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前言
2.法难与修仙始末简述
3.寺院经济科普
4.总结
5.附图
1、前言
互联网提起唐武宗基本好评如潮，网友尤其对他的灭佛事迹拍手称快（比如三武一宗灭佛为什么是唐朝唐武宗对佛教破坏最大最惨烈 ?主要是两大原因-历史区-虎扑社区 (hupu.com)）。
可这种现象是基于非理性的极端误读，造成这种现象来源主要有三：
①网民将佛教等宗教粗暴地归类到与民间杂神淫祀同一档次的封建迷信。
②过度强调会昌灭佛的经济因素。（如牛致功《试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将经济列为根本原因）
③偷换概念，淡化唐武宗的修仙本质，将修仙这一荒唐行径归纳为“崇道”，混为一谈。
（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历史撰述，往往将佛教形象扭曲，甚至把佛教声音消除。比如两唐书等正史，即便仔细阅读，也不会找到太多关于佛教的描述，基本就是几个政治和尚扰乱政局的记载。但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真相。宦官势力在史书中的形象也是类似逻辑）
2、法难与修仙始末简述
武宗早在藩王时期就热衷修道养生。（《旧唐书》卷18页585）
会昌元年
武宗登基。
6月，武宗一改传统僧道庆生，这次紫衣只赐道士不给和尚。是排佛第一次信号。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页391记载。（后文简称《行记》）
召道士赵归真（武宗称为“炼师”）等八十一人入禁中，造九天道场，开始修仙。
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篆左补阙刘彦谟上疏切谏，贬彦谟为河南府户曹。（《旧唐书》卷18页585、587）（实录、唐会要等也有记载）
会昌二年
10月武宗排佛计划正式实施，令违规剃度的僧人（如逃亡军人）还俗。（《行记》卷三页408）
11月以道士赵归真为归道门两街都教授博士《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卷50页868）
会昌三年
6月，武宗下令焚烧太子詹事韦宗卿所撰写《涅槃经疏》，不得外传。
因为排佛运动逐渐扩大，圆仁等日本留学和尚开始办理回国手续。
会昌四年
3月武宗重修九天道场，以果脯酒肉祭天，历时三月。（《行记》卷四，页440）
金仙观有美貌女道士，武宗赏赐道士并重修金仙观使之庄严华丽，此后频幸金仙观。修造铜铸圣容，作圣容当庄严奇绝（《行记》卷四，页444）
4月李德裕等劝阻崇道修仙，武宗不納。（《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卷247，页8000）
5月，筑造望仙楼及廊舎五百九十间。（《通鉴》卷247页7985、《旧书》页595）
7月，敕召国子监学士，及天下进士及第、身有学者，令人道教未有一人入其道者也（《行记》卷四页446）
9月武宗批准赵归真上奏，于宫中筑仙台，加快炼丹成仙的步伐，服用长生药。下诏天下僧尼的僧服全部上交州县统一焚烧，私藏在家者处死。
10月，武宗造百尺高的仙台，并下令拆毁天下中小规模的寺院，僧尼年轻者勒令还俗。
（《行记》卷四、《唐语林》卷一）
会昌五年
1月，拜南郊，仪仗威严按元年，不准僧人观看，并令道士加速炼仙丹。（《唐大诏令集》卷113）李德裕等朝臣劝阻皇帝修仙，武宗不納。在道士们的诱导下，武宗决定灭佛。（《旧唐书》卷十八页603）
3月，仙台筑造完毕，武宗令道士于台上求仙，下令剥夺全国所有寺院的田产庄园，勒令五十岁以下僧人全部还俗，五十岁以上僧人部分还俗，处死擅自出寺的僧尼。当是时，“僧尼绝也”（《行记》卷四，页459）
