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e][b]引用17楼 @patrik 发表的[/b]:
感觉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治乱循环，一般和汉人合拍。当汉人建立统一强盛的帝国后才开始兴起统一并组成一个稳定的统治集团。如匈奴——突厥——蒙古。[/quote]
[quote][b]引用18楼 @patrik 发表的[/b]:
而在辽河上游和长白山兴起的渔猎民族，契丹——金——后金，兴起于中原王朝崩溃或衰落的时段。[/quote]
游牧民族兴起很依赖于那一两个牛叉到极点的首领。首创的首领往往奠定军事制度，整个王朝都从中受益。

突厥大兴在东西魏时期，在北周和北齐间两面要价，也是他兴起的重要因素。比兴盛前后无标准没啥意义。游牧民族重心东移（汉族也东移了）明显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原来适合生存的的西部地区已经没有自然条件来养这么大的国家机构了。

无论是金还是后金，人口和蒙古草原比并无优势吧？

[quote][b]引用22楼 @patrik 发表的[/b]:
无论是金还是后金，人口和蒙古草原比并无优势吧？[/quote]
说了时代不一样了。因为降水分布不同，蒙古草原面积虽然大，却不如东北能养更多人是完全可能的。（现在的人口分布就是个例子）

[quote][b]引用23楼 @otao 发表的[/b]:

说了时代不一样了。因为降水分布不同，蒙古草原面积虽然大，却不如东北能养更多人是完全可能的。（现在的人口分布就是个例子）[/quote]
这个还真不好说。

农业技术限定了东北的人口。

蒙古草原的人口长年处于100万水平，历史学家认为蒙古军人十万。
而东北的金和后金都是几万壮丁打天下。总人口很可能少于统一的蒙古。

[quote][b]引用24楼 @patrik 发表的[/b]:

这个还真不好说。

农业技术限定了东北的人口。

蒙古草原的人口长年处于100万水平，历史学家认为蒙古军人十万。
而东北的金和后金都是几万壮丁打天下。总人口很可能少于统一的蒙古。[/quote]
嗯，可能你是对的。

当北魏成为后燕北方最后一个敌人的时候，已经是394年了。这时候的北魏在两个方向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西面已经控制到了原刘卫辰的领地上了。（这一点领土上战略纵深，后来挽救了危急时刻的北魏）

这时的北魏是个几乎统一的游牧大民族，下属有原来的高车部，柔然部，拓跋部，贺兰部，独孤部等等等等。各个部落虽然并不完全真心的降服于拓跋珪，可这个大帝国已经是巍然大观了。

395年，北魏侵逼后燕边境部落投降，成为了战争激化的导火索。慕容宝率大军侵入五原，拉拢各部落。拓跋珪守黄河沿岸和慕容宝对峙，魏兴燕衰的重要战役，参合陂之战就此爆发。这一战的关键在于，慕容宝缺乏军事上的责任感。将一次作战的机会白白浪费成了持久无功的消耗战。本来后燕占据着各方面的主动权。拓跋珪在战争初期根本不敢守黄河沿岸。7月慕容宝抵达后整两个月，9月拓跋珪才赶来守黄河。

当然，拓跋珪也是有准备打游击战的。他派拓跋虔带五万骑兵在东。拓跋仪五万骑兵在河北。拓跋遵带七万骑兵，堵塞慕容宝到中山的道路。拓跋珪充分发挥骑兵在机动力上的优势，打不过你，可以牵着你的鼻子走。你进军我就跑，你撤退我就骚扰。慕容宝如果换成有决断的军事将领，必然会寻求无法躲避的决战，攻其所必守。可是慕容宝却不同，他非常罕见的在五原滞留了三个多月，进又不进，退又不退。

