一套极具个人特色的“素王改制”理论，这个理论成为了“平分今古”的新义理；而后，他又通过《五经异义》，初步建构了“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厘清这两个基础在“平分今古”中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明晰“平分今古”的性质与意义。
关键词：平分今古 素王改制 《五经异义》
晚清经学家廖平在他的名作《今古学考》中，以“礼制”为标准，提出了经学中存在着“今学”与“古学”的观点，这一结论被概括为“平分今古”，在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廖平的“平分今古”，是基于“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这两个基础而提出的。本文意在考察廖平的学术经历及《今古学考》的内在逻辑，指出这两个基础如何帮助廖平完成了“平分今古”，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何种关系。最后，结合学术史上对于此问题的讨论，笔者认为，在这两个基础的推动下，“平分今古”告别了清代经学研究的旧传统，开启了晚清经学研究的新范式。
一、“素王改制”说与“平分今古”的新义理
廖平在学术生涯早期建立的“素王改制”说中，依托于对《春秋榖梁传》和《王制》的会通。据《六译先生年谱》，廖平在光绪庚辰年（1880）时，开始专治《春秋榖梁传》，并纂《榖梁先师遗说考》。此书今不得见，但其文多收入廖平后来完成的《 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中。廖平此时治经，专以搜集《春秋榖梁传》在汉代的旧说为主。他在《榖梁古义疏》的凡例中说：“《榖梁》先师章句、微故著录班《志》者，魏、晋犹有传本，范氏《集解》不守旧训。今志在复明汉学，故专以旧说为主。”廖平在辑录《春秋榖梁传》的旧说时，注意到了一则材料。《汉书·梅福传》有“仲尼之素功”之语，颜师古注曰：“素功，素王之功也。《榖梁传》曰：‘孔子素王。’”《榖梁传》的佚文揭示了孔子具有“素王”的身份，廖平便以“孔子素王”为线索，分析了《榖梁传》中的内容。
“素王”之说多见于汉代，是针对孔子作《春秋》的一种解释，如郑玄《六艺论》：“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那么，廖平同样需要解释作为“素王”的孔子，如何制作“明王之法”——《春秋》？这样的制作又具有什么样的道理？换言之，廖平的任务，就是通过分析《榖梁传》的内容，解释“孔子素王”这四个字的内涵。他花费了两年时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具体过程则详细记录在了《今古学考》之中：
癸未（1883）在都，因《传》有二伯之言，《白虎通》说五伯、首说主兼三代，《榖梁》以“同”为尊周外楚，定《榖梁》为二伯，《公羊》为五伯。当时不胜欢庆，以此为千古未发之覆也。又尝疑曹以下，何以皆山东国？称伯、称子，又与郑、秦、吴、楚同制？爵五等，乃许男在曹伯之上？考之书，书无此疑；询之人，人不能答。日夜焦思，刻无停虑，盖不啻数十说，而皆不能通，惟阙疑而已。
甲申（1884），考大夫制，检《王制》，见其大国、次国、小国之说主此立论，犹未之奇也；及考其二伯、方伯之制，然后悟《榖梁》二伯乃旧制如此，假之于齐晋耳。考其寰内诸侯称伯及三监之说，然后悟郑、秦称伯，单伯、祭仲、女叔之为天子大夫，则愈奇之矣，犹未敢以为《春秋》说也。及录《榖梁》旧稿，悉用其说，苟或未安，沉思即得，然后以此为素王改制之书，《春秋》之别传也。
二、《五经异义》与“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
廖平在光绪甲申年依托会通《春秋榖梁传》与《王制》，建立了“素王改制”说。翌年，他便“始定今古异同之论”：
乙酉（1885）春，将《王制》分经传写钞，欲作《义证》，时不过引《榖梁传》文以相应证耳。偶抄《异义今古学异同表》，初以为十四博士必相参杂。乃古与古同，今与今同，虽小有不合，非其巨纲，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遍考诸书，历历不爽，始定今、古异同之论。
这段文字说明，廖平正是在研习《五经异义》的过程中，“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初步得出了“平分今古”的结论。《五经异义》本为东汉许慎所作，《后汉书·许慎传》载：“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许慎因彼时经典的解释纷乱复杂，故以今古文为线索，整理经说，并定取舍。此书于唐代亡佚，直至清代，陈寿祺将它辑佚，并作《五经异义疏证》三卷。陈寿祺依托《五经异义》，意图以家法明今古文经学。他认为，家法明则两汉今古文经学明，汉学之旧便可复兴。《五经异义》的体例与内容都可以帮助他完成对两汉经学家法的整理，是记载两汉家法的绝佳文献，因此，他在《五经异义疏证·序》中说：“此石渠、白虎所以论同异于前，而叔重所以正臧否于后也……《异义》所援古今百家，皆举五经先师遗说，其体仿《石渠论》，而详瞻过之。”
