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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文章：《晚清选官任用之标准及新趋向》
作者：关晓红，中山大学历史系；
来源：原文刊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原文约2.5万字，下述为部分内容摘录和核心观点提炼
【原文摘要】
晚清遭遇社会剧变，选官任用的趋向与取士选材密切相关，呈现出相互递进的三阶段。道咸以降，清廷为因应变局以坚忍任事为新标准，破格任用官员，突破了吏部循例按格的铨选规制。甲午战后，朝野于急迫救亡中质疑科举“无用”，并以西方分科之学为圭臬。新政官制改革中，各部院与直省纷纷选调学堂学生和留学回国人员，均以事功及专门知识、技术为选官用人主要标准，摒弃了隋唐以来选材用人重视人品道德的传统。这一矫枉过正的偏颇之举，以浮躁和急功近利为特征，对百年来学风、官风与世风均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用人行政”一向被清代历朝皇帝视为掌控政局、巩固统治基盘的国家要务，选官则是用人的基础，主管官员任用的吏部，因此班列京师部院监寺之首。迄顺治以至嘉庆，清代官员任用以科甲、恩、拔、副、岁、优、贡生及荫生等为正途，议叙、杂流、捐纳等为异途。保举尤其慎重，申明“首重才品”，其次对才绩与年资都有明确要求。这一情况自道光后期始发生变化，且最先发生在有战事的省份。
【内容概述】
一、晚清选官任用背景的转变
在清代前期，官员任用以科甲等为正途，保举制度运用极为慎重，在选拔官员时重点考量才品、才绩与年资等要素，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且规范的选官体系。然而，自道光后期开始，社会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方面，战乱频繁爆发，在遭受战火侵袭的地区，督抚纷纷奏报称当地缺乏能够切实处理政务、应对危机的能员干吏。
另一方面，科举取士的标准和方法在时代发展进程中逐渐暴露出局限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此同时，吏部一直遵循的按资格定例任用官员的规则，在新的形势面前显得僵化而难以适应，无法满足晚清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和社会需求，这一系列因素共同促使晚清选官任用的大背景发生了深刻变革。
二、应变局中选官用人面临的困境
（1）士风不正对世风及选官的冲击
道光帝曾察觉到府州县学学风的不正，试图加以整顿。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教官不仅未能有效振作学风，反而时常干预公事，导致士风萎靡不振。这种不良的士风进而蔓延至整个社会，对民风产生了负面影响，也使得官风随之堕落。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依靠科举等旧有选官路数所选拔出来的官员，难以具备应对现实复杂局面的能力和素质，无法满足晚清社会治理的迫切需要。
（2）旧选官制度与时局的脱节
清代长期以来的官员选拔模式，主要侧重于对圣贤义理的理解与掌握程度，以及文字表达能力等方面的考核。在官员任职安排上，常采用跨衙门任职的方式，以此来维持政治权力的均衡与稳定。然而，到了晚清时期，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如西方列强的入侵、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等，旧的选官制度暴露出诸多弊端。在事机急迫、诸多事务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传统选官制度难以迅速、有效地选拔出能够应对复杂局势、具备实际办事能力的官员，无法适应晚清急剧变化的时局需求。
三、开捐纳、厚保举以求坚忍任事之才的举措及影响
（1）应急用人措施的出台
随着晚清内忧外患局面的加剧，科甲出身的官员在实际政务处理和应对危机方面的能力短板愈发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与地方督抚为了挽救危局，采取了开捐纳和厚保举等应急用人措施。例如，像罗泽南、左宗棠等具有较强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才得以被破格重用，他们在平定内乱、抵御外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晚清名臣左宗棠）
（2）用人标准的显著变化
晚清时期的任官标准逐渐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侧重于坚忍任事的能力。以往严格遵循的资格限制被变通，不再单纯以科甲出身等传统标准为唯一依据，而是将熟谙韬略、坚忍任事作为新的重要选拔标准。这种用人标准的变化主要集中在沿海等战乱频繁的省份，多以临时措施的形式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人才危机，但也对传统的选官秩序产生了强烈冲击。
四、破格用人带来的诸多弊端
（1）保举、捐纳制度的失控
自道咸年间开始推行的破格用人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对挽救危局、纾解困境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保举和捐纳制度逐渐失去控制。大量人员通过保举和捐纳进入官场，导致纲纪松弛，仕途变得异常拥挤。而且，这些通过非常规途径进入官场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许多人缺乏必要的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严重影响了官场的正常运转和行政效率。
（2）吏治问题的积重难返
尽管督抚们深知官场风气的败坏，也纷纷对诸如奔竞钻营、徇私舞弊等不良现象进行痛斥，但由于整个官场生态已经受到严重破坏，他们自身也难以摆脱这种不良环境的影响，往往深陷其中。在这种情况下，晚清的吏治问题日益严重，各种弊端相互交织，尽管朝廷和地方采取了一些整治措施，但始终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吏治积重难返的困境，官场腐败现象依旧屡禁不止，严重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
