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历史多次的“误会”（不管是历史“误会”了他，还是他“误会”了历史，沈从文几乎都是一个极大的谜，甭管多少人在研究他以及研究这个“误会”，似乎都是徒劳的。这真让人心灰心懒。一种来自潜意识的声音在说：“‘误会’只是外在的表象，那个儒雅得让历史也要缄口的沈从文，注定了使人对他无法‘了解”’。这不是沈从文的错，也不是历史的错。因为“凡是用什么‘观点’作为批评基础的都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都碰不到问题。”（《答凌宇问》）这句话几乎给一切文艺评论者判了“死刑”，碰不到问题，碰来碰去的只是“观点”，“观点”太过主观和机心，甚至是自以为是，也就谁也说服不了谁。这同样让人丧气。难道我们又一次在“误会”沈从文，从而“误会”了文学？也许是的，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让我们自己难堪的自己“误会”了自己，让沈从文先生在一旁宁静而和平地微笑着看—那是又一个温柔的嘲讽！啊，这个蹊跷的人间，这个蹊跷的文学大师，他的平静比他的讽刺来得更加有力量，那“误会”就简直不值得一提了。但我们仍然要提，要论议，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爱：关于痛苦、绝望、生死两相对立却又融洽的那种方式），除了他迥异于他人的独特人格与个性，他的文学创作实绩，始终在自己的那条路上“旅行”和观照人生等之外，恐怕还在于他的一系列文学主张吧。
沈从文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我宁愿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所谓“章法”，简单点说，无外就是文艺理论所谓的一致认同的创作技巧、作用和意义等之类的东西，但沈从文却不肯轻易接受，甚至是根本就不以为然。他有着自己认真严肃适合于他的创作尺度和审美态度，因此评论界在评论他时往往也流露出不屑的神情，以为他是“无思想的作家”，其作品没有灵魂，人自然就成了“空虚作家”，在“文体”上大作文章，却在结构上松散不堪，没有“事物中心”，没有“人物中心”，云云。这些论调显然太过武断和幼稚了。
沈从文有过自己“近于无知的固执”，他使用自己的“理解”和“悟性”得出的创作理论来“武装”他的作品，这一点是极其可贵的。一系列伟大作品的问世，是他“主张”与“实际创作”的完美结合。思想的独特使他优秀于他人，心态的自由又使他灵敏于他人，这样便形成了他的创作理论，并自成体系。
首先，他以为写作不是“职业”，却是一种“事业”。这给写作者提出了一个极高的要求。“职业”好办，可以单纯为了混口饭吃和晋级之类的工作，只要还过得去，照例会舒坦地活下去，沈从文是比较了解中国人的“职业”心态的，一旦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便“懒惰”，便能安于现状，混混而已，所以他提出了“事业”的创作意义；而“职业”有着某种人的天性上的功利性和平庸性，如文联作协和文化馆等部门；因而“职业”写作就会使人失去才情，失去道德，将人的情商淡化，大多在应付和虚荣面上将作品庸俗写下去；而很多文学青年和一些所谓的青年评论者已经很“职业”化了。这种现象比昔日的“学而优则仕”更让人觉得可笑；倘若这种人还要装出一幅“夜郎”的神气，那自然比政客还要职业的，加上所谓的年轻骨干、带头人之类，若没有“职业”的吹拍捧舔的手段和一张厚脸皮，他们自然也会寂寞的，而这种现象在社会个方面已经是非常自然而职业的现象了。“职业”已经不再是一个令人心动，具有某种高尚意义的词语和人所从事的“东西”了。只有将写作当作一种个人追求上的伟大嚼业，才能将其上升为精神灵魂与人生相映的大业。沈从文说：“这事业若包含一种国家重造的理想，与一切现有保守腐败势力的观念组织，都必然发生冲突，工作沉重与艰苦，就不是恋恋于职业上生活安定的人能办好的！”因此，他认为，单纯对文学创作有兴趣还远远不够，而应该还有信仰。可是，如今的现实是，年青的一代碌碌无为，追求物质已成为时髦，在所谓的高层知识分子中，追求虚名和势利也已是风胜，也没见的他们有什么信仰，沈从文认为，这种信仰是每一个作家不可缺少的东西，是每个大作品产生而必有的东西。他在《创作杂谈·给志在写作者》一文中说：“对文学有信仰，需要的是一点宗教情绪。”他还引用了一个俄罗斯作家的话说：“我们的不幸，便是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痛苦、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乎全无所知。我们所以觉得文学可尊者，便因其最高的功能是试在消除一切的界限与距离。”他还强调：“文学是一种事业，如其他事业一样，一生相就也不一定有多少成就。同时这事业因天灾人祸失败，又多更属当然的情形，这就要看作者个人如何承当这失败而纠正自己，使同生活慢慢展开，也许经得住时代的风雨一点。把文学做企业看，容许侥幸的投机，但基础是筑在浮沙上面，另一种新趣味一来，就带走了所已成的地位，那是太游戏，近乎‘白相’的文学态度。”（《废邮存底·给一个写小说的》）沈从文是很注意文学家的创作态度的，所谓态度决定“一切”嘛，这无可厚非。沈从文也深知中国也是一个态度决定一切的国家，但在文学事业上，他的内涵有所变化。人们喜欢“表态”，喜欢抠他人的“态度”问题，而表态者往往比不表态者更见虚伪和丑陋，喜欢抠别人者也多半是混球和小人。在文学上，提态度，似乎有些过于庄重和虔诚了。我理解沈从文的心灵，他寻求的是一种真正的文学，一种大意义，但他被人奚落为迂腐的呆子，正是由于着态度得来的。这是沈从文的伟大和令人尊敬之处。但若仔细翻阅人生历史，在详察文学历史和文坛诸公的所言所行，正是因为态度，便有了文学的“阳萎”，刊物的“脑溢血”，读者的“癫痈”，商贩的“肯德基”，也正是因为“态度”，反而使自私和无耻之人在“文学和评论的阳光大道上”上“鸡胸”而“凸肚”地前进，几乎丢掉了本已不多的精神和思想。有人希望尽快撕下文坛的羊皮，学术界的遮羞布，其实，撕与不撕都是那么一回事，因为“态度”，他们就是撕去了羊皮，将会得到更多的“貂皮”、“虎皮”的……而我们在看看沈从文的文学态度，就不难发现，他正因为态度而将其提高到了信仰，这就非常难能可贵了（但，本人却并不以文人一定要有“态度”为然，甭管是那些不择手段进行的被扶持的态度，还是沈先生的高尚的信仰。）
他说：“文学创作也许比起别的工作更有意义，更富趣味……这事业若包含一个人高尚的理想，值得称为‘神圣’，神圣的意义，也应当是它创造比较一切工作更艰难、更耗费精力。” （《新废邮存底·十》）这说法自然也好会让那些以为“文学高于一切的”人怄气的。沈从文并不以为文学是惟一，是绝对的高雅，它也只是一项事业而已，只是这事业必须在身心两方面比其他工作付出要多，而更多的是在寂寞中劳动。可以说，孤独是文学的商标，寂寞是文学的保姆。当然他肯定这种艰辛和精力的过多消耗，是极富魅力的，“每个作品还皆许可作者安置一点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许使我平凡与沉落，我的感情还可以向高处跑去；生活或许使我孤单寂寞，我的作品将同许多人发生爱情同友谊。”（《序跋集·〈篱下集〉题记》）
在这个问题上，沈从文自然不能不提及道德这个问题。令人感念的是，沈从文的一生中，对待道德这个问题是极其慎重的，也不会因为要应付或适应什么而“说教”，他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卫道士，他，怀抱的是真正的道德。
在《怯步集·沉默》中，他说：“文学艺术历史总是在‘言志’和‘载道’意义上，人人都说艺术应当有一个道德的要求，这观念假定容许它存在，创作最低的效果，应当是给自己与他人以把握的共通的人性达到交流的满足，由满足而感觉愉快、有所启发，形成一种向前进取的勇气和信心。这效果的获得，可以说是道德的。”这“道德”，包含了对错误制度的修改，对荒谬观念的澄清，克服懒惰自私，也有清洁健康，勇敢正直，把握真理，拥戴爱情，达到完美，同时也包涵了’‘把一组文字，变成有魔术性和传染性的东西，表现作者对于人生由‘斗争’求‘完美’的一种理想……”这些“最不可缺失的，便是一种’精巧完整的组织’。”（《新废邮存底·十》）“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听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使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序跋集〈篱下集〉》）
道德问题的明晰，解决了心理方面的疙瘩，人就能进人深层的理性思考。沈从文充满自信地写下去：“一切由庸俗腐败的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烛虚·长庚》）这是文学及文学创作者的使命，是他们存在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中，我们看出文学家或艺术家的伟大，也看出他们的天真。”（《新废邮存低·二十七》）
沈从文对文学最终的认为是：“今古相去甚远，世界面积那么宽，人心与人心的沟通和连接，原是以来文学的人性的种种纠纷，使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以以文学来诠释启发的。”
很多人由于对现实不满，沈从文认为那自然对“空虚”就有所倾心，因而不能超越习惯和俗见。他认为：“一切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具切的欲望……表现多数人在灾难中心与力的向上，使大多数人侵人润于他想象和情感光辉里，能够向上。”否则，将把写作者弄得十分狭窄，尤其是对题材的选择，不精细，在主题提炼上，也不深刻，不亲切。他要求一切写作者和阅读者要“忘了‘作家’，关心‘作品’。永远不要在作品上自满，不在希望上自卑。”这是一句经典的结论。（本段引自《给志在写作者》）
文学创作的另一个意义就是技巧问题。沈从文极端重视文学的技巧。他说：“一个作品的成立，是从技巧着眼的。”而他针对当时文坛对技巧的蔑视意识和对技巧的某种莫名其妙的“害羞”心理，提出了自己对技巧的认识。他说：“《诗经》上的诗，有些篇章读来觉得极美丽，《楚辞》上的文章，有些读来也觉得极热情，它们是靠技巧存在的。骄体文写得十分典雅，八股文写得十分老到，毫无可疑，也在技巧。”但他也指出，前者的亲切、妥贴、近情、合理使它们具有永久性，而后者除了玩弄文字外毫无好处，自然是短命的。这里，就有一个怎么样运用技巧的问题，从而决定了技巧的价值。沈从文十分坚决地认为，一个作品的成败，决定仍然在技巧。他是这么论述技巧的：“就‘技巧’一词加以诊释，真正意义应当是‘选择’，是‘谨慎处置’，是求妥贴，是求‘恰当’，一个作者下笔时，关于运用文字铺排故事方面，能够细心选择，能够谨慎处置，能够妥贴，能够恰当，不是坏事情。”他认为，能经济，能不浪费，能亲切而近人情，自然也应该是技巧问题。至于矫揉造作，是技巧不足；雕琢刻画，又是技巧过多。这种“不足”与“过多”，不是技巧本身的过失，与作者的技术能量、修养和心态都有关系。他很清醒地指出：“文章徒重技巧，于是不可免地转入空洞、累赘、芜杂、狠琐的骄体文与应制文产生。文章不重技巧而重思想，方可希望言之有物，不作枝枝节节描述，产生伟大作品。所谓伟大作品，自然是有思想，有魄力，有内容，文字泥沙杂下，却具有一泻千里的气势的作品。”他不满地说，技巧被轻慢，被诅咒，被忽视，因而也就是对技巧的认识不足，从而导致对技巧的误解，实则是对创作者本人的误解。他进一步说：“艺术同技巧原来不可分开，莫轻视技巧，莫忽视技巧，莫滥用技巧。”因此，“事实是，有思想的作家，若预备写出一点有思想的作品，引起读者注意，推动社会变革，作家应当的第一件事，还是得把技巧学会。”“人类高尚的理想，健康的理想，必须先融解在文字里，这理想方可成为‘艺术’。无视文字的德性与效率，想望作品可以作杠杆，做火炬，作炸药，皆为徒劳妄想。”（以上引自《论技巧》）
谈到技巧，自然就会联系到文字语言，而沈从文又是何等的看重文字的功能，他认为一切表现人性，思想和劲文学德性的作者，不许懂得文字。“一个作品的成功，文字弄得干净利落是第一步，不是最后一步。你明白了如何吝惜文字，还应当明白如何找寻那些增加效果的文字。”（《新废邮存底·十五》）他例举了苏俄的成功作品《铁流》，以为其成功的理由是“字数并不多，却写得特别好。”他说：“文字是作家的武器，一个人理会文字的用处比旁人渊博，善于运用文字，正是他成为作家条件之一。”当然，文字的使用仍然是一个技巧间题，笔者也同意沈从文的主张，文字的作用正是一部作品最后成立的根本保证，笔力的强弱总体上是靠文字来支撑的，一件作品的魅力，首先得看文字，文字应当是一种极其困难却又极富乐趣的艺术。时下流行的相声、小品，莫不在语言上死下功夫的，可以说相声和小品是依靠语言的魅力获得观众的，其次我们才能在内容、思想和其他方面去关注，试想想，如果相声小品失去了独特的语言的风格，会是什么结果。一个成功的相声和小品演员，他本身已经具备了语言家的功力。就连从“风凰卫视台”模仿而来的、风靡全国电视台的各类“综艺”节目（当然包括无趣的搞笑节目），也都在语言上下足了功夫，尽管张开一张张阔嘴，侃足了瘾，笑岔了气仍然让人觉得做作和俗气。那么，对于文学来说，文字就显得更加重要了。“不懂文字，什么是文学？《诗经》与山歌不同，不在思想，还在文字！一个作家思想好，决不至于因文字也好反而使他思想变怀。”换句话说，一个思想好，却不懂得文字语言，也不可能因为其思想好而成为作家诗人的。沈从文继续说：“一个性情幽默知书识字的剃头师傅，能如老舍先生那样使用文字，也就有机会成为老舍先生。若不理解文字，也不能使用文字，那就只好成天挑小担儿各处做生意，就墙边太阳下给人理发，一面工作一面与主顾说笑去了。”（《废邮存底·给一个读者》）“他从一堆小说中知道说一个故事时处置故事的得失，他从无数话语中弄明白了说一句话时那种语气的分量。是的，他最应当明白的是文字的分量。同时凡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他皆能拈轻选重得当的去使用。为了自己想弄明白的分量，他得在记忆里收藏一大堆单字单句。他这点积蓄，是他平时处处用心，从眼睛里耳朵里装进去的。”（《谈创作》）
