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最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其“爱夷狄”的政策倾向，帮助中华文明圈周边一大波少数民族，完成了建国大业，为中原王朝培养了强大的对手。
北方少数民族，经历有唐一代的培养，开始形成群体和民族意识，从部落形态，迈入完整的封建国家形态。包括吐蕃、南诏这些地方，以前都是野人和原始部落，到唐朝时，也纷纷建立了完整的国家政权。越南也是从唐中后期开始了民族独立的意识，唐朝官员曲承裕是越南民族独立的奠基人。甚至出现了回纥劫掠东都洛阳，南诏国屠成都，阿拉伯人屠广州的奇观。真是罪在千秋啊！

李世民父子得国正？？？

贞观很辉煌？

判断“贞观之治”的含金量，主要得看那些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活得怎么样。

这方面，史学界有很充分的研究可供参考。比如，晏金铭的考据结论是，贞观民众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给朝廷：“一家‘课户’，如能拥有耕地五十亩，全年生产粮食(粟或稻米)五十石，每年须无偿地将其中的十一石二斗贡纳给国家，占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二强，再加上各种杂徭、附加等税，则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这是就正常年景而说的，如遇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那就不是百分之二十五了。至于那些‘受田’二三十亩乃至十亩五亩的贫下户，……他们的赋役负担，则不是全年粮食生产收入的百分二十几，而是百分之三四十甚至五十以上。这样苛重的赋役剥削，显然远远地超过了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贞观年间‘课户’的负担竟高达全年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另一位学者王士立也得出了相近的数据，且认为余粮只够民众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和最简单的再生产需求：“贞观时期……宽乡农民受田百亩，如都种粮食，中常年景一年可得粟百石左右。但是这百石的收获物，约有四分之一要交给国家。……以一家五口计算，岁食米三十六石或粟六十石。除去口粮尚余栗十五石，加上其它副业收人，大致可维持全家穿衣、修理和购置炊具、农具、送往迎来和养生送死等费用。这只是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维持了简单再生产的条件。若遇丰稔，其境况可能要好一点；如遇凶歉，则境况还要差些。受田三十亩的狭乡农民，中常年景只能得粟三十石，加上其它副业收人，除去租调，即使不以庸代役，也只能是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了。”亦即：所谓“贞观之治”，不过是百姓终于过上了饿不死的日子。

《中国赋税史》（2003）中的计算，也很清晰地勾勒出了当时“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的民生实况：

“均田、租庸调制下农民负担和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如何呢？贞观年间唐太宗到灵口时，见到这里农民一丁授田三十亩，敦煌户籍残卷中各丁授田的平均数，也在三十亩左右或略多，我们按一丁授田三十亩计算。当时的粮食产量，……亩产一般为一石，三十亩共收三十石。丁男为户主的一夫一妇五口之家，主要就是靠这三十石来生活的。这三十石中，……按唐代规定，……所缴租庸调户税地税共为七石七斗五升。三十石收获物在上缴这些租税外，还余二十二石二斗五升。

“一夫一妇的五口之家所需口粮，据《唐六典·尚书刑部》所载，……全家五口每日需口粮七升二合，全年共需口粮二十五石九斗二升。但缴纳租税后只剩下二十二石二斗五升，还缺少三石六斗七升，也就是说每年还缺少一个月以上的口粮。何况农民除吃饭以外，还需要种子、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和衣物往来等日常必不可少的开支，那就更加入不敷出了。……至于像敦煌户籍残卷中所记述的那样，贫苦农民授田数额还要低予三十亩这个平均数，如果一户只能授田十亩、五亩，那是连租调也缴不起的。”

亦即：这种吃不饱、饿不死的日子

台湾学者吴章铨对唐初民生的研究结论，也大体如此：



“（唐初）平常人家耕地三十余亩，可以养活三四口，家庭人口再多，便要忍饥耐寒了。如果所耕的是上好田地，土地生产力好，那就宽裕些，如果是贫瘠田，就很难支持。”

其实，贞观君臣也很清楚，自己造出的“贞观之治”的含金量。

贞观四年，李世民“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褴褛”，发现很多穷人连衣服都穿不起。

贞观五年，李世民拟修造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奏，批评朝廷赋役繁重，沉痛说道：“九成作役，余丁向尽……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

