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封建论》原文及观点：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重校无二之字。）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一有则字。）其生人之初乎？（一无生字。）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说文》云：榛，丛也。）鹿豕狉狉，（《篇韵》无狉字，疑当为伾。伾，有力也。一曰：狸子曰伾，疑作駓。《楚辞》：逐人駓駓。注：駓駓，走貌。狉，音丕。）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作德又有大者，一者下有焉字。）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礼记·王制》：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伯。）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本，作德又有大者，一者下有焉字。）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一无有字。）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瓜分者，言如剖瓜也。）设五等，（《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履，一作濩。濩，散也。《选》：声教布濩。）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辐，方六切。）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诗·兔罝》：公侯干城。守，舒救反。捍、干同，户旦切。）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礼记·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迄于，一作坏于。）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矣。（一无矣字。《国语》：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戏。樊仲山父谏曰：“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也。今立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武公归而卒。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宣王伐鲁，立孝公，诸侯从是而不睦。懿公即戏，伯御即括。孝公名称，懿公之弟。事亦见《史记》。孝公二十五年，诸侯畔周，犬戎杀幽王，秦始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宣三年《左氏传》：楚子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射王中肩者有之，（《左氏传》桓五年：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祝聃射王中肩。）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春秋》隐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哀三年《左氏传》：刘氏、范氏世为婚姻。苌弘事刘文公，故周与范氏。赵鞅以为讨，周人杀苌弘。苌，音长。）天下乖盭，（音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说文》云：掉，摇也。《左传》：尾大不掉。掉，徒吊切。）遂判为十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谓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合为七国，（合，一作吞。谓秦、楚、燕、齐、韩、魏、赵。）威分于陪臣之邦，（谓田氏篡齐，韩赵魏分晋。）国殄于后封之秦。（秦，伯益之后。其末孙非子，周恭王时为附庸。及秦仲之孙襄公救周，周室东迁，始列为诸侯。）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一无其字。）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圜视而起，见贾谊《论》，惊愕也。《前汉》合从连衡注：齐、楚、韩、魏、燕、赵为从，秦为衡。从谓其地形南北从长也。秦地形东西横长，故为衡。从，子容切。）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叛人，谓陈胜、吴广之属。）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合，一作咎。）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高祖七年，击韩王信，困平城。）病流矢，（高祖十二年，击黥布，为流矢所中。）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谓贾谊、主父偃欲分王子弟也。）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叛国，谓吴、楚七国反也。）秦制之得，亦以明矣。（一作已。）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叛将谓藩镇拥重兵者。）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理，一作治。）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戎，谓戎事。黩，音读。《说文》：握持垢也。）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有下一有其字。）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汉书·田叔传》：文帝立，召叔问曰：“公知天下长者乎？”叔曰：“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时孟舒坐虏大入云中免。上曰：“先帝置舒云中十余年矣，虏常一入，不能坚守，士卒战死者数百人。长者固杀人乎？”叔曰：“孟舒知士卒罢弊，不忍出言。士争临城死敌，以故死者数百人。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上曰：“贤哉孟舒！”复召以为云中太守。）得魏尚于冯唐，（《冯唐传》：唐谓文帝曰：魏尚为云中守，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陛下虽得颇、牧，不能用也。帝悦，令唐持节赦尚，复以为云中守。）闻黄霸之明审，（《汉书》：黄霸为颍川太守，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治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睹汲黯之简靖，（汲黯，学黄、老言，治民好清静，不苛细。