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〇、前言
一、击破回鹘的背景
二、讨伐昭义的起因
三、讨伐昭义的过程
四、平定昭义的结果
五、宦官
六、毁佛
七、君臣裂隙
八、修仙
九、结语
〇、前言
传统史学和网络史学对唐武宗李德裕君臣的治绩武功基本是一边倒的推崇赞扬，而本文围绕会昌朝的几项主要业绩，重点介绍叙述武宗君臣光鲜功绩后被忽视或无视的不利于吹捧唐武宗的史料记载。
网络论坛上绝大部分人对中晚唐历史的了解仅限于通史类读物或网文百度百科，鲜有阅读过相关史料及史论稿。所以大部分史圈网友都存在跟风吹捧唐武宗武功治绩、赞扬灭佛等言论。
本文的发布对大部分人来说等于不友善的“打脸”，我本人也一向不喜欢以打击他人来收获优越感，但既然是“科普辟谣”类文章，那么冲击固有观念和去熟悉化势必在所难免。
声明：欢迎理智客观的网友来交流讨论交换意见，谢绝体力流抬杠硬拗。
一、打击回鹘的背景
各大历史论坛对唐武宗李德裕一朝唐军大破回鹘一事大书特书，高度赞扬唐军勇猛和武宗英明神武。然而绝大部分发帖员（转帖员）对此役获胜最重要原因“天灾人祸”尤其是“黠嘎斯”只字不提。（大部分是对中晚唐基本历史缺乏了解）
武宗即位前，黠嘎斯已与回鹘交战二十年，期间回鹘经历多次天灾（大雪、瘟疫等）人祸（内乱、内战等）。最终黠嘎斯数次大败回鹘，攻陷并焚毁回鹘首都，回鹘部众四处逃亡，可汗带着回鹘残部南下请求内附中国。回鹘难民太多，连绵数十里，引发边地民众恐慌。
此时唐武宗刚即位，面对实力大不如前的回鹘，边镇将帅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争相请战邀功。
此役与窦宪勒石燕然颇为类似，都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然而考察对手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匈奴远不是当初的匈奴，回鹘也远不是当初的回鹘。武宗朝能击破回鹘乌介的前提是黠嘎斯早已大破回鹘，回鹘精锐主力丧失殆尽。
（见《资治通鉴》卷246页7947-7952）
二、讨伐昭义的起因
李德裕力排众议坚持讨伐泽潞。打击牛党、清剿甘露寺事件幸存文官和赚取功绩是讨伐昭义的主要原因：
早在刘从谏担任节帅时期，就已经与朝中牛党领袖李逢吉李宗闵等交厚。（《旧唐书》卷161页4231、卷176页4555）
平定昭义后，李德裕派人到潞州搜集刘氏与牛党串通的证据。（见《通鉴》卷248页8012、《新唐书》牛僧孺传、李宗闵传）
刘从谏是文宗时期重臣，收留甘露寺幸存者李仲京、郭台等众多官员，也是反仇士良的代表人物，为宦官集团的眼中刺。（《通鉴》卷248页8008）
众所周知，河北三镇桀骜不驯，而昭义一直是朝廷武力对抗三镇的最前线。
但李德裕此时却联合河北三镇去征讨从未背叛过大唐的昭义，这已经是本末倒置了。
并且李德裕付出承认河北三镇世袭法统的高昂代价。
传统史学多将会昌伐叛原因归结为唐武宗和李德裕中兴国家收复藩镇，并过度强调昭义的地理重要性及与三镇联合的严重危害。忽视真正原因是李德裕和宦官集团无法忽视昭义刘氏这样手握重兵的文宗老臣兼牛党盟友的存在，以及“联合三镇去讨伐没有任何反迹的昭义“”这个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
此外，昭义军虽然战斗力很强，但经济落后钱粮匮乏，且刘稹刚掌权人心不稳经验不多。所以此时昭义在李德裕眼中是一个“软柿子”。比起唇齿相依的三镇，显然攻打孤立的昭义风险更小，更适合达成“会昌武功”的业绩。（《新唐书》地理志）
李德裕与牛党结怨极深，区别与牛党“避战”“主和”等标签，李德裕必然将自己的“主战派”作风发扬光大。李德裕削藩的实力是没有的，但是以削藩为名义联合河北三镇和宦官集团打昭义的胆子是有的。既能不得罪河北诸镇，又可以获取平定藩镇主战派的美名，并且行动得到宦官集团的支持。
综上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李德裕不顾百官的反对（《旧唐书》武宗本纪、李德裕传），执意征讨昭义的原因所在。其出目的是排除异党和捞取功绩，同时也满足宦官集团清剿甘露寺文官幸存者的意愿，而不是从国家常远利益考虑。（讨伐昭义带来的弊端我会在后文叙述）只因李德裕讨伐昭义成功，所以后世将昭义刘氏定性为叛乱败寇，将武宗君臣定性为励精图治有作为的楷模宣传，掩盖当时真相。