大意是：陛下修筑九成宫，把征兵役后剩余的民间壮丁全征完了，百姓家中有一个人去服役，全家生计就要陷入困顿。服兵役要自己准备器具，服徭役要自己准备粮食，举全家之力，也没法置办齐备。

贞观六年，李世民心痒难耐想要去泰山封禅，魏征劝阻他不要搞事，理由是：从伊水和洛水往东，一直到泰山、东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远不是什么天下大治的景象。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往怀州游猎。有人上奏，批评朝廷长期勒令“山东众丁”营造宫苑，还说如今的徭役“不下隋时”，可与暴隋相比，怀州、洛阳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老百姓都要活不下去了。太宗对着侍臣发怒，说这种批评是在诋毁君王，“有似咒诅”，与诅咒一个性质。

同年，还有侍御史马周上奏说，本朝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但征发徭役却不遑多让，“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老百姓被朝廷的徭役折磨得死去活来，“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我下基层调查，底层百姓对朝廷怨声载道，认为陛下你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贞观十三年，李世民执意发兵攻打高昌，河西百姓全都遭了秧，“飞刍挽栗，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百姓或死于徭役，或为逃避徭役而成为流民，总之是被朝廷逼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

也是在这一年，魏征上奏批评李世民的爱民之心不能有始有终，“顷年以来，天下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百姓被朝廷的徭役弄得精疲力尽，关中百姓尤其惨，“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如果遇上水旱之灾，作物歉收，吃不上饭，恐怕会有人起来造反。

也是在这一年，史书记载，“吴楚巴蜀之地二十八州饥，人相食”。

贞观十五年，房玄龄，高士廉路上遇到少府少监窦德素，询问为什么又在修太极宫北门。窦把二人的询问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大怒，对着房玄龄，高士廉大骂“关你屁事”（何预君事），此后，“朝臣都不论事”，众人缄默不言。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下发诏书：“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肢体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大意是：自今往后，再有百姓胆敢弄断自己的手足，以求逃避朝廷的赋役，不但要依法治罪，赋役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诏书里把民众自残手足归咎于“隋末遗风”，当然纯属狡辩，如吕思勉所言：

“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

如果不是朝廷的赋役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谁会狠得下心来自残手足？如果不是民间自残手足的现象已经很严重，李世民也不至于下这样的诏书。

贞观二十二年，李世民准备二次进攻高丽，征发剑南道民众造船，民众欲用钱来代替劳役，结果“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卖房子卖田产卖儿女，也没法缴足朝廷所定的役钱，只有外逃一途，民众外逃，无人耕种，粮价随之暴涨，社会遂陷入骚乱动荡，同年，因不堪赋役，“眉、邛、雅三州”民众起来造反。

贞观二十三年夏，李世民死。

略言之，终贞观之世，民众始终处于一种饿不死、活不起的困顿境遇。而这，又与李世民所信奉的“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的理念直接相关——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是什么歪理！”

因为李二本身就是胡人后代

“贞观之治”的含金量如何？

在中国传统历史叙述中，但凡社会安定，执政者实行的必是“仁政”。这实际上是从结果去定义前因。事实上，当人口锐减至1000多万，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只要他没有丧心病狂，都可以在光武帝的时代实现所谓的“光武中兴”。贞观之治也是同样的例子。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松弛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转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盛世”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

一切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伟大的“贞观之治”，与“伟大”的太宗皇帝并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毕竟李世民少折腾一点，对民生的恢复是有好处的）。在这个幅员辽阔、苦难深重的国家，每当只剩下可怜的300万户口时，只要坐在未央宫或者太极殿里的执政者拥有正常智力，没有丧心病狂，不管他是谁，“××之治”都不会爽约。

而且，这些“××之治”不过是一种相对而言的东西，在民生层面，它们的含金量往往相当有限，多数停留在“饿不死”的程度。

具体到“贞观之治”。

按唐代的户籍制度，民众有“课户”和“不课户”两类。前者主要指家中有男丁、需要承担赋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后者主要指享有免赋役特权的官僚及其部曲奴婢。官僚吃饱吃好自然不成问题，部曲奴婢是官僚的私有财产，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被饿死。

