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老是说别人是秦吹是汉吹，你自己就一直在那硬吹唐太宗。人家自己都承认平定四海的只有秦皇汉武

够了吗宝贝，古今中外这么多赞誉，你的政哥哥拿什么比？

本来就是虚空神啊，除了被明吹吹，还有啥？开历史倒车吗

谁告诉你教科书没有的？李二粉造谣成性

下面贴几句历代评价李世民一
欧阳修:“其(唐太宗)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
文天祥:“太宗全不知道闺门之
耻、将相之夸、末年辽东一行、终不能以克其血气之暴、其心也骄。”
陈普:“文皇仁义播敷天，李氏无伦三百年。末路荒唐如炀帝，蜀江更起度辽船。”
朱熹:“(唐太宗)一切假仁借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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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私。
宋高宗:“(唐太宗)夸大而好名。”
明太祖:“昔唐太宗繁工役，好战斗。”
李贽:“好个魏微，若太宗，倒底有沽名之念在”,“太宗好名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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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漏于此矣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

音大炎在《书康隐大子传后》中所早人灭住书居际人寸房+所
说:“太宗即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吕思勉:“唐太宗不过中材，论其恭俭之德，及忧深思远之资，实尚不如宋武帝，更无论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无论宋武帝，陈武帝矣"至其能致治平强盛，乃“承季汉魏晋南北朝久乱之后，宇内乍归统一，生民幸获休息，塞外亦无强部，皆时会为之，非尽由于人力。”
王仲荤:“封建历史家把贞观时期当作理想的太平盛世，和实际情况是有很大距离的。当然，我们承认贞观的政治比起唐代其他各朝的政治，相对来说，有其可以肯定之处。‘贞观之治’是渲染得有点过分的，其户口不足隋极盛1/2，部分地区仍茫茫千里、人烟断绝。”
朱本政:“贞观后期的唐太宗封建帝王的骄奢纵欲，大肆挥霍，必然会大大加重人民的摇役负担，对此，马周在奏疏中直陈其弊说:“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但唐太宗不仅视若同闻，还倡言道:“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对此，老百姓为了逃避摇役负担，不得不纷纷逃亡;甚或砍断自己的手和脚，叫做“福手”或“福足”。老百姓苦于摇役繁重，怨声载道。
黄永年:“旧时史书包括新旧《唐书》，《通鉴》对唐太宗和所谓的‘贞观之治”无不极尽夸饰只能事，即近时的通史，隋唐史仍多如此。其实这是受了唐人所修《太宗实录》和国史等的蒙蔽。
李世民:“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也,勿以为是而法之。

李二粉太能作了吧


章太炎在《书唐隐太子传后》中所说：“太宗即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吕思勉：“唐太宗不过中材，论其恭俭之德，及忧深思远之资，实尚不如宋武帝，更无论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无论宋武帝，陈武帝矣”至其能致治平强盛，乃“承季汉魏晋南北朝久乱之后，宇内乍归统一，生民幸获休息，塞外亦无强部，皆时会为之，非尽由于人力。”

王仲荤：“封建历史家把贞观时期当作理想的太平盛世，和实际情况是有很大距离的。当然，我们承认贞观的政治比起唐代其他各朝的政治，相对来说，有其可以肯定之处。‘贞观之治’是渲染得有点过分的，其户口不足隋极盛1/2，部分地区仍茫茫千里、人烟断绝。”

朱本政：“贞观后期的唐太宗封建帝王的骄奢纵欲，大肆挥霍，必然会大大加重人民的摇役负担，对此，马周在奏疏中直陈其弊说：“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但唐太宗不仅视若同闻，还倡言道:“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对此，老百姓为了逃避摇役负担，不得不纷纷逃亡;甚或砍断自己的手和脚，叫做“福手”或“福足”。老百姓苦于摇役繁重，怨声载道。