三、讨伐昭义的过程
李德裕以许诺河北三镇世袭、割让山东三州为代价，换取三镇支持讨伐昭义。（《旧唐书》卷174页4526）自安史以来，朝廷从未承认河北三镇世袭合法，李德裕此举是开先例。
部署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忠武节度使王宰、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武宁节度使李彦佐等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包围昭义（《通鉴》卷247页7984）
李德裕以天德军防御使石雄代替消极从征的李彦佐并率先立下战功。受石雄鼓舞，王宰王元逵等相继攻克磁洺等州郡。（《旧唐书》卷161页4236）
杨弁趁机作乱，占领太原。旋即被刘稹和官军剿灭。（《旧唐书》卷16页599、《新唐书》卷214页6017）
唐军攻势陷入停滞，物资粮草出现匮乏。
李德裕通过其姻亲降将李丕，劝郭谊杀死刘稹投降，许以重报。（《全唐文》卷699赐李石诏意）
郭谊王协等将杀死刘稹，投降唐军，泽潞战事结束。
注意，虽然泽潞被李德裕定性为叛乱，但实际昭义刘氏直到最后都没有背叛朝廷，甚至刘稹派兵协助朝廷平定杨弁叛乱。初期战争中昭义军队一度占据上风，但刘稹叮嘱诸将勿“多杀官军”，不想与朝廷彻底翻脸。也正因为刘稹消极模糊的作战意志，让昭义的精兵猛将束手束脚多次丧失战果良机，昭义也因为内部意见严重分歧最终冲突爆发自相残杀。
此役没有神策军参与，因为兵权一直在宦官手中（后文我会稍加详述）。即武宗君臣是没有实际兵权。 李德裕在没有实际军队控制权情况下，施展外交和权谋，协调指挥藩镇军队平定泽潞。李德裕是个才干十分出色也是个心狠手辣的宰相，但作为中晚唐时期宰相的他，手里能用的牌很有限。会昌伐昭义与元和平淮西类似，靠“租赁藩镇军队”作战。不同的是宪宗靠砸钱（德宗时期储蓄积累），而会昌李德裕更多靠现有的行政权力和自身能力人脉资源去协调组织。
史料显示，平定泽潞基本是李德裕全盘谋划。唐武宗当时在宫内设九天道场组织大规模祭天，如果不是为了修仙做准备，那可能就是为前线将士们祈求保佑获得胜利。
四、讨伐昭义的结果
李德裕对刘稹全族除以极刑，开棺戮刘从谏尸。（《通鉴》卷247页7993）
李德裕违背承诺，将郭谊在内的刘稹大部分降将全部屠戮。
与刘稹同恶者，悉诛之，死者甚众。卢钧疑其枉滥，奏请宽之，不从。
朝廷任命卢钧担任昭义节度使，不到一年，被昭义军人驱逐（《通鉴》卷248页8017）
朝廷选任的文臣节帅往往难以弹压镇内的骄兵悍将，因此出现了藩镇内部频繁发生兵变的新特征。
唐军在征讨昭义的过程中存在很多杀良冒功现象。（《行记》卷4页445）
战争耗资巨大，财政濒临崩溃（《全唐文》卷702天井冀氏行营状、《行记》同上、）
虽然平定昭义并杀光了昭义刘氏全族，但昭义镇依旧拒不执行朝廷的诸多赦令。如昭义与河北三镇都对武宗的毁佛令拒不执行（《行记》卷4页496）
唐代的官方文献中则多称刘稹为“贼稹”，以叛臣目之，但李文益墓志、徐唐夫妻高氏墓志等昭义本土文献仍皆尊称其为刘公及官爵，反映了昭义镇内对刘氏的态度。
刘稹死后三十年，昭义将士依然怀念刘从谏刘稹等节帅。刘广假称刘稹的族裔起事，得到昭义将士支持。（李裔墓志，拓本刊《长安新出墓志》，第316页）
刘稹这一政治符号在刘氏昭义覆亡三十余年后仍颇具煽动性，足以引起将士的共鸣，激发变乱。这无疑暗示了在会昌伐叛取得胜利之后，唐廷对昭义的统治远称不上成功。
广大网友吹唐武宗平定藩镇的时候是存在严重双标。李德裕对河朔三镇的安史以来的余孽姑息纵容，而昭义刘氏从未背叛过大唐却惨遭李德裕血洗极刑且株连甚广。司马光对李德裕的言而无信和心狠手辣做出严厉批评，反而被广大网友说成是“宋儒软弱无能只会苟和卖国”……
貌似民粹和双标等情绪输出都反映到网络论史了。
五、宦官
网友在讨论政治史常犯一个问题，即把一个政体、群体拟人化、脸谱化。比如在唐代宦官问题上，因武宗惩治了仇士良，就认为唐武宗打击了整个宦官集团。