所以判断“贞观之治”的含金量，主要得看那些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活得怎么样。

这方面，史学界有很充分的研究可供参考。比如，晏金铭的考据结论是，贞观民众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给朝廷：“一家‘课户’，如能拥有耕地五十亩，全年生产粮食(粟或稻米)五十石，每年须无偿地将其中的十一石二斗贡纳给国家，占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二强，再加上各种杂徭、附加等税，则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这是就正常年景而说的，如遇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那就不是百分之二十五了。至于那些‘受田’二三十亩乃至十亩五亩的贫下户，……他们的赋役负担，则不是全年粮食生产收入的百分二十几，而是百分之三四十甚至五十以上。这样苛重的赋役剥削，显然远远地超过了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贞观年间‘课户’的负担竟高达全年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另一位学者王士立也得出了相近的数据，且认为余粮只够民众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和最简单的再生产需求：“贞观时期……宽乡农民受田百亩，如都种粮食，中常年景一年可得粟百石左右。但是这百石的收获物，约有四分之一要交给国家。……以一家五口计算，岁食米三十六石或粟六十石。除去口粮尚余栗十五石，加上其它副业收人，大致可维持全家穿衣、修理和购置炊具、农具、送往迎来和养生送死等费用。这只是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维持了简单再生产的条件。若遇丰稔，其境况可能要好一点；如遇凶歉，则境况还要差些。受田三十亩的狭乡农民，中常年景只能得粟三十石，加上其它副业收人，除去租调，即使不以庸代役，也只能是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了。”亦即：所谓“贞观之治”，不过是百姓终于过上了饿不死的日子。

《中国赋税史》（2003）中的计算，也很清晰地勾勒出了当时“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的民生实况：

“均田、租庸调制下农民负担和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如何呢？贞观年间唐太宗到灵口时，见到这里农民一丁授田三十亩，敦煌户籍残卷中各丁授田的平均数，也在三十亩左右或略多，我们按一丁授田三十亩计算。当时的粮食产量，……亩产一般为一石，三十亩共收三十石。丁男为户主的一夫一妇五口之家，主要就是靠这三十石来生活的。这三十石中，……按唐代规定，……所缴租庸调户税地税共为七石七斗五升。三十石收获物在上缴这些租税外，还余二十二石二斗五升。

“一夫一妇的五口之家所需口粮，据《唐六典·尚书刑部》所载，……全家五口每日需口粮七升二合，全年共需口粮二十五石九斗二升。但缴纳租税后只剩下二十二石二斗五升，还缺少三石六斗七升，也就是说每年还缺少一个月以上的口粮。何况农民除吃饭以外，还需要种子、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和衣物往来等日常必不可少的开支，那就更加入不敷出了。……至于像敦煌户籍残卷中所记述的那样，贫苦农民授田数额还要低予三十亩这个平均数，如果一户只能授田十亩、五亩，那是连租调也缴不起的。”

亦即：这种吃不饱、饿不死的日子

台湾学者吴章铨对唐初民生的研究结论，也大体如此：

“（唐初）平常人家耕地三十余亩，可以养活三四口，家庭人口再多，便要忍饥耐寒了。如果所耕的是上好田地，土地生产力好，那就宽裕些，如果是贫瘠田，就很难支持。”

其实，贞观君臣也很清楚，自己造出的“贞观之治”的含金量。

贞观四年，李世民“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褴褛”，发现很多穷人连衣服都穿不起。

贞观五年，李世民拟修造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奏，批评朝廷赋役繁重，沉痛说道：“九成作役，余丁向尽……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

大意是：陛下修筑九成宫，把征兵役后剩余的民间壮丁全征完了，百姓家中有一个人去服役，全家生计就要陷入困顿。服兵役要自己准备器具，服徭役要自己准备粮食，举全家之力，也没法置办齐备。

贞观六年，李世民心痒难耐想要去泰山封禅，魏征劝阻他不要搞事，理由是：从伊水和洛水往东，一直到泰山、东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远不是什么天下大治的景象。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往怀州游猎。有人上奏，批评朝廷长期勒令“山东众丁”营造宫苑，还说如今的徭役“不下隋时”，可与暴隋相比，怀州、洛阳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老百姓都要活不下去了。太宗对着侍臣发怒，说这种批评是在诋毁君王，“有似咒诅”，与诅咒一个性质。