廖平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陈寿祺的治经方法，他在《今古学考·原目》中说：“《异义》今、古名目，明东汉已今、古并称也。《异义》条说之不同，先师著书之各异，使知今、古学旧不相杂也。凡此皆从前之旧说也。”《五经异义》中的“今”“古”经说之别，说明东汉时期存在着两种学派的区分。然而，廖平同样认为，陈寿祺对于今古文经学的理解仍然是“略知本源，未能莹澈”。家法的不同只是表面现象，至多可以说明今古文经学之别的存在。二者的根本区别是“礼制”，具体内容则被记录到《五经异义》之中。廖平在《初变记》中说：“乃据《五经异义》所立之今、古二百余条，专载礼制，不载文字。”由此，廖平发现了区分今古文经学的根源。
从廖平的治学经历上看，他早年确立的“素王改制”说，正是突出了《春秋》与《王制》中的礼制的同质性，进而揭示了《春秋》中存在着自具张力的“改制”与“时制”的异质性话语体系。因此，“平分今古”的实质，就是廖平以“改制”与“时制”的道理为线索，利用《五经异义》的框架，将《春秋》中的“改制”与“时制”的区别推扩为今古文经学的礼制区别。这便说明，“素王改制”的问题意识引导着廖平进入了对《五经异义》的研究。
廖平以《五经异义》中的礼制为线索，建构了“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集中展现在《今古学考》的《今古学礼制表》中。具体有《今学损益古学礼制表》与《今学因仍古学礼制表》。其中，廖平在《损益表》中，罗列出今古文礼制的不同。“损益”体现了 “今学”对“古学”的更改与变革，变革的内容即是“改制”。《因仍表》则体现了“今学”对“古学”的保留，保留的内容即是“时制”。前文已述，廖平认为，孔子改制的优越性在于对四代礼制的综合把握，“时制”自然也在“四代”之中，所以“改制”中必然有不易“时制”之处。
三、结论：“平分今古”与经学研究的新范式
“平分今古”存在着“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这两个基础，学界目前更多地关注《五经异义》在“平分今古”中的作用，存在以下两种典型的结论。
总而言之，“平分今古”有两个基础——以“素王改制”为思想核心、以《五经异义》为基本框架。它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范式，而非仅仅是对一段时期的经学史的总结。在这样的意义上，“平分今古”才得以在近代的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0年第12期
郜喆：“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廖平“平分今古”的两个基础及其关系
摘要：“平分今古”是晚清经学家廖平一生最为重要的论断之一。廖平的“平分今古”，是基于“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这两个基础而提出的。廖平在学术生涯早期的《春秋》学研究中，建立了一套极具个人特色的“素王改制”理论，这个理论成为了“平分今古”的新义理；而后，他又通过《五经异义》，初步建构了“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厘清这两个基础在“平分今古”中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明晰“平分今古”的性质与意义。
关键词：平分今古 素王改制 《五经异义》
晚清经学家廖平在他的名作《今古学考》中，以“礼制”为标准，提出了经学中存在着“今学”与“古学”的观点，这一结论被概括为“平分今古”，在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廖平的“平分今古”，是基于“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这两个基础而提出的。本文意在考察廖平的学术经历及《今古学考》的内在逻辑，指出这两个基础如何帮助廖平完成了“平分今古”，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何种关系。最后，结合学术史上对于此问题的讨论，笔者认为，在这两个基础的推动下，“平分今古”告别了清代经学研究的旧传统，开启了晚清经学研究的新范式。
