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过分苛责了,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对应的价值体系,他坚定的维护了当时的价值体系,他当时干预,实际上是送英宗儿子上位,这个拥立之功唾手可得,但有悖臣道,他选择了不做,他做了也就不是于谦,变成了历史上更多见的各种权臣。实际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的选择本身就很复杂,西方文艺作品里面也大量讨论vigilante的问题,是否有能力的人就应该抛开体系自己选择执法,凭什么有能力的人就有资格打破体系约束?有超人蝙蝠侠,也会有祖国人。于谦如果选择打破这个体系,即使他能很好的行使权力,后面其他人有样学样,是否还能保证正义呢?如果不能建设一套新的更合理的体系,他这种深度操控废立的举动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开创。于谦也不是圣人,他只是一生践行一以贯之的行为准则,不畏“粉身碎骨”,只求“留得清白”罢了。当然了,于谦的困局本身也说明了当时的体系之不自洽,一个完美的卫道士没有活路,大概也“启发“了明朝后面的文官集团,促成了体系最终彻底崩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