同年，还有侍御史马周上奏说，本朝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但征发徭役却不遑多让，“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老百姓被朝廷的徭役折磨得死去活来，“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我下基层调查，底层百姓对朝廷怨声载道，认为陛下你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贞观十三年，李世民执意发兵攻打高昌，河西百姓全都遭了秧，“飞刍挽栗，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百姓或死于徭役，或为逃避徭役而成为流民，总之是被朝廷逼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

也是在这一年，魏征上奏批评李世民的爱民之心不能有始有终，“顷年以来，天下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百姓被朝廷的徭役弄得精疲力尽，关中百姓尤其惨，“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如果遇上水旱之灾，作物歉收，吃不上饭，恐怕会有人起来造反。

也是在这一年，史书记载，“吴楚巴蜀之地二十八州饥，人相食”。

贞观十五年，房玄龄，高士廉路上遇到少府少监窦德素，询问为什么又在修太极宫北门。窦把二人的询问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大怒，对着房玄龄，高士廉大骂“关你屁事”（何预君事），此后，“朝臣都不论事”，众人缄默不言。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下发诏书：“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肢体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大意是：自今往后，再有百姓胆敢弄断自己的手足，以求逃避朝廷的赋役，不但要依法治罪，赋役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诏书里把民众自残手足归咎于“隋末遗风”，当然纯属狡辩，如吕思勉所言：

“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

如果不是朝廷的赋役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谁会狠得下心来自残手足？如果不是民间自残手足的现象已经很严重，李世民也不至于下这样的诏书。

贞观二十二年，李世民准备二次进攻高丽，征发剑南道民众造船，民众欲用钱来代替劳役，结果“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卖房子卖田产卖儿女，也没法缴足朝廷所定的役钱，只有外逃一途，民众外逃，无人耕种，粮价随之暴涨，社会遂陷入骚乱动荡，同年，因不堪赋役，“眉、邛、雅三州”民众起来造反。

贞观二十三年夏，李世民死。

略言之，终贞观之世，民众始终处于一种饿不死、活不起的困顿境遇。而这，又与李世民所信奉的“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的理念直接相关——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意思是百姓们闲着没事干就容易放纵散漫，让他们多服些劳役才能使他们顺从听话。这话实在是太气人了，把百姓当牛做马压榨劳动力，还不忘鄙视一下。这是什么歪理！

他的这种理念直接体现了其愚民、弱民的思想。

“贞观之治”有两个重要的标签——民生丰足与从谏如流。民生丰足的含金量，已如前述，其实很低；从谏如流的含金量，实际上也好不到哪里去。

贞观二年，秋雨已至，暑热未去。宫中炎热潮湿，大臣们联名上奏李世民，请求营建一座干燥避暑的阁楼。李世民说：“朕呼吸系统有病（气疾），确实不适合长期住在潮湿的地方。不过若答应你们的请求，耗费恐怕会很多。当年汉文帝珍惜十户中人之家的资产，而放弃修建露台。朕德行不及汉文帝，如果耗费却比汉文帝还多，又哪里有资格做百姓们的父母？”

贞观四年，李世民又对身边的侍臣们说：“大造宫殿、池苑、台阁，是帝王所喜欢的，同时也是老百姓所不喜欢的。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凡事都取决于朕。但朕能够自我控制，只要百姓们不喜欢，朕一定会顺从他们的意愿。”魏征在边上接话：“吾皇英明，隋炀帝是个惨痛的教训。”

但是，李世民并不是一个真的能够自我控制的人。

同样是在贞观四年，就在说这番自夸之言的前后，他曾下诏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的皇宫。大臣张玄素对此极为不满，上奏说：“陛下以前去东都，把那些华丽的建筑给拆了，以示节俭，天下人交口称颂。如今又去重建，这算什么？陛下天天说巡幸不是什么要紧事，只会浪费钱财。如今国库空虚，陛下又要营建宫殿，这又算什么？当日太上皇要烧毁东都多余的宫殿，陛下觉得如果不烧，拆下来的瓦木还有用，可以赐给贫民，虽然太上皇没采纳，但天下人都称赞陛下仁德。事情才过去五六年，陛下却又要大兴土木，这又算什么？”