6月，望仙楼及廊舎五百九十间完毕。
9-12月，武宗服用仙丹颇具成效，到达换骨阶段。（《通鉴》卷248页8021）
会昌六年
2月，武宗改名李炎。
3月，得道，升仙。
3、唐代寺院经济科普
① 寺院经济是“共享经济”。 “富寺贫僧”是大部分寺院的常态。
在寺院经济体制下，僧人们充当农业管理者的角色，不亲自从事农耕（禅宗丛林经济论外），土地收益归寺院公共财产。
寺院与寺院内的僧人彼此间是财产独立的关系，大部分寺院不供应僧尼的饮食，甚至部分僧尼需要居住在寺外，与家人亲属生活。从敦煌文书研究表明寺院收入和支出账目没有关于僧尼日常食用的支出。
寺院财产称为“常住”资财，即属于僧团所有的公共财产，是不可分割和违禁取用的；僧尼私人的资财则可 以进行自行分配和转让。 寺院有其内部 的公共财产管理体制，每年结算之时，管理经济事务的寺僧要向全体僧人汇报 当年的收支情况，有库司、典座、直岁等执事僧，分别负责钱财出纳、物品分配使用、轮值主持寺院生产等事。 寺院越大 ，寺务越繁杂 ，执事僧的种类与职能越多样
会昌法难后，没有食物衣服住所，只能流落于街头和乡间乞讨、抢劫的穷困僧人和奢华道场贵重法器金碧辉煌佛像形成鲜明对比。（《行记》卷五）
② 寺院的田产大部分源于皇帝士大夫及民众的捐赠和布施
僧人的财产主要通过为信徒做法事获得报酬（小部分地位影响力出众的高僧的财产数目可能会很大）。
与密宗天台宗法相等寺院经济强大的宗派相反，禅宗是一个特殊的佛教宗派，坚持亲身耕作自给自足，俗称禅林（丛林）经济。丛林经济对比传统的寺院经济，有着诸多缺点：生产体制封闭，生产规模狭小，生产力水平低下，整体财力寡弱，运行机制简拙，耕种所得仅供果腹，处于简单再生产的自然经济状态。 优点是更适应战乱动荡时期，战乱经常伴随着毁寺建寺，贫穷的禅林经济就不容易成为军阀伸手的对象。所以会昌法难后，禅宗的丛林经济恢复最快，其他宗派虽然经过唐宣宗等多位皇帝努力恢复，也再难达到会昌之前的盛况。
从武宗无差别对禅宗下手也可以得出会昌毁佛不是出于经济原因。经济只是官方的主要借口托词之一。
③ 隋唐五代帝王对寺院经济的限制措施
唐代佛教是高度依赖皇权的宗教组织，对佛教扶植或限制历往往都是皇帝一道圣诏说的算。比如唐玄宗于开元年间下诏：令僧尼道士拜父母、断书经及铸佛像等等（《唐大诏令集》卷113）、张义潮直接管理寺院经济、梁末帝下诏禁止私度僧尼、唐庄宗下诏不准任意建寺、唐明宗不准僧尼随便往来居住自称圣教等等，绝大部分统治者限制规范寺院基本只需要几道诏令即可。
唐代佛教僧团虽然极具社会影响力，但他们的武装力量近乎为零（法雅少林僧兵五台僧将等案例体现仅是与武事相关，不足以构成抵抗力量）。所以寺院经济的安全高度依赖道德约束和皇权保护。以致于强大的寺院经济面对唐武宗的毁灭计划纷纷束手就擒毫无抵抗。
唐武宗毁佛目的是排除打压佛教文化影响力，统治者如果只是为了经济的话远不至于做到这种程度。反而简单粗暴的毁佛导致大批僧尼失去生存倚靠，致使社会不稳定事件剧增。
其实在武宗灭佛之前，佛教就已经走在下坡路。之前北周隋唐灭佛抑佛时，涌现了许多护法高僧。而武宗所在的中晚唐是皇权很衰弱时期，即便如此也未见教士激烈抗议，也几乎没看到朝臣士人的反对声音。（门阀士族与佛教寺院的盛衰时间线高度重合绝非偶然，此亦唐宋分期学说的缩影一隅）
④ 寺院经济对社会的贡献
前面谈到寺院经济是共享经济，网友熟知用黄金珠宝来修造佛像，大兴土木建造寺院等等极尽奢华的宣扬佛教工具，却忽视了寺院的各类社会慈善事业。比如唐代寺院有悲田、病坊等救济设施，用来救济病人、残障人群。开元五年，宋璟上书请求取消悲田病坊被玄宗回绝。开元二十二年，玄宗下令取消两京的乞丐，全部收归病坊管理。会昌法难，武宗勒令天下僧尼还俗，李德裕上书说毁佛导致病坊悲田陷入瘫痪，社会上的病人和残障人士无人照料，救济资金来源也被切断。故唐武宗不得不保留一些僧尼和田产用于维系悲田病坊运行。
