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章传送门👇（喜欢的话麻烦点个推荐，谢谢！）
3. 童年·罗森加德 Part I
一般传统的瑞典家庭对话都是诸如“亲爱的，你能帮我把牛奶拿过来吗？”。但我们家完全不一样，我们只有“你个傻X，把牛奶给我拿过来！”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哥哥给了我一辆越野自行车，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Fido Dido,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卡通人物。但没多久这辆车就在游泳池旁被偷了，我伤心欲绝。
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学着去撬别人的自行车了，很快，我就成为了撬锁专家。有一次，我一身黑衣，就像兰博一样，用一把大力钳就搞到了一辆军用自行车。那种感受非常特别。说句实话，比起自行车，更加吸引我的其实是成功后的那一丝刺激感。我开始慢慢扩展我的“业务范围”，比如在杂货店偷塞几个鸡蛋在兜里之类的。
我被抓的次数不多，其中有一次真的够糗的。我和我哥们瞄准了一家大型购物中心。为了藏东西，我们都穿着宽大的厚外套。可当时是大夏天！现在想想我们真的是太蠢了。我记得我们拿了四副乒乓球拍，还有些别的我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抓住我们的警卫问：“你们打算怎么付账？”我掏出了口袋里六个10奥尔的硬币（约人民币4角），说“就这些，不用找了。” 我觉得自己还蛮好笑的，但那家伙好像没什么幽默感。最后他们教育一番后就放我们走了。我暗暗下定决心，下次一定要做的更专业点。
我们家当时住在位于瑞典南方的马尔默市的罗森加德区，那里的居民多为移民，我的邻居有索马里人、土耳其人、南斯拉夫人、波兰人等等。要记住，住在这里的年轻小伙子都不是好惹的。这也和我们各自家里的情况不无关系。许多人家里的困难远超你想象。
我们当时住在四楼的一栋小公寓里。都说家是温柔的港湾，但我们家却从没爱的拥抱和轻声细语。不会有人来问你：“我亲爱的小兹拉坦，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呀？”也不会有人来关心你的生活和学业问题。你必须要学会处理一切问题，哪怕是在外受了欺负，回家也不会有人听你抱怨。唯一的回应就是自己咬紧牙关，该骂回去骂回去，该打回去打回去。我妈妈根本没时间来照顾我们的个人情感，她光是让我们吃饱穿暖就已经够累的了。有一次我从日托班的屋顶上摔了下来，摔得鼻青脸肿。但我妈听说后，并没有来安慰我，只是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个蠢货，没事跑屋顶上干嘛？”
受她影响，这种强硬的态度从上到下，在我们家得到了贯彻。所以我们全家人都是暴脾气。
举个例子，一般传统的瑞典家庭对话都是“亲爱的，你能帮我把牛奶拿过来吗？”诸如此类。但我们家完全不一样，我们只有“你个傻X，把牛奶给我拿过来！”
没办法，我妈妈已经够辛苦的了。她每天要做十四个小时的清洁工，有时候我会看到她一个人偷偷在房间哭。但更多时候，她还是那个暴躁的母亲。我们每次惹她生气的时候，她都会用厨房里一把木制的汤勺抽我们。有一次，她在打我的时候勺子断了，她就喊我去买把新的，回来继续打。谁叫你那么用力，怪我咯？
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躲去萨内拉房间里。她是我姐姐，比我大两岁，也是我所有的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个和我同夫同母的。她当然也不是个善茬，她怂恿我要向妈妈反击。于是，那年圣诞节，我们合买了一把汤勺送给我们母亲。不过我感觉她并没感受到我们的讽刺意图。她满脑子只有喂饱我们这一件事情。家里的孩子除了我们两个，还有与我们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姐姐（后因XD和全家都断开了联系）和弟弟凯基。钱、衣服、食物……我们什么东西都缺，我们经常要去朋友或者姑妈家里蹭饭。