五、晚清选官任用的新趋向及特点
（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
（1）选材标准向专门人才的转变
甲午战败后，社会各界对传统科举制度的批判声浪达到了高潮，人们普遍质疑科举所选拔出来的人才 “无用”，转而推崇西方的 “有用” 之学。光绪帝顺应时代潮流，要求举荐具备专门实学的人才。例如，严修奏请开经济特科的提议获得批准，这一举措标志着晚清选官用人标准开始向专门人才倾斜。此外，各地书院、学堂纷纷改课西学科目，试图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型人才，选官用人的关注点逐渐从传统的儒家经典素养转移到对专门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上。
（2）官员考核注重事功与实绩的实践与问题
在官员考核方面，也开始更加注重事功与实绩。例如推行州县事实考核，通过对州县官员在诸如垦荒、赋税征收、治安维护等实际政务方面的成果进行量化考核，以评估其任职表现。同时，出台考试委用人员新章程等措施，试图选拔出真正有能力、有实绩的官员。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遇到了诸多问题。一方面，新式人才的选用面临诸多困难，由于缺乏完善的培养和选拔机制，难以找到足够数量且质量合格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对旧人才的改造也进展不顺，旧有官员难以迅速适应新的考核标准和要求，导致新旧人才在官场中都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且，各部在进人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各自为政，使得整个选官用人体系更加混乱。
（3）对后世的影响
清末奖励学堂出身章程的颁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促进学堂推广、鼓励教育发展的意图，但在实践中却造成了新的学用分离问题。晚清选官偏重专门知识、追求实用的趋向，逐渐排斥了传统选材重视人品道德的标准，这种选官理念的转变对其后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风气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官场的人才结构和文化氛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使得社会更加注重功利性的知识和技能，而对道德修养等方面的重视程度相对降低，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和挑战。
来源：原文刊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原文约2.5万字，上述为部分内容摘录与核心观点提炼
文后小议：你觉得清末选拔官吏新标准新变化有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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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文章：《晚清选官任用之标准及新趋向》
作者：关晓红，中山大学历史系；
来源：原文刊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原文约2.5万字，下述为部分内容摘录和核心观点提炼
【原文摘要】
晚清遭遇社会剧变，选官任用的趋向与取士选材密切相关，呈现出相互递进的三阶段。道咸以降，清廷为因应变局以坚忍任事为新标准，破格任用官员，突破了吏部循例按格的铨选规制。甲午战后，朝野于急迫救亡中质疑科举“无用”，并以西方分科之学为圭臬。新政官制改革中，各部院与直省纷纷选调学堂学生和留学回国人员，均以事功及专门知识、技术为选官用人主要标准，摒弃了隋唐以来选材用人重视人品道德的传统。这一矫枉过正的偏颇之举，以浮躁和急功近利为特征，对百年来学风、官风与世风均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用人行政”一向被清代历朝皇帝视为掌控政局、巩固统治基盘的国家要务，选官则是用人的基础，主管官员任用的吏部，因此班列京师部院监寺之首。迄顺治以至嘉庆，清代官员任用以科甲、恩、拔、副、岁、优、贡生及荫生等为正途，议叙、杂流、捐纳等为异途。保举尤其慎重，申明“首重才品”，其次对才绩与年资都有明确要求。这一情况自道光后期始发生变化，且最先发生在有战事的省份。
【内容概述】
一、晚清选官任用背景的转变
在清代前期，官员任用以科甲等为正途，保举制度运用极为慎重，在选拔官员时重点考量才品、才绩与年资等要素，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且规范的选官体系。然而，自道光后期开始，社会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方面，战乱频繁爆发，在遭受战火侵袭的地区，督抚纷纷奏报称当地缺乏能够切实处理政务、应对危机的能员干吏。
另一方面，科举取士的标准和方法在时代发展进程中逐渐暴露出局限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此同时，吏部一直遵循的按资格定例任用官员的规则，在新的形势面前显得僵化而难以适应，无法满足晚清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和社会需求，这一系列因素共同促使晚清选官任用的大背景发生了深刻变革。
二、应变局中选官用人面临的困境
（1）士风不正对世风及选官的冲击
道光帝曾察觉到府州县学学风的不正，试图加以整顿。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教官不仅未能有效振作学风，反而时常干预公事，导致士风萎靡不振。这种不良的士风进而蔓延至整个社会，对民风产生了负面影响，也使得官风随之堕落。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依靠科举等旧有选官路数所选拔出来的官员，难以具备应对现实复杂局面的能力和素质，无法满足晚清社会治理的迫切需要。
（2）旧选官制度与时局的脱节