为东海太守，卧阁不出，岁余，东海大治。）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一作纵其令，乱其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一本谴作遣。）拜受而退已违矣。（一本违矣上有斯必二字。）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一本合下有约字。缔，《说文》云：结不解也。）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说文》：眦，目匡也。眦，疾智切。）勃然而起。（而，一作四。）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一无得字。）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一无禄字。）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一无亦字。）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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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柳宗元总结了自周秦以来直至唐代的历史变迁大势和历朝历代兴亡的客观原因。比如，他指出封建制在周朝末年已经弊端丛生，诸侯尾大不掉，周天子权威被削减。这就说明不仅封建制的没落及周的衰亡乃是历史的必然，而且封建制不但不是享国长久的原因，反而成为周衰亡的征兆。然后，他又辩证地分析了秦朝兴亡的原因。他认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有利于统一中央集权，稳固统治，是十分成功和正确的。至于秦国建立后没几年又天下大乱，与实行郡县制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另有原因，主要是因为秦朝实行暴政，逼得百姓造反。但是，当时只有造反的百姓，并无造反的官吏。所以，导致秦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郡县制本身存在问题，而在于朝廷暴政所引起的百姓的怨恨。汉得天下之后，弃用秦朝的郡县制，恢复了周朝的封建制，立同宗子弟为王，封异姓功臣为侯，似乎“拨乱反正”了，但结果事与愿违。开国不到几年，也是诸侯王纷纷反叛，导致汉室皇权的衰落竟长达三朝。最后，还是在采纳了谋臣的献策后，才将各诸侯王的势力削弱了。而且，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汉代初年，郡县和诸侯国各占一半，当时叛乱的只有诸侯王国，并无郡县，可见秦代所推行的郡县制的优越和进步。实际上自汉代以后，一直到唐代，都应该是这个情况。即使到了宋朝，设置州县，任命地方长官，也是十分合适的。虽然之后也出现了一些凶狠奸猾之人，发动叛乱为害地方，但是问题并不是出在州县这样的行政单位，而是在于藩镇拥有重兵。因为现实中只有叛乱的军阀藩镇，却没有叛乱的州县。可见，郡县制的设置，确实是不可改变的。至此，柳宗元又自然地将藩镇问题与传统的关于封建制的讨论联系起来了。因为当时割据自立的藩镇，虽然不同于三代的封建诸侯，但“不秉朝旨”，独霸一方，与春秋列国倒也十分相像。柳宗元旨在通过反封建制来反对藩镇割据，从而使这篇文章具备了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2、柳宗元在论述国家之乱与封建、郡县之关系时，是将“政”与“制”，也即政治与制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划分开来。制度的优越性，本来就是要靠人来贯彻实现的。如果制度不行，即便贯彻实现它的人再贤能，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如果制度很好，实现它的人不好，当然也不会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来。周朝末年，诸侯纷争，战国林立，说明封建制已经衰落，且已成为国家大乱的一大根本原因。这是“制”不行，导致“政”也不行。周之亡，其“失”主要在于“制”，而非“政”。至于秦朝，郡县制本是一种先进的制度，本身没有问题，但秦朝却没有利用推行好这种制度，原因在于施政者残酷暴虐，令百姓怨愤不已，最终被推翻。秦之亡，其失不在“制”，而在于“政”。
3、柳宗元认为殷周之所以不改变封建制，是有当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汤、武当时是为了保持社会的安定秩序，而保留旧有的制度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这种“不得已”，也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相反，他们倒是怀着让诸侯为自己出力，达到保护自己子孙后代的私心。而秦代开始实行改革，推行郡县制，从制度上讲才是真正的“公天下”。当然，从秦始皇的政治动机讲，也是有私心的，其私心在于想要巩固自己的权威，使天下之人都臣服于他。不过，中央集权以天下为公的制度，确实是从秦代开始的。柳宗元通过对史实的分析，提出了他所理解的“公天下”，实际上是指打破血缘纽带的限制，而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政权。郡县制在这方面，确实比封建制要进步得多，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确实要优越于封建制。
4、柳宗元之所以反对封建制、维护郡县制，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理由，就是封建等级制会压抑人才，只有在郡县制度下才能真正举贤用能，最终致理兴化。当然，在现实中，朝廷用人还是很混乱的，对此他深有所感。比如，他在《复吴子松说》中就批判过当时用人不公的社会现象，并对之恨恨不已：“人或权褒贬黜陟，为天子求士者，皆学於圣人之道，皆又以仁义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辞窥貌，逐其声而核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瞀祸贼、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多清明冲淳、不为害者。彼非无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犹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是不可能以大公之心来选拔人才的。那么，只有用好的制度，才能保证选好、用好人才。而在当时，只有在郡县制下，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普通士子的政治积极性，选拔出真正的才士。因为朝廷可以根据政绩得失来选择、升黜守令，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最终治理好国家。