而拓跋遵截断了慕容宝到中山的道路，获得的书信，则把慕容宝的所思所想完全暴露给了拓跋珪。慕容宝因为慕容垂年纪大了，非常担心他突然去世导致国内动乱。拓跋珪就让人散布谣言，说“慕容垂已经死了，你们兄弟怎么还不马上回去！”慕容宝最初并未相信，但部分将领兵变拥立慕容麟，令传言更加逼真。于是慕容宝烧毁船只，带部队全面撤退。

前面再三强调的一点，拓跋珪的北魏是游牧民族，部队的机动力是远胜以步兵为主的后燕的。这种条件下，慕容宝麻痹大意的认为拓跋珪没有船只可以渡河，自己的撤退是安全的。简直就是近乎愚蠢。在如此的条件下，居然不派部队断后（派了慕容麟，更扯淡），也没有认真的布置斥候警戒。这就已经注定了失败。拓跋珪在短暂机会出现后，马上决定丢弃全部辎重，仅带了两万骑兵日夜兼程的追击。在这整个过程中，黄河结冰其实是个不重要的因素。关键是双方军事首脑的精神和思路，一个兢兢业业抓住机会就不放，另一个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以后准备写近代以后的中国战争吗？

PS：我觉得到了近代之后，战争就相对没有意思了。办理借款的谈判代表和税务官决定了战争的结局。

[quote][b]引用27楼 @patrik 发表的[/b]:

以后准备写近代以后的中国战争吗？



PS：我觉得到了近代之后，战争就相对没有意思了。办理借款的谈判代表和税务官决定了战争的结局。[/quote]

谁说的，判断形势作出正确的行动，始终是军事将领的本职。弱者有弱者的策略。近代优秀的军事决策和错误的决策都很多，前者比如左公远征新疆的物资准备。

[quote][b]引用28楼 @otao 发表的[/b]:


谁说的，判断形势作出正确的行动，始终是军事将领的本职。弱者有弱者的策略。近代优秀的军事决策和错误的决策都很多，前者比如左公远征新疆的物资准备。[/quote]
曾左李的军功恰恰建立在当时良好的财政状况上。清朝是中国古代王朝中唯一一个可以借款而且有关税的朝代。

 

表1                  户部奏销镇压大起义军费                单位：万两
项      目 数      额 比重（%）
太 平 军 17060、4 38．92
捻      军 3 173、1 7．24
西北回民起义 11 888、8 27．12
西南苗回起义 7873、7 17．96
南方各省零星起义 2233、7 5．10
英法联军（赔款） 1 600 3．65
总       计 43 829、7 100．0

参合陂之战的战场布局并没有那么有意思。在当夜，北魏已经占领了后燕驻地后方的山头，后燕的军队驻扎在山脉和水流之间，当北魏借助山势开始冲击的时候，后燕甚至还没有任何准备。（就凭这条慕容宝就该自杀谢罪了）后燕无法形成阵线防守，被北魏的骑兵冲散，赶到河里去了。

（拓跋珪在黑夜中判断地理局面，迂回埋伏在山头，在黑灯瞎火条件下，和各部统一作战计划，均是御军技巧的表现。纪律，命令的威严，准确的判断）

参合陂之战结束后，拓跋珪本来准备放走俘虏。外部大人王建却说："慕容覆败于此，国内虚空，图之为易。今获而归之，无乃不可乎？且纵敌生患，不如杀之。"（参考参合陂之战参战的兵力，其实杀俘是很大的错误）拓跋珪于是杀掉了全部俘虏。

从两个方面来说，削弱后燕对当时实力下风的北魏来说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拓跋珪会同意王建建议的原因。可是滥杀激发的反抗意志，却更加难办。（此后历史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二货慕容宝没利用好）

这次大败对后燕也是一巨大的震动。慕容宝在慕容垂面前再三要求再带兵前去复仇。于是396年，慕容垂亲自出兵，发动了第二次北征。这一战由于双方的实力略有变化，拓跋珪心存了一丝侥幸，认为也许可以守城来对抗后燕，而不是采取游击战术（大战略错误）。于是布置了拓跋虔留守平城，慕容隆大破平城杀拓跋虔。拓跋珪才放弃了整个策略，率军向西逃亡，躲避后燕的兵锋。