一、“素王改制”说与“平分今古”的新义理
廖平在学术生涯早期建立的“素王改制”说中，依托于对《春秋榖梁传》和《王制》的会通。据《六译先生年谱》，廖平在光绪庚辰年（1880）时，开始专治《春秋榖梁传》，并纂《榖梁先师遗说考》。此书今不得见，但其文多收入廖平后来完成的《 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中。廖平此时治经，专以搜集《春秋榖梁传》在汉代的旧说为主。他在《榖梁古义疏》的凡例中说：“《榖梁》先师章句、微故著录班《志》者，魏、晋犹有传本，范氏《集解》不守旧训。今志在复明汉学，故专以旧说为主。”廖平在辑录《春秋榖梁传》的旧说时，注意到了一则材料。《汉书·梅福传》有“仲尼之素功”之语，颜师古注曰：“素功，素王之功也。《榖梁传》曰：‘孔子素王。’”《榖梁传》的佚文揭示了孔子具有“素王”的身份，廖平便以“孔子素王”为线索，分析了《榖梁传》中的内容。
“素王”之说多见于汉代，是针对孔子作《春秋》的一种解释，如郑玄《六艺论》：“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那么，廖平同样需要解释作为“素王”的孔子，如何制作“明王之法”——《春秋》？这样的制作又具有什么样的道理？换言之，廖平的任务，就是通过分析《榖梁传》的内容，解释“孔子素王”这四个字的内涵。他花费了两年时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具体过程则详细记录在了《今古学考》之中：
癸未（1883）在都，因《传》有二伯之言，《白虎通》说五伯、首说主兼三代，《榖梁》以“同”为尊周外楚，定《榖梁》为二伯，《公羊》为五伯。当时不胜欢庆，以此为千古未发之覆也。又尝疑曹以下，何以皆山东国？称伯、称子，又与郑、秦、吴、楚同制？爵五等，乃许男在曹伯之上？考之书，书无此疑；询之人，人不能答。日夜焦思，刻无停虑，盖不啻数十说，而皆不能通，惟阙疑而已。
甲申（1884），考大夫制，检《王制》，见其大国、次国、小国之说主此立论，犹未之奇也；及考其二伯、方伯之制，然后悟《榖梁》二伯乃旧制如此，假之于齐晋耳。考其寰内诸侯称伯及三监之说，然后悟郑、秦称伯，单伯、祭仲、女叔之为天子大夫，则愈奇之矣，犹未敢以为《春秋》说也。及录《榖梁》旧稿，悉用其说，苟或未安，沉思即得，然后以此为素王改制之书，《春秋》之别传也。
二、《五经异义》与“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
廖平在光绪甲申年依托会通《春秋榖梁传》与《王制》，建立了“素王改制”说。翌年，他便“始定今古异同之论”：
乙酉（1885）春，将《王制》分经传写钞，欲作《义证》，时不过引《榖梁传》文以相应证耳。偶抄《异义今古学异同表》，初以为十四博士必相参杂。乃古与古同，今与今同，虽小有不合，非其巨纲，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遍考诸书，历历不爽，始定今、古异同之论。
这段文字说明，廖平正是在研习《五经异义》的过程中，“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初步得出了“平分今古”的结论。《五经异义》本为东汉许慎所作，《后汉书·许慎传》载：“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许慎因彼时经典的解释纷乱复杂，故以今古文为线索，整理经说，并定取舍。此书于唐代亡佚，直至清代，陈寿祺将它辑佚，并作《五经异义疏证》三卷。陈寿祺依托《五经异义》，意图以家法明今古文经学。他认为，家法明则两汉今古文经学明，汉学之旧便可复兴。《五经异义》的体例与内容都可以帮助他完成对两汉经学家法的整理，是记载两汉家法的绝佳文献，因此，他在《五经异义疏证·序》中说：“此石渠、白虎所以论同异于前，而叔重所以正臧否于后也……《异义》所援古今百家，皆举五经先师遗说，其体仿《石渠论》，而详瞻过之。”
廖平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陈寿祺的治经方法，他在《今古学考·原目》中说：“《异义》今、古名目，明东汉已今、古并称也。《异义》条说之不同，先师著书之各异，使知今、古学旧不相杂也。凡此皆从前之旧说也。”《五经异义》中的“今”“古”经说之别，说明东汉时期存在着两种学派的区分。然而，廖平同样认为，陈寿祺对于今古文经学的理解仍然是“略知本源，未能莹澈”。家法的不同只是表面现象，至多可以说明今古文经学之别的存在。二者的根本区别是“礼制”，具体内容则被记录到《五经异义》之中。廖平在《初变记》中说：“乃据《五经异义》所立之今、古二百余条，专载礼制，不载文字。”由此，廖平发现了区分今古文经学的根源。