柳宗元《封建论》原文及观点：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重校无二之字。）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一有则字。）其生人之初乎？（一无生字。）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说文》云：榛，丛也。）鹿豕狉狉，（《篇韵》无狉字，疑当为伾。伾，有力也。一曰：狸子曰伾，疑作駓。《楚辞》：逐人駓駓。注：駓駓，走貌。狉，音丕。）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作德又有大者，一者下有焉字。）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礼记·王制》：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伯。）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本，作德又有大者，一者下有焉字。）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一无有字。）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瓜分者，言如剖瓜也。）设五等，（《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履，一作濩。濩，散也。《选》：声教布濩。）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辐，方六切。）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诗·兔罝》：公侯干城。守，舒救反。捍、干同，户旦切。）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礼记·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迄于，一作坏于。）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矣。（一无矣字。《国语》：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戏。樊仲山父谏曰：“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也。今立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武公归而卒。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宣王伐鲁，立孝公，诸侯从是而不睦。懿公即戏，伯御即括。孝公名称，懿公之弟。事亦见《史记》。孝公二十五年，诸侯畔周，犬戎杀幽王，秦始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宣三年《左氏传》：楚子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射王中肩者有之，（《左氏传》桓五年：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祝聃射王中肩。）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春秋》隐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哀三年《左氏传》：刘氏、范氏世为婚姻。苌弘事刘文公，故周与范氏。赵鞅以为讨，周人杀苌弘。苌，音长。）天下乖盭，（音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说文》云：掉，摇也。《左传》：尾大不掉。掉，徒吊切。）遂判为十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谓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合为七国，（合，一作吞。谓秦、楚、燕、齐、韩、魏、赵。）威分于陪臣之邦，（谓田氏篡齐，韩赵魏分晋。）国殄于后封之秦。（秦，伯益之后。其末孙非子，周恭王时为附庸。及秦仲之孙襄公救周，周室东迁，始列为诸侯。）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一无其字。）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圜视而起，见贾谊《论》，惊愕也。《前汉》合从连衡注：齐、楚、韩、魏、燕、赵为从，秦为衡。从谓其地形南北从长也。秦地形东西横长，故为衡。从，子容切。）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叛人，谓陈胜、吴广之属。）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合，一作咎。）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高祖七年，击韩王信，困平城。）病流矢，（高祖十二年，击黥布，为流矢所中。）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谓贾谊、主父偃欲分王子弟也。）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叛国，谓吴、楚七国反也。）秦制之得，亦以明矣。（一作已。）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叛将谓藩镇拥重兵者。）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理，一作治。）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戎，谓戎事。黩，音读。《说文》：握持垢也。）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有下一有其字。）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汉书·田叔传》：文帝立，召叔问曰：“公知天下长者乎？”叔曰：“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时孟舒坐虏大入云中免。上曰：“先帝置舒云中十余年矣，虏常一入，不能坚守，士卒战死者数百人。长者固杀人乎？”叔曰：“孟舒知士卒罢弊，不忍出言。士争临城死敌，以故死者数百人。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上曰：“贤哉孟舒！”复召以为云中太守。）得魏尚于冯唐，（《冯唐传》：唐谓文帝曰：魏尚为云中守，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陛下虽得颇、牧，不能用也。帝悦，令唐持节赦尚，复以为云中守。）闻黄霸之明审，（《汉书》：黄霸为颍川太守，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治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睹汲黯之简靖，（汲黯，学黄、老言，治民好清静，不苛细。