寺院的屋舎也多用来为来往的旅人提供住宿，尤其是赶考的考生，比如著名的《西厢记》中家境贫寒的书生张生就是寄宿普救寺。会昌法难后，大量寺院被拆毁烧毁，无法再为旅人提供交通便利。故唐宣宗大中六年下诏重建寺院来解决道路危苦羸车负重的问题。
寺院在私学教育中承担重要作用，尤其中晚唐。很多寺僧学识渊博，且寺院藏书较富，所以寺院是很理想的学习环境。王维颜真卿牛僧孺等等当时高知都有大量时光在寺院学习的经历。寺院也是穷人学习读书的理想环境，李绅郑虔韦昭度王播等早年贫寒的学士亦于寺院苦读。
此外从很多文献古籍尤其是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书显示，寺院在古代还有赈灾、无息或低息放贷、租借谷物、修桥、造路、凿井、种树、设置义冢埋葬无名尸身等等。综上所述，寺院经济在古代起着公共建设和社会救济的作用。
通过上述的玄宗武宗时期的悲田病坊案例可以看出，悲田病坊无法单纯依靠政府的资金供应和技术条件，必须有医疗知识和经验的僧尼管理。佛教的医学临床和研究成果在古代是无法被替代，敦煌石窟发现大量佛教医学古籍，包括医理、诊法、本草、医方、针灸等各类珍贵医书。生死轮回矛盾促使一些佛教僧人耗费毕生精力产生了宗教与科学结合的奇特产物：佛教医学。
除了医学，佛教在天文历法的贡献也很突出，尤其密宗的典籍涉及了大量天文知识，代表人物是高僧一行，首次测量子午线长度，在天象的观测和记录、星图的绘制、计时仪器与天文仪器的改造以及宇宙理论的推导和衍化等诸方面均有杰出贡献。在对天体与地形进行了大量实测后，一行编纂了当时较为精密且成为后代历法典范的《大衍历》。
僧人为了传播弘扬佛教，间接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与改良。中晚唐兴起的雕版印刷，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印刷佛经。与印刷术类似，隋唐时期兴盛的翻译行业初衷也是为了弘扬佛教翻译经书，译经的同时也翻译了大量关于天文历法、医药养生、结晶制糖酿醋等佛教技术典籍，间接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佛教的科技贡献和慈善事业的前提是有强大的寺院经济做资金保障。所以会昌毁佛后，佛教的科技和慈善贡献也遭到巨大打击，财力贫乏教义极简的禅宗净土宗自然无力承担之前的慈善普济事业，更做不到博览群书重视五明的法相宗密宗等宗派那样杰出的科技贡献。
胡戟执笔的《二十世纪唐研究》科技卷概论中阐述：科举制虽在打破了门阀的政治垄断具有积极意义，但又成为使文学成为阻碍科学发展的中介。文化人才都挤在赶考路上争当进士，造成隋唐科技人才奇缺，这份空白只能由和尚道士等行业人士去填补，我们看到在唐代，一行、玄奘、孙思邈和《道藏》的一些作者，以及义净、鉴真等许多僧人道士、炼丹方士组成了科技方面的主力军，科学的殿堂建在迷信寺观的后院，在科学史上留下可悲的怪诞现象。
4、总结：
会昌法难的最直观因素是统治者修仙，因为宗教的排他性，促使武宗极端排佛。而非史书中官方放大的经济因素。（武宗喜欢狩猎娱乐，然而道家典籍都是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反对暴殄天物伤害动物。可见武宗并不是真正的崇道，他的修仙只为个人的长生不老。）
后期加速修仙进程的原因很可能是基于宦官对其生存越来越构成极大威胁，所以追求升仙来摆脱人间危机。
毁佛非但没有对国家经济产生显著裨益，大量僧尼得不到安置，他们散落于社会造成动荡影响秩序与稳定。
且焚毁天下佛教典籍经书的文化灾难，倍于梁元帝焚书和敦煌石窟古籍文物遗失。