黄永年：“旧时史书包括新旧《唐书》，《通鉴》对唐太宗和所谓的“贞观之治”无不极尽夸饰只能事，即近时的通史，隋唐史仍多如此。其实这是受了唐人所修《太宗实录》和国史等的蒙蔽。”

李世民:“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也,勿以为是而法之。”

章太炎在《书唐隐太子传后》中所说：“太宗即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吕思勉：“唐太宗不过中材，论其恭俭之德，及忧深思远之资，实尚不如宋武帝，更无论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无论宋武帝，陈武帝矣”至其能致治平强盛，乃“承季汉魏晋南北朝久乱之后，宇内乍归统一，生民幸获休息，塞外亦无强部，皆时会为之，非尽由于人力。”

王仲荤：“封建历史家把贞观时期当作理想的太平盛世，和实际情况是有很大距离的。当然，我们承认贞观的政治比起唐代其他各朝的政治，相对来说，有其可以肯定之处。‘贞观之治’是渲染得有点过分的，其户口不足隋极盛1/2，部分地区仍茫茫千里、人烟断绝。”

朱本政：“贞观后期的唐太宗封建帝王的骄奢纵欲，大肆挥霍，必然会大大加重人民的摇役负担，对此，马周在奏疏中直陈其弊说：“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但唐太宗不仅视若同闻，还倡言道:“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对此，老百姓为了逃避摇役负担，不得不纷纷逃亡;甚或砍断自己的手和脚，叫做“福手”或“福足”。老百姓苦于摇役繁重，怨声载道。

黄永年：“旧时史书包括新旧《唐书》，《通鉴》对唐太宗和所谓的“贞观之治”无不极尽夸饰只能事，即近时的通史，隋唐史仍多如此。其实这是受了唐人所修《太宗实录》和国史等的蒙蔽。”

李世民:“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也,勿以为是而法之。”

章太炎在《书唐隐太子传后》中所说：“太宗即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吕思勉：“唐太宗不过中材，论其恭俭之德，及忧深思远之资，实尚不如宋武帝，更无论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无论宋武帝，陈武帝矣”至其能致治平强盛，乃“承季汉魏晋南北朝久乱之后，宇内乍归统一，生民幸获休息，塞外亦无强部，皆时会为之，非尽由于人力。”

王仲荤：“封建历史家把贞观时期当作理想的太平盛世，和实际情况是有很大距离的。当然，我们承认贞观的政治比起唐代其他各朝的政治，相对来说，有其可以肯定之处。‘贞观之治’是渲染得有点过分的，其户口不足隋极盛1/2，部分地区仍茫茫千里、人烟断绝。”

朱本政：“贞观后期的唐太宗封建帝王的骄奢纵欲，大肆挥霍，必然会大大加重人民的摇役负担，对此，马周在奏疏中直陈其弊说：“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但唐太宗不仅视若同闻，还倡言道:“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对此，老百姓为了逃避摇役负担，不得不纷纷逃亡;甚或砍断自己的手和脚，叫做“福手”或“福足”。老百姓苦于摇役繁重，怨声载道。

黄永年：“旧时史书包括新旧《唐书》，《通鉴》对唐太宗和所谓的“贞观之治”无不极尽夸饰只能事，即近时的通史，隋唐史仍多如此。其实这是受了唐人所修《太宗实录》和国史等的蒙蔽。”

李世民:“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也,勿以为是而法之。”

章太炎在《书唐隐太子传后》中所说：“太宗即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吕思勉：“唐太宗不过中材，论其恭俭之德，及忧深思远之资，实尚不如宋武帝，更无论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无论宋武帝，陈武帝矣”至其能致治平强盛，乃“承季汉魏晋南北朝久乱之后，宇内乍归统一，生民幸获休息，塞外亦无强部，皆时会为之，非尽由于人力。”

