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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青年队·马尔默 Part I
“像我这样的穷孩子若想取得成功、获得尊重，就要比那些含着金汤匙出身的人多努力五倍、乃至十倍。”
事实上，我爸从未载过我去训练，也从没来看过我一场球。一开始我也觉得很受伤，但慢慢也就没啥感觉了。我早就习惯了照顾自己，不靠任何人。说到底，这就是我的命。
但我每次完成花式过人时，脑子里还是会不经意想：“哎，要是我爸能看到这个就好了。刚刚这个动作完全是巴西国脚级别的。”
有时候他心情好，也会坐下来跟我畅聊足球，每一次我都异常高兴。有一次，他突然郑重其事地跟我说：“兹拉坦，你该加盟一家大俱乐部了。”
“什么意思？哪个队算大俱乐部？”
“最好的那几个队，比如马尔默FF。”
其实我一开始并不理解他的目的，马尔默FF很厉害吗？我当时完全不看瑞典球队的比赛。这个队名我倒是听到过，因为我之前跟他们交过手。
我骑了半个多小时的车去试训，手上就拎着一个超市的塑料袋，里面装着我的衣服和鞋子。我感觉自己根本不属于这里，踢完球就走了。
但第二天，一个叫尼尔斯的教练找到了我：“欢迎你加入我们队。”
那一年我13岁，虽然我并不是队内唯一的移民后代（那个天才托尼也来了），但我仍然感觉自己格格不入。和大部分队友不同，场上的我言辞犀利，脾气暴躁，酷爱带球。我记得有一次我替队友扛锅，吃了张黄牌，我正在教训他们呢，裁判居然跑过来跟我说：“你不能跟队友这么讲话。”
“那你也一起去死吧。”我咆哮道，直接离开了球场。
瑞典本土家长间开始议论纷纷，他们不想让我和他们的宝贝儿子呆在同一个球队里。我也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了，大不了我再换队，或者干脆改练跆拳道算了。
有个蠢货的爸爸起草了一份倡议书，上面写着：“兹拉坦必须离开这家俱乐部，他根本不属于这里。同意的请在下方空白处签字。”然后在家长之间偷偷传递。
这种行为真的是愚蠢至极。好吧，我承认，我确实是打了他儿子。但明明是他老盯着我铲，我才爆发的，事后我也去医院道了歉。他们居然还想直接把我踢出球队？真的是够了。
幸好，球队经理阿克·凯伦贝格帮了我一把。他看到那份倡议书时，只是嘟囔了一句：“这是什么鬼东西？”然后就把那张纸撕成了碎片。
他这个人还算不错，至少当时是。
但后来我们也闹僵了。显然，慢慢地他也和其他人一样，认为我过于粘球，还老是在抱怨队友。他们找了一堆借口，例如态度恶劣啦，没团队精神啦，让我坐了一整年的板凳。
我从这几件事中懂得了一个道理：像我这样的穷孩子若想取得成功、获得尊重，就要比那些含着金汤匙出身的人多努力五倍、乃至十倍。他们只需要做得不错，就能获得尊重，但我却要做到远超完美，才有机会获得同样的待遇。
尤其当我还是个偷车贼的时候。
有一次训练结束后，我发现之前骑来的车轮胎没气了。我当时又累又饿，不想大老远走回家，就直接撬了旁边一辆车的锁。我记得那是辆好车，事后我把它停的离我家很远，以防万一。
三天后，教练组召集了一次全队会议。原来那辆车是我们其中一个助理教练的。
我的脑袋高速运转，但一时间能想出的都是“不是我干的，是我的双胞胎哥哥”之类的拙劣借口。我只好低着头，保持缄默。
作为球员，我们所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要尊重教练员。即便是我，至少当他们在讲战术的时候，我也会装出尊重的样子，在一旁听着。当然，至于到了球场上怎么执行，那就不关他们的事了。我一般的政策都是“阳奉阴违”（Listen, don't listen.），听的时候装作认真，但比赛的时候依旧我行我素，该带球带球，该玩花式玩花式。
但那是在球场上。直接在生活中偷教练的车？连我都觉得这实在是有些过分了。
于是我惴惴不安地走了过去，试图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嘿，不好意思，我那天临时有点急事，所以借用了一下你的车。我明天就会还给你的。”
在那之后，每次队里有人丢东西，即便是一件训练外套，他们也会觉得是我干的。确实，我那时候在经济上确实很窘迫。当时我的队友人手一双阿迪达斯或者彪马的袋鼠皮球鞋，而我却穿着折扣超市里59.9克朗（约人民币40元）一双的廉价球鞋。它们就随意地被摆放在番茄和生菜旁边。
当我们出国比赛的时候，有几个阔少口袋里居然有好几千克朗的零花钱，而我身上一共只有20克朗（约人民币13元）。没办法，光是凑差旅费，我爸就已经拖欠了一个月的房租。
所以我根本没办法跟上队友们的开销。他们总是拉着我：“兹拉坦，我们一起去吃披萨吧，然后再逛逛街。”
“不了，我也不怎么饿。我想一个人呆会儿。”我试着塑造一个高冷的人设。
我之前见识过不少跟我一样出身贫穷的孩子，他们用尽全身力气想附庸风雅，可假的终究是真不了。所以我形成了一套独属于我的应对方法：我就做我自己，并且还要装得很酷。
比如刚刚这种情况，我不会说我身上只有20块钱，而是会说：老子身上没现金了，不陪你们玩了。这听上去是不是酷多了？
慢慢的，全队上下从队员到员工都认识我了：“哟，这不是我们罗森加徳来的拽哥嘛。”我终于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标签，对此我很开心，更加不想融入瑞典本土文化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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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的穷孩子若想取得成功、获得尊重，就要比那些含着金汤匙出身的人多努力五倍、乃至十倍。”