实际上，实则宦官内部围绕权势亦有相互斗争之派系，最直接体现就是神策左右两军之间制衡勾斗。打压仇士良一人不等于打压整个仇士良集团，更不等于打压整个宦官集团。
武宗初即位就赐死了知枢密刘弘逸和薛季棱，显然是仇士良打击宦官敌对派系的意愿。（《通鉴》卷246页7979）。
后来仇士良也是被其他宦官告发私藏兵器。（《通鉴》卷247页8001）所以与其说武宗打击宦官，不如说本质是武宗联合某派宦官打击仇派宦官。
李德裕早在淮南就已经与一些宦官交厚联合了，比如开成五年私交厚待宦官杨钦义。（《通鉴》卷246页7946）
李德裕在文武宗两朝两次入相以及打击牛党都得益于王践言杨钦义等宦官的鼎力帮助（《通鉴》卷244页7880）
李德裕一生只为其亲属女眷及两位宦官党魁写过墓志铭和神道碑文。
李德裕在宪宗朝时结交宦官李国澄。（《明本册府》卷945页11130）
武宗朝的两次大战，李德裕都与杨钦义、刘行深等宦官达成一致默契，不干预李德裕部署的军事行动。（《通鉴》248页8009）
仇士良死后，李德裕的宦官朋友杨钦义接替仇士良担任神策军左中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页419，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
李德裕与牛党势同水火，然而牛李党争时都没有将对方置之死地。这并非牛李之间默契文明，而是牛李都与宦官集团有很深的联系，彼此都是“上面有人”。而作为宦官对立面的标杆并收留大量甘露寺幸存文官的昭义军幕僚，他们的结果就是被无情的诛戮。所以李德裕并非大众印象里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宰相，史料里的李德裕对宦官颇多阳违阴奉溜须拍马。
会昌五年三月，武宗下诏索要神策左右军兵权，左右中尉都不肯。武宗再三索要，左中尉（杨钦义）答允，右中尉（鱼弘志）不仅不肯，还暗示若收兵权就立即发动神策军过招，武宗遂作罢。（《行记》卷4页461）
武宗这次尝试没收宦官军权可视为与宦官集团冲突的高潮。鱼弘志与仇士良都是经历四朝的大宦官，仇氏党羽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开始谋划另立新君（唐宣宗）。（鱼弘志事迹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页1005何少直墓志；唐宣宗在武宗朝与仇士良集团各种交通互动见于多处正史杂史及出土墓志等文献）
武宗在会昌五年3月催促赵归真炼丹，加快自身修仙进度，与宦官鱼弘志矛盾升级发生时间接近，两者可能存在联系。即鱼弘志一派宦官可能早已有所行动，而没有兵权孤立无援的唐武宗不得不加速自身修仙进度早日成仙，来躲避未来将与神策军爆发的冲突。（武宗加速修仙及服食丹药见我的文章《【科普】理性看待会昌法难》第二节会昌五年事）
综上所述：针对网络热传的武宗打压宦官做几点澄清：
1、 治罪仇士良系唐武宗借助宦官的另一派系（党魁疑似杨钦义）完成，且治罪基本仅限仇士良本人，并未株连仇士良的大部分党羽，更没有涉及整个宦官群体。
2、 李德裕能够在武宗朝成功顺利推行各项重大政治军事措施，除了唐武宗的信任，更得益于与宦官势力达成联盟。
3、 军权和废立之事依然由宦官把持。唐武宗君臣能完成各项政治军事措施前提是不能损害宦官集团的利害根本。
4、武宗在会昌末期逐渐呈现孤家寡人趋势（宦官集团（包括此前一直与李德裕较好的杨钦义一派）着手开始废武宗立玄宗的行动、李德裕请辞），武宗末期一系列激进行为极有可能与宦官行动有密切关系。
六、毁佛
关于武宗毁佛详见我的文章《【科普】理性看待会昌法难》【科普】理性看待会昌法难-历史区-虎扑社区 (hupu.com)
唐武宗毁佛计划是逐渐升级的，从正常范畴的限佛发展到逐步排佛，最后上升到全面毁佛禁佛。全面毁佛的开启与“李德裕请辞”“武宗加快修仙炼丹进度”“宦官物色新君并与武宗决裂”时间点相近。
中晚唐的宦官不仅掌握禁军，还负责管理僧尼籍和修功德。仇士良鱼弘志等很多宦官笃信佛教并身兼功德使，故唐武宗毁佛并废除功德使等于下定决心同宦官集团决一死战。李德裕在毁佛时请辞及后来杨钦义协助宣宗复佛并诛杀刘玄靖等道士，表明宰相和宦官这两大帮手也开始抛弃了唐武宗。