王仲荤：“封建历史家把贞观时期当作理想的太平盛世，和实际情况是有很大距离的。当然，我们承认贞观的政治比起唐代其他各朝的政治，相对来说，有其可以肯定之处。‘贞观之治’是渲染得有点过分的，其户口不足隋极盛1/2，部分地区仍茫茫千里、人烟断绝。”

朱本政：“贞观后期的唐太宗封建帝王的骄奢纵欲，大肆挥霍，必然会大大加重人民的摇役负担，对此，马周在奏疏中直陈其弊说：“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但唐太宗不仅视若同闻，还倡言道:“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对此，老百姓为了逃避摇役负担，不得不纷纷逃亡;甚或砍断自己的手和脚，叫做“福手”或“福足”。老百姓苦于摇役繁重，怨声载道。

黄永年：“旧时史书包括新旧《唐书》，《通鉴》对唐太宗和所谓的“贞观之治”无不极尽夸饰只能事，即近时的通史，隋唐史仍多如此。其实这是受了唐人所修《太宗实录》和国史等的蒙蔽。”

李世民:“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也,勿以为是而法之。”

章太炎在《书唐隐太子传后》中所说：“太宗即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吕思勉：“唐太宗不过中材，论其恭俭之德，及忧深思远之资，实尚不如宋武帝，更无论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无论宋武帝，陈武帝矣”至其能致治平强盛，乃“承季汉魏晋南北朝久乱之后，宇内乍归统一，生民幸获休息，塞外亦无强部，皆时会为之，非尽由于人力。”

王仲荤：“封建历史家把贞观时期当作理想的太平盛世，和实际情况是有很大距离的。当然，我们承认贞观的政治比起唐代其他各朝的政治，相对来说，有其可以肯定之处。‘贞观之治’是渲染得有点过分的，其户口不足隋极盛1/2，部分地区仍茫茫千里、人烟断绝。”

朱本政：“贞观后期的唐太宗封建帝王的骄奢纵欲，大肆挥霍，必然会大大加重人民的摇役负担，对此，马周在奏疏中直陈其弊说：“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但唐太宗不仅视若同闻，还倡言道:“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对此，老百姓为了逃避摇役负担，不得不纷纷逃亡;甚或砍断自己的手和脚，叫做“福手”或“福足”。老百姓苦于摇役繁重，怨声载道。

黄永年：“旧时史书包括新旧《唐书》，《通鉴》对唐太宗和所谓的“贞观之治”无不极尽夸饰只能事，即近时的通史，隋唐史仍多如此。其实这是受了唐人所修《太宗实录》和国史等的蒙蔽。”

李世民:“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也,勿以为是而法之。”

判断“贞观之治”的含金量，主要得看那些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活得怎么样。

这方面，史学界有很充分的研究可供参考。比如，晏金铭的考据结论是，贞观民众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给朝廷：“一家‘课户’，如能拥有耕地五十亩，全年生产粮食(粟或稻米)五十石，每年须无偿地将其中的十一石二斗贡纳给国家，占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二强，再加上各种杂徭、附加等税，则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这是就正常年景而说的，如遇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那就不是百分之二十五了。至于那些‘受田’二三十亩乃至十亩五亩的贫下户，……他们的赋役负担，则不是全年粮食生产收入的百分二十几，而是百分之三四十甚至五十以上。这样苛重的赋役剥削，显然远远地超过了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贞观年间‘课户’的负担竟高达全年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另一位学者王士立也得出了相近的数据，且认为余粮只够民众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和最简单的再生产需求：“贞观时期……宽乡农民受田百亩，如都种粮食，中常年景一年可得粟百石左右。但是这百石的收获物，约有四分之一要交给国家。……以一家五口计算，岁食米三十六石或粟六十石。除去口粮尚余栗十五石，加上其它副业收人，大致可维持全家穿衣、修理和购置炊具、农具、送往迎来和养生送死等费用。这只是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维持了简单再生产的条件。若遇丰稔，其境况可能要好一点；如遇凶歉，则境况还要差些。受田三十亩的狭乡农民，中常年景只能得粟三十石，加上其它副业收人，除去租调，即使不以庸代役，也只能是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了。”亦即：所谓“贞观之治”，不过是百姓终于过上了饿不死的日子。