另外，他强调语言文字的功能，必须多读书，必须在生活中和练习语言，想普通人学习语言，而且要不断地实践，不断地锤炼。他也是这么做的，在经年累月之后，形成了他独特的语言风格，一而且几乎达到了别人无以企及的最高峰，而且几乎是无法模仿，不可替代的。“一面翻读这本大书，到处去跑，跑到各式各样不同社会生活中明白一切·····一面转头来再又去拼命读多种多样的书，用文字写来的书，两相对照一下，‘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与抽象相去多远……永远不灰心，永远充满热情去生活、读书、写作……经过这个试验，于是你生命接近成熟了，情感比较稳定了，脑子可以自由运用，一支笔更容易为脑子而运用了，你会在写作上得到另外一种快乐，一点信心……”（《续废邮存底·学习写作》）针对更为重要的实践，谈论述得更加具体和坚决：“看机会许可，或向书本中钻，或向社会中滚，都比坐下来看看流行杂志，写点不三不四的文章好。文章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大作品不能凭空产生，得作知识和经验上的准备。”（《续废邮存底·给一个青年作家》）这“准备”自然也包含文字上的准备。我们再回来说说技巧吧。沈从文从另一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即他不喜欢“理论文章等，他说：“‘理论’或‘指南’、‘作法’一类书，我认为并无多大益处……我总不明白写这些书的人，在那里说什么话。若照他们说的方法来写小说，许多作者一年中恐怕不容易写两个象样短篇了……他应当在书本上学懂如何安排故事使用文字，却另外在人事上学明白人事。”（《废邮存底·给一个读者》）如此而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沈从文宁愿在章法外接受失败，而不愿在章法内接受成功的原因了。
沈从文是一个作家，那他又是如何以作家的眼光去看“作家”这个问题呢？这是一个很严肃却又是非常有趣的话题一文人间要么是彼此相轻，都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抱定自己的什么主张不放，要么拉小团体，立帮派，设门户，互相攻击、蔑视，乃至成仇，要么彼此吹捧，彼此点评，为对方写一点评论文章，大吐溢美之词，更有甚者还将这些东西拟着什么标准（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如果有什么标准，那才叫怪！）要么彼此利用，从政客那儿学点心得技巧，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传统对作家诗人也是呼之日“灵魂工程师”的，这称号并不是教师的专用）的幌子下，做着下作卑污的事情……当所有的人都复原为“人”时，一切原形都毕露的，最本质的东西就像一具裸体，你自己好好审视吧。首要的是，你一定得把那些光环和什么称号先给他们摘去，这样，一切不都简单而了然了？
我们多次提到，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为这个称呼，他既不骄傲，也不自卑。因而他首先是从一个“乡下人”的角度来谈论作家的。“我们这个社会真正所希望的文学家一也许是个乡巴佬，凡属新文人的风雅皆与他无缘。生活也许平平常常，并无轶闻佳话足供广播流传。
思想信仰也许同社会制度习惯皆显得十分冲突，不能相合，但却有一种很谨严的伦理道德标准控制他，支配他，而且在他那些作品中，便表示出他对于旧制度习惯的反抗，向未来社会伦理道德的努力……他观察社会，认识社会，虽‘专门知识’却有丰富无比的‘常识’。他从书本学到了文学上各种技巧，学会安排文字，铺叙故事，再从那个活生生的社会里去注意一切问题—他的作品便是综合这两方面所的的成果……这种人相信人类应当向光明处去，向高处走。正义永远在他胸中燃烧，他们的工作目的就是向生存与进步努力。”（《文学运动杂谈·新文人与新文学》）
他是在谈他自己，他的追求，理想，一个活生生的沈从文式的作家的写照；一点沈从文自己的经验，一些对自我的界定，一点自信，更多的是他保持了他应有的勇气，坦诚而又实际，便成了沈从文“作家”的模型，但并不是以他的形象和言行为中心，但这模型的根本还是必须要有正义，向往光明与进步。
对沈从文本人，笔者愿意相信他是一个极度慎重和警醒的作家，而不愿意说他是一个谦虚的人；清醒永远比谦虚可贵。虽然谦虚谨慎者也不乏清醒者，但生活实际情形告诉我们，谦虚者之中糊涂虫多的是，笨人也不少，小人则更多；谨慎者中的“谨小慎微”者则使生命几乎苍白如噩粉，胆怯者则不必去谈他们了。清醒的可贵就在于心知肚明，凡事心中一把秤，能对一切人事作出较为公允的给予和评判。不仅能够“摆正位置”，而且明白怎么摆正这个位置；由于警醒，心态自然不会歪斜的；由于警醒，对个性天性，他知道怎么去拥有怎么去发挥其意义；由于清醒，他就在更加坦诚中自由地活着，永不背离自我；由于清醒，他获得了自己的世界。
沈从文说：“不必对作家好奇，作家并没有什么可贵，可贵的应是他工作谨慎认真态度，和作品中表现的健康的人生观。”（《新废邮存底·二十八》）我们便又可以说，清醒正是一种健康的心态，积极的人生态度。
“一切出路的基础，皆应建筑在个人埋头苦干上面。尤其是比较远大的理想，比较孤寂的事业，总不能从侥幸与马虎讨到多少便宜。好作品不一定能从团体中产生……一个作家支持他的地位，是他个人的作品，不是团体。”（《新废邮存底·十二》）说得妙极了。这儿的“团体”，可以理解为一个派别，一个真实存在的团体，或一个经常性的固定的圈子与其聚会，一个又一个拢在一起的笔会、座谈会、颁奖仪式、讲座、文学沙龙什么的，即一个又一个非凡的热闹、表面上的“繁荣”等。文学创作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劳动，这是一个让人“望而却步”却又充满了无穷诱惑力的现象和劳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除了自己在一份孤独的冷清与寂寞的凄凉中埋头耕耘自己的文学“自留地”外，实在没别的方式；而今瘴气迷漫、势利横溢、吵吵嚷嚷的什么文学组织团体之类的，说到底了，除了培养几个呆板势利和某种权利欲望的人之外，剩下的，充其量也只是一番热闹而已。
是的，如果一个文学者以为假如什么团体，就可以成为什么作家诗人的，那也太幼稚和急功近利了点。团体的功能只不过是所有人类中的部分精华，召集在一起，共同前进而已，它本身不一定就是有培养、栽培、进修、“函授”之类的作用，更不可能把一个连病句都难以纠正的人变成作家，只是团体中人以为自己就是“师”就是“长”，常显摆出一副过来人和权威或老师或先生或标准的臭脸孔，要培养啊栽培出几个人材来;估计很多人看重的就是这一点，那些笨人和屏头，在一起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还有“文学院”之类的，明白其中蹊跷的，便不说为妙，不明白的，还真以为是什么文学殿堂了。文学的殿堂就是你孤独寂寞的内心，你只有在那儿你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和美。当民间的，包括大中专院校的文学社团也带着极强的功利、市侩、庸俗之心搞文学时，团体的作用便发挥到了极致，而其意义却被全然曲解了。
进一步说，如果一个团体和个体劳动的作家诗人及其作品在如今市场经济影响下被淡漠、忽视、遗忘，甚至是被嘲笑和打击，让团体中人和孤独作家诗人们感到失落、不平，因而便要骂娘，甚至某些一占据着某某大刊物或某某要职的人利用大量版面和职务的方便，刊发自己腥躁四溢的文字，大谈如今的是如何如何的不懂文艺，是如何如何的不识审美，如何如何的不谙精神和灵魂，云云，那我将毫不客气地说，说这话的人不仅过于脆弱，而且无知，而且不争气，而且不识相而且是真正的庸俗和市侩，而且丑陋无耻之极。从古到今，即使屈原、李白、苏轼、曹雪芹、到鲁迅到沈从文，还有国外无数文学大师，谁那么无礼、霸道地要求读者必须来买自己的帐？谁厚着脸皮以为文学就是绝对地高于一切的东西？谁明明白白地论证过，大凡作家作品一出台，就该被人接受，成为灵魂的载体？文人大可不必跟商人一类，以为写点什么就必须要有赢利；也决不能同政客一样，晃摆着羊耳猪肚象腿，到处题字留言发言，求得人的“尊重”；作家最大的本事和幸运，只要读者明白了文学艺术只能同内心同灵魂说话，是自己留给自己的那份时间和空间相融的灵魂和理想安置处、就已经足够了。作家诗人不能要求读者太多。至于作品会在社会上如何流传，在出版发表前多下些功夫，出版发表后可就由不得你了。因此，你在报刊杂志上叫嚷什么？再者，常见的团体颁发的什么奖之类的，笔者就不赘述了，那是喜剧。
但是，作家诗家必须在创作技能的本事上还必须拥有责任感和眼光。“一个作家若不能逃脱个人爱憎与社会流行毁誉，想伟大实无希望可言。我认为，个人若是从事文学创作，为的是对‘真理’或‘未来社会’有所倾心，鼓励他应当是他对生存的责任或兴趣，刺激他应该是全体人类幸福与快乐，批评应当是现在未来的一切读者。正因他看的大，看的远，他才有希望能把工作做好，做的坚实。”
沈从文和他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脱离政治的，他不仅怀疑政治，而且非常厌恶，对某些政客和倾向于政客的文人自然相当厌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关心民族和困家前途的正义之心，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使他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文学家的基本含义：“我们这个社会真正所希望的文学家……第一，他们先得承认现代文学不能同现代社会分离，文学家也是个‘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的问题反而来谈天说鬼。第二，他们既得注意社会，当前社会组织不合理处，需重造的，需修改的，必极力在作品中表示他的意见同目的，爱憎毫不含糊。第三，他们既觉得文学家也不过是一个人，就并无什么比别人了不起的地方，凡作人消极与积极的两种得人心皆不逃避。他们从事文学，也得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贡献于社会的应当是一些作品，一点成绩，不能用其他东西代替。”（《文学运动杂谈·新文人与新文学》）
希望是希望，拿文字作“蚊子”嗡嗡叫、到处叮咬的人依然故我。当大多数文人终于抗拒不住物质的诱惑而“背叛”了自己当初的诺言时，希望仍然是希望，情形不同而已矣。由于人的动物本性，人就自然地生出这种那种本事，做爱的性欢乐，杀人的刀枪，害人的阴谋，对裸体的自卑、仇视、污蔑或危险的崇拜，会“生儿育女”的金钱和帐号上的“一生”与“如世界之谜一般的密码”，在人胯下的“手舞足蹈”，从而使这种本性逐渐变成习惯；有了习惯，一切都在极度自然中中规中矩、有脸有面、有声有色，到有持无恐。于是作家诗人自然就成了“异类”、“疯子”、“变态”。其实这类评价本人以为还是很在理的，也较为中肯，作家诗人肯定与大众有些不同，这是从古到今的“景观”，不承认是不行的，要命的是作家诗人修炼成为以上的那些习惯，在习惯中自然而然，根本上让人讨厌的就是偏还要摆出一副温文尔雅、自命清高、莫测高深和颐指气使的“土坟”模样。为此，沈从文揭示得极为深刻：“原因很简单，就是多数人知道要出路，不知道要脑子。随波逐流容易见好，独立逆风需要魄力。”症结就在这里，没有脑子和魄力的文学创作及其主人，由于习惯力最的支配，成为“正常”的人。而他们在精神之外过得多么快活！
希望是诚实！
希望是责任！
希望是个性！
希望是真爱！
希望是美！
“一个伟大作品的制作者，照例是需要一种博大精神，忽于人事小小得失，不灰心，不畏难，在极端贫困坚信中，还能支持下去，且能组织理想（对未来美丽而且光明的合理社会理想）在篇章里……”（《创作杂谈·给志在写作者》）
古巴作家阿来霍·卡彭铁尔说过：“小说是一种需要！”推而广之，我们便可以这么说：文学是一种需要。沈从文也这样说过：“大多数伟大作品，是因为它‘存在’，成为多数需要。并不是因为多数‘需要’，它因之‘产生’。”但他同时又表现出了疑虑：“我始终不解一个作者把‘作品’与为‘多数’连缀起来，努力使作品庸俗，雷同，无个性，无特性，却又希望它长久存在，以为它因此就能够长久存在，这一个观念如何能够成立。”（《怯步集·沉默》）
这里，我们不能将卡彭铁尔的“需要”和沈从文所说的为“多数”的需要相等义，前者的需要是：以小说展现一个世界，尤其是在复杂的拉丁美洲，沈从文如果也对此类问题感兴趣，他便会自我意会，他的作品已经是一个需要：在人性被扭曲的现代文明的“铁罩”下面，他展现的是一个原生态和原初美的湘西世界。这一点，卡彭铁尔和沈从文是一致的。为多数的“需要”则不完全属于这个范畴，那是公式化观念化的文学创作现象。但综观两人的创作经历和主张，卡彭铁尔和沈从文又有很大的不同：卡彭铁尔像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实则他也有这么个倾向），是一个“介人”性的作家，拉丁美洲便是他的“战场”、“温室”和“太平间”，沈从文呢？还用我多说么？
从需要开始，便会有议论，说文学一些，就是文艺性批评。文艺批评是跟随文艺创作而来的，也是促进文艺创作不断向前的一个“工作”，两者互为手足，却不能互为因果。批评是一个全方位的议论，既不可阿谀，也不可苛刻，既不武断，也不护短；它是一个说明，一个解释，也是一个审美，同时也是鉴赏中的分享。如果一个评论者老是将文艺批评“上升”到政治的“高度”，那这种人是极不中用的，也是极势利的。
“一切作品都需要批评的。一切好作品都应当有种公正的批评。”沈从文并不否认批评的作用和价值，但它们必须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纵或目前大多数批评家还不能把他们的批评同‘政见’、‘友谊’、‘商业’分开，纵卖膏药的批评家也还道貌岸然的保留一种说教传道的模样，然而我们应当希望，过一时，批评家中会有几个人，忘了自己是‘传道师’，明白他的责任和限度，却愿意作读者的‘朋友’，能用一种填密、诚实而又谦虚的态度，先求了解作品，认识作品，再把自己读过某一本书或一个作品以后的印象或感想，来同读者谈谈的。具有这种态度的批评，若真是中国读者所需要，如今还缺少，我们就想办法培养他。”（《新废邮存底·十一》）