事实上，我爸从未载过我去训练，也从没来看过我一场球。一开始我也觉得很受伤，但慢慢也就没啥感觉了。我早就习惯了照顾自己，不靠任何人。说到底，这就是我的命。
但我每次完成花式过人时，脑子里还是会不经意想：“哎，要是我爸能看到这个就好了。刚刚这个动作完全是巴西国脚级别的。”
有时候他心情好，也会坐下来跟我畅聊足球，每一次我都异常高兴。有一次，他突然郑重其事地跟我说：“兹拉坦，你该加盟一家大俱乐部了。”
“什么意思？哪个队算大俱乐部？”
“最好的那几个队，比如马尔默FF。”
其实我一开始并不理解他的目的，马尔默FF很厉害吗？我当时完全不看瑞典球队的比赛。这个队名我倒是听到过，因为我之前跟他们交过手。
我骑了半个多小时的车去试训，手上就拎着一个超市的塑料袋，里面装着我的衣服和鞋子。我感觉自己根本不属于这里，踢完球就走了。
但第二天，一个叫尼尔斯的教练找到了我：“欢迎你加入我们队。”
那一年我13岁，虽然我并不是队内唯一的移民后代（那个天才托尼也来了），但我仍然感觉自己格格不入。和大部分队友不同，场上的我言辞犀利，脾气暴躁，酷爱带球。我记得有一次我替队友扛锅，吃了张黄牌，我正在教训他们呢，裁判居然跑过来跟我说：“你不能跟队友这么讲话。”
“那你也一起去死吧。”我咆哮道，直接离开了球场。
瑞典本土家长间开始议论纷纷，他们不想让我和他们的宝贝儿子呆在同一个球队里。我也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了，大不了我再换队，或者干脆改练跆拳道算了。
有个蠢货的爸爸起草了一份倡议书，上面写着：“兹拉坦必须离开这家俱乐部，他根本不属于这里。同意的请在下方空白处签字。”然后在家长之间偷偷传递。
这种行为真的是愚蠢至极。好吧，我承认，我确实是打了他儿子。但明明是他老盯着我铲，我才爆发的，事后我也去医院道了歉。他们居然还想直接把我踢出球队？真的是够了。
幸好，球队经理阿克·凯伦贝格帮了我一把。他看到那份倡议书时，只是嘟囔了一句：“这是什么鬼东西？”然后就把那张纸撕成了碎片。
他这个人还算不错，至少当时是。
但后来我们也闹僵了。显然，慢慢地他也和其他人一样，认为我过于粘球，还老是在抱怨队友。他们找了一堆借口，例如态度恶劣啦，没团队精神啦，让我坐了一整年的板凳。
我从这几件事中懂得了一个道理：像我这样的穷孩子若想取得成功、获得尊重，就要比那些含着金汤匙出身的人多努力五倍、乃至十倍。他们只需要做得不错，就能获得尊重，但我却要做到远超完美，才有机会获得同样的待遇。
尤其当我还是个偷车贼的时候。
有一次训练结束后，我发现之前骑来的车轮胎没气了。我当时又累又饿，不想大老远走回家，就直接撬了旁边一辆车的锁。我记得那是辆好车，事后我把它停的离我家很远，以防万一。
三天后，教练组召集了一次全队会议。原来那辆车是我们其中一个助理教练的。
我的脑袋高速运转，但一时间能想出的都是“不是我干的，是我的双胞胎哥哥”之类的拙劣借口。我只好低着头，保持缄默。
作为球员，我们所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要尊重教练员。即便是我，至少当他们在讲战术的时候，我也会装出尊重的样子，在一旁听着。当然，至于到了球场上怎么执行，那就不关他们的事了。我一般的政策都是“阳奉阴违”（Listen, don't listen.），听的时候装作认真，但比赛的时候依旧我行我素，该带球带球，该玩花式玩花式。
但那是在球场上。直接在生活中偷教练的车？连我都觉得这实在是有些过分了。
于是我惴惴不安地走了过去，试图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嘿，不好意思，我那天临时有点急事，所以借用了一下你的车。我明天就会还给你的。”
在那之后，每次队里有人丢东西，即便是一件训练外套，他们也会觉得是我干的。确实，我那时候在经济上确实很窘迫。当时我的队友人手一双阿迪达斯或者彪马的袋鼠皮球鞋，而我却穿着折扣超市里59.9克朗（约人民币40元）一双的廉价球鞋。它们就随意地被摆放在番茄和生菜旁边。
当我们出国比赛的时候，有几个阔少口袋里居然有好几千克朗的零花钱，而我身上一共只有20克朗（约人民币13元）。没办法，光是凑差旅费，我爸就已经拖欠了一个月的房租。
所以我根本没办法跟上队友们的开销。他们总是拉着我：“兹拉坦，我们一起去吃披萨吧，然后再逛逛街。”
“不了，我也不怎么饿。我想一个人呆会儿。”我试着塑造一个高冷的人设。
我之前见识过不少跟我一样出身贫穷的孩子，他们用尽全身力气想附庸风雅，可假的终究是真不了。所以我形成了一套独属于我的应对方法：我就做我自己，并且还要装得很酷。
比如刚刚这种情况，我不会说我身上只有20块钱，而是会说：老子身上没现金了，不陪你们玩了。这听上去是不是酷多了？
慢慢的，全队上下从队员到员工都认识我了：“哟，这不是我们罗森加徳来的拽哥嘛。”我终于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标签，对此我很开心，更加不想融入瑞典本土文化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