《中国赋税史》（2003）中的计算，也很清晰地勾勒出了当时“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的民生实况：

“均田、租庸调制下农民负担和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如何呢？贞观年间唐太宗到灵口时，见到这里农民一丁授田三十亩，敦煌户籍残卷中各丁授田的平均数，也在三十亩左右或略多，我们按一丁授田三十亩计算。当时的粮食产量，……亩产一般为一石，三十亩共收三十石。丁男为户主的一夫一妇五口之家，主要就是靠这三十石来生活的。这三十石中，……按唐代规定，……所缴租庸调户税地税共为七石七斗五升。三十石收获物在上缴这些租税外，还余二十二石二斗五升。

“一夫一妇的五口之家所需口粮，据《唐六典·尚书刑部》所载，……全家五口每日需口粮七升二合，全年共需口粮二十五石九斗二升。但缴纳租税后只剩下二十二石二斗五升，还缺少三石六斗七升，也就是说每年还缺少一个月以上的口粮。何况农民除吃饭以外，还需要种子、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和衣物往来等日常必不可少的开支，那就更加入不敷出了。……至于像敦煌户籍残卷中所记述的那样，贫苦农民授田数额还要低予三十亩这个平均数，如果一户只能授田十亩、五亩，那是连租调也缴不起的。”

亦即：这种吃不饱、饿不死的日子

台湾学者吴章铨对唐初民生的研究结论，也大体如此：



“（唐初）平常人家耕地三十余亩，可以养活三四口，家庭人口再多，便要忍饥耐寒了。如果所耕的是上好田地，土地生产力好，那就宽裕些，如果是贫瘠田，就很难支持。”

其实，贞观君臣也很清楚，自己造出的“贞观之治”的含金量。

贞观四年，李世民“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褴褛”，发现很多穷人连衣服都穿不起。

贞观五年，李世民拟修造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奏，批评朝廷赋役繁重，沉痛说道：“九成作役，余丁向尽……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

大意是：陛下修筑九成宫，把征兵役后剩余的民间壮丁全征完了，百姓家中有一个人去服役，全家生计就要陷入困顿。服兵役要自己准备器具，服徭役要自己准备粮食，举全家之力，也没法置办齐备。

贞观六年，李世民心痒难耐想要去泰山封禅，魏征劝阻他不要搞事，理由是：从伊水和洛水往东，一直到泰山、东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远不是什么天下大治的景象。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往怀州游猎。有人上奏，批评朝廷长期勒令“山东众丁”营造宫苑，还说如今的徭役“不下隋时”，可与暴隋相比，怀州、洛阳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老百姓都要活不下去了。太宗对着侍臣发怒，说这种批评是在诋毁君王，“有似咒诅”，与诅咒一个性质。

同年，还有侍御史马周上奏说，本朝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但征发徭役却不遑多让，“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老百姓被朝廷的徭役折磨得死去活来，“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我下基层调查，底层百姓对朝廷怨声载道，认为陛下你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贞观十三年，李世民执意发兵攻打高昌，河西百姓全都遭了秧，“飞刍挽栗，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百姓或死于徭役，或为逃避徭役而成为流民，总之是被朝廷逼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

也是在这一年，魏征上奏批评李世民的爱民之心不能有始有终，“顷年以来，天下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百姓被朝廷的徭役弄得精疲力尽，关中百姓尤其惨，“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如果遇上水旱之灾，作物歉收，吃不上饭，恐怕会有人起来造反。