“培养他！？”言大了。沈从文一时间几乎也成了“教育者”，是“难得糊涂”？但沈从文并没有错，“培养”也是一种需要，但关键是批评家必须学会“自给自足”，自己补充文学氧气和营养：诚实、公正、大度！写的评论至少还得像一篇文章（真正意义上的作品）。然后再去和读者或作家交换意见，或建议。“不要轻看诚实，到如今的世界，看完了一本书，看懂了这个人作品，再来说话的批评家，实在不多了。”(《序跋集·题记》)诚实是前提，这点无可争辩。至于产读留r .，笔者不敢苟同，文学是人学，高尔基先生说的。假同这观点，那我们不妨来说说“懂”在文学上的可能这东西从猿到如今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到无数文艺作品的诞生，我想是无人真正能“懂”的，否则文艺作品就失去了生产乃至存在乃至作为精神载体而永恒下去的条件和可能，正因为“人”的复杂性、多元性、善变性，即使有科学的定义、概念，都没人能真正“系统”地写清楚什么是“人”;从这个前提出发，由“人”写出的作品，只能在概念上对其归纳，在创作上叙述一些“人”的行为，刻画“人”的特征，而究竟“人”之真正，仍然无从明白。除了作品是作家艺术家主观精神的产物，是他们独断而来的成品，读者这方面就更是迷惑，“懂”什么?一切尽在“感觉”之中!如果有人反驳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是“懂”的话，那也不能成立，“意会”应该是“感觉”之一种，也是模糊的，思想和精神含混的，笔者以为正是这个特征，才使文学艺术作品永具魅力;如果一切都明明白白(其实也不可能)，一切都是能够知道的，那还有什么秘密和谜可供人类快乐和探索的?这个运动变化着的世界提供给我们的也只能是可能和迷惑，没答案，没真正的定义，也没真正的结局，自然，就没有“人”对“人”的破解和懂得!所以，欣赏文艺作品主要定格在欣赏，在情趣上获得愉悦，在精神上得到共鸣，在思想上可以互相交谈，对人事变化和命运抱有同情、忧患……便已经是相当高的境界了，可能也是最高的、最后的境界。如果我们大家都“懂”了，秘密全都揭开了，不说批评是毫无意义的行为，就连创作本身都是无用的。问题在于一切作品仁智各见，各有主张，大家都不明白，却要力图明白，便在自己的“发现”和“思考”中作文章，产生新的迷惑。文学恐怕就是这样延续它的魅力的!沈从文，公正的沈从文未免期望值太高，这恐怕也是他寂寞的一个重要来源吧。
在沈从文看来，许多批评家喜欢说大话，说谎话，“尤其是少数人常常由衷过分自大的态度，总以为自己的工作是左手捏着作者的咽喉，右手提着读者的咽喉。”这类人可真的不少，他们天真地以为自己是文学“法官”，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桥梁”、“枢纽”，是“泥水匠”，是“媒娘”，是‘’终结者”，大概是对自己搞评论这码事认识过高，夸大了其批评的功能，其实，作者、读者、批评者三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联系，彼此是相互独立的，自由的，又是相互关联的，不是孰轻孰重的问题;而一些评论者那“判官”似的行为让人不爽之后，我们便也顺其’“气质”冒昧问一句:“是谁给评论者活干、给他们粮食的?”沈从文接着说:“若我们目前还无什么好方法使批评家愿意自重，就不妨把他们看轻一点，把他们所有意见的价值估小一点。”(《新废邮存底·十一》)以免使读者“上当受骗”。沈从文是一个醒时和醒世者，“书评家的不作反应，不是诗人戴上了一顶诌诀的帽子，不是被人指为一件攻汗的武器，给人的印象总是不太好，那是很自然的。一个稍有自信的作家，似乎照例对书评家和书评都缺少尊敬，看得很轻。这轻视的理由说来可笑，原来恰好是对它希望太大。”(《书评的自由解放运动》)当然，这其间包括了作家诗人自身的小气、狭窄、自私和怯懦，最好的办法是彼此的宽容和公正，“大多数作家把书评看成一个人对于某作品的一点反应，一点意见，事情就简单多了。”(《书评的自由解放运动》)否则，双方都不可能和谐与“自由现实便是继续维持在虚伪的、病态的、狭窄的、互不礼貌互不冷静和接近游戏的局面上，对文学对读者也没有好处。但沈从文仍然强调作家的‘独立’性:“一个有主见的作者，他有作品，批评并不妨碍他的成就。不要太注意批评。我们假如有个信念，难道一个什么人写一篇两千字的批评，就可以使我们的信念动摇?”(《新废邮存底·五》)
不过，身为作家的沈从文也不时为一些作家诗人作一些评论，从中我们也能看出他的某些文学见解和主张。他不把自己当作标准的批评家，也不居高临下以什么思想者的姿态去“批评”或“引导”什么人，他仍然只是从自己已经成为他人的读者、从阅读感觉、从自我经验上的认知上去说说笑笑而已;相信他的评论是带着极强的主观性的，文笔上仍然似于散文和随笔，信手拈来几笔，也可以是一种纯自如的意见，有的深刻，有的平庸，大抵不伤这个作家什么的。
我们不妨看几个他评论他人的例子:
他评论周作人及其作品：“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认文字二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知道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和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因为文体的美丽。一种纯粹的散文，时代虽在向前，将不容易使人忘却。”
“周先生在文体风格独特以外，还有听注意豹是性抓普通趣味……在中国新兴文学十年来，作者所表现的僧侣禅世续丢万清的人格，无一个人有与先生相似之处。”（《沫沫集·论冯秋丙》）
“在中国，以异常教特殊民族生活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花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家之一。”继而他说道，“最散文的诗质的是这人文章。”(《沫沫集·论落花生》）在他看来，佛是极其聪明的慧根灵秀，其智慧有着普照人世的爱的光辉，能传达人情，能透晰美的，都被这个叫落花生的作家所有，所彻悟。
他评论茅盾时，说其能够在男女情欲动摇上，能作详细的注解。
评论丁玲时，说她能够以进步的知识阶级身份，写男女在恋爱互相影响上细微的感想和反应。
对郁达夫，沈从文是以饱含浓烈情感的笔调来写的:“郁达夫那自白的坦白，仿佛给一切年青人一个好机会，这机会用自己的文章，诉之于读者，使读者有‘同志’那样感觉。这感觉是亲切的。友谊的成立，是一本《沉沦》……作者那态度，是显然在‘表现自己’的‘最狭意义’上加以拥护的。他把写尽自己心上约激动一点为最大义务，是自然主义的文学的表现方法。郁达夫是这样一个人。他也就因为这方法的把持，不松手，从起首到最近，还是一个模样，他的成就就算是最纯净的成就。”(《沫沫集·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郁达夫，则人皆承认他那支奔放的笔，在欲望上加以分析，病的柔软感情，因体质变弱，一切观念的动摇，恣肆的写来，没了年轻人至今无古的同情。”(《沫沫集·论施蛰存与罗黑芷》)
“作品上，以一个‘老成懂事’的风度，为人所注意，是闻一多先生的《死水》。”(《沫沫集·论闻一多的》)
“张资平，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他将在他说故事的方向上永远保守到‘博人同意’一点上，成为行时的人去了。”(《沫沫集·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
沈从文是这样评价鲁迅的:“……鲁迅先生的贡献实明确而永久。分别说来，有三方面特别值得记忆和敬视:
“一，于古文学的爬梳整理工作，不作章句之雅，能把握大处。
“二，于否定现实社会工作，一支笔锋利如刃，用在杂文方面，能直中民族中虚伪，自大，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强烈憎恶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
“三，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艳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人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沫沫集·学鲁迅》)
对冰心，他写道:“冰心女士所写之爱，乃离去情欲之爱，一种母性的怜悯，一种儿童的纯洁，在作者作品中，是一个道德的基本，一个和平的欲求。”(《沫沫集·论中国创作小说》)在这本集子里，沈从文又谈到了鲁迅:“鲁迅的悲哀，是看清楚了一切，辱骂一切，嘲笑一切，却同时仍然为一切所困窘，陷到无从自拔的沉闷里去了。”
……
我们知道，沈从文内在里是一个诗人的，即使写写小说，写散文也力求写出诗意来。我们甚至以为，是小说创作的一个至高境界。能将小说写出诗意来是小说创作的一个至高境界。贾平凹内心在最初也是想成为一个诗人的，他笔下的商州系列小说和许多散文都透出他那“土得掉渣”的诗性意义，只是他终于未成诗名，反而在小说和散文创作上成就盛名。所以，贾平凹也应该是一个诗意纷呈的人物的。沈从文更是强调自己的作品力求达到“散文诗”的效果。
“诗人处处象傻子，尤其是在他对待一切，说明一切，形容一切时，所用的不是十分夸大字眼儿，就是空虚不着边际的字眼，所说的空话，不是傻谁能够那么做。不过若无这些诗人来写诗，这世界还成什么样子?”(《黑凤集·三个女性》)这可能是沈从文的自画像，他经常说自己的言行近乎“傻子”、“呆子”的，他写给张兆和的情书和“湘行书简”(即沈从文回湘西时和夫人张兆和的书信集)简直就是诗，一章章隽永、秀雅、风情万种、意境深幽、风格朴实的散文诗。我找不出哪个作家像在诸如此类情景下能有如此的笔力和高量的情感。那些惆怅，美丽的愁人的缠绵情怀和湘西独有的自然风貌，将永久地在我们的灵魂里流动。
那是真正的诗人的心境，傻乎乎的诗心的萌动。而眼下，我们众多写诗的人，哪里还傻呢?他们实在是太聪明了，虽是青灯相伴，更声入梦，可保持的空虚的灵魂，却绝不做“傻B”之类的事的。他们不是沈从文心目中的诗人。
“一个古怪的诗人，也许就比一个平凡谐俗的诗人，更适于在作品上保留一个最高道德的企图。”(《创作杂谈·窄而霉斋闲话》)
又是道德，而且是最高的道德！它不是玩出来的，不是谐俗者的玩具，而实际情形却是很多作诗之人已经很不诚实，对生命缺乏信心，由于自私和文字掩盖下的物质主义倾向，使他们找不到打开诗歌艺术门窗的钥匙，因而也只能玩玩了。有人曾经对我说：“我要出版一本诗歌集，就一本!我要为后人留下它！”我开怀大笑，他迟疑了半晌也愤怒了半天!我说别那么伟大吧，当心人家把你的书当卫生巾用了。识相一点为好，出版一本书是好事，但首先得对自己有承诺，有信心，有自爱!别想为什么后人留下什么，后人无力，有的还很无耻！不如将它留给自己，最好的法子是在棺材即将被钉死之前，嘱家人在你身边放置那唯一的诗集，带到阎爷那儿去注册也好，领奖金也好，还是一个人在奈何桥上深情朗诵也好，或者和阴间一个老妪(结交她绝对有钱，存在地府国际银行，帐号是488484848！哈，死吧死吧死吧死吧死吧你!)，你可以和她结婚，在她第二次死去后，用那笔钱周游阴国各地名胜，然后混个地府某部门的官当当，这些都是那本诗集的功能。那人听罢，哈哈大笑，连笑也成了诗歌的，他还诗嘴洞开，说我:“你他娘的缺德!”我说:“总比你娘缺德好!”又是一番喝喝喝喝的乱笑;最后我们说到了道德.连苦笑都没了。后来，他一个字也不想出版了，结婚了，飞速地制造了一个孩子，再和我见面时，极有风度和礼貌地和我招呼，寒暄;给我最探的印象是他当了老爹时的那认真负责劲:“不敢乱跑了，也不想乱跑了，生产了一个犬子，感觉就不一样了。”见我一脸的不屑，他接着说，“总得有点责任啊!”瞟了我一眼，俨然一个过来者“倚老卖老的”神气，我开初以为他要诉苦.将我当他爹呢。再过一些时日，我们一起喝茶，不谈职业，不谈道德，不谈金钱，也不谈诗歌，只谈女人，谈得激动时，睨着一对对从旁边扭来摇去的女子，他眼里就埋下了鱼雷，脸色再也无法佯出那“极富责任感”的庄严和正派，我担心他唾沫会冲破他的“豆腐渣工程”——两排不大坚固的黄牙，而立即蒙上他眼睛的忧郁使我从他中年的僵硬和肥凸中看到了过去，也看到那内心那点叫“美”的东西从生活垃圾堆里冒了一点幼芽来。我说:.‘怀念诗歌了?”他说:“女人本身就是诗歌?！”我说:.“包括你爱人?”他懒洋洋地说:“积点德吧，你明知我老婆的成色。”我说:“你改造改造她吧。”他一个邪恶的笑:“让你女人来还可以!”我说:“这样说话要掉葡萄牙的。”他领会极快。我们又在下午暖昧的光晕下恶毒地笑着。我想起了沈从文那句话话，就说:“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他自己却老去了。”他神伤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茶水，要跳进去把半生的伤感都洗去。但他很快又气愤起来，瞪着我：“你洗涮我?I”我说:“女人是诗人!”他咆哮道:“可那不是我老姿!”我把头别开，想笑，不能够;他低着头，看自己吐的一口痰愣怔着。整个下午，他就那么伤怀，如一个不能凑巧的效事，不幸运的缘分恍惚一抹飘忽的色彩，使黄昏也紧了肌肉，晃得在一张饭画布上要掉下去了。我想，他应该算是一个诗人的，伤感和忧郁是诗意层次上的，也是一种道德;当然，如果他老婆明白了他当下心思，自然会跳将起来猛戳他鼻梁:“你这个没道德的东西！”我的朋友谐俗了，如一个笑话，但不经典!如一具僵尸，使他成为一个尸人了，那就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诚实不诚实，专一不专一了。
这种情形，沈从文也不是没有看到:“我们如果还有机会，让我们再来奖励那种平凡诗人的产生:这平凡诗人不妨如一个商人，讲究他作品的‘效率’，讲究他作品的‘适用’。一种商品常常不免相伴到一个道德的努力，一首诗我们不妨也知此寻找他的结论。”(《创作杂谈·窄而霉斋闲话》)
这样的诗人，在今天多的是，并不值得惊怪。
但是，“真正现代诗人得博大一些，才有机会从一个思想家出发，用有韵和无韵作品，成为一种压缩于片言只语中的人生观照，工作成就就慢慢堆积，创造组织出一种新的情绪哲学体系……若说诗人中有真伪，真伪之辩或即在此。”(《新废邮存底·二十》)
“诗人欲表现‘思想’，得真正有探刻思想，欲创造‘情景’，导真正有动人情景。即此还不够，尚能透彻明白文字性能，以及综合文字的效果。他得用作品证实一切。”(《新废邮存底·二十七》)当然，诗歌是被称着文学中的文学的东西，文字功底不可忽视，语言对于诗人来说，是第一要素。沈从文还指出:“诗人同他的诗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便是平淡朴实。他的诗歌，不是为了安置辞藻而有的……他不高傲，但也并不卑微。他不必十分时髦，但也不必十分顽固。诗人不必是圣人，但也不一定是无赖。”试想想，如果诗人也成了无赖，连同评论者的无赖，文学就成什么东西了?