从唐武宗异常执迷修仙并最终服用丹药直接导致死亡，实在很难得出武宗是一个英明有为皇帝的结论。
以往通史类科普给人固有印象太深，认为是僧团寺院占用大唐经济，这其实算是史书转嫁矛盾。实际上真正不纳税徭役的大头是官聊贵族，而且这部分群体是生孩子传承后代形成阶级，并且他们也不像寺院那样承担社会救济。毕竟古代农民起义都是反这帮群体而不是反寺院。
我在很多平台上说过，不要把古代王朝想象为“世俗”。古代文明皆有信仰，没有不宗教的。古今国人多以世俗自居，视释道为宗教。殊不知儒也是宗教，叫儒教。以及朱程理学亦可视作宗教改革。古代历朝历代都是神权王朝，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俗政权。并且不要用现代政体思想去想象贵族zz的中古史。
5、附图
唐武宗不是崇黄老思想无为而治什么道法自然，人家至始至终都在修仙。↓
李德裕上书反映会昌法难毁佛导致悲田病坊无管理人员且救济资金中断。↓
武宗不得不破例恢复部分僧尼和田产来照管社会上的病人和残障人士。
武宗令进士和国子监学士都加入道教……很难想象这是一个英明君主所为（即便梁武帝崇佛，也没见限制其他宗教，反而萧梁是文化学术最开放时期）
朝野都为皇帝病重担忧，但殊不知皇帝正在换骨，进入筑基期。
举例唐代另一位崇道的著名皇帝-唐玄宗。
《明本册府》帝王部崇黄老对玄宗描述占了非常多的篇幅，玄宗在位期间非常重视道教的建设和完善。 反观唐武宗在《崇黄老》中仅有两句，且这两句并不包含修仙内容。可见古人还是能分清“崇道”和“修仙”的区别，“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早在唐代就已经是流传千年的名句。一些网友出于对唐武宗形象的维护，刻意将崇道和修仙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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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2.法难与修仙始末简述
3.寺院经济科普
4.总结
5.附图
1、前言
互联网提起唐武宗基本好评如潮，网友尤其对他的灭佛事迹拍手称快（比如三武一宗灭佛为什么是唐朝唐武宗对佛教破坏最大最惨烈 ?主要是两大原因-历史区-虎扑社区 (hupu.com)）。
可这种现象是基于非理性的极端误读，造成这种现象来源主要有三：
①网民将佛教等宗教粗暴地归类到与民间杂神淫祀同一档次的封建迷信。
②过度强调会昌灭佛的经济因素。（如牛致功《试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将经济列为根本原因）
③偷换概念，淡化唐武宗的修仙本质，将修仙这一荒唐行径归纳为“崇道”，混为一谈。
（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历史撰述，往往将佛教形象扭曲，甚至把佛教声音消除。比如两唐书等正史，即便仔细阅读，也不会找到太多关于佛教的描述，基本就是几个政治和尚扰乱政局的记载。但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真相。宦官势力在史书中的形象也是类似逻辑）
2、法难与修仙始末简述
武宗早在藩王时期就热衷修道养生。（《旧唐书》卷18页585）
会昌元年
武宗登基。
6月，武宗一改传统僧道庆生，这次紫衣只赐道士不给和尚。是排佛第一次信号。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页391记载。（后文简称《行记》）
召道士赵归真（武宗称为“炼师”）等八十一人入禁中，造九天道场，开始修仙。