也是在这一年，史书记载，“吴楚巴蜀之地二十八州饥，人相食”。

贞观十五年，房玄龄，高士廉路上遇到少府少监窦德素，询问为什么又在修太极宫北门。窦把二人的询问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大怒，对着房玄龄，高士廉大骂“关你屁事”（何预君事），此后，“朝臣都不论事”，众人缄默不言。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下发诏书：“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肢体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大意是：自今往后，再有百姓胆敢弄断自己的手足，以求逃避朝廷的赋役，不但要依法治罪，赋役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诏书里把民众自残手足归咎于“隋末遗风”，当然纯属狡辩，如吕思勉所言：

“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

如果不是朝廷的赋役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谁会狠得下心来自残手足？如果不是民间自残手足的现象已经很严重，李世民也不至于下这样的诏书。

贞观二十二年，李世民准备二次进攻高丽，征发剑南道民众造船，民众欲用钱来代替劳役，结果“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卖房子卖田产卖儿女，也没法缴足朝廷所定的役钱，只有外逃一途，民众外逃，无人耕种，粮价随之暴涨，社会遂陷入骚乱动荡，同年，因不堪赋役，“眉、邛、雅三州”民众起来造反。

贞观二十三年夏，李世民死。

略言之，终贞观之世，民众始终处于一种饿不死、活不起的困顿境遇。而这，又与李世民所信奉的“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的理念直接相关——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是什么歪理！”

判断“贞观之治”的含金量，主要得看那些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活得怎么样。

这方面，史学界有很充分的研究可供参考。比如，晏金铭的考据结论是，贞观民众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给朝廷：“一家‘课户’，如能拥有耕地五十亩，全年生产粮食(粟或稻米)五十石，每年须无偿地将其中的十一石二斗贡纳给国家，占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二强，再加上各种杂徭、附加等税，则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这是就正常年景而说的，如遇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那就不是百分之二十五了。至于那些‘受田’二三十亩乃至十亩五亩的贫下户，……他们的赋役负担，则不是全年粮食生产收入的百分二十几，而是百分之三四十甚至五十以上。这样苛重的赋役剥削，显然远远地超过了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贞观年间‘课户’的负担竟高达全年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另一位学者王士立也得出了相近的数据，且认为余粮只够民众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和最简单的再生产需求：“贞观时期……宽乡农民受田百亩，如都种粮食，中常年景一年可得粟百石左右。但是这百石的收获物，约有四分之一要交给国家。……以一家五口计算，岁食米三十六石或粟六十石。除去口粮尚余栗十五石，加上其它副业收人，大致可维持全家穿衣、修理和购置炊具、农具、送往迎来和养生送死等费用。这只是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维持了简单再生产的条件。若遇丰稔，其境况可能要好一点；如遇凶歉，则境况还要差些。受田三十亩的狭乡农民，中常年景只能得粟三十石，加上其它副业收人，除去租调，即使不以庸代役，也只能是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了。”亦即：所谓“贞观之治”，不过是百姓终于过上了饿不死的日子。

《中国赋税史》（2003）中的计算，也很清晰地勾勒出了当时“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的民生实况：

“均田、租庸调制下农民负担和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如何呢？贞观年间唐太宗到灵口时，见到这里农民一丁授田三十亩，敦煌户籍残卷中各丁授田的平均数，也在三十亩左右或略多，我们按一丁授田三十亩计算。当时的粮食产量，……亩产一般为一石，三十亩共收三十石。丁男为户主的一夫一妇五口之家，主要就是靠这三十石来生活的。这三十石中，……按唐代规定，……所缴租庸调户税地税共为七石七斗五升。三十石收获物在上缴这些租税外，还余二十二石二斗五升。