就气质来说，诗人确实与常人有极大的迥异处(至于性格，不好说，每个人的性格先天因素占很大比例，实在不好说。)这不是在故意抬高诗人，由于感性的东西太多，导致诗人的多血质特征，表现出来就是多愁善感，情绪容易激动，思想也比较偏激，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人群。有人说诗人是天生的，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天份优异者，在创作上自然来得快；但靠后天培养，可以培养出人材来，但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先是对诗歌的感觉上，再就是语言上，天赋好者，都有常人所不具备的灵敏和充分的悟性。沈从文说:“……他可以想象世界比他们所见到的更‘美’或更‘丑’，所以他的作品假若不超越一种卑污的估价，他就不是一个有希望的诗人。同时，他今天可以想那样是对的，明天又想那样全不对，惟独诗人有这个权利。‘让这些天才存在。’我说，‘就让他们这样存在吧。’”(《创作杂谈·窄而霉斋闲话》)
要理解诗人，是多么的不容易，你得作好应付那份疯和狂的准备;有时，他在赞美你的时候，你可千万莫得意忘形，也许他是寓贬于褒，也许他在赞美你之后开始抓住你的弱点缺陷攻击你，让你无地自容，战战兢兢。你也别相信诗人许下的诺言，一个既然那么容易组装文字语言艺术的家伙，能说几句好听动人的话，实在是太过容易，那几乎是谎言，而人世间最轻便的事就是说谎，你知道不?另外，对诗人的见解你也别当经典(由于传统和保守，你当然会相信老人中年人的教训)，他们思维太活跃，太激进，发散的，零乱的，组接技巧高超的，说多了，你究竟不敢相信哪一句是真的了。不过，若你真的能屏息听下来，凭借耐心走进他们的语言天堂时，你又会发现，只有诗人的语言，才让你获得美，至少，对，至少是快活、舒畅，不至于让你未老先衰。
这就得靠作品说话了。诗人再会侃，再会善感，作品才是他的武器，他的饭碗，他的价值，他的地位，他的美。“一个诗人他其所以伟大不同平常人处，不应当是他生活一面的离奇，却应当是他作品所表现的完美……他的忧郁，假若说，他是不缺少年轻人的忧郁的……他用的手段，没有比用诚实为再好的手段了。”(《序跋集·附记》)
蜕去表象，还原诗人本性之后，我们才发现，诗人原来还是一个个的孩子，他们忧郁时、高兴时、痛苦时、愤怒时、失望时、绝望时、寂寞时等都会如孩子一样将百态表现在脸上，这时候，我们往往会感动万分;这些诚实的内心丰富如宝藏的人，他们永远活在曼妙清纯的童年了，阳光、沙滩、大海、啤酒、香烟、阳伞、文字、意象、色彩和音乐……组成了他们的生命和信仰。这些如贞节一般的孩子，他们有时候似乎还没有脱离母亲的子宫，仍然处于幼婴状态。而现在，这种真正的诗人几乎已经不存在了，是的，我们的生活里几乎没有了诗人的座位!座位被庸人和灰尘占据!这是谁的错呢?
当金钱如一口棺材，装满了不仁不义者的脸脑肝肠，当物质如一颗颗铁钉，挂满了伪善者的锦绣衣衫，当利益如一座粪池，盛满了无数痈疽和病菌，尤其，当无耻和卑劣如一顶金色桂冠，戴在没有“庄稼”没有“绿洲”没有“根”的文人和伪学者的头上，我们还指望什么优秀的作品产生呢?沈从文告诫道:“一个诗人实在还需要一点宽博温厚悲悯人类爱，才成其为诗人。”（《新废邮存底·二十七》）
那，沈从文是从什么角度来谈诗歌作品的呢？
首先，他觉得:“诗应当是一种比较精美的语言文字，在有限制的方式上加以处理的艺术。在表现上它至少得比普通散文讲究些也经济些。容许于小小篇章包含一些较深的观念，倘若作者真有这种观念。也容许用它来解释一种抽象原则或表现一种具体事实，重要的应当是以约见著，能于少分量文字中解释并表现给读者一种较深刻持久的效果。作者对于文字性能和效果得有深刻理解，更懂得传统诗与人生命结合时的情绪状态，尚如何影响到当前的传递和感受。”(《新废邮存底·十七》)
其次，“诗应当是一种情绪思想的综合，一种出于思想情绪重铸范围原则的表现。”(《新废邮存底·十七》)
再次，“诗有两种方法写下去:一是平淡，一是华丽。或许在思想上有幻美光影，或在文字上平妥匀称，但同时多少皆得保留到一点传统形式，才有一种给人领会的胜利。”(《废邮存底·给一个写诗的》)
“好的诗……都能给我们心上一点光明……那不仅仅是音律，那不仅仅是节奏。”(《序跋集·附记》)
他说:“诗必须是诗，征服读者不在强迫而近于自然饭依。”(《新废邮存底·十七》)我们应该为“自然饭依”叫好，这正是沈从文一贯主张的美学观点，当然，一个能为“自然阪依”写出好诗歌的人，我们自然应为其击掌。
作家，诗人是靠“征服”而活着，而持续不断地进行创作的。这“征服”当然不是指肉体，而是灵魂和精神的，思想和审美的。后来的贾平凹也说过类似的话，看来作家诗人征服读者已经是一个传统，一个近乎自然的行为，一种心与心的交接;创作毕竟是一种劳动，劳动最终的获得除了作家诗人的消享和满足外，更多的是来自外界的认可和赞美;只有作家诗人的创作具有神性之美，在自然与人的对话中达到和谐统一，在道德和责任之间的完善，写出真正的被他们一的灵魂之光照亮的人性，即一种自然上的回归和阪依，作者和读者之间，就完成了一个事业，一个交流，一个传播美的过程，彼此在其间无限唯美地活着，享受着，这就是“征服”的价值。
诗人由于好奇而产生了巨大的悟性，读者也由于好奇产生了阅读的快乐。但这还不够，只有当诗人的悟性和读者的悟性相靖时，我们才会说:这就是完美!所以，笔者以为:诗歌是悟出来的，阅读是要悟进去的。一个再好的诗人，碰上一个没有悟性的读者，也将徒呼奈何的。
当诗歌是诗人呕出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那么庄严与神圣!
如果哪一天我们听人说诗歌是说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说，同思想一样，它们是一些谎言，套一个电影片名:真实的谎言!
如果某一刻你听人说诗歌是唱出来的，咏出来的时候，那我得告诉你，你有福了，诗人有福了，因为我们回归了一个永久的历史:古典的浪漫情怀!
是的，被遗忘了的，在此刻成了诗歌!
最后，我们迩亩以看着沈众文府小说及其创作的论述·
“写小说，想把作品设计各方面生活，一个人在事实上不可能，在作品上却俨然逼真，这成功也靠文字。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作画需要颜色，且需要会调弄颜色。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纵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作品专重文学安排比自然会变成四六文章。”(《废邮存底·给一个读者》)看来，没有文字、语言功力的人，在沈从文的观念里，是无以写文章的，更不用说进行高层的创作。沈从文也是以他的创作实践来实证他对文字的主张，虽然不能说他的小说中的文字语言都是字字珠巩，但作为一个语言大师，他文字语言的绝妙优美，相信只要是看过他作品的人，都会被他独特的魅力所折服。他太明白什么是美了。
“小说……‘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因为既然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
一是社会现象，是说人与人相互间的种种关系;一是梦的现象，便是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单是第一部分容易成为日常报纸记事，单是第二部分又容易成为诗歌。必须把人事和梦两种成分混合，用语言文字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才可望成为小说。”(枪」作杂谈·短篇小说》)
关于小说技巧问题，他接着谈道:“我并不觉得小说必须很‘美丽’，因为美丽是在文字辞藻以外可以求得的东西。我一也不觉得小说需要很‘经济’，因为即或是个短篇，文字经济依然并不是这个作品成功的唯一条件。我只说要很‘恰当’，这‘恰当’意义，在使用文字上，就容许不怕数量的浪费，也不必对于辞藻过分吝音。故事内容呢?无所谓‘真’，亦无所谓‘伪’(便无深刻平凡区别)，要的是那‘恰当’。文字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全篇分配更加恰当。作品的成功条件，就完全从这种‘恰当’产生。”(《创作杂谈，短篇小说》)
那沈从文心目中的好小说又是什么样的呢?
“好的小说在一切俨然如真，不在有头有尾。就效果言，一也用不着那种大团圆或角色死亡的悲惨作结束。作者应当明白‘经济’两个字在作品上的意义，不能过度挥霍文字，不宜过度铺排故事。他努力只在给读者一个‘印象’。如何安排便可以给读者留下一个深刻印象，他必须明白，好作品不一定是故事完美无庇，干干净净。”接着，就有了沈从文这个非常深刻的论断，“一切小毛病都无害于那作品的成就。聪明不凡的作家，还会在作品上有意无意留下一些缺点，把作品表现得更生动一些。”这很像我国国画中的“留白”，隐蔽那点“意”，大片空空的白，或题下文字，任由你去“读”，去“联想”。这基本上是我国古代文人画家共同遵守的一个艺术法则。沈从文在此更进一步，以作品“有意无意的缺点”和“小毛病”来论述一件作品的生动性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极具指导意义的。
小说是文学创作的“航空母舰”，它的包容量是其他文体无法相媲的!我国被尊为诗歌大国到今我国劳动人民的精神粮食;不言而喻，诗歌儿乎成了古代中国的文明符号之一。我们一提起唐诗宋词，无不提到唐朝的李白杜甫陈子昂，宋代的苏轼王安石。但是，随着时代的演绎推进，尤其是近代社会变革日益剧烈，变化之快令人膛目结舌，而新体制内的人们的于戈大动，人的思想比以往历史中人更加大踏步地前进，诗歌作为“言志”的“工具”化特征已经渐渐淡化，复杂的社会现象已经经不起单一的诗歌所能承载的了。“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这种作自然也就是人类最艰难伟大的工作……到近代……唯有‘小说’还能担当起这种艰巨。”这儿并不是说诗歌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和价值，胡适、郭沫若等人的创新，不是从另一方面发挥着诗歌的作用么?但从涵盖来看……小说仍然有着其他文体无以取代的价值和地位。“原因简单而明白:小说既为人事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印刷术的进步。交通工具的进步，既得到分布的便利，更便利的还是近千年来读者传统的习惯，即多数认一识文字的人，从一个故事取得娱乐与教育的习惯，在中国还好好存在、，加之文学作品来耗费他个人剩余生命，取得人生教育，从近三十年来青年学生方面说，在社会心理上即贤于博弈。”（《短篇小说》）由此，我们从使用文字到安排情节等方面的恰当，到承担历史更多负荷的小说的价值观，便能基本上找到沈从文理论的线索。“用‘小说’来代替‘经典’，这种大胆看法，目前虽好象有点荒唐，却近于将来的事实。”(《短篇小说》)
“一个长篇如何安排得法，即可得到历史的意义，历史的价值，它且更容易从旧小说读者中吸收那个多数读者，它的成功伟大性是极显明的。”(《短篇小说》)这里虽然说的是长篇小说的意义，但对一切小说样式都是有积极价值的，尤其是历史方面的价值，而读者在这儿充当了传承历史的主要角色。而破除旧小说的义务，读者也会起到积极作用。
那么，如何使一个小说作家维持那个被沈从文看重的信念呢?
“支持一个作者的信心，除初期写作，可望从‘读者爱好’增加他一点愉快，从事此道十年八年后，当能继续下去的，作者那‘创造的心’，就必得从另外找个根据。很可能从外面刺激，转成为自内而发的趋势。作者产生作品那点‘动力’，和对于作品的态度，都慢慢的会从普通‘成功’转为自我完成，从‘附会政策’，转为‘说明人生’……渐渐地却与那个‘艺术’接近了。”(《短篇小说》)
但是，创作是一项艰辛寂寞的工作，那是很少人能坚持的事业。单是从量上就可以让作家疲惫与恐惧，而这种劳动最终却无法从物质上获得相应的收益。这对于物质化的人是一个打击，对一切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来说，又是一个极为矛盾而又无奈的事情。
“一个写小说的人算什么?他知道许多，想过许多，写了许多，其实就永远不能用他那点知识救济一下他自己。池的工作使他身心十分疲劳，他的习惯罚他孤单独立，他自己永远同一切生活离开，站得远远的，他却尽幻想到人世上所没有的爱情和其他东西……一个健康人的观念，对于这些人是只有‘怜悯’的。”(《废邮存底 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录》)
在沈从文看来，这只是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炼狱”，是成为一个小说作家的必要条件。他相信，努力和寂寞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当选我们自己适宜的路，不图速成，不谋小就，写作不基于别人的毁誉，而出于一个自己生活的基本信仰(相信一个好作品可以完成一个真理，一种美德，一些智慧)，那么，我们当前即不受社会苛待，也还应当自己苛待自己一点了。自己看得很卑小，也同时做着近于无望的事，只要肯努力寂寞的。”(《废邮存底·给一个写小说的人》)却并不会长久既然选择了走文学这条路，就意味着和别的路迥然不同要求先得有功力，然后得有自己的根本信仰和追求。精神实质来看，体现出沈从文的坚韧、清醒和睿智，这个信仰就以及对艺术规律和人生规律的把握，从而也传达出沈从文在意识深处对文学的极端眷恋，对生命与艺术的自信。
生命之美是洋洋洒洒的，生活之味是酸甜苦辣的，生存之境阴阳晦明的。以“小说”代替“经典”的沈从文，向我们展示着他独特的抒情风格:微笑里隐匿着哀怨与苦痛，平静里涵盖着忧郁和惆怅，优美里潜蛰着死亡之流，寂寞之光。
而另一方面，他在实际创作中指出:“用各种官能向自然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到自然……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同想象里驰骋，把各种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
“创作不是描写‘眼见’的状态，是当前‘一切官能的回忆’。”
是啊，在这里，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被遗忘了的，在回忆中回来，便成了小说?
说一千道一万，关于小说，沈从文和我们都如何能说得完呢?九九果真归一、归真?