为东海太守，卧阁不出，岁余，东海大治。）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一作纵其令，乱其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一本谴作遣。）拜受而退已违矣。（一本违矣上有斯必二字。）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一本合下有约字。缔，《说文》云：结不解也。）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说文》：眦，目匡也。眦，疾智切。）勃然而起。（而，一作四。）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一无得字。）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一无禄字。）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一无亦字。）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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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柳宗元总结了自周秦以来直至唐代的历史变迁大势和历朝历代兴亡的客观原因。比如，他指出封建制在周朝末年已经弊端丛生，诸侯尾大不掉，周天子权威被削减。这就说明不仅封建制的没落及周的衰亡乃是历史的必然，而且封建制不但不是享国长久的原因，反而成为周衰亡的征兆。然后，他又辩证地分析了秦朝兴亡的原因。他认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有利于统一中央集权，稳固统治，是十分成功和正确的。至于秦国建立后没几年又天下大乱，与实行郡县制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另有原因，主要是因为秦朝实行暴政，逼得百姓造反。但是，当时只有造反的百姓，并无造反的官吏。所以，导致秦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郡县制本身存在问题，而在于朝廷暴政所引起的百姓的怨恨。汉得天下之后，弃用秦朝的郡县制，恢复了周朝的封建制，立同宗子弟为王，封异姓功臣为侯，似乎“拨乱反正”了，但结果事与愿违。开国不到几年，也是诸侯王纷纷反叛，导致汉室皇权的衰落竟长达三朝。最后，还是在采纳了谋臣的献策后，才将各诸侯王的势力削弱了。而且，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汉代初年，郡县和诸侯国各占一半，当时叛乱的只有诸侯王国，并无郡县，可见秦代所推行的郡县制的优越和进步。实际上自汉代以后，一直到唐代，都应该是这个情况。即使到了宋朝，设置州县，任命地方长官，也是十分合适的。虽然之后也出现了一些凶狠奸猾之人，发动叛乱为害地方，但是问题并不是出在州县这样的行政单位，而是在于藩镇拥有重兵。因为现实中只有叛乱的军阀藩镇，却没有叛乱的州县。可见，郡县制的设置，确实是不可改变的。至此，柳宗元又自然地将藩镇问题与传统的关于封建制的讨论联系起来了。因为当时割据自立的藩镇，虽然不同于三代的封建诸侯，但“不秉朝旨”，独霸一方，与春秋列国倒也十分相像。柳宗元旨在通过反封建制来反对藩镇割据，从而使这篇文章具备了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2、柳宗元在论述国家之乱与封建、郡县之关系时，是将“政”与“制”，也即政治与制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划分开来。制度的优越性，本来就是要靠人来贯彻实现的。如果制度不行，即便贯彻实现它的人再贤能，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如果制度很好，实现它的人不好，当然也不会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来。周朝末年，诸侯纷争，战国林立，说明封建制已经衰落，且已成为国家大乱的一大根本原因。这是“制”不行，导致“政”也不行。周之亡，其“失”主要在于“制”，而非“政”。至于秦朝，郡县制本是一种先进的制度，本身没有问题，但秦朝却没有利用推行好这种制度，原因在于施政者残酷暴虐，令百姓怨愤不已，最终被推翻。秦之亡，其失不在“制”，而在于“政”。
3、柳宗元认为殷周之所以不改变封建制，是有当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汤、武当时是为了保持社会的安定秩序，而保留旧有的制度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这种“不得已”，也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相反，他们倒是怀着让诸侯为自己出力，达到保护自己子孙后代的私心。而秦代开始实行改革，推行郡县制，从制度上讲才是真正的“公天下”。当然，从秦始皇的政治动机讲，也是有私心的，其私心在于想要巩固自己的权威，使天下之人都臣服于他。不过，中央集权以天下为公的制度，确实是从秦代开始的。柳宗元通过对史实的分析，提出了他所理解的“公天下”，实际上是指打破血缘纽带的限制，而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政权。郡县制在这方面，确实比封建制要进步得多，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确实要优越于封建制。
4、柳宗元之所以反对封建制、维护郡县制，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理由，就是封建等级制会压抑人才，只有在郡县制度下才能真正举贤用能，最终致理兴化。当然，在现实中，朝廷用人还是很混乱的，对此他深有所感。比如，他在《复吴子松说》中就批判过当时用人不公的社会现象，并对之恨恨不已：“人或权褒贬黜陟，为天子求士者，皆学於圣人之道，皆又以仁义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辞窥貌，逐其声而核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瞀祸贼、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多清明冲淳、不为害者。彼非无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犹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是不可能以大公之心来选拔人才的。那么，只有用好的制度，才能保证选好、用好人才。而在当时，只有在郡县制下，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普通士子的政治积极性，选拔出真正的才士。因为朝廷可以根据政绩得失来选择、升黜守令，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最终治理好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