“一夫一妇的五口之家所需口粮，据《唐六典·尚书刑部》所载，……全家五口每日需口粮七升二合，全年共需口粮二十五石九斗二升。但缴纳租税后只剩下二十二石二斗五升，还缺少三石六斗七升，也就是说每年还缺少一个月以上的口粮。何况农民除吃饭以外，还需要种子、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和衣物往来等日常必不可少的开支，那就更加入不敷出了。……至于像敦煌户籍残卷中所记述的那样，贫苦农民授田数额还要低予三十亩这个平均数，如果一户只能授田十亩、五亩，那是连租调也缴不起的。”

亦即：这种吃不饱、饿不死的日子

台湾学者吴章铨对唐初民生的研究结论，也大体如此：



“（唐初）平常人家耕地三十余亩，可以养活三四口，家庭人口再多，便要忍饥耐寒了。如果所耕的是上好田地，土地生产力好，那就宽裕些，如果是贫瘠田，就很难支持。”

其实，贞观君臣也很清楚，自己造出的“贞观之治”的含金量。

贞观四年，李世民“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褴褛”，发现很多穷人连衣服都穿不起。

贞观五年，李世民拟修造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奏，批评朝廷赋役繁重，沉痛说道：“九成作役，余丁向尽……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

大意是：陛下修筑九成宫，把征兵役后剩余的民间壮丁全征完了，百姓家中有一个人去服役，全家生计就要陷入困顿。服兵役要自己准备器具，服徭役要自己准备粮食，举全家之力，也没法置办齐备。

贞观六年，李世民心痒难耐想要去泰山封禅，魏征劝阻他不要搞事，理由是：从伊水和洛水往东，一直到泰山、东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远不是什么天下大治的景象。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往怀州游猎。有人上奏，批评朝廷长期勒令“山东众丁”营造宫苑，还说如今的徭役“不下隋时”，可与暴隋相比，怀州、洛阳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老百姓都要活不下去了。太宗对着侍臣发怒，说这种批评是在诋毁君王，“有似咒诅”，与诅咒一个性质。

同年，还有侍御史马周上奏说，本朝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但征发徭役却不遑多让，“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老百姓被朝廷的徭役折磨得死去活来，“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我下基层调查，底层百姓对朝廷怨声载道，认为陛下你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贞观十三年，李世民执意发兵攻打高昌，河西百姓全都遭了秧，“飞刍挽栗，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百姓或死于徭役，或为逃避徭役而成为流民，总之是被朝廷逼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

也是在这一年，魏征上奏批评李世民的爱民之心不能有始有终，“顷年以来，天下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百姓被朝廷的徭役弄得精疲力尽，关中百姓尤其惨，“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如果遇上水旱之灾，作物歉收，吃不上饭，恐怕会有人起来造反。

也是在这一年，史书记载，“吴楚巴蜀之地二十八州饥，人相食”。

贞观十五年，房玄龄，高士廉路上遇到少府少监窦德素，询问为什么又在修太极宫北门。窦把二人的询问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大怒，对着房玄龄，高士廉大骂“关你屁事”（何预君事），此后，“朝臣都不论事”，众人缄默不言。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下发诏书：“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肢体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大意是：自今往后，再有百姓胆敢弄断自己的手足，以求逃避朝廷的赋役，不但要依法治罪，赋役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诏书里把民众自残手足归咎于“隋末遗风”，当然纯属狡辩，如吕思勉所言：

“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

如果不是朝廷的赋役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谁会狠得下心来自残手足？如果不是民间自残手足的现象已经很严重，李世民也不至于下这样的诏书。

贞观二十二年，李世民准备二次进攻高丽，征发剑南道民众造船，民众欲用钱来代替劳役，结果“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卖房子卖田产卖儿女，也没法缴足朝廷所定的役钱，只有外逃一途，民众外逃，无人耕种，粮价随之暴涨，社会遂陷入骚乱动荡，同年，因不堪赋役，“眉、邛、雅三州”民众起来造反。

贞观二十三年夏，李世民死。

略言之，终贞观之世，民众始终处于一种饿不死、活不起的困顿境遇。而这，又与李世民所信奉的“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的理念直接相关——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是什么歪理！”