沈从文从故纸堆里站起身来，在经验的历史的认知里，坚决地写道:“我虽然明白人应在人群里生存，吸收一切人的气息，必贴近人生，方能扩大他的心灵同人格。我很明白！至于临到执笔写作那一刻，可不同了。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我以为应当如此，必需如此。”他把灵魂紧紧地囚在思想里，在永远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了，面对一支笔，面对一支笔和它即将勾画的生命图景，他清亮的眸子里闪烁着熠熠的光辉，“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
这是一个文学的宣言！来得彻底、干脆的沈从文，在这个宣言里，他确立了自我，维护着他坚卓不屈的个性，从而确立了他的文学理论和在文坛的地位。但他委实不需要这个地位和与之而闪耀的光环。他是永一的，苏世独立的；他自身就是自己的宣言；他的作品就是他地位的基石，不用人来作铺垫。
以充分的个性创作而来的小说，完成了寻找人与人、历史和现实、时间和空间之间的差异性的任务;但只要“差异性”的存在，小说艺术就会永远具有它应有的价值和魅力。从沈从文独断的艺术准则里，我获得了这个意念。
揭去时间神秘的面纱，拂去空间厚厚的埃尘，推开历史那扇厚重而吱嘎作响的门，启开生命积藏以久的深沉意蕴，我们再一次听到岁月的深处，沈从文在微笑中的声音：
“我还没有写过一篇一般人所谓小说的小说，是因为我愿意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
沈从文与历史多次的“误会”（不管是历史“误会”了他，还是他“误会”了历史，沈从文几乎都是一个极大的谜，甭管多少人在研究他以及研究这个“误会”，似乎都是徒劳的。这真让人心灰心懒。一种来自潜意识的声音在说：“‘误会’只是外在的表象，那个儒雅得让历史也要缄口的沈从文，注定了使人对他无法‘了解”’。这不是沈从文的错，也不是历史的错。因为“凡是用什么‘观点’作为批评基础的都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都碰不到问题。”（《答凌宇问》）这句话几乎给一切文艺评论者判了“死刑”，碰不到问题，碰来碰去的只是“观点”，“观点”太过主观和机心，甚至是自以为是，也就谁也说服不了谁。这同样让人丧气。难道我们又一次在“误会”沈从文，从而“误会”了文学？也许是的，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让我们自己难堪的自己“误会”了自己，让沈从文先生在一旁宁静而和平地微笑着看—那是又一个温柔的嘲讽！啊，这个蹊跷的人间，这个蹊跷的文学大师，他的平静比他的讽刺来得更加有力量，那“误会”就简直不值得一提了。但我们仍然要提，要论议，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爱：关于痛苦、绝望、生死两相对立却又融洽的那种方式），除了他迥异于他人的独特人格与个性，他的文学创作实绩，始终在自己的那条路上“旅行”和观照人生等之外，恐怕还在于他的一系列文学主张吧。
沈从文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我宁愿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所谓“章法”，简单点说，无外就是文艺理论所谓的一致认同的创作技巧、作用和意义等之类的东西，但沈从文却不肯轻易接受，甚至是根本就不以为然。他有着自己认真严肃适合于他的创作尺度和审美态度，因此评论界在评论他时往往也流露出不屑的神情，以为他是“无思想的作家”，其作品没有灵魂，人自然就成了“空虚作家”，在“文体”上大作文章，却在结构上松散不堪，没有“事物中心”，没有“人物中心”，云云。这些论调显然太过武断和幼稚了。
沈从文有过自己“近于无知的固执”，他使用自己的“理解”和“悟性”得出的创作理论来“武装”他的作品，这一点是极其可贵的。一系列伟大作品的问世，是他“主张”与“实际创作”的完美结合。思想的独特使他优秀于他人，心态的自由又使他灵敏于他人，这样便形成了他的创作理论，并自成体系。
首先，他以为写作不是“职业”，却是一种“事业”。这给写作者提出了一个极高的要求。“职业”好办，可以单纯为了混口饭吃和晋级之类的工作，只要还过得去，照例会舒坦地活下去，沈从文是比较了解中国人的“职业”心态的，一旦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便“懒惰”，便能安于现状，混混而已，所以他提出了“事业”的创作意义；而“职业”有着某种人的天性上的功利性和平庸性，如文联作协和文化馆等部门；因而“职业”写作就会使人失去才情，失去道德，将人的情商淡化，大多在应付和虚荣面上将作品庸俗写下去；而很多文学青年和一些所谓的青年评论者已经很“职业”化了。这种现象比昔日的“学而优则仕”更让人觉得可笑；倘若这种人还要装出一幅“夜郎”的神气，那自然比政客还要职业的，加上所谓的年轻骨干、带头人之类，若没有“职业”的吹拍捧舔的手段和一张厚脸皮，他们自然也会寂寞的，而这种现象在社会个方面已经是非常自然而职业的现象了。“职业”已经不再是一个令人心动，具有某种高尚意义的词语和人所从事的“东西”了。只有将写作当作一种个人追求上的伟大嚼业，才能将其上升为精神灵魂与人生相映的大业。沈从文说：“这事业若包含一种国家重造的理想，与一切现有保守腐败势力的观念组织，都必然发生冲突，工作沉重与艰苦，就不是恋恋于职业上生活安定的人能办好的！”因此，他认为，单纯对文学创作有兴趣还远远不够，而应该还有信仰。可是，如今的现实是，年青的一代碌碌无为，追求物质已成为时髦，在所谓的高层知识分子中，追求虚名和势利也已是风胜，也没见的他们有什么信仰，沈从文认为，这种信仰是每一个作家不可缺少的东西，是每个大作品产生而必有的东西。他在《创作杂谈·给志在写作者》一文中说：“对文学有信仰，需要的是一点宗教情绪。”他还引用了一个俄罗斯作家的话说：“我们的不幸，便是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痛苦、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乎全无所知。我们所以觉得文学可尊者，便因其最高的功能是试在消除一切的界限与距离。”他还强调：“文学是一种事业，如其他事业一样，一生相就也不一定有多少成就。同时这事业因天灾人祸失败，又多更属当然的情形，这就要看作者个人如何承当这失败而纠正自己，使同生活慢慢展开，也许经得住时代的风雨一点。把文学做企业看，容许侥幸的投机，但基础是筑在浮沙上面，另一种新趣味一来，就带走了所已成的地位，那是太游戏，近乎‘白相’的文学态度。”（《废邮存底·给一个写小说的》）沈从文是很注意文学家的创作态度的，所谓态度决定“一切”嘛，这无可厚非。沈从文也深知中国也是一个态度决定一切的国家，但在文学事业上，他的内涵有所变化。人们喜欢“表态”，喜欢抠他人的“态度”问题，而表态者往往比不表态者更见虚伪和丑陋，喜欢抠别人者也多半是混球和小人。在文学上，提态度，似乎有些过于庄重和虔诚了。我理解沈从文的心灵，他寻求的是一种真正的文学，一种大意义，但他被人奚落为迂腐的呆子，正是由于着态度得来的。这是沈从文的伟大和令人尊敬之处。但若仔细翻阅人生历史，在详察文学历史和文坛诸公的所言所行，正是因为态度，便有了文学的“阳萎”，刊物的“脑溢血”，读者的“癫痈”，商贩的“肯德基”，也正是因为“态度”，反而使自私和无耻之人在“文学和评论的阳光大道上”上“鸡胸”而“凸肚”地前进，几乎丢掉了本已不多的精神和思想。有人希望尽快撕下文坛的羊皮，学术界的遮羞布，其实，撕与不撕都是那么一回事，因为“态度”，他们就是撕去了羊皮，将会得到更多的“貂皮”、“虎皮”的……而我们在看看沈从文的文学态度，就不难发现，他正因为态度而将其提高到了信仰，这就非常难能可贵了（但，本人却并不以文人一定要有“态度”为然，甭管是那些不择手段进行的被扶持的态度，还是沈先生的高尚的信仰。）
他说：“文学创作也许比起别的工作更有意义，更富趣味……这事业若包含一个人高尚的理想，值得称为‘神圣’，神圣的意义，也应当是它创造比较一切工作更艰难、更耗费精力。” （《新废邮存底·十》）这说法自然也好会让那些以为“文学高于一切的”人怄气的。沈从文并不以为文学是惟一，是绝对的高雅，它也只是一项事业而已，只是这事业必须在身心两方面比其他工作付出要多，而更多的是在寂寞中劳动。可以说，孤独是文学的商标，寂寞是文学的保姆。当然他肯定这种艰辛和精力的过多消耗，是极富魅力的，“每个作品还皆许可作者安置一点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许使我平凡与沉落，我的感情还可以向高处跑去；生活或许使我孤单寂寞，我的作品将同许多人发生爱情同友谊。”（《序跋集·〈篱下集〉题记》）
在这个问题上，沈从文自然不能不提及道德这个问题。令人感念的是，沈从文的一生中，对待道德这个问题是极其慎重的，也不会因为要应付或适应什么而“说教”，他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卫道士，他，怀抱的是真正的道德。
在《怯步集·沉默》中，他说：“文学艺术历史总是在‘言志’和‘载道’意义上，人人都说艺术应当有一个道德的要求，这观念假定容许它存在，创作最低的效果，应当是给自己与他人以把握的共通的人性达到交流的满足，由满足而感觉愉快、有所启发，形成一种向前进取的勇气和信心。这效果的获得，可以说是道德的。”这“道德”，包含了对错误制度的修改，对荒谬观念的澄清，克服懒惰自私，也有清洁健康，勇敢正直，把握真理，拥戴爱情，达到完美，同时也包涵了’‘把一组文字，变成有魔术性和传染性的东西，表现作者对于人生由‘斗争’求‘完美’的一种理想……”这些“最不可缺失的，便是一种’精巧完整的组织’。”（《新废邮存底·十》）“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听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使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序跋集〈篱下集〉》）
道德问题的明晰，解决了心理方面的疙瘩，人就能进人深层的理性思考。沈从文充满自信地写下去：“一切由庸俗腐败的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烛虚·长庚》）这是文学及文学创作者的使命，是他们存在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中，我们看出文学家或艺术家的伟大，也看出他们的天真。”（《新废邮存低·二十七》）
沈从文对文学最终的认为是：“今古相去甚远，世界面积那么宽，人心与人心的沟通和连接，原是以来文学的人性的种种纠纷，使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以以文学来诠释启发的。”
很多人由于对现实不满，沈从文认为那自然对“空虚”就有所倾心，因而不能超越习惯和俗见。他认为：“一切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具切的欲望……表现多数人在灾难中心与力的向上，使大多数人侵人润于他想象和情感光辉里，能够向上。”否则，将把写作者弄得十分狭窄，尤其是对题材的选择，不精细，在主题提炼上，也不深刻，不亲切。他要求一切写作者和阅读者要“忘了‘作家’，关心‘作品’。永远不要在作品上自满，不在希望上自卑。”这是一句经典的结论。（本段引自《给志在写作者》）
文学创作的另一个意义就是技巧问题。沈从文极端重视文学的技巧。他说：“一个作品的成立，是从技巧着眼的。”而他针对当时文坛对技巧的蔑视意识和对技巧的某种莫名其妙的“害羞”心理，提出了自己对技巧的认识。他说：“《诗经》上的诗，有些篇章读来觉得极美丽，《楚辞》上的文章，有些读来也觉得极热情，它们是靠技巧存在的。骄体文写得十分典雅，八股文写得十分老到，毫无可疑，也在技巧。”但他也指出，前者的亲切、妥贴、近情、合理使它们具有永久性，而后者除了玩弄文字外毫无好处，自然是短命的。这里，就有一个怎么样运用技巧的问题，从而决定了技巧的价值。沈从文十分坚决地认为，一个作品的成败，决定仍然在技巧。他是这么论述技巧的：“就‘技巧’一词加以诊释，真正意义应当是‘选择’，是‘谨慎处置’，是求妥贴，是求‘恰当’，一个作者下笔时，关于运用文字铺排故事方面，能够细心选择，能够谨慎处置，能够妥贴，能够恰当，不是坏事情。”他认为，能经济，能不浪费，能亲切而近人情，自然也应该是技巧问题。至于矫揉造作，是技巧不足；雕琢刻画，又是技巧过多。这种“不足”与“过多”，不是技巧本身的过失，与作者的技术能量、修养和心态都有关系。他很清醒地指出：“文章徒重技巧，于是不可免地转入空洞、累赘、芜杂、狠琐的骄体文与应制文产生。文章不重技巧而重思想，方可希望言之有物，不作枝枝节节描述，产生伟大作品。所谓伟大作品，自然是有思想，有魄力，有内容，文字泥沙杂下，却具有一泻千里的气势的作品。”他不满地说，技巧被轻慢，被诅咒，被忽视，因而也就是对技巧的认识不足，从而导致对技巧的误解，实则是对创作者本人的误解。他进一步说：“艺术同技巧原来不可分开，莫轻视技巧，莫忽视技巧，莫滥用技巧。”因此，“事实是，有思想的作家，若预备写出一点有思想的作品，引起读者注意，推动社会变革，作家应当的第一件事，还是得把技巧学会。”“人类高尚的理想，健康的理想，必须先融解在文字里，这理想方可成为‘艺术’。无视文字的德性与效率，想望作品可以作杠杆，做火炬，作炸药，皆为徒劳妄想。”（以上引自《论技巧》）
谈到技巧，自然就会联系到文字语言，而沈从文又是何等的看重文字的功能，他认为一切表现人性，思想和劲文学德性的作者，不许懂得文字。“一个作品的成功，文字弄得干净利落是第一步，不是最后一步。你明白了如何吝惜文字，还应当明白如何找寻那些增加效果的文字。”（《新废邮存底·十五》）他例举了苏俄的成功作品《铁流》，以为其成功的理由是“字数并不多，却写得特别好。”他说：“文字是作家的武器，一个人理会文字的用处比旁人渊博，善于运用文字，正是他成为作家条件之一。”当然，文字的使用仍然是一个技巧间题，笔者也同意沈从文的主张，文字的作用正是一部作品最后成立的根本保证，笔力的强弱总体上是靠文字来支撑的，一件作品的魅力，首先得看文字，文字应当是一种极其困难却又极富乐趣的艺术。时下流行的相声、小品，莫不在语言上死下功夫的，可以说相声和小品是依靠语言的魅力获得观众的，其次我们才能在内容、思想和其他方面去关注，试想想，如果相声小品失去了独特的语言的风格，会是什么结果。一个成功的相声和小品演员，他本身已经具备了语言家的功力。就连从“风凰卫视台”模仿而来的、风靡全国电视台的各类“综艺”节目（当然包括无趣的搞笑节目），也都在语言上下足了功夫，尽管张开一张张阔嘴，侃足了瘾，笑岔了气仍然让人觉得做作和俗气。那么，对于文学来说，文字就显得更加重要了。“不懂文字，什么是文学？《诗经》与山歌不同，不在思想，还在文字！一个作家思想好，决不至于因文字也好反而使他思想变怀。”换句话说，一个思想好，却不懂得文字语言，也不可能因为其思想好而成为作家诗人的。沈从文继续说：“一个性情幽默知书识字的剃头师傅，能如老舍先生那样使用文字，也就有机会成为老舍先生。若不理解文字，也不能使用文字，那就只好成天挑小担儿各处做生意，就墙边太阳下给人理发，一面工作一面与主顾说笑去了。”（《废邮存底·给一个读者》）“他从一堆小说中知道说一个故事时处置故事的得失，他从无数话语中弄明白了说一句话时那种语气的分量。是的，他最应当明白的是文字的分量。同时凡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他皆能拈轻选重得当的去使用。为了自己想弄明白的分量，他得在记忆里收藏一大堆单字单句。他这点积蓄，是他平时处处用心，从眼睛里耳朵里装进去的。”（《谈创作》）