从廖平的治学经历上看，他早年确立的“素王改制”说，正是突出了《春秋》与《王制》中的礼制的同质性，进而揭示了《春秋》中存在着自具张力的“改制”与“时制”的异质性话语体系。因此，“平分今古”的实质，就是廖平以“改制”与“时制”的道理为线索，利用《五经异义》的框架，将《春秋》中的“改制”与“时制”的区别推扩为今古文经学的礼制区别。这便说明，“素王改制”的问题意识引导着廖平进入了对《五经异义》的研究。
廖平以《五经异义》中的礼制为线索，建构了“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集中展现在《今古学考》的《今古学礼制表》中。具体有《今学损益古学礼制表》与《今学因仍古学礼制表》。其中，廖平在《损益表》中，罗列出今古文礼制的不同。“损益”体现了 “今学”对“古学”的更改与变革，变革的内容即是“改制”。《因仍表》则体现了“今学”对“古学”的保留，保留的内容即是“时制”。前文已述，廖平认为，孔子改制的优越性在于对四代礼制的综合把握，“时制”自然也在“四代”之中，所以“改制”中必然有不易“时制”之处。
三、结论：“平分今古”与经学研究的新范式
“平分今古”存在着“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这两个基础，学界目前更多地关注《五经异义》在“平分今古”中的作用，存在以下两种典型的结论。
总而言之，“平分今古”有两个基础——以“素王改制”为思想核心、以《五经异义》为基本框架。它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范式，而非仅仅是对一段时期的经学史的总结。在这样的意义上，“平分今古”才得以在近代的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0年第12期
康有为抄袭廖平，廖平师承朴学大师，所以清朝的学术一天天搞了个什么，什么玩意。
康有为抄袭廖平，廖平师承朴学大师，所以清朝的学术一天天搞了个什么，什么玩意。
笑死人了。
颜元李塨戴震章学诚等人你都没听说过吗？不是吧？
另外廖平搞的就是今文经学，和考据学可是大异其趣啊。你这都不知道？
笑死人了。
颜元李塨戴震章学诚等人你都没听说过吗？不是吧？
另外廖平搞的就是今文经学，和考据学可是大异其趣啊。你这都不知道？
郜喆：“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廖平“平分今古”的两个基础及其关系
摘要：“平分今古”是晚清经学家廖平一生最为重要的论断之一。廖平的“平分今古”，是基于“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这两个基础而提出的。廖平在学术生涯早期的《春秋》学研究中，建立了一套极具个人特色的“素王改制”理论，这个理论成为了“平分今古”的新义理；而后，他又通过《五经异义》，初步建构了“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厘清这两个基础在“平分今古”中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明晰“平分今古”的性质与意义。
关键词：平分今古 素王改制 《五经异义》
晚清经学家廖平在他的名作《今古学考》中，以“礼制”为标准，提出了经学中存在着“今学”与“古学”的观点，这一结论被概括为“平分今古”，在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廖平的“平分今古”，是基于“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这两个基础而提出的。本文意在考察廖平的学术经历及《今古学考》的内在逻辑，指出这两个基础如何帮助廖平完成了“平分今古”，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何种关系。最后，结合学术史上对于此问题的讨论，笔者认为，在这两个基础的推动下，“平分今古”告别了清代经学研究的旧传统，开启了晚清经学研究的新范式。
一、“素王改制”说与“平分今古”的新义理
廖平在学术生涯早期建立的“素王改制”说中，依托于对《春秋榖梁传》和《王制》的会通。据《六译先生年谱》，廖平在光绪庚辰年（1880）时，开始专治《春秋榖梁传》，并纂《榖梁先师遗说考》。此书今不得见，但其文多收入廖平后来完成的《 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中。廖平此时治经，专以搜集《春秋榖梁传》在汉代的旧说为主。他在《榖梁古义疏》的凡例中说：“《榖梁》先师章句、微故著录班《志》者，魏、晋犹有传本，范氏《集解》不守旧训。今志在复明汉学，故专以旧说为主。”廖平在辑录《春秋榖梁传》的旧说时，注意到了一则材料。《汉书·梅福传》有“仲尼之素功”之语，颜师古注曰：“素功，素王之功也。《榖梁传》曰：‘孔子素王。’”《榖梁传》的佚文揭示了孔子具有“素王”的身份，廖平便以“孔子素王”为线索，分析了《榖梁传》中的内容。