判断“贞观之治”的含金量，主要得看那些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活得怎么样。

这方面，史学界有很充分的研究可供参考。比如，晏金铭的考据结论是，贞观民众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给朝廷：“一家‘课户’，如能拥有耕地五十亩，全年生产粮食(粟或稻米)五十石，每年须无偿地将其中的十一石二斗贡纳给国家，占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二强，再加上各种杂徭、附加等税，则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这是就正常年景而说的，如遇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那就不是百分之二十五了。至于那些‘受田’二三十亩乃至十亩五亩的贫下户，……他们的赋役负担，则不是全年粮食生产收入的百分二十几，而是百分之三四十甚至五十以上。这样苛重的赋役剥削，显然远远地超过了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贞观年间‘课户’的负担竟高达全年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另一位学者王士立也得出了相近的数据，且认为余粮只够民众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和最简单的再生产需求：“贞观时期……宽乡农民受田百亩，如都种粮食，中常年景一年可得粟百石左右。但是这百石的收获物，约有四分之一要交给国家。……以一家五口计算，岁食米三十六石或粟六十石。除去口粮尚余栗十五石，加上其它副业收人，大致可维持全家穿衣、修理和购置炊具、农具、送往迎来和养生送死等费用。这只是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维持了简单再生产的条件。若遇丰稔，其境况可能要好一点；如遇凶歉，则境况还要差些。受田三十亩的狭乡农民，中常年景只能得粟三十石，加上其它副业收人，除去租调，即使不以庸代役，也只能是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了。”亦即：所谓“贞观之治”，不过是百姓终于过上了饿不死的日子。

《中国赋税史》（2003）中的计算，也很清晰地勾勒出了当时“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的民生实况：

“均田、租庸调制下农民负担和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如何呢？贞观年间唐太宗到灵口时，见到这里农民一丁授田三十亩，敦煌户籍残卷中各丁授田的平均数，也在三十亩左右或略多，我们按一丁授田三十亩计算。当时的粮食产量，……亩产一般为一石，三十亩共收三十石。丁男为户主的一夫一妇五口之家，主要就是靠这三十石来生活的。这三十石中，……按唐代规定，……所缴租庸调户税地税共为七石七斗五升。三十石收获物在上缴这些租税外，还余二十二石二斗五升。

“一夫一妇的五口之家所需口粮，据《唐六典·尚书刑部》所载，……全家五口每日需口粮七升二合，全年共需口粮二十五石九斗二升。但缴纳租税后只剩下二十二石二斗五升，还缺少三石六斗七升，也就是说每年还缺少一个月以上的口粮。何况农民除吃饭以外，还需要种子、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和衣物往来等日常必不可少的开支，那就更加入不敷出了。……至于像敦煌户籍残卷中所记述的那样，贫苦农民授田数额还要低予三十亩这个平均数，如果一户只能授田十亩、五亩，那是连租调也缴不起的。”

亦即：这种吃不饱、饿不死的日子

台湾学者吴章铨对唐初民生的研究结论，也大体如此：



“（唐初）平常人家耕地三十余亩，可以养活三四口，家庭人口再多，便要忍饥耐寒了。如果所耕的是上好田地，土地生产力好，那就宽裕些，如果是贫瘠田，就很难支持。”

其实，贞观君臣也很清楚，自己造出的“贞观之治”的含金量。

贞观四年，李世民“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褴褛”，发现很多穷人连衣服都穿不起。

贞观五年，李世民拟修造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奏，批评朝廷赋役繁重，沉痛说道：“九成作役，余丁向尽……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

大意是：陛下修筑九成宫，把征兵役后剩余的民间壮丁全征完了，百姓家中有一个人去服役，全家生计就要陷入困顿。服兵役要自己准备器具，服徭役要自己准备粮食，举全家之力，也没法置办齐备。

