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这里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之一。我们每天都要接收从全国各地转来的病人，需要承受不小的压力。因为病人如果在这里治不好，基本没有上级医院可转。
在这里，我见过最多种类的疑难杂症。但在我看来，对于重症患者，死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每天都看着身体恶化，却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那天，一个男孩出现了。没有病因，没有希望，没有科室愿意接收。
我做出了对一个医生来说最难的决定：把他「捞回」自己的科室，决不放弃。
在这家医院工作了 11 年，我算是见识了全国所有救护车的型号。
每一天，都有不同城市牌照的救护车冲进医院大门。下车的病人和家属操着不一致的口音，但神情同样疲惫，像是经过了一场长途旅行 ，如今总算熬到了终点站。
出现在这里的人们，都抱着最后的希望。他们冲进办公室的时候，手里都拽着一张 A4 纸，上面盖着鲜红大印，加上一行小字——「病情疑难危重，建议转上级医院。」
往往这时，病人会拿着这张纸，用近乎祈盼的眼神望着我，越凑越近。甚至有人还会把那张转院通知单放在桌上，怕我不收下。我总是很细心地提醒他们：「这张纸，你还是自己拿着吧。」
这里就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没有上级可转。
但这份声名背后，是无孔不入的压力。如果病人在这里还治不好，那他可能就无处可去了，这是任何病患家属都无法接受的事实。
我不止一次面对过这种突然爆发的绝望。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绝对不坐在后背靠门的位置。
这些外地来的病人们，会被送到一个叫作「抢救室」的地方。作为危重病人的中转站，那里就是人间修罗场，监护警报以高频率发出扎耳的「滴滴滴」，心脏按压到骨头的声音是尖锐的「嘎吱嘎吱」，这些杂音里不时掺和着医生的高声呼喊：「抢救！过来这床！抢救！」
一切都是吵的，就算有人死掉，也还是吵的。只有躺在病床上的活人是安静的。
我每天都要去一趟抢救室，门外的地上躺着横七竖八的病患，那都是一些病情较轻，但家在外地的患者。有时我得从她们身上跨过去，小心翼翼。
在这里有两种病人。幸运的，会找到接收的科室，住进病房。不幸的，医生判断无法治疗，被家属拉回家。如果是后者，对方家属的情绪可能会崩溃，毕竟这里已经是寻医问药的尽头，还能去哪呢？
只是对医生来说，还有比「无法治疗」更可怕的情况。
第一种是年轻的病人，因为岁数小，家人觉得还有未来，一般会抛掉全部身家，不到尽头不罢休。第二种是查不出病因的重症患者，每天花费重金等待结果，抱着一丝希望，却看着自己身体逐渐恶化，比明明白白知道得了绝症更可怕。
这两种病患一旦治疗失败，家属根本无法接受。而第一个面对这种情绪爆发的，往往都是医生。
这也不能怪谁，毕竟从抢救室里来的病人只有一个终极目标：活着。
林晓宇就是这样出现在我面前的。他符合这两种病人的所有特征——年轻，家人也准备拼劲全力，且根本查不出病症。
可从我与他对视第一眼起我就知道，这个小伙子，活不下来。
因为长得显小，我这个主治医生常常被当成实习大夫。
但有时我会觉得，要真是实习就好了，这样就只要关注病房，不必每天去抢救室「捞病人」，这事儿担子太沉，关乎人的生死。
一进抢救室大门，就有同事跟我介绍这一批病人的情况：「昨晚又来了几个『好的』，特别适合你们病房，快来看看。」
有的人习惯把还有救、不会长时间住院、经济条件过得去的称为「好病人」。
按照这种标准，林晓宇显然被排除在外。但他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这个小伙子看我的眼神，让我想起了几年前遇到过的另一个病人。
一样的年轻，一样的充满希望。
见林晓宇的第一面，他挂着氧气罩，见到我只是点点头。因为呼吸困难，他必须费上一点劲儿，才能靠坐在床头，很用力、很沉默地吸氧。
「我是来会诊的医生。」
他抬头看着我，没说话，几秒过后微微张嘴，也只是喘气，扣在脸上的呼吸罩腾起一层白雾。
我翻看着他的急诊病历，二十多岁，来自内陆省份的农村，一开始高烧不退，当地医院认为是肺炎，却越治越重，直到全身多个器官开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出现崩溃迹象。
一个月后，他才被告知那一句：「治不好了，太重了，转上级医院吧。」
我把他的病历翻到最后，都没有说明这到底是什么病。
我踱步到林晓宇跟前，一边看着 CT 片子，一边悄悄打量他。
仅仅病了一个多月，他已经瘦得脱了形，病号服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双颊凹陷下去，显得眼睛格外的大，也格外有神。
整个人看起来比病历里写得还要差一些，不仅各项化验指标都出现问题，口腔和皮肤也已经开始出现溃烂。
我暗自摇摇头，太难了。
还不清楚是什么病，就没有办法对林晓宇给予针对性的有效治疗。况且他这么年轻，疾病恶化的速度就那么快——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太少。
这样下去，林晓宇很可能一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我心里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还是按照惯例，没说自己是负责收治病人的管病房大夫。这种做法，也是不想给每个来到这里的患者「无谓的希望」……