传统史学过度强调毁佛的经济因素。然而考虑武宗自身生存面临严峻威胁，将毁佛原因归类为了国家经济似乎很不现实。
而且这种一刀切式的毁佛与当年德国的排犹类似，“肃清”行动本身就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去执行，清剿的寺院珠宝金银铜铁和犹太人的金银首饰资产的价值远不够弥补寺院经济突然缺失给国家整体经济造成的骤然真空。更无论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失。
七、君臣关系
后世都夸唐武宗英明果断，但这种评价大多是基于没看过史料记载的人云亦云。
举几个例子：
刘彦谟上书建议唐武宗不要宠信道士赵归真，皇帝将刘彦谟贬谪。（《旧唐书》卷18页587）
崔碣建议唐武宗接受刘稹投降，皇帝怒将崔碣贬谪。（《通鉴》卷247页7995）
李德裕劝阻皇帝不要修仙宠幸赵归真，（《通鉴》卷247页8000）武宗与李德裕关系逐渐疏远。（《旧唐书》卷174页4527）李德裕失势退出中枢主谋后，武宗开始实施全面毁佛。
两唐书对唐武宗的评价都是“英武”“雄武”，但是通过唐武宗一言不合就将建议的大臣统统贬官看来，武宗更是一个固执己见，无法容纳合理意见的年轻人。（参考周武帝灭佛尚准备大量理论建设，同惠远等高僧开设辩论大会） 毁佛并与宦官开撕并不是理智的行为，但吻合唐武宗的非理性情绪所做出决定。
通过李德裕结好宦官和不忤逆武宗等现象，可以判定李德裕即便不是趋炎附势，也至少是迎合权势，鲜有逆风规劝君主的行为（几乎未对武宗的娱猎、修仙等提出意见）
“宦官交结宣宗”“武宗释放毁佛信号”这两件事谁先谁后未可知，但是前者势必导致武宗与宦官矛盾加剧甚至公开，后者会促使宦官加快另立一个脑子正常、不激进新皇帝的步伐。
李德裕恰好在这时间节点附近去触犯武宗修仙的逆鳞以及“累表乞骸骨归”，其意图最可能是避开即将爆发的冲突（宦官起事和全国毁佛），对原本的君臣互信一体及时进行分割止损。
八、修仙
这个蠢问题本不需解释，此行为概念的存在本身就是离大谱。然而无数网友因为之前吹过武宗，现在拉不下脸，不得不将修仙洗为时代习俗因素来试图证明修仙的武宗依旧是一条正常的好汉……
把修仙归列为时代宿命的说法是很简单粗暴的狡辩，我说当代娱乐圈不少人涉毒好毒，其中甚至不乏大明星，难道说赌毒是文艺界不可避免的宿命？是时代习俗因素？
自汉代流传的古诗：“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是魏晋以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句。唐代贤臣都会劝阻皇帝为个人贪欲追求长生，史料随处可见社会对炼丹修仙的鄙视和谴责。
区分崇道和修仙，建议看下《明本册府》卷54的“崇黄老”一节最直观便捷：关于玄宗崇道花了大量篇幅，而到了武宗只有两句话（都是关于老子的庆生和真容相关事，而关于武宗的修仙事迹一概不载）。 这很明显告诉读者修仙和崇道其实是两回事，修仙炼丹都是骗人的，玄宗就没吃丹药长生药活了七十多岁。武宗吃丹药三十出头就升仙。
而且广大网友的双标不能再明显：
佛教对科技文化及社会慈善等等方面都有杰出贡献，网友却对佛教喊打喊杀。
而道士炼丹狂潮直接危害人的生命和财产，网友却轻描淡写说这是时代习俗没办法……
九、结语
传统史学对藩镇问题的评述多存在偏颇，比如批评代宗姑息藩镇、批评德宗软弱无能、赞扬宪宗武宗英明神武等等。简单概括就是凡对藩镇妥协的都骂，对藩镇强硬武力打击成功的都夸。却忽视了所谓的“鹰派”帝王的武功其实也饱含着妥协（比如本文所述李德裕对宦官派系和河北三镇的妥协）和借机铲除异党的私货。
史料记录下的唐武宗与广大网友认知的“年轻有为”唐武宗存在一定偏差。唐武宗和李德裕作为中晚唐时期的政治人物，他们无法脱离藩镇割据和宦官政治及十六王宅等时代规则：没有兵权只有一定程度的行政权、储君问题上身不由己（明明有很多儿子，但一直没立太子）。即便才干杰出的李德裕对此也无能为力。
新史学对历史的研究摆脱了传统史学的“笔削春秋、微言大义、褒贬批判”等等局限，比如张国刚的《藩镇研究》就是很著名的对藩镇问题全面研讨的作品，让读者认识到藩镇是个既定现象，多些认知和研究，少些批判和盖棺。