另外，他强调语言文字的功能，必须多读书，必须在生活中和练习语言，想普通人学习语言，而且要不断地实践，不断地锤炼。他也是这么做的，在经年累月之后，形成了他独特的语言风格，一而且几乎达到了别人无以企及的最高峰，而且几乎是无法模仿，不可替代的。“一面翻读这本大书，到处去跑，跑到各式各样不同社会生活中明白一切·····一面转头来再又去拼命读多种多样的书，用文字写来的书，两相对照一下，‘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与抽象相去多远……永远不灰心，永远充满热情去生活、读书、写作……经过这个试验，于是你生命接近成熟了，情感比较稳定了，脑子可以自由运用，一支笔更容易为脑子而运用了，你会在写作上得到另外一种快乐，一点信心……”（《续废邮存底·学习写作》）针对更为重要的实践，谈论述得更加具体和坚决：“看机会许可，或向书本中钻，或向社会中滚，都比坐下来看看流行杂志，写点不三不四的文章好。文章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大作品不能凭空产生，得作知识和经验上的准备。”（《续废邮存底·给一个青年作家》）这“准备”自然也包含文字上的准备。我们再回来说说技巧吧。沈从文从另一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即他不喜欢“理论文章等，他说：“‘理论’或‘指南’、‘作法’一类书，我认为并无多大益处……我总不明白写这些书的人，在那里说什么话。若照他们说的方法来写小说，许多作者一年中恐怕不容易写两个象样短篇了……他应当在书本上学懂如何安排故事使用文字，却另外在人事上学明白人事。”（《废邮存底·给一个读者》）如此而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沈从文宁愿在章法外接受失败，而不愿在章法内接受成功的原因了。
沈从文是一个作家，那他又是如何以作家的眼光去看“作家”这个问题呢？这是一个很严肃却又是非常有趣的话题一文人间要么是彼此相轻，都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抱定自己的什么主张不放，要么拉小团体，立帮派，设门户，互相攻击、蔑视，乃至成仇，要么彼此吹捧，彼此点评，为对方写一点评论文章，大吐溢美之词，更有甚者还将这些东西拟着什么标准（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如果有什么标准，那才叫怪！）要么彼此利用，从政客那儿学点心得技巧，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传统对作家诗人也是呼之日“灵魂工程师”的，这称号并不是教师的专用）的幌子下，做着下作卑污的事情……当所有的人都复原为“人”时，一切原形都毕露的，最本质的东西就像一具裸体，你自己好好审视吧。首要的是，你一定得把那些光环和什么称号先给他们摘去，这样，一切不都简单而了然了？
我们多次提到，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为这个称呼，他既不骄傲，也不自卑。因而他首先是从一个“乡下人”的角度来谈论作家的。“我们这个社会真正所希望的文学家一也许是个乡巴佬，凡属新文人的风雅皆与他无缘。生活也许平平常常，并无轶闻佳话足供广播流传。
思想信仰也许同社会制度习惯皆显得十分冲突，不能相合，但却有一种很谨严的伦理道德标准控制他，支配他，而且在他那些作品中，便表示出他对于旧制度习惯的反抗，向未来社会伦理道德的努力……他观察社会，认识社会，虽‘专门知识’却有丰富无比的‘常识’。他从书本学到了文学上各种技巧，学会安排文字，铺叙故事，再从那个活生生的社会里去注意一切问题—他的作品便是综合这两方面所的的成果……这种人相信人类应当向光明处去，向高处走。正义永远在他胸中燃烧，他们的工作目的就是向生存与进步努力。”（《文学运动杂谈·新文人与新文学》）
他是在谈他自己，他的追求，理想，一个活生生的沈从文式的作家的写照；一点沈从文自己的经验，一些对自我的界定，一点自信，更多的是他保持了他应有的勇气，坦诚而又实际，便成了沈从文“作家”的模型，但并不是以他的形象和言行为中心，但这模型的根本还是必须要有正义，向往光明与进步。
对沈从文本人，笔者愿意相信他是一个极度慎重和警醒的作家，而不愿意说他是一个谦虚的人；清醒永远比谦虚可贵。虽然谦虚谨慎者也不乏清醒者，但生活实际情形告诉我们，谦虚者之中糊涂虫多的是，笨人也不少，小人则更多；谨慎者中的“谨小慎微”者则使生命几乎苍白如噩粉，胆怯者则不必去谈他们了。清醒的可贵就在于心知肚明，凡事心中一把秤，能对一切人事作出较为公允的给予和评判。不仅能够“摆正位置”，而且明白怎么摆正这个位置；由于警醒，心态自然不会歪斜的；由于警醒，对个性天性，他知道怎么去拥有怎么去发挥其意义；由于清醒，他就在更加坦诚中自由地活着，永不背离自我；由于清醒，他获得了自己的世界。
沈从文说：“不必对作家好奇，作家并没有什么可贵，可贵的应是他工作谨慎认真态度，和作品中表现的健康的人生观。”（《新废邮存底·二十八》）我们便又可以说，清醒正是一种健康的心态，积极的人生态度。
“一切出路的基础，皆应建筑在个人埋头苦干上面。尤其是比较远大的理想，比较孤寂的事业，总不能从侥幸与马虎讨到多少便宜。好作品不一定能从团体中产生……一个作家支持他的地位，是他个人的作品，不是团体。”（《新废邮存底·十二》）说得妙极了。这儿的“团体”，可以理解为一个派别，一个真实存在的团体，或一个经常性的固定的圈子与其聚会，一个又一个拢在一起的笔会、座谈会、颁奖仪式、讲座、文学沙龙什么的，即一个又一个非凡的热闹、表面上的“繁荣”等。文学创作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劳动，这是一个让人“望而却步”却又充满了无穷诱惑力的现象和劳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除了自己在一份孤独的冷清与寂寞的凄凉中埋头耕耘自己的文学“自留地”外，实在没别的方式；而今瘴气迷漫、势利横溢、吵吵嚷嚷的什么文学组织团体之类的，说到底了，除了培养几个呆板势利和某种权利欲望的人之外，剩下的，充其量也只是一番热闹而已。
是的，如果一个文学者以为假如什么团体，就可以成为什么作家诗人的，那也太幼稚和急功近利了点。团体的功能只不过是所有人类中的部分精华，召集在一起，共同前进而已，它本身不一定就是有培养、栽培、进修、“函授”之类的作用，更不可能把一个连病句都难以纠正的人变成作家，只是团体中人以为自己就是“师”就是“长”，常显摆出一副过来人和权威或老师或先生或标准的臭脸孔，要培养啊栽培出几个人材来;估计很多人看重的就是这一点，那些笨人和屏头，在一起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还有“文学院”之类的，明白其中蹊跷的，便不说为妙，不明白的，还真以为是什么文学殿堂了。文学的殿堂就是你孤独寂寞的内心，你只有在那儿你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和美。当民间的，包括大中专院校的文学社团也带着极强的功利、市侩、庸俗之心搞文学时，团体的作用便发挥到了极致，而其意义却被全然曲解了。
进一步说，如果一个团体和个体劳动的作家诗人及其作品在如今市场经济影响下被淡漠、忽视、遗忘，甚至是被嘲笑和打击，让团体中人和孤独作家诗人们感到失落、不平，因而便要骂娘，甚至某些一占据着某某大刊物或某某要职的人利用大量版面和职务的方便，刊发自己腥躁四溢的文字，大谈如今的是如何如何的不懂文艺，是如何如何的不识审美，如何如何的不谙精神和灵魂，云云，那我将毫不客气地说，说这话的人不仅过于脆弱，而且无知，而且不争气，而且不识相而且是真正的庸俗和市侩，而且丑陋无耻之极。从古到今，即使屈原、李白、苏轼、曹雪芹、到鲁迅到沈从文，还有国外无数文学大师，谁那么无礼、霸道地要求读者必须来买自己的帐？谁厚着脸皮以为文学就是绝对地高于一切的东西？谁明明白白地论证过，大凡作家作品一出台，就该被人接受，成为灵魂的载体？文人大可不必跟商人一类，以为写点什么就必须要有赢利；也决不能同政客一样，晃摆着羊耳猪肚象腿，到处题字留言发言，求得人的“尊重”；作家最大的本事和幸运，只要读者明白了文学艺术只能同内心同灵魂说话，是自己留给自己的那份时间和空间相融的灵魂和理想安置处、就已经足够了。作家诗人不能要求读者太多。至于作品会在社会上如何流传，在出版发表前多下些功夫，出版发表后可就由不得你了。因此，你在报刊杂志上叫嚷什么？再者，常见的团体颁发的什么奖之类的，笔者就不赘述了，那是喜剧。
但是，作家诗家必须在创作技能的本事上还必须拥有责任感和眼光。“一个作家若不能逃脱个人爱憎与社会流行毁誉，想伟大实无希望可言。我认为，个人若是从事文学创作，为的是对‘真理’或‘未来社会’有所倾心，鼓励他应当是他对生存的责任或兴趣，刺激他应该是全体人类幸福与快乐，批评应当是现在未来的一切读者。正因他看的大，看的远，他才有希望能把工作做好，做的坚实。”
沈从文和他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脱离政治的，他不仅怀疑政治，而且非常厌恶，对某些政客和倾向于政客的文人自然相当厌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关心民族和困家前途的正义之心，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使他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文学家的基本含义：“我们这个社会真正所希望的文学家……第一，他们先得承认现代文学不能同现代社会分离，文学家也是个‘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的问题反而来谈天说鬼。第二，他们既得注意社会，当前社会组织不合理处，需重造的，需修改的，必极力在作品中表示他的意见同目的，爱憎毫不含糊。第三，他们既觉得文学家也不过是一个人，就并无什么比别人了不起的地方，凡作人消极与积极的两种得人心皆不逃避。他们从事文学，也得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贡献于社会的应当是一些作品，一点成绩，不能用其他东西代替。”（《文学运动杂谈·新文人与新文学》）
希望是希望，拿文字作“蚊子”嗡嗡叫、到处叮咬的人依然故我。当大多数文人终于抗拒不住物质的诱惑而“背叛”了自己当初的诺言时，希望仍然是希望，情形不同而已矣。由于人的动物本性，人就自然地生出这种那种本事，做爱的性欢乐，杀人的刀枪，害人的阴谋，对裸体的自卑、仇视、污蔑或危险的崇拜，会“生儿育女”的金钱和帐号上的“一生”与“如世界之谜一般的密码”，在人胯下的“手舞足蹈”，从而使这种本性逐渐变成习惯；有了习惯，一切都在极度自然中中规中矩、有脸有面、有声有色，到有持无恐。于是作家诗人自然就成了“异类”、“疯子”、“变态”。其实这类评价本人以为还是很在理的，也较为中肯，作家诗人肯定与大众有些不同，这是从古到今的“景观”，不承认是不行的，要命的是作家诗人修炼成为以上的那些习惯，在习惯中自然而然，根本上让人讨厌的就是偏还要摆出一副温文尔雅、自命清高、莫测高深和颐指气使的“土坟”模样。为此，沈从文揭示得极为深刻：“原因很简单，就是多数人知道要出路，不知道要脑子。随波逐流容易见好，独立逆风需要魄力。”症结就在这里，没有脑子和魄力的文学创作及其主人，由于习惯力最的支配，成为“正常”的人。而他们在精神之外过得多么快活！
希望是诚实！
希望是责任！
希望是个性！
希望是真爱！
希望是美！
“一个伟大作品的制作者，照例是需要一种博大精神，忽于人事小小得失，不灰心，不畏难，在极端贫困坚信中，还能支持下去，且能组织理想（对未来美丽而且光明的合理社会理想）在篇章里……”（《创作杂谈·给志在写作者》）
古巴作家阿来霍·卡彭铁尔说过：“小说是一种需要！”推而广之，我们便可以这么说：文学是一种需要。沈从文也这样说过：“大多数伟大作品，是因为它‘存在’，成为多数需要。并不是因为多数‘需要’，它因之‘产生’。”但他同时又表现出了疑虑：“我始终不解一个作者把‘作品’与为‘多数’连缀起来，努力使作品庸俗，雷同，无个性，无特性，却又希望它长久存在，以为它因此就能够长久存在，这一个观念如何能够成立。”（《怯步集·沉默》）
这里，我们不能将卡彭铁尔的“需要”和沈从文所说的为“多数”的需要相等义，前者的需要是：以小说展现一个世界，尤其是在复杂的拉丁美洲，沈从文如果也对此类问题感兴趣，他便会自我意会，他的作品已经是一个需要：在人性被扭曲的现代文明的“铁罩”下面，他展现的是一个原生态和原初美的湘西世界。这一点，卡彭铁尔和沈从文是一致的。为多数的“需要”则不完全属于这个范畴，那是公式化观念化的文学创作现象。但综观两人的创作经历和主张，卡彭铁尔和沈从文又有很大的不同：卡彭铁尔像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实则他也有这么个倾向），是一个“介人”性的作家，拉丁美洲便是他的“战场”、“温室”和“太平间”，沈从文呢？还用我多说么？
从需要开始，便会有议论，说文学一些，就是文艺性批评。文艺批评是跟随文艺创作而来的，也是促进文艺创作不断向前的一个“工作”，两者互为手足，却不能互为因果。批评是一个全方位的议论，既不可阿谀，也不可苛刻，既不武断，也不护短；它是一个说明，一个解释，也是一个审美，同时也是鉴赏中的分享。如果一个评论者老是将文艺批评“上升”到政治的“高度”，那这种人是极不中用的，也是极势利的。
“一切作品都需要批评的。一切好作品都应当有种公正的批评。”沈从文并不否认批评的作用和价值，但它们必须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纵或目前大多数批评家还不能把他们的批评同‘政见’、‘友谊’、‘商业’分开，纵卖膏药的批评家也还道貌岸然的保留一种说教传道的模样，然而我们应当希望，过一时，批评家中会有几个人，忘了自己是‘传道师’，明白他的责任和限度，却愿意作读者的‘朋友’，能用一种填密、诚实而又谦虚的态度，先求了解作品，认识作品，再把自己读过某一本书或一个作品以后的印象或感想，来同读者谈谈的。具有这种态度的批评，若真是中国读者所需要，如今还缺少，我们就想办法培养他。”（《新废邮存底·十一》）
