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来说，大马哈鱼就是三文鱼。日本产的三文鱼就是大马哈鱼（太平洋鲑鱼）。
东北大马哈绝迹不是吃三文鱼引起的，主要还是过渡捕捞。
我引用一些数据:“根据黑龙江水产局的统计，在上世纪50年代，大马哈鱼的捕捞量曾高达59.58万尾，总重2085吨，创造了诱人的经济效益。巅峰时期的1963年，渔获量还曾创下过128.6万尾、4501吨的傲人成绩，这反映出当时的资源相当可观。”
“在90年代初期，业内专家曾对大马哈鱼的储量进行过调查和估算，得出的结论却令人惋惜。当时，我国保有的大马哈鱼产卵场达420万㎡，每平方米理论上可产生2.24公斤的增殖量，由此可计算出：我国潜在的大马哈鱼捕捞量应为200~250万尾。但90年代的实际捕捞只有1.8~13.7万尾，平均值为4.5万尾，远低于调查得出的估值。很显然，大马哈鱼资源已经陷入了明显的衰退之中。”“90年代，很多产卵场开始消失或者消退，例如：汤旺河、饶力河连续多年鱼汛消失，黑龙江萝北江段在1999年只产出5条大马哈鱼，2000年时产量归零，这反映出了亲鱼产卵场的变迁。”
其中原因在于：
“诸多调查表明，90年代是大马哈鱼资源锐减的关键时期！这一悲剧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我国渔民作为传统开发者，自然负有一定的责任。国内形成了捕捞大马哈鱼的庞大队伍，专业船网发展到340~370只，配合三层挂网实施流刺网作业，捕捞对象全是远道而来的繁殖群体。多数渔民本着“能捕尽捕”的原则，重视捕捞但缺少资源养护，这是资源量减少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黑龙江下游的拦捕。事实上，能成功洄游我国的大马哈鱼只是九牛一毛，充其量只占洄游资源的一个零头。早在下游的阿穆尔河，绝大部分大马哈鱼就已经遭到了大规模捕捞，河口的产量远非我国所能比肩。资料显示，能成功洄游到中俄界江的鱼群约占总群体的5%，越往上游洄游，雄鱼的比例越低。在河口处，雄鱼占比为43%~47%，繁殖能力最佳；从河口上溯1500km处，雄鱼占比仅剩13%，繁殖能力大降。凭借着天然的地缘优势，俄渔民每年能稳定捕获上千万尾大马哈鱼”
措施如下
“在各种威胁之下，黑龙江的大马哈鱼已经陷入危机，驼背大马哈鱼更是在多条支流绝迹，2007年时监测到的数量不到10尾。同年，我国将大马哈鱼列进了第一批重点保护的水生动物名录，资源恢复迫在眉睫。黑龙江上游放流60年，全是在给俄罗斯“做嫁妆”？为保护大马哈鱼，我国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增殖放流，即人工孵化鱼苗后再放归到自然水域。我国的放流历史可追溯到60年前，哈尔滨水产实验场率先在乌苏里江放流鱼苗。数十年来，抚远市已累计放流3400多万尾，东宁市放流1400多万尾。”
有人可能会认为，我国的放流是“出力不讨好”，4年回归后大部分还是会在下游被拦捕。事实上，放流鱼苗是一件多方获益的活动，我国也不例外。例如：在2015年的放流效果评估中，我国的实测回捕率达到了0.295%，这表明放流确有成效。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坚持放流还能增加我国的“资源权重”。前文已提到，我国是大马哈鱼的鱼源国，而增大放流力度、提高资源的贡献比重，恰恰有利于我国获得前往公海捕捞的“入场券”（即获配额）。若真如此，那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场面，也将是对黑龙江放流的最大回报”
传统来说，大马哈鱼就是三文鱼。日本产的三文鱼就是大马哈鱼（太平洋鲑鱼）。
东北大马哈绝迹不是吃三文鱼引起的，主要还是过渡捕捞。
我引用一些数据:“根据黑龙江水产局的统计，在上世纪50年代，大马哈鱼的捕捞量曾高达59.58万尾，总重2085吨，创造了诱人的经济效益。巅峰时期的1963年，渔获量还曾创下过128.6万尾、4501吨的傲人成绩，这反映出当时的资源相当可观。”
“在90年代初期，业内专家曾对大马哈鱼的储量进行过调查和估算，得出的结论却令人惋惜。当时，我国保有的大马哈鱼产卵场达420万㎡，每平方米理论上可产生2.24公斤的增殖量，由此可计算出：我国潜在的大马哈鱼捕捞量应为200~250万尾。但90年代的实际捕捞只有1.8~13.7万尾，平均值为4.5万尾，远低于调查得出的估值。很显然，大马哈鱼资源已经陷入了明显的衰退之中。”“90年代，很多产卵场开始消失或者消退，例如：汤旺河、饶力河连续多年鱼汛消失，黑龙江萝北江段在1999年只产出5条大马哈鱼，2000年时产量归零，这反映出了亲鱼产卵场的变迁。”
其中原因在于：
“诸多调查表明，90年代是大马哈鱼资源锐减的关键时期！这一悲剧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我国渔民作为传统开发者，自然负有一定的责任。国内形成了捕捞大马哈鱼的庞大队伍，专业船网发展到340~370只，配合三层挂网实施流刺网作业，捕捞对象全是远道而来的繁殖群体。多数渔民本着“能捕尽捕”的原则，重视捕捞但缺少资源养护，这是资源量减少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黑龙江下游的拦捕。事实上，能成功洄游我国的大马哈鱼只是九牛一毛，充其量只占洄游资源的一个零头。早在下游的阿穆尔河，绝大部分大马哈鱼就已经遭到了大规模捕捞，河口的产量远非我国所能比肩。资料显示，能成功洄游到中俄界江的鱼群约占总群体的5%，越往上游洄游，雄鱼的比例越低。在河口处，雄鱼占比为43%~47%，繁殖能力最佳；从河口上溯1500km处，雄鱼占比仅剩13%，繁殖能力大降。凭借着天然的地缘优势，俄渔民每年能稳定捕获上千万尾大马哈鱼”
措施如下
“在各种威胁之下，黑龙江的大马哈鱼已经陷入危机，驼背大马哈鱼更是在多条支流绝迹，2007年时监测到的数量不到10尾。同年，我国将大马哈鱼列进了第一批重点保护的水生动物名录，资源恢复迫在眉睫。黑龙江上游放流60年，全是在给俄罗斯“做嫁妆”？为保护大马哈鱼，我国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增殖放流，即人工孵化鱼苗后再放归到自然水域。我国的放流历史可追溯到60年前，哈尔滨水产实验场率先在乌苏里江放流鱼苗。数十年来，抚远市已累计放流3400多万尾，东宁市放流1400多万尾。”
有人可能会认为，我国的放流是“出力不讨好”，4年回归后大部分还是会在下游被拦捕。事实上，放流鱼苗是一件多方获益的活动，我国也不例外。例如：在2015年的放流效果评估中，我国的实测回捕率达到了0.295%，这表明放流确有成效。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坚持放流还能增加我国的“资源权重”。前文已提到，我国是大马哈鱼的鱼源国，而增大放流力度、提高资源的贡献比重，恰恰有利于我国获得前往公海捕捞的“入场券”（即获配额）。若真如此，那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场面，也将是对黑龙江放流的最大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