目录
〇、前言
一、击破回鹘的背景
二、讨伐昭义的起因
三、讨伐昭义的过程
四、平定昭义的结果
五、宦官
六、毁佛
七、君臣裂隙
八、修仙
九、结语
〇、前言
传统史学和网络史学对唐武宗李德裕君臣的治绩武功基本是一边倒的推崇赞扬，而本文围绕会昌朝的几项主要业绩，重点介绍叙述武宗君臣光鲜功绩后被忽视或无视的不利于吹捧唐武宗的史料记载。
网络论坛上绝大部分人对中晚唐历史的了解仅限于通史类读物或网文百度百科，鲜有阅读过相关史料及史论稿。所以大部分史圈网友都存在跟风吹捧唐武宗武功治绩、赞扬灭佛等言论。
本文的发布对大部分人来说等于不友善的“打脸”，我本人也一向不喜欢以打击他人来收获优越感，但既然是“科普辟谣”类文章，那么冲击固有观念和去熟悉化势必在所难免。
声明：欢迎理智客观的网友来交流讨论交换意见，谢绝体力流抬杠硬拗。
一、打击回鹘的背景
各大历史论坛对唐武宗李德裕一朝唐军大破回鹘一事大书特书，高度赞扬唐军勇猛和武宗英明神武。然而绝大部分发帖员（转帖员）对此役获胜最重要原因“天灾人祸”尤其是“黠嘎斯”只字不提。（大部分是对中晚唐基本历史缺乏了解）
武宗即位前，黠嘎斯已与回鹘交战二十年，期间回鹘经历多次天灾（大雪、瘟疫等）人祸（内乱、内战等）。最终黠嘎斯数次大败回鹘，攻陷并焚毁回鹘首都，回鹘部众四处逃亡，可汗带着回鹘残部南下请求内附中国。回鹘难民太多，连绵数十里，引发边地民众恐慌。
此时唐武宗刚即位，面对实力大不如前的回鹘，边镇将帅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争相请战邀功。
此役与窦宪勒石燕然颇为类似，都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然而考察对手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匈奴远不是当初的匈奴，回鹘也远不是当初的回鹘。武宗朝能击破回鹘乌介的前提是黠嘎斯早已大破回鹘，回鹘精锐主力丧失殆尽。
（见《资治通鉴》卷246页7947-7952）
二、讨伐昭义的起因
李德裕力排众议坚持讨伐泽潞。打击牛党、清剿甘露寺事件幸存文官和赚取功绩是讨伐昭义的主要原因：
早在刘从谏担任节帅时期，就已经与朝中牛党领袖李逢吉李宗闵等交厚。（《旧唐书》卷161页4231、卷176页4555）
平定昭义后，李德裕派人到潞州搜集刘氏与牛党串通的证据。（见《通鉴》卷248页8012、《新唐书》牛僧孺传、李宗闵传）
刘从谏是文宗时期重臣，收留甘露寺幸存者李仲京、郭台等众多官员，也是反仇士良的代表人物，为宦官集团的眼中刺。（《通鉴》卷248页8008）
众所周知，河北三镇桀骜不驯，而昭义一直是朝廷武力对抗三镇的最前线。
但李德裕此时却联合河北三镇去征讨从未背叛过大唐的昭义，这已经是本末倒置了。
并且李德裕付出承认河北三镇世袭法统的高昂代价。
传统史学多将会昌伐叛原因归结为唐武宗和李德裕中兴国家收复藩镇，并过度强调昭义的地理重要性及与三镇联合的严重危害。忽视真正原因是李德裕和宦官集团无法忽视昭义刘氏这样手握重兵的文宗老臣兼牛党盟友的存在，以及“联合三镇去讨伐没有任何反迹的昭义“”这个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
此外，昭义军虽然战斗力很强，但经济落后钱粮匮乏，且刘稹刚掌权人心不稳经验不多。所以此时昭义在李德裕眼中是一个“软柿子”。比起唇齿相依的三镇，显然攻打孤立的昭义风险更小，更适合达成“会昌武功”的业绩。（《新唐书》地理志）
李德裕与牛党结怨极深，区别与牛党“避战”“主和”等标签，李德裕必然将自己的“主战派”作风发扬光大。李德裕削藩的实力是没有的，但是以削藩为名义联合河北三镇和宦官集团打昭义的胆子是有的。既能不得罪河北诸镇，又可以获取平定藩镇主战派的美名，并且行动得到宦官集团的支持。
综上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李德裕不顾百官的反对（《旧唐书》武宗本纪、李德裕传），执意征讨昭义的原因所在。其出目的是排除异党和捞取功绩，同时也满足宦官集团清剿甘露寺文官幸存者的意愿，而不是从国家常远利益考虑。（讨伐昭义带来的弊端我会在后文叙述）只因李德裕讨伐昭义成功，所以后世将昭义刘氏定性为叛乱败寇，将武宗君臣定性为励精图治有作为的楷模宣传，掩盖当时真相。