这里要仔细看，整个后燕北魏的军事博弈是基于其各自兵力优势的。游牧民族因为在兵力上下风，往往是以机动力，游击战术来弥补劣势的，而不是正面作战。如果正面守城，无从发挥其机动力优势，则会被中原民族轻易击败。可是长期来看，游牧民族可以利用地理纵深躲避大规模远征，然后利用机动力局部骚扰。只要这个大战略抓得对，可以让中原王朝头疼上很长时间。

反过来，中原民族怎么来防守呢。大概来说就是边境坞堡制，将物资都集中在坞堡内。高度警戒。日常不轻易作战，让你进入境内非常的困难。以腹地安全生产储备物资，准备大规模远征。这个行为最好的例子就是汉文景武三朝的国家策略。

（记住后面那个策略。慕容宝和慕容农兄弟的错误策略，对后燕迅速败亡负有很重大的责任）

第二次北征并未完全展开。在北征中途，慕容垂突然去世。慕容宝马上率军返回中山称帝。可是假设一下，如果慕容垂不死，也一样拿躲起来的拓跋珪没什么办法。拓跋珪的部队可随战随走，有草原就有牛羊，有牛羊就能战斗。这是后燕完全没办法赶上的。后燕无法维持大军长时间镇压边境（后勤能力有限），而攻守之势早晚是要逆转的。再反推一些，慕容垂因为行将入木，希望一举将北魏消灭的心理可以理解。可北魏恰恰不是可以马上消灭的对手。这种劳师动众的大规模远征很难真正削弱北魏，反过来削弱了后燕自己。（后燕因仇恨过度透支了国力）

慕容垂突然去世对后燕的损害是很大的。相对来说慕容垂对后事安排的已经非常妥帖，死后并未发生政治动荡。唯一的问题是继任的慕容宝实在是个太平庸的君主了。

燕魏的格局从396年开始真正的逆转了。表面看来，慕容垂的去世是个分水岭。事实上，就是慕容垂不死，两次失败的远征之后，后燕也必然要陷入守势。后燕上下对守势应该做什么都茫然无知，对局面的判断也有错误的地方。

拓跋珪挥戈中原的时间到了。

拓跋珪经历多次部落战斗后，非常擅长捕捉微小的机会。而当慕容垂去世这么大一个机会放在眼前的时候，拓跋珪当然不会错过。397年，许谦向他建议改元，建天子旌旗，马上得到了他的同意（不臣之心）。也就在396年8月，拓跋珪迅速组织部队南下进攻并州。



这又是一次心思慎密的军事组织。拓跋珪整体而言对后燕的战斗力还是很忌惮，所以几乎将全部的部队都动员起来了，四十多万大军南出马邑。为牵制后燕他还派了封真率偏师进攻幽州。并州原属于西燕，而且夹在后秦后燕中间，地理上对北方畅通无阻，西可扼黄河，东可守太行。以此作为用兵之地攻守皆宜。拓跋珪也是深思熟虑后，才选取这个地方作为进入中原的跳板。



反过来，后燕方面对守住并州意志淡薄。慕容宝把并州的事务全推给了慕容农。而慕容农坐守晋阳却判断错了形势，还鼓动军队出城和拓跋珪决战。（北魏兵精勇，且数量还占上风）如果慕容农固守，并已经有了固守的准备，慕容宝也愿意投入一些部队来援助他。晋阳城小而坚固，并不容易攻克。



前面提到了整个北方战线的策略（固守城池磨其锐气保护后方积蓄力量）。对照起来看慕容农恰恰就是反其道行之。而且并州新附，民心并不安定。在慕容农决战失败后，晋阳豪族献城向拓跋珪投降，慕容农千里逃命，连妻子都被追兵捉走。靠亲兵保护，仅三人逃往中山。（慕容宝在干啥？援军呢？全国兵力没搞定的拓跋珪，就这么放心的丢给慕容农了？）