我爸妈离婚的时候我还没满两岁，所以记忆也有些模糊了。我后来才知道，我爸爸娶我妈妈是为了能拿到瑞典的永久居住权。所以我们后来都跟着妈妈生活。但我当时更喜欢我爸爸，他为人风趣，总是变着法儿让我们开心。每过两周，他就会开着那辆蓝色的旧欧宝，带我们去公园或者海边玩，还会给我们买汉堡和冰激淋吃。有一次他更是出手阔绰，给我们一人买了一双新款的耐克运动鞋。当时走在马路上，我们感觉自己就是整条街最靓的仔。
但当时我妈妈那里的情况就不是那么乐观了。先是我那个只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姐姐再次因为XD被抓，这也不是她的第一次了。然后我妈妈又因为匿藏赃物被捕。她其实很冤枉，她以为自己只是在帮熟人暂时保管财物，但其实那些项链首饰都是偷来的。一时之间，家里闹得鸡犬不宁。
幸好我还有足球。当时的我倒也不是场上最亮眼、最有天赋的那个。不过我的确是脾气最大的那个——我几乎每场都会怒斥队友，甚至直接给对手来个头槌。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在踢，不管是课间、放学后还是周末。当时我三年级，那是1990年的11月。
由于之前的事件，社会保障署对我们家展开了调查。他们判定我妈妈并没有为我们提供“适合成长的”生活环境。我和萨内拉都被判给了爸爸。知道消息后，我妈妈痛哭流涕，整个人都崩溃了。确实，她老是拿勺子抽我们，也从不听从我们的建议。但她无疑是爱我们的，只是残酷的现实将她逼成了这副模样。
我爸爸也有些于心不忍，所以让我和我姐姐轮流去他那里住，留一个陪妈妈。但萨内拉却说她不喜欢跟爸爸住。他的桌子上永远堆满了啤酒罐，而他几乎每天都睡在地板上。一开始我们也不懂为什么，只是大声喊他起来。而他要么根本不醒，要么就起来后瞬间暴怒，大吼大叫。现在回想起来，萨内拉当时比我大，她应该是看出来了爸爸情绪的不稳定，所以想回妈妈那里。
但我却没意识到，满脑子都是爸爸，还有萨内拉。我一个人很寂寞。
1991年3月，社会保障署将我判给了爸爸，而妈妈则得到了萨内拉的监护权。虽然不在一起生活了，但直至今日我们关系仍然不错。她现在是一名发型师，每当有人跟她说：“天呐，你和兹拉坦长得好像！”她都会回答：“放屁，我是姐姐，明明是他像我。”
（未完待续）
前两章传送门👇（喜欢的话麻烦点个推荐，谢谢！）
3. 童年·罗森加德 Part I
一般传统的瑞典家庭对话都是诸如“亲爱的，你能帮我把牛奶拿过来吗？”。但我们家完全不一样，我们只有“你个傻X，把牛奶给我拿过来！”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哥哥给了我一辆越野自行车，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Fido Dido,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卡通人物。但没多久这辆车就在游泳池旁被偷了，我伤心欲绝。
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学着去撬别人的自行车了，很快，我就成为了撬锁专家。有一次，我一身黑衣，就像兰博一样，用一把大力钳就搞到了一辆军用自行车。那种感受非常特别。说句实话，比起自行车，更加吸引我的其实是成功后的那一丝刺激感。我开始慢慢扩展我的“业务范围”，比如在杂货店偷塞几个鸡蛋在兜里之类的。
我被抓的次数不多，其中有一次真的够糗的。我和我哥们瞄准了一家大型购物中心。为了藏东西，我们都穿着宽大的厚外套。可当时是大夏天！现在想想我们真的是太蠢了。我记得我们拿了四副乒乓球拍，还有些别的我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抓住我们的警卫问：“你们打算怎么付账？”我掏出了口袋里六个10奥尔的硬币（约人民币4角），说“就这些，不用找了。” 我觉得自己还蛮好笑的，但那家伙好像没什么幽默感。最后他们教育一番后就放我们走了。我暗暗下定决心，下次一定要做的更专业点。
我们家当时住在位于瑞典南方的马尔默市的罗森加德区，那里的居民多为移民，我的邻居有索马里人、土耳其人、南斯拉夫人、波兰人等等。要记住，住在这里的年轻小伙子都不是好惹的。这也和我们各自家里的情况不无关系。许多人家里的困难远超你想象。