“培养他！？”言大了。沈从文一时间几乎也成了“教育者”，是“难得糊涂”？但沈从文并没有错，“培养”也是一种需要，但关键是批评家必须学会“自给自足”，自己补充文学氧气和营养：诚实、公正、大度！写的评论至少还得像一篇文章（真正意义上的作品）。然后再去和读者或作家交换意见，或建议。“不要轻看诚实，到如今的世界，看完了一本书，看懂了这个人作品，再来说话的批评家，实在不多了。”(《序跋集·题记》)诚实是前提，这点无可争辩。至于产读留r .，笔者不敢苟同，文学是人学，高尔基先生说的。假同这观点，那我们不妨来说说“懂”在文学上的可能这东西从猿到如今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到无数文艺作品的诞生，我想是无人真正能“懂”的，否则文艺作品就失去了生产乃至存在乃至作为精神载体而永恒下去的条件和可能，正因为“人”的复杂性、多元性、善变性，即使有科学的定义、概念，都没人能真正“系统”地写清楚什么是“人”;从这个前提出发，由“人”写出的作品，只能在概念上对其归纳，在创作上叙述一些“人”的行为，刻画“人”的特征，而究竟“人”之真正，仍然无从明白。除了作品是作家艺术家主观精神的产物，是他们独断而来的成品，读者这方面就更是迷惑，“懂”什么?一切尽在“感觉”之中!如果有人反驳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是“懂”的话，那也不能成立，“意会”应该是“感觉”之一种，也是模糊的，思想和精神含混的，笔者以为正是这个特征，才使文学艺术作品永具魅力;如果一切都明明白白(其实也不可能)，一切都是能够知道的，那还有什么秘密和谜可供人类快乐和探索的?这个运动变化着的世界提供给我们的也只能是可能和迷惑，没答案，没真正的定义，也没真正的结局，自然，就没有“人”对“人”的破解和懂得!所以，欣赏文艺作品主要定格在欣赏，在情趣上获得愉悦，在精神上得到共鸣，在思想上可以互相交谈，对人事变化和命运抱有同情、忧患……便已经是相当高的境界了，可能也是最高的、最后的境界。如果我们大家都“懂”了，秘密全都揭开了，不说批评是毫无意义的行为，就连创作本身都是无用的。问题在于一切作品仁智各见，各有主张，大家都不明白，却要力图明白，便在自己的“发现”和“思考”中作文章，产生新的迷惑。文学恐怕就是这样延续它的魅力的!沈从文，公正的沈从文未免期望值太高，这恐怕也是他寂寞的一个重要来源吧。
在沈从文看来，许多批评家喜欢说大话，说谎话，“尤其是少数人常常由衷过分自大的态度，总以为自己的工作是左手捏着作者的咽喉，右手提着读者的咽喉。”这类人可真的不少，他们天真地以为自己是文学“法官”，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桥梁”、“枢纽”，是“泥水匠”，是“媒娘”，是‘’终结者”，大概是对自己搞评论这码事认识过高，夸大了其批评的功能，其实，作者、读者、批评者三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联系，彼此是相互独立的，自由的，又是相互关联的，不是孰轻孰重的问题;而一些评论者那“判官”似的行为让人不爽之后，我们便也顺其’“气质”冒昧问一句:“是谁给评论者活干、给他们粮食的?”沈从文接着说:“若我们目前还无什么好方法使批评家愿意自重，就不妨把他们看轻一点，把他们所有意见的价值估小一点。”(《新废邮存底·十一》)以免使读者“上当受骗”。沈从文是一个醒时和醒世者，“书评家的不作反应，不是诗人戴上了一顶诌诀的帽子，不是被人指为一件攻汗的武器，给人的印象总是不太好，那是很自然的。一个稍有自信的作家，似乎照例对书评家和书评都缺少尊敬，看得很轻。这轻视的理由说来可笑，原来恰好是对它希望太大。”(《书评的自由解放运动》)当然，这其间包括了作家诗人自身的小气、狭窄、自私和怯懦，最好的办法是彼此的宽容和公正，“大多数作家把书评看成一个人对于某作品的一点反应，一点意见，事情就简单多了。”(《书评的自由解放运动》)否则，双方都不可能和谐与“自由现实便是继续维持在虚伪的、病态的、狭窄的、互不礼貌互不冷静和接近游戏的局面上，对文学对读者也没有好处。但沈从文仍然强调作家的‘独立’性:“一个有主见的作者，他有作品，批评并不妨碍他的成就。不要太注意批评。我们假如有个信念，难道一个什么人写一篇两千字的批评，就可以使我们的信念动摇?”(《新废邮存底·五》)
不过，身为作家的沈从文也不时为一些作家诗人作一些评论，从中我们也能看出他的某些文学见解和主张。他不把自己当作标准的批评家，也不居高临下以什么思想者的姿态去“批评”或“引导”什么人，他仍然只是从自己已经成为他人的读者、从阅读感觉、从自我经验上的认知上去说说笑笑而已;相信他的评论是带着极强的主观性的，文笔上仍然似于散文和随笔，信手拈来几笔，也可以是一种纯自如的意见，有的深刻，有的平庸，大抵不伤这个作家什么的。
我们不妨看几个他评论他人的例子:
他评论周作人及其作品：“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认文字二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知道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和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因为文体的美丽。一种纯粹的散文，时代虽在向前，将不容易使人忘却。”
“周先生在文体风格独特以外，还有听注意豹是性抓普通趣味……在中国新兴文学十年来，作者所表现的僧侣禅世续丢万清的人格，无一个人有与先生相似之处。”（《沫沫集·论冯秋丙》）
“在中国，以异常教特殊民族生活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花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家之一。”继而他说道，“最散文的诗质的是这人文章。”(《沫沫集·论落花生》）在他看来，佛是极其聪明的慧根灵秀，其智慧有着普照人世的爱的光辉，能传达人情，能透晰美的，都被这个叫落花生的作家所有，所彻悟。
他评论茅盾时，说其能够在男女情欲动摇上，能作详细的注解。
评论丁玲时，说她能够以进步的知识阶级身份，写男女在恋爱互相影响上细微的感想和反应。
对郁达夫，沈从文是以饱含浓烈情感的笔调来写的:“郁达夫那自白的坦白，仿佛给一切年青人一个好机会，这机会用自己的文章，诉之于读者，使读者有‘同志’那样感觉。这感觉是亲切的。友谊的成立，是一本《沉沦》……作者那态度，是显然在‘表现自己’的‘最狭意义’上加以拥护的。他把写尽自己心上约激动一点为最大义务，是自然主义的文学的表现方法。郁达夫是这样一个人。他也就因为这方法的把持，不松手，从起首到最近，还是一个模样，他的成就就算是最纯净的成就。”(《沫沫集·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郁达夫，则人皆承认他那支奔放的笔，在欲望上加以分析，病的柔软感情，因体质变弱，一切观念的动摇，恣肆的写来，没了年轻人至今无古的同情。”(《沫沫集·论施蛰存与罗黑芷》)
“作品上，以一个‘老成懂事’的风度，为人所注意，是闻一多先生的《死水》。”(《沫沫集·论闻一多的》)
“张资平，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他将在他说故事的方向上永远保守到‘博人同意’一点上，成为行时的人去了。”(《沫沫集·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
沈从文是这样评价鲁迅的:“……鲁迅先生的贡献实明确而永久。分别说来，有三方面特别值得记忆和敬视:
“一，于古文学的爬梳整理工作，不作章句之雅，能把握大处。
“二，于否定现实社会工作，一支笔锋利如刃，用在杂文方面，能直中民族中虚伪，自大，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强烈憎恶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
“三，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艳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人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沫沫集·学鲁迅》)
对冰心，他写道:“冰心女士所写之爱，乃离去情欲之爱，一种母性的怜悯，一种儿童的纯洁，在作者作品中，是一个道德的基本，一个和平的欲求。”(《沫沫集·论中国创作小说》)在这本集子里，沈从文又谈到了鲁迅:“鲁迅的悲哀，是看清楚了一切，辱骂一切，嘲笑一切，却同时仍然为一切所困窘，陷到无从自拔的沉闷里去了。”
……
我们知道，沈从文内在里是一个诗人的，即使写写小说，写散文也力求写出诗意来。我们甚至以为，是小说创作的一个至高境界。能将小说写出诗意来是小说创作的一个至高境界。贾平凹内心在最初也是想成为一个诗人的，他笔下的商州系列小说和许多散文都透出他那“土得掉渣”的诗性意义，只是他终于未成诗名，反而在小说和散文创作上成就盛名。所以，贾平凹也应该是一个诗意纷呈的人物的。沈从文更是强调自己的作品力求达到“散文诗”的效果。
“诗人处处象傻子，尤其是在他对待一切，说明一切，形容一切时，所用的不是十分夸大字眼儿，就是空虚不着边际的字眼，所说的空话，不是傻谁能够那么做。不过若无这些诗人来写诗，这世界还成什么样子?”(《黑凤集·三个女性》)这可能是沈从文的自画像，他经常说自己的言行近乎“傻子”、“呆子”的，他写给张兆和的情书和“湘行书简”(即沈从文回湘西时和夫人张兆和的书信集)简直就是诗，一章章隽永、秀雅、风情万种、意境深幽、风格朴实的散文诗。我找不出哪个作家像在诸如此类情景下能有如此的笔力和高量的情感。那些惆怅，美丽的愁人的缠绵情怀和湘西独有的自然风貌，将永久地在我们的灵魂里流动。
那是真正的诗人的心境，傻乎乎的诗心的萌动。而眼下，我们众多写诗的人，哪里还傻呢?他们实在是太聪明了，虽是青灯相伴，更声入梦，可保持的空虚的灵魂，却绝不做“傻B”之类的事的。他们不是沈从文心目中的诗人。
“一个古怪的诗人，也许就比一个平凡谐俗的诗人，更适于在作品上保留一个最高道德的企图。”(《创作杂谈·窄而霉斋闲话》)
又是道德，而且是最高的道德！它不是玩出来的，不是谐俗者的玩具，而实际情形却是很多作诗之人已经很不诚实，对生命缺乏信心，由于自私和文字掩盖下的物质主义倾向，使他们找不到打开诗歌艺术门窗的钥匙，因而也只能玩玩了。有人曾经对我说：“我要出版一本诗歌集，就一本!我要为后人留下它！”我开怀大笑，他迟疑了半晌也愤怒了半天!我说别那么伟大吧，当心人家把你的书当卫生巾用了。识相一点为好，出版一本书是好事，但首先得对自己有承诺，有信心，有自爱!别想为什么后人留下什么，后人无力，有的还很无耻！不如将它留给自己，最好的法子是在棺材即将被钉死之前，嘱家人在你身边放置那唯一的诗集，带到阎爷那儿去注册也好，领奖金也好，还是一个人在奈何桥上深情朗诵也好，或者和阴间一个老妪(结交她绝对有钱，存在地府国际银行，帐号是488484848！哈，死吧死吧死吧死吧死吧你!)，你可以和她结婚，在她第二次死去后，用那笔钱周游阴国各地名胜，然后混个地府某部门的官当当，这些都是那本诗集的功能。那人听罢，哈哈大笑，连笑也成了诗歌的，他还诗嘴洞开，说我:“你他娘的缺德!”我说:“总比你娘缺德好!”又是一番喝喝喝喝的乱笑;最后我们说到了道德.连苦笑都没了。后来，他一个字也不想出版了，结婚了，飞速地制造了一个孩子，再和我见面时，极有风度和礼貌地和我招呼，寒暄;给我最探的印象是他当了老爹时的那认真负责劲:“不敢乱跑了，也不想乱跑了，生产了一个犬子，感觉就不一样了。”见我一脸的不屑，他接着说，“总得有点责任啊!”瞟了我一眼，俨然一个过来者“倚老卖老的”神气，我开初以为他要诉苦.将我当他爹呢。再过一些时日，我们一起喝茶，不谈职业，不谈道德，不谈金钱，也不谈诗歌，只谈女人，谈得激动时，睨着一对对从旁边扭来摇去的女子，他眼里就埋下了鱼雷，脸色再也无法佯出那“极富责任感”的庄严和正派，我担心他唾沫会冲破他的“豆腐渣工程”——两排不大坚固的黄牙，而立即蒙上他眼睛的忧郁使我从他中年的僵硬和肥凸中看到了过去，也看到那内心那点叫“美”的东西从生活垃圾堆里冒了一点幼芽来。我说:.‘怀念诗歌了?”他说:“女人本身就是诗歌?！”我说:.“包括你爱人?”他懒洋洋地说:“积点德吧，你明知我老婆的成色。”我说:“你改造改造她吧。”他一个邪恶的笑:“让你女人来还可以!”我说:“这样说话要掉葡萄牙的。”他领会极快。我们又在下午暖昧的光晕下恶毒地笑着。我想起了沈从文那句话话，就说:“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他自己却老去了。”他神伤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茶水，要跳进去把半生的伤感都洗去。但他很快又气愤起来，瞪着我：“你洗涮我?I”我说:“女人是诗人!”他咆哮道:“可那不是我老姿!”我把头别开，想笑，不能够;他低着头，看自己吐的一口痰愣怔着。整个下午，他就那么伤怀，如一个不能凑巧的效事，不幸运的缘分恍惚一抹飘忽的色彩，使黄昏也紧了肌肉，晃得在一张饭画布上要掉下去了。我想，他应该算是一个诗人的，伤感和忧郁是诗意层次上的，也是一种道德;当然，如果他老婆明白了他当下心思，自然会跳将起来猛戳他鼻梁:“你这个没道德的东西！”我的朋友谐俗了，如一个笑话，但不经典!如一具僵尸，使他成为一个尸人了，那就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诚实不诚实，专一不专一了。
这种情形，沈从文也不是没有看到:“我们如果还有机会，让我们再来奖励那种平凡诗人的产生:这平凡诗人不妨如一个商人，讲究他作品的‘效率’，讲究他作品的‘适用’。一种商品常常不免相伴到一个道德的努力，一首诗我们不妨也知此寻找他的结论。”(《创作杂谈·窄而霉斋闲话》)
这样的诗人，在今天多的是，并不值得惊怪。
但是，“真正现代诗人得博大一些，才有机会从一个思想家出发，用有韵和无韵作品，成为一种压缩于片言只语中的人生观照，工作成就就慢慢堆积，创造组织出一种新的情绪哲学体系……若说诗人中有真伪，真伪之辩或即在此。”(《新废邮存底·二十》)
“诗人欲表现‘思想’，得真正有探刻思想，欲创造‘情景’，导真正有动人情景。即此还不够，尚能透彻明白文字性能，以及综合文字的效果。他得用作品证实一切。”(《新废邮存底·二十七》)当然，诗歌是被称着文学中的文学的东西，文字功底不可忽视，语言对于诗人来说，是第一要素。沈从文还指出:“诗人同他的诗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便是平淡朴实。他的诗歌，不是为了安置辞藻而有的……他不高傲，但也并不卑微。他不必十分时髦，但也不必十分顽固。诗人不必是圣人，但也不一定是无赖。”试想想，如果诗人也成了无赖，连同评论者的无赖，文学就成什么东西了?