三、讨伐昭义的过程
李德裕以许诺河北三镇世袭、割让山东三州为代价，换取三镇支持讨伐昭义。（《旧唐书》卷174页4526）自安史以来，朝廷从未承认河北三镇世袭合法，李德裕此举是开先例。
部署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忠武节度使王宰、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武宁节度使李彦佐等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包围昭义（《通鉴》卷247页7984）
李德裕以天德军防御使石雄代替消极从征的李彦佐并率先立下战功。受石雄鼓舞，王宰王元逵等相继攻克磁洺等州郡。（《旧唐书》卷161页4236）
杨弁趁机作乱，占领太原。旋即被刘稹和官军剿灭。（《旧唐书》卷16页599、《新唐书》卷214页6017）
唐军攻势陷入停滞，物资粮草出现匮乏。
李德裕通过其姻亲降将李丕，劝郭谊杀死刘稹投降，许以重报。（《全唐文》卷699赐李石诏意）
郭谊王协等将杀死刘稹，投降唐军，泽潞战事结束。
注意，虽然泽潞被李德裕定性为叛乱，但实际昭义刘氏直到最后都没有背叛朝廷，甚至刘稹派兵协助朝廷平定杨弁叛乱。初期战争中昭义军队一度占据上风，但刘稹叮嘱诸将勿“多杀官军”，不想与朝廷彻底翻脸。也正因为刘稹消极模糊的作战意志，让昭义的精兵猛将束手束脚多次丧失战果良机，昭义也因为内部意见严重分歧最终冲突爆发自相残杀。
此役没有神策军参与，因为兵权一直在宦官手中（后文我会稍加详述）。即武宗君臣是没有实际兵权。 李德裕在没有实际军队控制权情况下，施展外交和权谋，协调指挥藩镇军队平定泽潞。李德裕是个才干十分出色也是个心狠手辣的宰相，但作为中晚唐时期宰相的他，手里能用的牌很有限。会昌伐昭义与元和平淮西类似，靠“租赁藩镇军队”作战。不同的是宪宗靠砸钱（德宗时期储蓄积累），而会昌李德裕更多靠现有的行政权力和自身能力人脉资源去协调组织。
史料显示，平定泽潞基本是李德裕全盘谋划。唐武宗当时在宫内设九天道场组织大规模祭天，如果不是为了修仙做准备，那可能就是为前线将士们祈求保佑获得胜利。
四、讨伐昭义的结果
李德裕对刘稹全族除以极刑，开棺戮刘从谏尸。（《通鉴》卷247页7993）
李德裕违背承诺，将郭谊在内的刘稹大部分降将全部屠戮。
与刘稹同恶者，悉诛之，死者甚众。卢钧疑其枉滥，奏请宽之，不从。
朝廷任命卢钧担任昭义节度使，不到一年，被昭义军人驱逐（《通鉴》卷248页8017）
朝廷选任的文臣节帅往往难以弹压镇内的骄兵悍将，因此出现了藩镇内部频繁发生兵变的新特征。
唐军在征讨昭义的过程中存在很多杀良冒功现象。（《行记》卷4页445）
战争耗资巨大，财政濒临崩溃（《全唐文》卷702天井冀氏行营状、《行记》同上、）
虽然平定昭义并杀光了昭义刘氏全族，但昭义镇依旧拒不执行朝廷的诸多赦令。如昭义与河北三镇都对武宗的毁佛令拒不执行（《行记》卷4页496）
唐代的官方文献中则多称刘稹为“贼稹”，以叛臣目之，但李文益墓志、徐唐夫妻高氏墓志等昭义本土文献仍皆尊称其为刘公及官爵，反映了昭义镇内对刘氏的态度。
刘稹死后三十年，昭义将士依然怀念刘从谏刘稹等节帅。刘广假称刘稹的族裔起事，得到昭义将士支持。（李裔墓志，拓本刊《长安新出墓志》，第316页）
刘稹这一政治符号在刘氏昭义覆亡三十余年后仍颇具煽动性，足以引起将士的共鸣，激发变乱。这无疑暗示了在会昌伐叛取得胜利之后，唐廷对昭义的统治远称不上成功。
广大网友吹唐武宗平定藩镇的时候是存在严重双标。李德裕对河朔三镇的安史以来的余孽姑息纵容，而昭义刘氏从未背叛过大唐却惨遭李德裕血洗极刑且株连甚广。司马光对李德裕的言而无信和心狠手辣做出严厉批评，反而被广大网友说成是“宋儒软弱无能只会苟和卖国”……
貌似民粹和双标等情绪输出都反映到网络论史了。
五、宦官
网友在讨论政治史常犯一个问题，即把一个政体、群体拟人化、脸谱化。比如在唐代宦官问题上，因武宗惩治了仇士良，就认为唐武宗打击了整个宦官集团。
实际上，实则宦官内部围绕权势亦有相互斗争之派系，最直接体现就是神策左右两军之间制衡勾斗。打压仇士良一人不等于打压整个仇士良集团，更不等于打压整个宦官集团。