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这里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之一。我们每天都要接收从全国各地转来的病人，需要承受不小的压力。因为病人如果在这里治不好，基本没有上级医院可转。
在这里，我见过最多种类的疑难杂症。但在我看来，对于重症患者，死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每天都看着身体恶化，却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那天，一个男孩出现了。没有病因，没有希望，没有科室愿意接收。
我做出了对一个医生来说最难的决定：把他「捞回」自己的科室，决不放弃。
在这家医院工作了 11 年，我算是见识了全国所有救护车的型号。
每一天，都有不同城市牌照的救护车冲进医院大门。下车的病人和家属操着不一致的口音，但神情同样疲惫，像是经过了一场长途旅行 ，如今总算熬到了终点站。
出现在这里的人们，都抱着最后的希望。他们冲进办公室的时候，手里都拽着一张 A4 纸，上面盖着鲜红大印，加上一行小字——「病情疑难危重，建议转上级医院。」
往往这时，病人会拿着这张纸，用近乎祈盼的眼神望着我，越凑越近。甚至有人还会把那张转院通知单放在桌上，怕我不收下。我总是很细心地提醒他们：「这张纸，你还是自己拿着吧。」
这里就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没有上级可转。
但这份声名背后，是无孔不入的压力。如果病人在这里还治不好，那他可能就无处可去了，这是任何病患家属都无法接受的事实。
我不止一次面对过这种突然爆发的绝望。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绝对不坐在后背靠门的位置。
这些外地来的病人们，会被送到一个叫作「抢救室」的地方。作为危重病人的中转站，那里就是人间修罗场，监护警报以高频率发出扎耳的「滴滴滴」，心脏按压到骨头的声音是尖锐的「嘎吱嘎吱」，这些杂音里不时掺和着医生的高声呼喊：「抢救！过来这床！抢救！」
一切都是吵的，就算有人死掉，也还是吵的。只有躺在病床上的活人是安静的。
我每天都要去一趟抢救室，门外的地上躺着横七竖八的病患，那都是一些病情较轻，但家在外地的患者。有时我得从她们身上跨过去，小心翼翼。
在这里有两种病人。幸运的，会找到接收的科室，住进病房。不幸的，医生判断无法治疗，被家属拉回家。如果是后者，对方家属的情绪可能会崩溃，毕竟这里已经是寻医问药的尽头，还能去哪呢？
只是对医生来说，还有比「无法治疗」更可怕的情况。
第一种是年轻的病人，因为岁数小，家人觉得还有未来，一般会抛掉全部身家，不到尽头不罢休。第二种是查不出病因的重症患者，每天花费重金等待结果，抱着一丝希望，却看着自己身体逐渐恶化，比明明白白知道得了绝症更可怕。
这两种病患一旦治疗失败，家属根本无法接受。而第一个面对这种情绪爆发的，往往都是医生。
这也不能怪谁，毕竟从抢救室里来的病人只有一个终极目标：活着。
林晓宇就是这样出现在我面前的。他符合这两种病人的所有特征——年轻，家人也准备拼劲全力，且根本查不出病症。
可从我与他对视第一眼起我就知道，这个小伙子，活不下来。
因为长得显小，我这个主治医生常常被当成实习大夫。
但有时我会觉得，要真是实习就好了，这样就只要关注病房，不必每天去抢救室「捞病人」，这事儿担子太沉，关乎人的生死。
一进抢救室大门，就有同事跟我介绍这一批病人的情况：「昨晚又来了几个『好的』，特别适合你们病房，快来看看。」
有的人习惯把还有救、不会长时间住院、经济条件过得去的称为「好病人」。
按照这种标准，林晓宇显然被排除在外。但他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这个小伙子看我的眼神，让我想起了几年前遇到过的另一个病人。
一样的年轻，一样的充满希望。
见林晓宇的第一面，他挂着氧气罩，见到我只是点点头。因为呼吸困难，他必须费上一点劲儿，才能靠坐在床头，很用力、很沉默地吸氧。
「我是来会诊的医生。」
他抬头看着我，没说话，几秒过后微微张嘴，也只是喘气，扣在脸上的呼吸罩腾起一层白雾。
我翻看着他的急诊病历，二十多岁，来自内陆省份的农村，一开始高烧不退，当地医院认为是肺炎，却越治越重，直到全身多个器官开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出现崩溃迹象。
一个月后，他才被告知那一句：「治不好了，太重了，转上级医院吧。」
我把他的病历翻到最后，都没有说明这到底是什么病。
我踱步到林晓宇跟前，一边看着 CT 片子，一边悄悄打量他。
仅仅病了一个多月，他已经瘦得脱了形，病号服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双颊凹陷下去，显得眼睛格外的大，也格外有神。
整个人看起来比病历里写得还要差一些，不仅各项化验指标都出现问题，口腔和皮肤也已经开始出现溃烂。
我暗自摇摇头，太难了。
还不清楚是什么病，就没有办法对林晓宇给予针对性的有效治疗。况且他这么年轻，疾病恶化的速度就那么快——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太少。
这样下去，林晓宇很可能一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我心里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还是按照惯例，没说自己是负责收治病人的管病房大夫。这种做法，也是不想给每个来到这里的患者「无谓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