就气质来说，诗人确实与常人有极大的迥异处(至于性格，不好说，每个人的性格先天因素占很大比例，实在不好说。)这不是在故意抬高诗人，由于感性的东西太多，导致诗人的多血质特征，表现出来就是多愁善感，情绪容易激动，思想也比较偏激，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人群。有人说诗人是天生的，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天份优异者，在创作上自然来得快；但靠后天培养，可以培养出人材来，但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先是对诗歌的感觉上，再就是语言上，天赋好者，都有常人所不具备的灵敏和充分的悟性。沈从文说:“……他可以想象世界比他们所见到的更‘美’或更‘丑’，所以他的作品假若不超越一种卑污的估价，他就不是一个有希望的诗人。同时，他今天可以想那样是对的，明天又想那样全不对，惟独诗人有这个权利。‘让这些天才存在。’我说，‘就让他们这样存在吧。’”(《创作杂谈·窄而霉斋闲话》)
要理解诗人，是多么的不容易，你得作好应付那份疯和狂的准备;有时，他在赞美你的时候，你可千万莫得意忘形，也许他是寓贬于褒，也许他在赞美你之后开始抓住你的弱点缺陷攻击你，让你无地自容，战战兢兢。你也别相信诗人许下的诺言，一个既然那么容易组装文字语言艺术的家伙，能说几句好听动人的话，实在是太过容易，那几乎是谎言，而人世间最轻便的事就是说谎，你知道不?另外，对诗人的见解你也别当经典(由于传统和保守，你当然会相信老人中年人的教训)，他们思维太活跃，太激进，发散的，零乱的，组接技巧高超的，说多了，你究竟不敢相信哪一句是真的了。不过，若你真的能屏息听下来，凭借耐心走进他们的语言天堂时，你又会发现，只有诗人的语言，才让你获得美，至少，对，至少是快活、舒畅，不至于让你未老先衰。
这就得靠作品说话了。诗人再会侃，再会善感，作品才是他的武器，他的饭碗，他的价值，他的地位，他的美。“一个诗人他其所以伟大不同平常人处，不应当是他生活一面的离奇，却应当是他作品所表现的完美……他的忧郁，假若说，他是不缺少年轻人的忧郁的……他用的手段，没有比用诚实为再好的手段了。”(《序跋集·附记》)
蜕去表象，还原诗人本性之后，我们才发现，诗人原来还是一个个的孩子，他们忧郁时、高兴时、痛苦时、愤怒时、失望时、绝望时、寂寞时等都会如孩子一样将百态表现在脸上，这时候，我们往往会感动万分;这些诚实的内心丰富如宝藏的人，他们永远活在曼妙清纯的童年了，阳光、沙滩、大海、啤酒、香烟、阳伞、文字、意象、色彩和音乐……组成了他们的生命和信仰。这些如贞节一般的孩子，他们有时候似乎还没有脱离母亲的子宫，仍然处于幼婴状态。而现在，这种真正的诗人几乎已经不存在了，是的，我们的生活里几乎没有了诗人的座位!座位被庸人和灰尘占据!这是谁的错呢?
当金钱如一口棺材，装满了不仁不义者的脸脑肝肠，当物质如一颗颗铁钉，挂满了伪善者的锦绣衣衫，当利益如一座粪池，盛满了无数痈疽和病菌，尤其，当无耻和卑劣如一顶金色桂冠，戴在没有“庄稼”没有“绿洲”没有“根”的文人和伪学者的头上，我们还指望什么优秀的作品产生呢?沈从文告诫道:“一个诗人实在还需要一点宽博温厚悲悯人类爱，才成其为诗人。”（《新废邮存底·二十七》）
那，沈从文是从什么角度来谈诗歌作品的呢？
首先，他觉得:“诗应当是一种比较精美的语言文字，在有限制的方式上加以处理的艺术。在表现上它至少得比普通散文讲究些也经济些。容许于小小篇章包含一些较深的观念，倘若作者真有这种观念。也容许用它来解释一种抽象原则或表现一种具体事实，重要的应当是以约见著，能于少分量文字中解释并表现给读者一种较深刻持久的效果。作者对于文字性能和效果得有深刻理解，更懂得传统诗与人生命结合时的情绪状态，尚如何影响到当前的传递和感受。”(《新废邮存底·十七》)
其次，“诗应当是一种情绪思想的综合，一种出于思想情绪重铸范围原则的表现。”(《新废邮存底·十七》)
再次，“诗有两种方法写下去:一是平淡，一是华丽。或许在思想上有幻美光影，或在文字上平妥匀称，但同时多少皆得保留到一点传统形式，才有一种给人领会的胜利。”(《废邮存底·给一个写诗的》)
“好的诗……都能给我们心上一点光明……那不仅仅是音律，那不仅仅是节奏。”(《序跋集·附记》)
他说:“诗必须是诗，征服读者不在强迫而近于自然饭依。”(《新废邮存底·十七》)我们应该为“自然饭依”叫好，这正是沈从文一贯主张的美学观点，当然，一个能为“自然阪依”写出好诗歌的人，我们自然应为其击掌。
作家，诗人是靠“征服”而活着，而持续不断地进行创作的。这“征服”当然不是指肉体，而是灵魂和精神的，思想和审美的。后来的贾平凹也说过类似的话，看来作家诗人征服读者已经是一个传统，一个近乎自然的行为，一种心与心的交接;创作毕竟是一种劳动，劳动最终的获得除了作家诗人的消享和满足外，更多的是来自外界的认可和赞美;只有作家诗人的创作具有神性之美，在自然与人的对话中达到和谐统一，在道德和责任之间的完善，写出真正的被他们一的灵魂之光照亮的人性，即一种自然上的回归和阪依，作者和读者之间，就完成了一个事业，一个交流，一个传播美的过程，彼此在其间无限唯美地活着，享受着，这就是“征服”的价值。
诗人由于好奇而产生了巨大的悟性，读者也由于好奇产生了阅读的快乐。但这还不够，只有当诗人的悟性和读者的悟性相靖时，我们才会说:这就是完美!所以，笔者以为:诗歌是悟出来的，阅读是要悟进去的。一个再好的诗人，碰上一个没有悟性的读者，也将徒呼奈何的。
当诗歌是诗人呕出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那么庄严与神圣!
如果哪一天我们听人说诗歌是说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说，同思想一样，它们是一些谎言，套一个电影片名:真实的谎言!
如果某一刻你听人说诗歌是唱出来的，咏出来的时候，那我得告诉你，你有福了，诗人有福了，因为我们回归了一个永久的历史:古典的浪漫情怀!
是的，被遗忘了的，在此刻成了诗歌!
最后，我们迩亩以看着沈众文府小说及其创作的论述·
“写小说，想把作品设计各方面生活，一个人在事实上不可能，在作品上却俨然逼真，这成功也靠文字。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作画需要颜色，且需要会调弄颜色。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纵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作品专重文学安排比自然会变成四六文章。”(《废邮存底·给一个读者》)看来，没有文字、语言功力的人，在沈从文的观念里，是无以写文章的，更不用说进行高层的创作。沈从文也是以他的创作实践来实证他对文字的主张，虽然不能说他的小说中的文字语言都是字字珠巩，但作为一个语言大师，他文字语言的绝妙优美，相信只要是看过他作品的人，都会被他独特的魅力所折服。他太明白什么是美了。
“小说……‘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因为既然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
一是社会现象，是说人与人相互间的种种关系;一是梦的现象，便是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单是第一部分容易成为日常报纸记事，单是第二部分又容易成为诗歌。必须把人事和梦两种成分混合，用语言文字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才可望成为小说。”(枪」作杂谈·短篇小说》)
关于小说技巧问题，他接着谈道:“我并不觉得小说必须很‘美丽’，因为美丽是在文字辞藻以外可以求得的东西。我一也不觉得小说需要很‘经济’，因为即或是个短篇，文字经济依然并不是这个作品成功的唯一条件。我只说要很‘恰当’，这‘恰当’意义，在使用文字上，就容许不怕数量的浪费，也不必对于辞藻过分吝音。故事内容呢?无所谓‘真’，亦无所谓‘伪’(便无深刻平凡区别)，要的是那‘恰当’。文字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全篇分配更加恰当。作品的成功条件，就完全从这种‘恰当’产生。”(《创作杂谈，短篇小说》)
那沈从文心目中的好小说又是什么样的呢?
“好的小说在一切俨然如真，不在有头有尾。就效果言，一也用不着那种大团圆或角色死亡的悲惨作结束。作者应当明白‘经济’两个字在作品上的意义，不能过度挥霍文字，不宜过度铺排故事。他努力只在给读者一个‘印象’。如何安排便可以给读者留下一个深刻印象，他必须明白，好作品不一定是故事完美无庇，干干净净。”接着，就有了沈从文这个非常深刻的论断，“一切小毛病都无害于那作品的成就。聪明不凡的作家，还会在作品上有意无意留下一些缺点，把作品表现得更生动一些。”这很像我国国画中的“留白”，隐蔽那点“意”，大片空空的白，或题下文字，任由你去“读”，去“联想”。这基本上是我国古代文人画家共同遵守的一个艺术法则。沈从文在此更进一步，以作品“有意无意的缺点”和“小毛病”来论述一件作品的生动性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极具指导意义的。
小说是文学创作的“航空母舰”，它的包容量是其他文体无法相媲的!我国被尊为诗歌大国到今我国劳动人民的精神粮食;不言而喻，诗歌儿乎成了古代中国的文明符号之一。我们一提起唐诗宋词，无不提到唐朝的李白杜甫陈子昂，宋代的苏轼王安石。但是，随着时代的演绎推进，尤其是近代社会变革日益剧烈，变化之快令人膛目结舌，而新体制内的人们的于戈大动，人的思想比以往历史中人更加大踏步地前进，诗歌作为“言志”的“工具”化特征已经渐渐淡化，复杂的社会现象已经经不起单一的诗歌所能承载的了。“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这种作自然也就是人类最艰难伟大的工作……到近代……唯有‘小说’还能担当起这种艰巨。”这儿并不是说诗歌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和价值，胡适、郭沫若等人的创新，不是从另一方面发挥着诗歌的作用么?但从涵盖来看……小说仍然有着其他文体无以取代的价值和地位。“原因简单而明白:小说既为人事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印刷术的进步。交通工具的进步，既得到分布的便利，更便利的还是近千年来读者传统的习惯，即多数认一识文字的人，从一个故事取得娱乐与教育的习惯，在中国还好好存在、，加之文学作品来耗费他个人剩余生命，取得人生教育，从近三十年来青年学生方面说，在社会心理上即贤于博弈。”（《短篇小说》）由此，我们从使用文字到安排情节等方面的恰当，到承担历史更多负荷的小说的价值观，便能基本上找到沈从文理论的线索。“用‘小说’来代替‘经典’，这种大胆看法，目前虽好象有点荒唐，却近于将来的事实。”(《短篇小说》)
“一个长篇如何安排得法，即可得到历史的意义，历史的价值，它且更容易从旧小说读者中吸收那个多数读者，它的成功伟大性是极显明的。”(《短篇小说》)这里虽然说的是长篇小说的意义，但对一切小说样式都是有积极价值的，尤其是历史方面的价值，而读者在这儿充当了传承历史的主要角色。而破除旧小说的义务，读者也会起到积极作用。
那么，如何使一个小说作家维持那个被沈从文看重的信念呢?
“支持一个作者的信心，除初期写作，可望从‘读者爱好’增加他一点愉快，从事此道十年八年后，当能继续下去的，作者那‘创造的心’，就必得从另外找个根据。很可能从外面刺激，转成为自内而发的趋势。作者产生作品那点‘动力’，和对于作品的态度，都慢慢的会从普通‘成功’转为自我完成，从‘附会政策’，转为‘说明人生’……渐渐地却与那个‘艺术’接近了。”(《短篇小说》)
但是，创作是一项艰辛寂寞的工作，那是很少人能坚持的事业。单是从量上就可以让作家疲惫与恐惧，而这种劳动最终却无法从物质上获得相应的收益。这对于物质化的人是一个打击，对一切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来说，又是一个极为矛盾而又无奈的事情。
“一个写小说的人算什么?他知道许多，想过许多，写了许多，其实就永远不能用他那点知识救济一下他自己。池的工作使他身心十分疲劳，他的习惯罚他孤单独立，他自己永远同一切生活离开，站得远远的，他却尽幻想到人世上所没有的爱情和其他东西……一个健康人的观念，对于这些人是只有‘怜悯’的。”(《废邮存底 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录》)
在沈从文看来，这只是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炼狱”，是成为一个小说作家的必要条件。他相信，努力和寂寞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当选我们自己适宜的路，不图速成，不谋小就，写作不基于别人的毁誉，而出于一个自己生活的基本信仰(相信一个好作品可以完成一个真理，一种美德，一些智慧)，那么，我们当前即不受社会苛待，也还应当自己苛待自己一点了。自己看得很卑小，也同时做着近于无望的事，只要肯努力寂寞的。”(《废邮存底·给一个写小说的人》)却并不会长久既然选择了走文学这条路，就意味着和别的路迥然不同要求先得有功力，然后得有自己的根本信仰和追求。精神实质来看，体现出沈从文的坚韧、清醒和睿智，这个信仰就以及对艺术规律和人生规律的把握，从而也传达出沈从文在意识深处对文学的极端眷恋，对生命与艺术的自信。
生命之美是洋洋洒洒的，生活之味是酸甜苦辣的，生存之境阴阳晦明的。以“小说”代替“经典”的沈从文，向我们展示着他独特的抒情风格:微笑里隐匿着哀怨与苦痛，平静里涵盖着忧郁和惆怅，优美里潜蛰着死亡之流，寂寞之光。
而另一方面，他在实际创作中指出:“用各种官能向自然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到自然……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同想象里驰骋，把各种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
“创作不是描写‘眼见’的状态，是当前‘一切官能的回忆’。”
是啊，在这里，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被遗忘了的，在回忆中回来，便成了小说?
说一千道一万，关于小说，沈从文和我们都如何能说得完呢?九九果真归一、归真?
沈从文从故纸堆里站起身来，在经验的历史的认知里，坚决地写道:“我虽然明白人应在人群里生存，吸收一切人的气息，必贴近人生，方能扩大他的心灵同人格。我很明白！至于临到执笔写作那一刻，可不同了。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我以为应当如此，必需如此。”他把灵魂紧紧地囚在思想里，在永远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了，面对一支笔，面对一支笔和它即将勾画的生命图景，他清亮的眸子里闪烁着熠熠的光辉，“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
这是一个文学的宣言！来得彻底、干脆的沈从文，在这个宣言里，他确立了自我，维护着他坚卓不屈的个性，从而确立了他的文学理论和在文坛的地位。但他委实不需要这个地位和与之而闪耀的光环。他是永一的，苏世独立的；他自身就是自己的宣言；他的作品就是他地位的基石，不用人来作铺垫。
以充分的个性创作而来的小说，完成了寻找人与人、历史和现实、时间和空间之间的差异性的任务;但只要“差异性”的存在，小说艺术就会永远具有它应有的价值和魅力。从沈从文独断的艺术准则里，我获得了这个意念。
揭去时间神秘的面纱，拂去空间厚厚的埃尘，推开历史那扇厚重而吱嘎作响的门，启开生命积藏以久的深沉意蕴，我们再一次听到岁月的深处，沈从文在微笑中的声音：
“我还没有写过一篇一般人所谓小说的小说，是因为我愿意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