贞观六年，李世民心痒难耐想要去泰山封禅，魏征劝阻他不要搞事，理由是：从伊水和洛水往东，一直到泰山、东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远不是什么天下大治的景象。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往怀州游猎。有人上奏，批评朝廷长期勒令“山东众丁”营造宫苑，还说如今的徭役“不下隋时”，可与暴隋相比，怀州、洛阳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老百姓都要活不下去了。太宗对着侍臣发怒，说这种批评是在诋毁君王，“有似咒诅”，与诅咒一个性质。

同年，还有侍御史马周上奏说，本朝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但征发徭役却不遑多让，“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老百姓被朝廷的徭役折磨得死去活来，“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我下基层调查，底层百姓对朝廷怨声载道，认为陛下你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贞观十三年，李世民执意发兵攻打高昌，河西百姓全都遭了秧，“飞刍挽栗，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百姓或死于徭役，或为逃避徭役而成为流民，总之是被朝廷逼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

也是在这一年，魏征上奏批评李世民的爱民之心不能有始有终，“顷年以来，天下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百姓被朝廷的徭役弄得精疲力尽，关中百姓尤其惨，“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如果遇上水旱之灾，作物歉收，吃不上饭，恐怕会有人起来造反。

也是在这一年，史书记载，“吴楚巴蜀之地二十八州饥，人相食”。

贞观十五年，房玄龄，高士廉路上遇到少府少监窦德素，询问为什么又在修太极宫北门。窦把二人的询问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大怒，对着房玄龄，高士廉大骂“关你屁事”（何预君事），此后，“朝臣都不论事”，众人缄默不言。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下发诏书：“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肢体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大意是：自今往后，再有百姓胆敢弄断自己的手足，以求逃避朝廷的赋役，不但要依法治罪，赋役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诏书里把民众自残手足归咎于“隋末遗风”，当然纯属狡辩，如吕思勉所言：

“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

如果不是朝廷的赋役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谁会狠得下心来自残手足？如果不是民间自残手足的现象已经很严重，李世民也不至于下这样的诏书。

贞观二十二年，李世民准备二次进攻高丽，征发剑南道民众造船，民众欲用钱来代替劳役，结果“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卖房子卖田产卖儿女，也没法缴足朝廷所定的役钱，只有外逃一途，民众外逃，无人耕种，粮价随之暴涨，社会遂陷入骚乱动荡，同年，因不堪赋役，“眉、邛、雅三州”民众起来造反。

贞观二十三年夏，李世民死。

略言之，终贞观之世，民众始终处于一种饿不死、活不起的困顿境遇。而这，又与李世民所信奉的“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的理念直接相关——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是什么歪理！”

顶，让我复制一把，继续发到这里头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李世民与他的臣僚们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李世民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了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他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

追溯起来，这场纳谏游戏，其实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李世民，急于重塑自己的帝位合法性，遂与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开启了一场“从谏如流”的表演秀——李世民不断地纳谏，不断地奖赏进谏者，但对于执行进谏的内容，一直兴趣索然。

随着在位时间的久长，帝位的合法性问题渐渐变得不是问题（至少已经弱化），李世民开始不想玩这种游戏了。

内心深处，李世民不想再玩从谏如流的游戏，但同时他又很在乎自己的历史形像，多次违制向史官索求关于自己的历史记录——贞观九年，他希望能够阅读国史，结果被谏议大夫朱子奢抵制了回去；贞观十三年，他又询问褚遂良自己起居注里的具体内容，担心里面记载了自己的缺点……最终，他如愿以偿从房玄龄手里看到了国史，并对撰史工作给出了“重要指示”。

这种纠结，将贞观时代的李世民变成了一位演员。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在这些令人感动不已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也正同时破土动工。九成宫被舆论指责修建得过于华丽，他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原因却是修出来后不合自己的心意。

贞观二十余年，李世民接受了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

对李世民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