“素王”之说多见于汉代，是针对孔子作《春秋》的一种解释，如郑玄《六艺论》：“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那么，廖平同样需要解释作为“素王”的孔子，如何制作“明王之法”——《春秋》？这样的制作又具有什么样的道理？换言之，廖平的任务，就是通过分析《榖梁传》的内容，解释“孔子素王”这四个字的内涵。他花费了两年时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具体过程则详细记录在了《今古学考》之中：
癸未（1883）在都，因《传》有二伯之言，《白虎通》说五伯、首说主兼三代，《榖梁》以“同”为尊周外楚，定《榖梁》为二伯，《公羊》为五伯。当时不胜欢庆，以此为千古未发之覆也。又尝疑曹以下，何以皆山东国？称伯、称子，又与郑、秦、吴、楚同制？爵五等，乃许男在曹伯之上？考之书，书无此疑；询之人，人不能答。日夜焦思，刻无停虑，盖不啻数十说，而皆不能通，惟阙疑而已。
甲申（1884），考大夫制，检《王制》，见其大国、次国、小国之说主此立论，犹未之奇也；及考其二伯、方伯之制，然后悟《榖梁》二伯乃旧制如此，假之于齐晋耳。考其寰内诸侯称伯及三监之说，然后悟郑、秦称伯，单伯、祭仲、女叔之为天子大夫，则愈奇之矣，犹未敢以为《春秋》说也。及录《榖梁》旧稿，悉用其说，苟或未安，沉思即得，然后以此为素王改制之书，《春秋》之别传也。
二、《五经异义》与“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
廖平在光绪甲申年依托会通《春秋榖梁传》与《王制》，建立了“素王改制”说。翌年，他便“始定今古异同之论”：
乙酉（1885）春，将《王制》分经传写钞，欲作《义证》，时不过引《榖梁传》文以相应证耳。偶抄《异义今古学异同表》，初以为十四博士必相参杂。乃古与古同，今与今同，虽小有不合，非其巨纲，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遍考诸书，历历不爽，始定今、古异同之论。
这段文字说明，廖平正是在研习《五经异义》的过程中，“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初步得出了“平分今古”的结论。《五经异义》本为东汉许慎所作，《后汉书·许慎传》载：“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许慎因彼时经典的解释纷乱复杂，故以今古文为线索，整理经说，并定取舍。此书于唐代亡佚，直至清代，陈寿祺将它辑佚，并作《五经异义疏证》三卷。陈寿祺依托《五经异义》，意图以家法明今古文经学。他认为，家法明则两汉今古文经学明，汉学之旧便可复兴。《五经异义》的体例与内容都可以帮助他完成对两汉经学家法的整理，是记载两汉家法的绝佳文献，因此，他在《五经异义疏证·序》中说：“此石渠、白虎所以论同异于前，而叔重所以正臧否于后也……《异义》所援古今百家，皆举五经先师遗说，其体仿《石渠论》，而详瞻过之。”
廖平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陈寿祺的治经方法，他在《今古学考·原目》中说：“《异义》今、古名目，明东汉已今、古并称也。《异义》条说之不同，先师著书之各异，使知今、古学旧不相杂也。凡此皆从前之旧说也。”《五经异义》中的“今”“古”经说之别，说明东汉时期存在着两种学派的区分。然而，廖平同样认为，陈寿祺对于今古文经学的理解仍然是“略知本源，未能莹澈”。家法的不同只是表面现象，至多可以说明今古文经学之别的存在。二者的根本区别是“礼制”，具体内容则被记录到《五经异义》之中。廖平在《初变记》中说：“乃据《五经异义》所立之今、古二百余条，专载礼制，不载文字。”由此，廖平发现了区分今古文经学的根源。
从廖平的治学经历上看，他早年确立的“素王改制”说，正是突出了《春秋》与《王制》中的礼制的同质性，进而揭示了《春秋》中存在着自具张力的“改制”与“时制”的异质性话语体系。因此，“平分今古”的实质，就是廖平以“改制”与“时制”的道理为线索，利用《五经异义》的框架，将《春秋》中的“改制”与“时制”的区别推扩为今古文经学的礼制区别。这便说明，“素王改制”的问题意识引导着廖平进入了对《五经异义》的研究。
廖平以《五经异义》中的礼制为线索，建构了“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集中展现在《今古学考》的《今古学礼制表》中。具体有《今学损益古学礼制表》与《今学因仍古学礼制表》。其中，廖平在《损益表》中，罗列出今古文礼制的不同。“损益”体现了 “今学”对“古学”的更改与变革，变革的内容即是“改制”。《因仍表》则体现了“今学”对“古学”的保留，保留的内容即是“时制”。前文已述，廖平认为，孔子改制的优越性在于对四代礼制的综合把握，“时制”自然也在“四代”之中，所以“改制”中必然有不易“时制”之处。