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篆左补阙刘彦谟上疏切谏，贬彦谟为河南府户曹。（《旧唐书》卷18页585、587）（实录、唐会要等也有记载）
会昌二年
10月武宗排佛计划正式实施，令违规剃度的僧人（如逃亡军人）还俗。（《行记》卷三页408）
11月以道士赵归真为归道门两街都教授博士《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卷50页868）
会昌三年
6月，武宗下令焚烧太子詹事韦宗卿所撰写《涅槃经疏》，不得外传。
因为排佛运动逐渐扩大，圆仁等日本留学和尚开始办理回国手续。
会昌四年
3月武宗重修九天道场，以果脯酒肉祭天，历时三月。（《行记》卷四，页440）
金仙观有美貌女道士，武宗赏赐道士并重修金仙观使之庄严华丽，此后频幸金仙观。修造铜铸圣容，作圣容当庄严奇绝（《行记》卷四，页444）
4月李德裕等劝阻崇道修仙，武宗不納。（《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卷247，页8000）
5月，筑造望仙楼及廊舎五百九十间。（《通鉴》卷247页7985、《旧书》页595）
7月，敕召国子监学士，及天下进士及第、身有学者，令人道教未有一人入其道者也（《行记》卷四页446）
9月武宗批准赵归真上奏，于宫中筑仙台，加快炼丹成仙的步伐，服用长生药。下诏天下僧尼的僧服全部上交州县统一焚烧，私藏在家者处死。
10月，武宗造百尺高的仙台，并下令拆毁天下中小规模的寺院，僧尼年轻者勒令还俗。
（《行记》卷四、《唐语林》卷一）
会昌五年
1月，拜南郊，仪仗威严按元年，不准僧人观看，并令道士加速炼仙丹。（《唐大诏令集》卷113）李德裕等朝臣劝阻皇帝修仙，武宗不納。在道士们的诱导下，武宗决定灭佛。（《旧唐书》卷十八页603）
3月，仙台筑造完毕，武宗令道士于台上求仙，下令剥夺全国所有寺院的田产庄园，勒令五十岁以下僧人全部还俗，五十岁以上僧人部分还俗，处死擅自出寺的僧尼。当是时，“僧尼绝也”（《行记》卷四，页459）
6月，望仙楼及廊舎五百九十间完毕。
9-12月，武宗服用仙丹颇具成效，到达换骨阶段。（《通鉴》卷248页8021）
会昌六年
2月，武宗改名李炎。
3月，得道，升仙。
3、唐代寺院经济科普
① 寺院经济是“共享经济”。 “富寺贫僧”是大部分寺院的常态。
在寺院经济体制下，僧人们充当农业管理者的角色，不亲自从事农耕（禅宗丛林经济论外），土地收益归寺院公共财产。
寺院与寺院内的僧人彼此间是财产独立的关系，大部分寺院不供应僧尼的饮食，甚至部分僧尼需要居住在寺外，与家人亲属生活。从敦煌文书研究表明寺院收入和支出账目没有关于僧尼日常食用的支出。
寺院财产称为“常住”资财，即属于僧团所有的公共财产，是不可分割和违禁取用的；僧尼私人的资财则可 以进行自行分配和转让。 寺院有其内部 的公共财产管理体制，每年结算之时，管理经济事务的寺僧要向全体僧人汇报 当年的收支情况，有库司、典座、直岁等执事僧，分别负责钱财出纳、物品分配使用、轮值主持寺院生产等事。 寺院越大 ，寺务越繁杂 ，执事僧的种类与职能越多样
会昌法难后，没有食物衣服住所，只能流落于街头和乡间乞讨、抢劫的穷困僧人和奢华道场贵重法器金碧辉煌佛像形成鲜明对比。（《行记》卷五）
② 寺院的田产大部分源于皇帝士大夫及民众的捐赠和布施
僧人的财产主要通过为信徒做法事获得报酬（小部分地位影响力出众的高僧的财产数目可能会很大）。
与密宗天台宗法相等寺院经济强大的宗派相反，禅宗是一个特殊的佛教宗派，坚持亲身耕作自给自足，俗称禅林（丛林）经济。丛林经济对比传统的寺院经济，有着诸多缺点：生产体制封闭，生产规模狭小，生产力水平低下，整体财力寡弱，运行机制简拙，耕种所得仅供果腹，处于简单再生产的自然经济状态。 优点是更适应战乱动荡时期，战乱经常伴随着毁寺建寺，贫穷的禅林经济就不容易成为军阀伸手的对象。所以会昌法难后，禅宗的丛林经济恢复最快，其他宗派虽然经过唐宣宗等多位皇帝努力恢复，也再难达到会昌之前的盛况。