清代长期以来的官员选拔模式，主要侧重于对圣贤义理的理解与掌握程度，以及文字表达能力等方面的考核。在官员任职安排上，常采用跨衙门任职的方式，以此来维持政治权力的均衡与稳定。然而，到了晚清时期，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如西方列强的入侵、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等，旧的选官制度暴露出诸多弊端。在事机急迫、诸多事务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传统选官制度难以迅速、有效地选拔出能够应对复杂局势、具备实际办事能力的官员，无法适应晚清急剧变化的时局需求。
三、开捐纳、厚保举以求坚忍任事之才的举措及影响
（1）应急用人措施的出台
随着晚清内忧外患局面的加剧，科甲出身的官员在实际政务处理和应对危机方面的能力短板愈发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与地方督抚为了挽救危局，采取了开捐纳和厚保举等应急用人措施。例如，像罗泽南、左宗棠等具有较强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才得以被破格重用，他们在平定内乱、抵御外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晚清名臣左宗棠）
（2）用人标准的显著变化
晚清时期的任官标准逐渐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侧重于坚忍任事的能力。以往严格遵循的资格限制被变通，不再单纯以科甲出身等传统标准为唯一依据，而是将熟谙韬略、坚忍任事作为新的重要选拔标准。这种用人标准的变化主要集中在沿海等战乱频繁的省份，多以临时措施的形式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人才危机，但也对传统的选官秩序产生了强烈冲击。
四、破格用人带来的诸多弊端
（1）保举、捐纳制度的失控
自道咸年间开始推行的破格用人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对挽救危局、纾解困境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保举和捐纳制度逐渐失去控制。大量人员通过保举和捐纳进入官场，导致纲纪松弛，仕途变得异常拥挤。而且，这些通过非常规途径进入官场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许多人缺乏必要的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严重影响了官场的正常运转和行政效率。
（2）吏治问题的积重难返
尽管督抚们深知官场风气的败坏，也纷纷对诸如奔竞钻营、徇私舞弊等不良现象进行痛斥，但由于整个官场生态已经受到严重破坏，他们自身也难以摆脱这种不良环境的影响，往往深陷其中。在这种情况下，晚清的吏治问题日益严重，各种弊端相互交织，尽管朝廷和地方采取了一些整治措施，但始终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吏治积重难返的困境，官场腐败现象依旧屡禁不止，严重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
五、晚清选官任用的新趋向及特点
（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
（1）选材标准向专门人才的转变
甲午战败后，社会各界对传统科举制度的批判声浪达到了高潮，人们普遍质疑科举所选拔出来的人才 “无用”，转而推崇西方的 “有用” 之学。光绪帝顺应时代潮流，要求举荐具备专门实学的人才。例如，严修奏请开经济特科的提议获得批准，这一举措标志着晚清选官用人标准开始向专门人才倾斜。此外，各地书院、学堂纷纷改课西学科目，试图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型人才，选官用人的关注点逐渐从传统的儒家经典素养转移到对专门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上。
（2）官员考核注重事功与实绩的实践与问题
在官员考核方面，也开始更加注重事功与实绩。例如推行州县事实考核，通过对州县官员在诸如垦荒、赋税征收、治安维护等实际政务方面的成果进行量化考核，以评估其任职表现。同时，出台考试委用人员新章程等措施，试图选拔出真正有能力、有实绩的官员。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遇到了诸多问题。一方面，新式人才的选用面临诸多困难，由于缺乏完善的培养和选拔机制，难以找到足够数量且质量合格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对旧人才的改造也进展不顺，旧有官员难以迅速适应新的考核标准和要求，导致新旧人才在官场中都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且，各部在进人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各自为政，使得整个选官用人体系更加混乱。
（3）对后世的影响
清末奖励学堂出身章程的颁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促进学堂推广、鼓励教育发展的意图，但在实践中却造成了新的学用分离问题。晚清选官偏重专门知识、追求实用的趋向，逐渐排斥了传统选材重视人品道德的标准，这种选官理念的转变对其后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风气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官场的人才结构和文化氛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使得社会更加注重功利性的知识和技能，而对道德修养等方面的重视程度相对降低，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和挑战。
来源：原文刊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原文约2.5万字，上述为部分内容摘录与核心观点提炼
文后小议：你觉得清末选拔官吏新标准新变化有没有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