三、结论：“平分今古”与经学研究的新范式
“平分今古”存在着“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这两个基础，学界目前更多地关注《五经异义》在“平分今古”中的作用，存在以下两种典型的结论。
总而言之，“平分今古”有两个基础——以“素王改制”为思想核心、以《五经异义》为基本框架。它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范式，而非仅仅是对一段时期的经学史的总结。在这样的意义上，“平分今古”才得以在近代的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0年第12期
郜喆：“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廖平“平分今古”的两个基础及其关系
摘要：“平分今古”是晚清经学家廖平一生最为重要的论断之一。廖平的“平分今古”，是基于“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这两个基础而提出的。廖平在学术生涯早期的《春秋》学研究中，建立了一套极具个人特色的“素王改制”理论，这个理论成为了“平分今古”的新义理；而后，他又通过《五经异义》，初步建构了“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厘清这两个基础在“平分今古”中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明晰“平分今古”的性质与意义。
关键词：平分今古 素王改制 《五经异义》
晚清经学家廖平在他的名作《今古学考》中，以“礼制”为标准，提出了经学中存在着“今学”与“古学”的观点，这一结论被概括为“平分今古”，在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廖平的“平分今古”，是基于“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这两个基础而提出的。本文意在考察廖平的学术经历及《今古学考》的内在逻辑，指出这两个基础如何帮助廖平完成了“平分今古”，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何种关系。最后，结合学术史上对于此问题的讨论，笔者认为，在这两个基础的推动下，“平分今古”告别了清代经学研究的旧传统，开启了晚清经学研究的新范式。
一、“素王改制”说与“平分今古”的新义理
廖平在学术生涯早期建立的“素王改制”说中，依托于对《春秋榖梁传》和《王制》的会通。据《六译先生年谱》，廖平在光绪庚辰年（1880）时，开始专治《春秋榖梁传》，并纂《榖梁先师遗说考》。此书今不得见，但其文多收入廖平后来完成的《 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中。廖平此时治经，专以搜集《春秋榖梁传》在汉代的旧说为主。他在《榖梁古义疏》的凡例中说：“《榖梁》先师章句、微故著录班《志》者，魏、晋犹有传本，范氏《集解》不守旧训。今志在复明汉学，故专以旧说为主。”廖平在辑录《春秋榖梁传》的旧说时，注意到了一则材料。《汉书·梅福传》有“仲尼之素功”之语，颜师古注曰：“素功，素王之功也。《榖梁传》曰：‘孔子素王。’”《榖梁传》的佚文揭示了孔子具有“素王”的身份，廖平便以“孔子素王”为线索，分析了《榖梁传》中的内容。
“素王”之说多见于汉代，是针对孔子作《春秋》的一种解释，如郑玄《六艺论》：“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那么，廖平同样需要解释作为“素王”的孔子，如何制作“明王之法”——《春秋》？这样的制作又具有什么样的道理？换言之，廖平的任务，就是通过分析《榖梁传》的内容，解释“孔子素王”这四个字的内涵。他花费了两年时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具体过程则详细记录在了《今古学考》之中：
癸未（1883）在都，因《传》有二伯之言，《白虎通》说五伯、首说主兼三代，《榖梁》以“同”为尊周外楚，定《榖梁》为二伯，《公羊》为五伯。当时不胜欢庆，以此为千古未发之覆也。又尝疑曹以下，何以皆山东国？称伯、称子，又与郑、秦、吴、楚同制？爵五等，乃许男在曹伯之上？考之书，书无此疑；询之人，人不能答。日夜焦思，刻无停虑，盖不啻数十说，而皆不能通，惟阙疑而已。
甲申（1884），考大夫制，检《王制》，见其大国、次国、小国之说主此立论，犹未之奇也；及考其二伯、方伯之制，然后悟《榖梁》二伯乃旧制如此，假之于齐晋耳。考其寰内诸侯称伯及三监之说，然后悟郑、秦称伯，单伯、祭仲、女叔之为天子大夫，则愈奇之矣，犹未敢以为《春秋》说也。及录《榖梁》旧稿，悉用其说，苟或未安，沉思即得，然后以此为素王改制之书，《春秋》之别传也。