张玄素的挤兑没留余地，李世民很尴尬，只好回头对房玄龄“解释”说：“朕营建东都的本意，是因为洛阳处在国家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来朝贡。如今玄素既然这么说了，日后朕去洛阳，就算露天而坐，也不会觉得苦。”房玄龄当然知道“方便朝贡”是个很蹩脚的借口，但皇帝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想要下去，他也只好附和一句“陛下圣明”。

知识分子希望君王寡私欲而好仁德。李世民善于纳谏、勇于改过的事迹史不绝书，其“镜鉴理论”和“水舟关系论”深入人心，看起来也很符合寡私欲而好仁德的圣君标准。不过，如何说是一回事，如何做又是另一回事。就在魏征激赞张玄素阻止李世民营建洛阳宫、实有“回天之力”的同时，贞观五年，刚刚建完仁寿宫的李世民，突然又再次将营建洛阳宫提上了日程。民部尚书戴胄再三劝谏，李世民称赞了戴胄的直言并提升了他的官爵，同时也没忘了将洛阳宫修成，且极为奢华，“凿池筑山，雕饰华靡”。

徘徊在个体欲望与仁德表演之间，李世民深受煎熬。出于私欲，他一心想要修筑洛阳宫；为了那众人称颂的仁德，他又屡次接受大臣们的劝谏，放弃了修筑。当屈从于个体私欲而不顾一切把洛阳宫华丽地修筑起来之后，他似乎又受不了满朝士大夫们打量他的异样目光。最终，洛阳宫问题演变成了一场闹剧：他狠下心，把负责工程的建设部部长（将作大匠）找来痛骂了一顿，指责他营造得过于奢华，免了他的官，然后把刚刚落成的宫殿，又给拆毁了。

这种煎熬一直伴随着李世民。

贞观六年正月，他准备从皇宫搬往新落成的“避暑山庄”九成宫里居住。九成宫距离京城300多里，大臣姚思廉觉得皇帝去那里住对处理国家政务极不方便，于是极力劝阻，但李世民却坚持要去，理由是“气疾”。

贞观二年，他曾表示为了不损耗天下百姓，自己可以忍受“气疾”，拒绝大臣们为他兴建避暑阁楼的提议。现在拿“气疾”辩护，多少有自食其言的味道。不过若真因“气疾”之苦，倒也可以理解。只是当时还只是正月，避暑的理由实在难以成立。李世民之所以想去九成宫，不过是因为新落成的九成宫的居住条件，要远远好于现在居住的寝宫。

姚思廉的劝阻暂时让他留在了京城。到了三月份，长安城刚刚春暖花开，李世民还是车辚辚、马萧萧地去了九成宫。一直在那里呆到这年的十月份，冬天快来了，实在无“暑”可避了，才回到京城。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李世民与他的臣僚们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李世民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了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他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

同样的游戏玩久了，是会烦的。贞观八年，一个小官僚皇甫德参进谏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则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向宫里学的。” 李世民听了大怒，对着房玄龄发飙：“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后朕的宫女们都剃着光头，他才满意？！” 李世民还曾对着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征这个“田舍汉”。也是在贞观八年，魏征敏感地觉察出了李世民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地说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

正是在这段时间，魏征开始以“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追溯起来，这场纳谏游戏，其实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李世民，急于重塑自己的帝位合法性，遂与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开启了一场“从谏如流”的表演秀——李世民不断地纳谏，不断地奖赏进谏者，但对于执行进谏的内容，一直兴趣索然。

随着在位时间的久长，帝位的合法性问题渐渐变得不是问题（至少已经弱化），李世民开始不想玩这种游戏了。贞观十一年，他对魏征发牢骚说：“进谏的人都指责朕游猎过于频繁，但朕以为如今天下虽然无事，武备还是不能松弛，时而与左右之人在后苑狩猎，又没有劳民伤财，这有什么错呢？”魏征无奈回答：“陛下既然鼓励进谏，应该让人畅所欲言。说得对，陛下采纳，对国家自然有好处；说得不对，陛下不理会，也没什么损失。”李世民闻言大悦：“爱卿说得很对！”