并州之战，后燕无论是精神准备上战略理解上，还是实际战场上，都是一次大失败。这种骄傲的态度，上可追述到参合陂不设斥候的洋洋得意。晋阳一失，慕容农一跑，整个并州就分崩离析的向拓跋珪投降。拓跋珪可谓是一战而定整个并州，励精图治的他不满足于如此。派于栗磾暗中开通井陉故道，10月率军直逼后燕的都城中山。



而此时慕容宝依然没有做好抵抗的准备。随即常山失守，东部郡县纷纷投降。最后战线在中山、邺、信都一线才稳定下来。（后燕半壁江山，三个月就送出去了。虽然用兵苛刻如拓跋珪历史上也不多见，不过军事迟钝如慕容宝的也够少见的。）

能成功在中山、邺、信都一线稳定下来，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慕容凤在信都超水平的顽强抵抗。慕容德则在邺数次挫败北魏的攻击。拓跋珪本来的布置是自己攻中山，拓跋仪攻邺及王建、李栗攻信都。在衡量利弊后，决定集中兵力拔掉信都。于是将中山的部队抽出来围攻信都（慕容宝又在干啥？你不去救信都，谁会替你救么？）397年1月，信都城破，慕容凤孤身逃出。

397年，燕魏的战争开始全面白热化。1月，慕容麟突袭常山，散珍宝招募勇士。2月，夜袭拓跋珪柏肆大营，慕容宝先用勇士夜袭，自己则用部队守在北岸等待机会。被夜袭的魏军大乱，拓跋珪仓促逃出营去，和赶来刺杀他的燕将擦肩而过。但是在危难时刻，拓跋珪整顿好军队，用手头仅有的兵力将慕容宝逼回北岸，然后镇压了营内的刺客。慕容宝因恐惧和北魏正面作战，抛下大军率二万骑兵赶回中山，一路丢弃战衣兵甲。导致当时大量燕兵被冻死。

可是北魏因因为远离国土，后勤和内部安定都渐渐成为问题。柏肆大战的流言，并州封真，阴馆附力眷、匿物尼、叱奴根等人动乱。拓跋珪不得不分出一些军队，回国镇压。同时部队的粮草也渐渐成为问题了。4月，因为粮草不继，拓跋珪让拓跋仪撤去了对邺城的包围，到杨城寻找粮食。这是北魏前线兵力由盛变衰的一个很明显的征兆。

可是后燕君臣是把握不住这机会的。3月，慕容麟因为谋划叛乱失败，先逃离了中山城去依附丁零。慕容宝见慕容麟逃走了，害怕他到先到燕国旧都和龙，这样自己的位置就危险了。于是，连忙带着兄弟宗族也离开中山城，急冲冲的东去了。（中山完全有可用之兵，可守之城。而慕容宝为非常微末的原因而放弃。这绝对不可原谅）

中山城的城门就这么开了一夜。拓跋珪准备趁夜入城，王建则以士兵会乘夜盗取城中财宝为由劝阻。天亮时分，城内又推举了昏庸又好酒的慕容详做了新的君主，城门又关上了。拓跋珪大怒围攻了数日，依然无法攻下。派人去劝降，城中军民表示担心参合陂被杀一样的下场，所以坚守到最后。（此措辞妙极！）拓跋珪连吐了王建几口口水。

当时间推移到397年7月，双方的军粮都非常紧张了。慕容麟混入中山城，杀了慕容祥自立。当时，拓跋珪的部将都无法忍受饥荒和瘟疫，都劝拓跋珪撤退。拓跋珪问他们瘟疫的状况如何，回答说“只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部队还在”（"在者才十四五。"）如此不利的条件下，拓跋珪依然不肯撤退，他用自己的威严压制部下。坚持要继续进攻。（这句话超霸气。"斯固天命，将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