从武宗无差别对禅宗下手也可以得出会昌毁佛不是出于经济原因。经济只是官方的主要借口托词之一。
③ 隋唐五代帝王对寺院经济的限制措施
唐代佛教是高度依赖皇权的宗教组织，对佛教扶植或限制历往往都是皇帝一道圣诏说的算。比如唐玄宗于开元年间下诏：令僧尼道士拜父母、断书经及铸佛像等等（《唐大诏令集》卷113）、张义潮直接管理寺院经济、梁末帝下诏禁止私度僧尼、唐庄宗下诏不准任意建寺、唐明宗不准僧尼随便往来居住自称圣教等等，绝大部分统治者限制规范寺院基本只需要几道诏令即可。
唐代佛教僧团虽然极具社会影响力，但他们的武装力量近乎为零（法雅少林僧兵五台僧将等案例体现仅是与武事相关，不足以构成抵抗力量）。所以寺院经济的安全高度依赖道德约束和皇权保护。以致于强大的寺院经济面对唐武宗的毁灭计划纷纷束手就擒毫无抵抗。
唐武宗毁佛目的是排除打压佛教文化影响力，统治者如果只是为了经济的话远不至于做到这种程度。反而简单粗暴的毁佛导致大批僧尼失去生存倚靠，致使社会不稳定事件剧增。
其实在武宗灭佛之前，佛教就已经走在下坡路。之前北周隋唐灭佛抑佛时，涌现了许多护法高僧。而武宗所在的中晚唐是皇权很衰弱时期，即便如此也未见教士激烈抗议，也几乎没看到朝臣士人的反对声音。（门阀士族与佛教寺院的盛衰时间线高度重合绝非偶然，此亦唐宋分期学说的缩影一隅）
④ 寺院经济对社会的贡献
前面谈到寺院经济是共享经济，网友熟知用黄金珠宝来修造佛像，大兴土木建造寺院等等极尽奢华的宣扬佛教工具，却忽视了寺院的各类社会慈善事业。比如唐代寺院有悲田、病坊等救济设施，用来救济病人、残障人群。开元五年，宋璟上书请求取消悲田病坊被玄宗回绝。开元二十二年，玄宗下令取消两京的乞丐，全部收归病坊管理。会昌法难，武宗勒令天下僧尼还俗，李德裕上书说毁佛导致病坊悲田陷入瘫痪，社会上的病人和残障人士无人照料，救济资金来源也被切断。故唐武宗不得不保留一些僧尼和田产用于维系悲田病坊运行。
寺院的屋舎也多用来为来往的旅人提供住宿，尤其是赶考的考生，比如著名的《西厢记》中家境贫寒的书生张生就是寄宿普救寺。会昌法难后，大量寺院被拆毁烧毁，无法再为旅人提供交通便利。故唐宣宗大中六年下诏重建寺院来解决道路危苦羸车负重的问题。
寺院在私学教育中承担重要作用，尤其中晚唐。很多寺僧学识渊博，且寺院藏书较富，所以寺院是很理想的学习环境。王维颜真卿牛僧孺等等当时高知都有大量时光在寺院学习的经历。寺院也是穷人学习读书的理想环境，李绅郑虔韦昭度王播等早年贫寒的学士亦于寺院苦读。
此外从很多文献古籍尤其是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书显示，寺院在古代还有赈灾、无息或低息放贷、租借谷物、修桥、造路、凿井、种树、设置义冢埋葬无名尸身等等。综上所述，寺院经济在古代起着公共建设和社会救济的作用。
通过上述的玄宗武宗时期的悲田病坊案例可以看出，悲田病坊无法单纯依靠政府的资金供应和技术条件，必须有医疗知识和经验的僧尼管理。佛教的医学临床和研究成果在古代是无法被替代，敦煌石窟发现大量佛教医学古籍，包括医理、诊法、本草、医方、针灸等各类珍贵医书。生死轮回矛盾促使一些佛教僧人耗费毕生精力产生了宗教与科学结合的奇特产物：佛教医学。
除了医学，佛教在天文历法的贡献也很突出，尤其密宗的典籍涉及了大量天文知识，代表人物是高僧一行，首次测量子午线长度，在天象的观测和记录、星图的绘制、计时仪器与天文仪器的改造以及宇宙理论的推导和衍化等诸方面均有杰出贡献。在对天体与地形进行了大量实测后，一行编纂了当时较为精密且成为后代历法典范的《大衍历》。