魏征的回答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李世民的牢骚里清晰地传达出一种不想将游戏进行下去的情绪。这种情绪，也凸显在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上——这年十月，御史柳范弹劾吴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频繁外出游猎。结果李恪遭罚。李世民愤慨道：“长史权万纪辅佐我儿，却不能有所匡正，论罪当死。”柳范梗着脖子回答：“房玄龄辅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处游猎，该死的不光权万纪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臣僚们在这一年里屡次劝谏李世民不要频繁游猎，李世民则借游猎一事屡屡向臣僚们发难，抵触情绪至为明显。

内心深处，李世民不想再玩从谏如流的游戏，但同时他又很在乎自己的历史形像，多次违制向史官索求关于自己的历史记录——贞观九年，他希望能够阅读国史，结果被谏议大夫朱子奢抵制了回去；贞观十三年，他又询问褚遂良自己起居注里的具体内容，担心里面记载了自己的缺点……最终，他如愿以偿从房玄龄手里看到了国史，并对撰史工作给出了“重要指示”。

这种纠结，将贞观时代的李世民变成了一位演员。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在这些令人感动不已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也正同时破土动工。九成宫被舆论指责修建得过于华丽，他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原因却是修出来后不合自己的心意。

贞观二十余年，李世民接受了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

对李世民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 。

秦始皇帝：让我跪，你也配？！

怎么你一点历史不懂。不同时代军队情况不一样。春秋战国到集权不如后世。人口不如。后世都是职业军人。不是农民兵。以数量来判断是最不懂历史的言论

难道这不是自然规律？颠覆性的新事物新秩序 难道没人反对 墙倒众人推被众人反对不是基本的规律吗 刘邦不是人迷 推行中央集权制是因为适合当前的秩序 难道不是对嬴政推行制度的肯定？怎么就成平反了？任何时候灭六国一统天下都是颠覆性和充满非议的 你能想象现在中国统一东南亚是什么舆论环境？当然现在是和平时代 那个战乱的时代 统一的结果才是合同 任何时候 即使放在全世界 嬴政也是千古一帝 排名第一的 多看看欧洲吧 没有统一哪来的繁荣 颠覆性的新秩序必然有个被挑战和颠覆的过程 没有嬴政的大一统 后人连想都不敢想 想了也会被民间起义推翻 嬴政给民间定了个预期 给后面帝王定了一个标准 你自己再怎么不认同也改变不了 那个年代大一统的思想和格局就是开天辟地的影响

农民兵 职业军人
你懂历史你说出这种话
集权也是皇帝的集权 你后面王朝除了皇帝哪个人集权了 你找灭10族是不是

这些都是能找到出处的，你那个评价李世民的是方源野写的吧？

反正后世想象春秋战国那样集权也可以。甚至可以搞出千万人的军队。不过战斗力可能不升反降

哈哈哈

贞观之治达到一个高度，越往后人们越望之弥高，
无法超越。这23年会成为1300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标杆。成为1300多年来我们的一个民族情结，具有了所有人仰望的高度。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不期而遇。一个时代因一个人而登上历史的巅峰，一个人因一个时代而名垂千古。 ——孟宪实

贞观之治达到一个高度，越往后人们越望之弥高，
无法超越。这23年会成为1300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标杆。成为1300多年来我们的一个民族情结，具有了所有人仰望的高度。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不期而遇。一个时代因一个人而登上历史的巅峰，一个人因一个时代而名垂千古。 ——孟宪实

今日国人之推崇唐太宗，亦犹当日法人之崇拜拿破仑然。使有唐太宗第二者出，以恢复吾民族之光荣，则吾民其馨香祷祝以待之矣！ ——成本俊

这话是懂好多历史的人说的出来了？

对帝王的讨论，很大程度不是说这个人怎么样，是说他和他的团队对历史的影响啊，这一点来说始皇就是第一档。
另外，无论如何，你也不能说嬴政是中人之姿吧，你是有多自信，或者换个说法，你是有多蠢？

上偷周朝八百年，下偷汉朝四百载
四百年大汉影响尽显颓势，十四年大秦影响难掩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