武宗初即位就赐死了知枢密刘弘逸和薛季棱，显然是仇士良打击宦官敌对派系的意愿。（《通鉴》卷246页7979）。
后来仇士良也是被其他宦官告发私藏兵器。（《通鉴》卷247页8001）所以与其说武宗打击宦官，不如说本质是武宗联合某派宦官打击仇派宦官。
李德裕早在淮南就已经与一些宦官交厚联合了，比如开成五年私交厚待宦官杨钦义。（《通鉴》卷246页7946）
李德裕在文武宗两朝两次入相以及打击牛党都得益于王践言杨钦义等宦官的鼎力帮助（《通鉴》卷244页7880）
李德裕一生只为其亲属女眷及两位宦官党魁写过墓志铭和神道碑文。
李德裕在宪宗朝时结交宦官李国澄。（《明本册府》卷945页11130）
武宗朝的两次大战，李德裕都与杨钦义、刘行深等宦官达成一致默契，不干预李德裕部署的军事行动。（《通鉴》248页8009）
仇士良死后，李德裕的宦官朋友杨钦义接替仇士良担任神策军左中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页419，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
李德裕与牛党势同水火，然而牛李党争时都没有将对方置之死地。这并非牛李之间默契文明，而是牛李都与宦官集团有很深的联系，彼此都是“上面有人”。而作为宦官对立面的标杆并收留大量甘露寺幸存文官的昭义军幕僚，他们的结果就是被无情的诛戮。所以李德裕并非大众印象里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宰相，史料里的李德裕对宦官颇多阳违阴奉溜须拍马。
会昌五年三月，武宗下诏索要神策左右军兵权，左右中尉都不肯。武宗再三索要，左中尉（杨钦义）答允，右中尉（鱼弘志）不仅不肯，还暗示若收兵权就立即发动神策军过招，武宗遂作罢。（《行记》卷4页461）
武宗这次尝试没收宦官军权可视为与宦官集团冲突的高潮。鱼弘志与仇士良都是经历四朝的大宦官，仇氏党羽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开始谋划另立新君（唐宣宗）。（鱼弘志事迹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页1005何少直墓志；唐宣宗在武宗朝与仇士良集团各种交通互动见于多处正史杂史及出土墓志等文献）
武宗在会昌五年3月催促赵归真炼丹，加快自身修仙进度，与宦官鱼弘志矛盾升级发生时间接近，两者可能存在联系。即鱼弘志一派宦官可能早已有所行动，而没有兵权孤立无援的唐武宗不得不加速自身修仙进度早日成仙，来躲避未来将与神策军爆发的冲突。（武宗加速修仙及服食丹药见我的文章《【科普】理性看待会昌法难》第二节会昌五年事）
综上所述：针对网络热传的武宗打压宦官做几点澄清：
1、 治罪仇士良系唐武宗借助宦官的另一派系（党魁疑似杨钦义）完成，且治罪基本仅限仇士良本人，并未株连仇士良的大部分党羽，更没有涉及整个宦官群体。
2、 李德裕能够在武宗朝成功顺利推行各项重大政治军事措施，除了唐武宗的信任，更得益于与宦官势力达成联盟。
3、 军权和废立之事依然由宦官把持。唐武宗君臣能完成各项政治军事措施前提是不能损害宦官集团的利害根本。
4、武宗在会昌末期逐渐呈现孤家寡人趋势（宦官集团（包括此前一直与李德裕较好的杨钦义一派）着手开始废武宗立玄宗的行动、李德裕请辞），武宗末期一系列激进行为极有可能与宦官行动有密切关系。
六、毁佛
关于武宗毁佛详见我的文章《【科普】理性看待会昌法难》【科普】理性看待会昌法难-历史区-虎扑社区 (hupu.com)
唐武宗毁佛计划是逐渐升级的，从正常范畴的限佛发展到逐步排佛，最后上升到全面毁佛禁佛。全面毁佛的开启与“李德裕请辞”“武宗加快修仙炼丹进度”“宦官物色新君并与武宗决裂”时间点相近。
中晚唐的宦官不仅掌握禁军，还负责管理僧尼籍和修功德。仇士良鱼弘志等很多宦官笃信佛教并身兼功德使，故唐武宗毁佛并废除功德使等于下定决心同宦官集团决一死战。李德裕在毁佛时请辞及后来杨钦义协助宣宗复佛并诛杀刘玄靖等道士，表明宰相和宦官这两大帮手也开始抛弃了唐武宗。
传统史学过度强调毁佛的经济因素。然而考虑武宗自身生存面临严峻威胁，将毁佛原因归类为了国家经济似乎很不现实。