我们当时住在四楼的一栋小公寓里。都说家是温柔的港湾，但我们家却从没爱的拥抱和轻声细语。不会有人来问你：“我亲爱的小兹拉坦，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呀？”也不会有人来关心你的生活和学业问题。你必须要学会处理一切问题，哪怕是在外受了欺负，回家也不会有人听你抱怨。唯一的回应就是自己咬紧牙关，该骂回去骂回去，该打回去打回去。我妈妈根本没时间来照顾我们的个人情感，她光是让我们吃饱穿暖就已经够累的了。有一次我从日托班的屋顶上摔了下来，摔得鼻青脸肿。但我妈听说后，并没有来安慰我，只是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个蠢货，没事跑屋顶上干嘛？”
受她影响，这种强硬的态度从上到下，在我们家得到了贯彻。所以我们全家人都是暴脾气。
举个例子，一般传统的瑞典家庭对话都是“亲爱的，你能帮我把牛奶拿过来吗？”诸如此类。但我们家完全不一样，我们只有“你个傻X，把牛奶给我拿过来！”
没办法，我妈妈已经够辛苦的了。她每天要做十四个小时的清洁工，有时候我会看到她一个人偷偷在房间哭。但更多时候，她还是那个暴躁的母亲。我们每次惹她生气的时候，她都会用厨房里一把木制的汤勺抽我们。有一次，她在打我的时候勺子断了，她就喊我去买把新的，回来继续打。谁叫你那么用力，怪我咯？
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躲去萨内拉房间里。她是我姐姐，比我大两岁，也是我所有的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个和我同夫同母的。她当然也不是个善茬，她怂恿我要向妈妈反击。于是，那年圣诞节，我们合买了一把汤勺送给我们母亲。不过我感觉她并没感受到我们的讽刺意图。她满脑子只有喂饱我们这一件事情。家里的孩子除了我们两个，还有与我们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姐姐（后因XD和全家都断开了联系）和弟弟凯基。钱、衣服、食物……我们什么东西都缺，我们经常要去朋友或者姑妈家里蹭饭。
我爸妈离婚的时候我还没满两岁，所以记忆也有些模糊了。我后来才知道，我爸爸娶我妈妈是为了能拿到瑞典的永久居住权。所以我们后来都跟着妈妈生活。但我当时更喜欢我爸爸，他为人风趣，总是变着法儿让我们开心。每过两周，他就会开着那辆蓝色的旧欧宝，带我们去公园或者海边玩，还会给我们买汉堡和冰激淋吃。有一次他更是出手阔绰，给我们一人买了一双新款的耐克运动鞋。当时走在马路上，我们感觉自己就是整条街最靓的仔。
但当时我妈妈那里的情况就不是那么乐观了。先是我那个只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姐姐再次因为XD被抓，这也不是她的第一次了。然后我妈妈又因为匿藏赃物被捕。她其实很冤枉，她以为自己只是在帮熟人暂时保管财物，但其实那些项链首饰都是偷来的。一时之间，家里闹得鸡犬不宁。
幸好我还有足球。当时的我倒也不是场上最亮眼、最有天赋的那个。不过我的确是脾气最大的那个——我几乎每场都会怒斥队友，甚至直接给对手来个头槌。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在踢，不管是课间、放学后还是周末。当时我三年级，那是1990年的11月。
由于之前的事件，社会保障署对我们家展开了调查。他们判定我妈妈并没有为我们提供“适合成长的”生活环境。我和萨内拉都被判给了爸爸。知道消息后，我妈妈痛哭流涕，整个人都崩溃了。确实，她老是拿勺子抽我们，也从不听从我们的建议。但她无疑是爱我们的，只是残酷的现实将她逼成了这副模样。
我爸爸也有些于心不忍，所以让我和我姐姐轮流去他那里住，留一个陪妈妈。但萨内拉却说她不喜欢跟爸爸住。他的桌子上永远堆满了啤酒罐，而他几乎每天都睡在地板上。一开始我们也不懂为什么，只是大声喊他起来。而他要么根本不醒，要么就起来后瞬间暴怒，大吼大叫。现在回想起来，萨内拉当时比我大，她应该是看出来了爸爸情绪的不稳定，所以想回妈妈那里。
但我却没意识到，满脑子都是爸爸，还有萨内拉。我一个人很寂寞。
1991年3月，社会保障署将我判给了爸爸，而妈妈则得到了萨内拉的监护权。虽然不在一起生活了，但直至今日我们关系仍然不错。她现在是一名发型师，每当有人跟她说：“天呐，你和兹拉坦长得好像！”她都会回答：“放屁，我是姐姐，明明是他像我。”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