僧人为了传播弘扬佛教，间接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与改良。中晚唐兴起的雕版印刷，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印刷佛经。与印刷术类似，隋唐时期兴盛的翻译行业初衷也是为了弘扬佛教翻译经书，译经的同时也翻译了大量关于天文历法、医药养生、结晶制糖酿醋等佛教技术典籍，间接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佛教的科技贡献和慈善事业的前提是有强大的寺院经济做资金保障。所以会昌毁佛后，佛教的科技和慈善贡献也遭到巨大打击，财力贫乏教义极简的禅宗净土宗自然无力承担之前的慈善普济事业，更做不到博览群书重视五明的法相宗密宗等宗派那样杰出的科技贡献。
胡戟执笔的《二十世纪唐研究》科技卷概论中阐述：科举制虽在打破了门阀的政治垄断具有积极意义，但又成为使文学成为阻碍科学发展的中介。文化人才都挤在赶考路上争当进士，造成隋唐科技人才奇缺，这份空白只能由和尚道士等行业人士去填补，我们看到在唐代，一行、玄奘、孙思邈和《道藏》的一些作者，以及义净、鉴真等许多僧人道士、炼丹方士组成了科技方面的主力军，科学的殿堂建在迷信寺观的后院，在科学史上留下可悲的怪诞现象。
4、总结：
会昌法难的最直观因素是统治者修仙，因为宗教的排他性，促使武宗极端排佛。而非史书中官方放大的经济因素。（武宗喜欢狩猎娱乐，然而道家典籍都是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反对暴殄天物伤害动物。可见武宗并不是真正的崇道，他的修仙只为个人的长生不老。）
后期加速修仙进程的原因很可能是基于宦官对其生存越来越构成极大威胁，所以追求升仙来摆脱人间危机。
毁佛非但没有对国家经济产生显著裨益，大量僧尼得不到安置，他们散落于社会造成动荡影响秩序与稳定。
且焚毁天下佛教典籍经书的文化灾难，倍于梁元帝焚书和敦煌石窟古籍文物遗失。
从唐武宗异常执迷修仙并最终服用丹药直接导致死亡，实在很难得出武宗是一个英明有为皇帝的结论。
以往通史类科普给人固有印象太深，认为是僧团寺院占用大唐经济，这其实算是史书转嫁矛盾。实际上真正不纳税徭役的大头是官聊贵族，而且这部分群体是生孩子传承后代形成阶级，并且他们也不像寺院那样承担社会救济。毕竟古代农民起义都是反这帮群体而不是反寺院。
我在很多平台上说过，不要把古代王朝想象为“世俗”。古代文明皆有信仰，没有不宗教的。古今国人多以世俗自居，视释道为宗教。殊不知儒也是宗教，叫儒教。以及朱程理学亦可视作宗教改革。古代历朝历代都是神权王朝，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俗政权。并且不要用现代政体思想去想象贵族zz的中古史。
5、附图
唐武宗不是崇黄老思想无为而治什么道法自然，人家至始至终都在修仙。↓
李德裕上书反映会昌法难毁佛导致悲田病坊无管理人员且救济资金中断。↓
武宗不得不破例恢复部分僧尼和田产来照管社会上的病人和残障人士。
武宗令进士和国子监学士都加入道教……很难想象这是一个英明君主所为（即便梁武帝崇佛，也没见限制其他宗教，反而萧梁是文化学术最开放时期）
朝野都为皇帝病重担忧，但殊不知皇帝正在换骨，进入筑基期。
举例唐代另一位崇道的著名皇帝-唐玄宗。
《明本册府》帝王部崇黄老对玄宗描述占了非常多的篇幅，玄宗在位期间非常重视道教的建设和完善。 反观唐武宗在《崇黄老》中仅有两句，且这两句并不包含修仙内容。可见古人还是能分清“崇道”和“修仙”的区别，“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早在唐代就已经是流传千年的名句。一些网友出于对唐武宗形象的维护，刻意将崇道和修仙混为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