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代乐谱主要流传于日本，明清以前的古代乐谱在中国几乎荡然无存。如六世纪的《碣石调·幽兰》 (现藏于东京国立图书馆) 、《五弦琵琶谱》 (774年，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 、《番假崇天平琵琶谱》 (747， 藏于日本
正仓院
) 、《五弦琵琶谱》 (773年，藏于京都阳明文库) 、《博雅笛谱》 (966年，藏于上野日本音乐资料室) 、《三五要录》 (12世纪，藏于
东京艺术大学
图书馆) 、《仁智要录》 (12世纪，藏于东京艺术大学) 等。另外还有明清时期的 《魏氏乐谱》 (1768年出版的歌谱)、《东皋琴谱》(1771年，东皋禅师蒋兴畴传谱)等都在日本。”
摘自
上海音乐学院
赵维平教授有篇论文《日本的音乐史料、研究及与中国音乐研究的关系》。
侵华期间，日军占领南京后，曾对南京的各大图书馆进行了系统性的掠夺，据统计，被掠夺的图书达到近90万册。
日本侵华战争前夕，中国有4747个图书馆，但到1943年，中国图书馆的数量已降至940个，五分之四的图书馆不是被毁就是被清空。日本侵华期间，中国损失了40%的图书馆藏书。中国的现代图书馆制度起始于1905年。随着时代的进步，各大省市都建立了自己的公共图书馆，这为人民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和研究资源。然而，这些图书馆在日本侵华期间几乎被全部毁灭，我国花了20多年攒存的宝贵图书被洗劫一空。
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有计划地洗劫南京各图书馆，共掠夺图书897178册。据日中文献记载，日军甚至在进攻南京前，就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组织，名为“中央分局（华中）沦陷区图书文献受理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整理、运输抢来的图书，并编制抢来的图书目录。这一行为凸显了日军对中国文化遗产的蓄意破坏和掠夺。
1938年1月22日，日军在劫掠完图书馆之后，特别委员会开始了对大约70个机构的书籍的审查工作。这些机构都是原国民政府的部门和机构，藏书众多，涵盖了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
接下来，日军将从南京以及其他地区抢来的书籍运到主要地点集中，成立了一个“书籍整理委员会”对书籍进行整理。该组织从1938年3月6日到8月31日，对被掠夺的书籍进行了精细的分类整理，将其分为了11个类别，更进一步地表现出他们行为的预谋性和系统性。日本军队不仅抢走了这些珍贵的书籍，还借此机会在日本国内建立了许多专门的研究机构，如东亚研究所、东亚地方病研究所、东亚经济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所借助被掠夺的书籍，开展了针对中国文化、经济、历史等多个领域的深度研究，利用了中国的知识财富为自己服务。
可以说，日本军队对中国图书馆的洗劫掠夺不仅让我国损失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也剥夺了中国人民接触和研究自己历史文化的机会，带来了长久且深远的负面影响。
日本掠夺书籍有其历史传统，从16世纪的丰臣秀吉时代开始，日本开始将掠夺书籍和文物作为其军事侵略的一部分。这一行为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达到了顶峰。日本对其掠夺书籍的行为毫不避讳，“中区分局沦陷区图书资料受理委员会”后更名为“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华中重建物资准备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协调和管理从中国掠夺的所有书籍和文物。
摘自
茶垢时光
“中国的古代乐谱主要流传于日本，明清以前的古代乐谱在中国几乎荡然无存。如六世纪的《碣石调·幽兰》 (现藏于东京国立图书馆) 、《五弦琵琶谱》 (774年，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 、《番假崇天平琵琶谱》 (747， 藏于日本
正仓院
) 、《五弦琵琶谱》 (773年，藏于京都阳明文库) 、《博雅笛谱》 (966年，藏于上野日本音乐资料室) 、《三五要录》 (12世纪，藏于
东京艺术大学
图书馆) 、《仁智要录》 (12世纪，藏于东京艺术大学) 等。另外还有明清时期的 《魏氏乐谱》 (1768年出版的歌谱)、《东皋琴谱》(1771年，东皋禅师蒋兴畴传谱)等都在日本。”
摘自
上海音乐学院
赵维平教授有篇论文《日本的音乐史料、研究及与中国音乐研究的关系》。
侵华期间，日军占领南京后，曾对南京的各大图书馆进行了系统性的掠夺，据统计，被掠夺的图书达到近90万册。
日本侵华战争前夕，中国有4747个图书馆，但到1943年，中国图书馆的数量已降至940个，五分之四的图书馆不是被毁就是被清空。日本侵华期间，中国损失了40%的图书馆藏书。中国的现代图书馆制度起始于1905年。随着时代的进步，各大省市都建立了自己的公共图书馆，这为人民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和研究资源。然而，这些图书馆在日本侵华期间几乎被全部毁灭，我国花了20多年攒存的宝贵图书被洗劫一空。
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有计划地洗劫南京各图书馆，共掠夺图书897178册。据日中文献记载，日军甚至在进攻南京前，就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组织，名为“中央分局（华中）沦陷区图书文献受理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整理、运输抢来的图书，并编制抢来的图书目录。这一行为凸显了日军对中国文化遗产的蓄意破坏和掠夺。
1938年1月22日，日军在劫掠完图书馆之后，特别委员会开始了对大约70个机构的书籍的审查工作。这些机构都是原国民政府的部门和机构，藏书众多，涵盖了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
接下来，日军将从南京以及其他地区抢来的书籍运到主要地点集中，成立了一个“书籍整理委员会”对书籍进行整理。该组织从1938年3月6日到8月31日，对被掠夺的书籍进行了精细的分类整理，将其分为了11个类别，更进一步地表现出他们行为的预谋性和系统性。日本军队不仅抢走了这些珍贵的书籍，还借此机会在日本国内建立了许多专门的研究机构，如东亚研究所、东亚地方病研究所、东亚经济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所借助被掠夺的书籍，开展了针对中国文化、经济、历史等多个领域的深度研究，利用了中国的知识财富为自己服务。
可以说，日本军队对中国图书馆的洗劫掠夺不仅让我国损失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也剥夺了中国人民接触和研究自己历史文化的机会，带来了长久且深远的负面影响。
日本掠夺书籍有其历史传统，从16世纪的丰臣秀吉时代开始，日本开始将掠夺书籍和文物作为其军事侵略的一部分。这一行为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达到了顶峰。日本对其掠夺书籍的行为毫不避讳，“中区分局沦陷区图书资料受理委员会”后更名为“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华中重建物资准备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协调和管理从中国掠夺的所有书籍和文物。
摘自
茶垢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