而中山城内，慕容麟的状况也非常的糟糕。为了缓解粮食压力，他带部队到新市就食。拓跋珪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于是挥军和慕容麟决战。397年10月，拓跋珪在义台完全击溃慕容麟部队，慕容麟单人南逃到邺城。拓跋珪抓住机会，趁胜进军中山，在费尽力气之后，终于将后燕的都城纳入了统治。北魏主力军队这时已经疲惫到了极点，无法再进行任何军事行动了。拓跋珪借破中山之势，大张旗鼓的支持拓跋仪，摆出一副要围攻邺城的气势。398年1月，慕容德放弃邺城向滑台撤退。

这次巨大的系列战争结束，一年半时间（396年8月开始，398年1月结束）后燕的四分之三的领土都被北魏吞没，最主要的城市常山中山邺城全部攻克。一战而奠定了北魏北方大国的根基。这一战，其实北魏是非常苦痛的，部队损失巨大，物资几乎完全耗尽。可是在慕容宝无缘无故抛弃中山这种大好机会下，拓跋珪绝不可能放弃的。军队可以再练，物资可以再累计。可这种扩展国土的大好机会，很难再有。从这一点上来说，拓跋珪硬抗着饥荒瘟疫要攻下中山，是高瞻远瞩的。此后后燕就不再是北魏一个量级的对手了。（后燕自己也不争气，连续内部动乱一直到成为北燕）

军事阶段结束之后，拓跋珪开始展现了他的治理才华。他先赦免了太行山以东一半的地租，对经历战争的郡县免去了地租。以此安抚因战乱而损失的当地居民。留下了拓跋仪守中山，拓跋遵守邺城，军事控制。然后在398年7月迁都平城，营建宫殿、宗庙、社稷。12月改元，正式即皇帝位。北魏正式从一个游牧部落准军事联盟，变成了一个正式而巨大的国家。（这对历史上不少的游牧民族来说都是有些困难的，不过有一位关键人物辅佐了拓跋珪，清河崔氏的始祖，崔宏）

借个机会简要的说明拓跋珪主要的下属。长孙嵩是拓跋珪长年的家臣，拓跋珪躲在独孤部时，是他领拓跋部为人效命的。王建则是世代和拓跋家通婚的大族后代。主掌一方军事的权力，基本人选都在这两个人和拓跋珪的几个兄弟之间。拓跋觚在中山城破前，被慕容详所杀。拓跋虔死在后燕第二次北征。活下来的两位拓跋仪，拓跋遵都是左膀右臂。

虽然在军事权力上，拓跋珪非常小心。在谋士方面，他却开怀接纳有用人才。不过，因为他一生军旅，御下严岢，又重威权，事实上跟随在他左右的关键人物依然是他最初的那批人。许谦、张衮是拓跋旧部下，穆崇、尉古真、安同从拓跋珪逃出独孤部时就给他通风报信。唯一从外部招降而踏入核心决策的一位，就是崔宏。

而崔宏本人也确实是经纶满腹的大才，德行和才能都非常出色。

崔宏这人的事迹可以讲上一大堆，可是他不在故事的主线上。简单说来，拓跋珪在常山战役中特别派人追捕了他，并逐步的将他引入了自己的核心决策圈。

有两方面的因素，促使拓跋珪信任这个外来者，第一，这人通达国家制度的方方面面，而这时候的北魏恰恰需要一个制度设计者，来总览设计国家制度。第二，崔宏道德完备，行事准则严明，律己甚严。这种人格魅力，和严明精进的拓跋珪可谓是殊途同归。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崔宏吧。拓跋珪迁徙山东的居民去平城，路上登山，看到崔宏认认真真扶着老母亲，拓跋珪就特别了嘉奖他。为此拓跋珪还特别颁布法令，说那些行动不便的人，就发给一辆牛车。方便他们迁居。

（孝乃人之本性，拓跋珪能被感动，说明他发自内心的孝的部分。虽然生长在蛮夷，慈孝一样触及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