二、《五经异义》与“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
廖平在光绪甲申年依托会通《春秋榖梁传》与《王制》，建立了“素王改制”说。翌年，他便“始定今古异同之论”：
乙酉（1885）春，将《王制》分经传写钞，欲作《义证》，时不过引《榖梁传》文以相应证耳。偶抄《异义今古学异同表》，初以为十四博士必相参杂。乃古与古同，今与今同，虽小有不合，非其巨纲，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遍考诸书，历历不爽，始定今、古异同之论。
这段文字说明，廖平正是在研习《五经异义》的过程中，“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初步得出了“平分今古”的结论。《五经异义》本为东汉许慎所作，《后汉书·许慎传》载：“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许慎因彼时经典的解释纷乱复杂，故以今古文为线索，整理经说，并定取舍。此书于唐代亡佚，直至清代，陈寿祺将它辑佚，并作《五经异义疏证》三卷。陈寿祺依托《五经异义》，意图以家法明今古文经学。他认为，家法明则两汉今古文经学明，汉学之旧便可复兴。《五经异义》的体例与内容都可以帮助他完成对两汉经学家法的整理，是记载两汉家法的绝佳文献，因此，他在《五经异义疏证·序》中说：“此石渠、白虎所以论同异于前，而叔重所以正臧否于后也……《异义》所援古今百家，皆举五经先师遗说，其体仿《石渠论》，而详瞻过之。”
廖平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陈寿祺的治经方法，他在《今古学考·原目》中说：“《异义》今、古名目，明东汉已今、古并称也。《异义》条说之不同，先师著书之各异，使知今、古学旧不相杂也。凡此皆从前之旧说也。”《五经异义》中的“今”“古”经说之别，说明东汉时期存在着两种学派的区分。然而，廖平同样认为，陈寿祺对于今古文经学的理解仍然是“略知本源，未能莹澈”。家法的不同只是表面现象，至多可以说明今古文经学之别的存在。二者的根本区别是“礼制”，具体内容则被记录到《五经异义》之中。廖平在《初变记》中说：“乃据《五经异义》所立之今、古二百余条，专载礼制，不载文字。”由此，廖平发现了区分今古文经学的根源。
从廖平的治学经历上看，他早年确立的“素王改制”说，正是突出了《春秋》与《王制》中的礼制的同质性，进而揭示了《春秋》中存在着自具张力的“改制”与“时制”的异质性话语体系。因此，“平分今古”的实质，就是廖平以“改制”与“时制”的道理为线索，利用《五经异义》的框架，将《春秋》中的“改制”与“时制”的区别推扩为今古文经学的礼制区别。这便说明，“素王改制”的问题意识引导着廖平进入了对《五经异义》的研究。
廖平以《五经异义》中的礼制为线索，建构了“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集中展现在《今古学考》的《今古学礼制表》中。具体有《今学损益古学礼制表》与《今学因仍古学礼制表》。其中，廖平在《损益表》中，罗列出今古文礼制的不同。“损益”体现了 “今学”对“古学”的更改与变革，变革的内容即是“改制”。《因仍表》则体现了“今学”对“古学”的保留，保留的内容即是“时制”。前文已述，廖平认为，孔子改制的优越性在于对四代礼制的综合把握，“时制”自然也在“四代”之中，所以“改制”中必然有不易“时制”之处。
三、结论：“平分今古”与经学研究的新范式
“平分今古”存在着“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这两个基础，学界目前更多地关注《五经异义》在“平分今古”中的作用，存在以下两种典型的结论。
总而言之，“平分今古”有两个基础——以“素王改制”为思想核心、以《五经异义》为基本框架。它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范式，而非仅仅是对一段时期的经学史的总结。在这样的意义上，“平分今古”才得以在近代的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0年第12期
廖平搞今文经学，谁都知道。康有为受到廖平影响搞今文经学。这从来都是常识性问题。你扯有用吗？
廖平搞今文经学，谁都知道。康有为受到廖平影响搞今文经学。这从来都是常识性问题。你扯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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