而且这种一刀切式的毁佛与当年德国的排犹类似，“肃清”行动本身就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去执行，清剿的寺院珠宝金银铜铁和犹太人的金银首饰资产的价值远不够弥补寺院经济突然缺失给国家整体经济造成的骤然真空。更无论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失。
七、君臣关系
后世都夸唐武宗英明果断，但这种评价大多是基于没看过史料记载的人云亦云。
举几个例子：
刘彦谟上书建议唐武宗不要宠信道士赵归真，皇帝将刘彦谟贬谪。（《旧唐书》卷18页587）
崔碣建议唐武宗接受刘稹投降，皇帝怒将崔碣贬谪。（《通鉴》卷247页7995）
李德裕劝阻皇帝不要修仙宠幸赵归真，（《通鉴》卷247页8000）武宗与李德裕关系逐渐疏远。（《旧唐书》卷174页4527）李德裕失势退出中枢主谋后，武宗开始实施全面毁佛。
两唐书对唐武宗的评价都是“英武”“雄武”，但是通过唐武宗一言不合就将建议的大臣统统贬官看来，武宗更是一个固执己见，无法容纳合理意见的年轻人。（参考周武帝灭佛尚准备大量理论建设，同惠远等高僧开设辩论大会） 毁佛并与宦官开撕并不是理智的行为，但吻合唐武宗的非理性情绪所做出决定。
通过李德裕结好宦官和不忤逆武宗等现象，可以判定李德裕即便不是趋炎附势，也至少是迎合权势，鲜有逆风规劝君主的行为（几乎未对武宗的娱猎、修仙等提出意见）
“宦官交结宣宗”“武宗释放毁佛信号”这两件事谁先谁后未可知，但是前者势必导致武宗与宦官矛盾加剧甚至公开，后者会促使宦官加快另立一个脑子正常、不激进新皇帝的步伐。
李德裕恰好在这时间节点附近去触犯武宗修仙的逆鳞以及“累表乞骸骨归”，其意图最可能是避开即将爆发的冲突（宦官起事和全国毁佛），对原本的君臣互信一体及时进行分割止损。
八、修仙
这个蠢问题本不需解释，此行为概念的存在本身就是离大谱。然而无数网友因为之前吹过武宗，现在拉不下脸，不得不将修仙洗为时代习俗因素来试图证明修仙的武宗依旧是一条正常的好汉……
把修仙归列为时代宿命的说法是很简单粗暴的狡辩，我说当代娱乐圈不少人涉毒好毒，其中甚至不乏大明星，难道说赌毒是文艺界不可避免的宿命？是时代习俗因素？
自汉代流传的古诗：“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是魏晋以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句。唐代贤臣都会劝阻皇帝为个人贪欲追求长生，史料随处可见社会对炼丹修仙的鄙视和谴责。
区分崇道和修仙，建议看下《明本册府》卷54的“崇黄老”一节最直观便捷：关于玄宗崇道花了大量篇幅，而到了武宗只有两句话（都是关于老子的庆生和真容相关事，而关于武宗的修仙事迹一概不载）。 这很明显告诉读者修仙和崇道其实是两回事，修仙炼丹都是骗人的，玄宗就没吃丹药长生药活了七十多岁。武宗吃丹药三十出头就升仙。
而且广大网友的双标不能再明显：
佛教对科技文化及社会慈善等等方面都有杰出贡献，网友却对佛教喊打喊杀。
而道士炼丹狂潮直接危害人的生命和财产，网友却轻描淡写说这是时代习俗没办法……
九、结语
传统史学对藩镇问题的评述多存在偏颇，比如批评代宗姑息藩镇、批评德宗软弱无能、赞扬宪宗武宗英明神武等等。简单概括就是凡对藩镇妥协的都骂，对藩镇强硬武力打击成功的都夸。却忽视了所谓的“鹰派”帝王的武功其实也饱含着妥协（比如本文所述李德裕对宦官派系和河北三镇的妥协）和借机铲除异党的私货。
史料记录下的唐武宗与广大网友认知的“年轻有为”唐武宗存在一定偏差。唐武宗和李德裕作为中晚唐时期的政治人物，他们无法脱离藩镇割据和宦官政治及十六王宅等时代规则：没有兵权只有一定程度的行政权、储君问题上身不由己（明明有很多儿子，但一直没立太子）。即便才干杰出的李德裕对此也无能为力。
新史学对历史的研究摆脱了传统史学的“笔削春秋、微言大义、褒贬批判”等等局限，比如张国刚的《藩镇研究》就是很著名的对藩镇问题全面研讨的作品，让读者认识到藩镇是个既定现象，多些认知和研究，少些批判和盖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