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里李世民是什么咖位

毕竟天可汗，相当于人皇吧。

万国国王之一。

李二去地府的时候，记载他的生死谱叫【天下万国国王天禄总簿】，里面他的称呼是【南赡部洲大唐太宗皇帝】。

西游记里的李世民，是一位又有能力又礼贤下士的完美君主，几乎没有任何缺点。

二十二年二月，朝集使奉辞，引五品以上升殿，宴谓之曰：“调风化俗，莫尚於文；润德光身，孰先於学？是以海蚌不剖，明珠不现；昆竹不断，凤音不彰。故髦俊以博识洽闻立名，国家以任贤使能致治。我每殷勤约束，务在勤学，其所贡举，既得其人。今年贡人不多，升第又少，岂非公等失於劝导所致？”
又曰：“育物济人，必资於食；家给人足，本藉於农。纵使瓦砾尽作隋珠，沙石皆为和璧，珍宝满目，何解饥寒？比年以来，亦大丰稔，才有一两州水旱，即须开仓赈给。良以不劝贮积，朕为公等不取。”
又曰：“我共公等，三年一度相见，今日所见，或非旧人。我见公等，非常慰意，公等见我，想亦欢忻。宜各为我乐饮会讫。”
又曰：“古人赠遗，不贵珍宝，其所重者，相赠以言。公等在州，当抚驭百姓。若能威惠兼举，信义不亏，奉国之情，无忘忠节，唯以公方为意，不以私务为心，虽不求安而安自至，虽不求名而名自显。若所行反道，举指乖方，身名俱丧，危亡斯及。但正涂难践，斜径易登，各宜勉遵善道，勿贻咎累。”——
《册府元龟·帝王部·诫励第二》

太宗主要讲了四点内容：

第一，治国以用人为先，最近地方推举的人才不多，考试及第的又少，你们回去要多劝学；第二，国家的根本在于农民富足，即便只有一两州遭灾，也要及时赈给，有人认为天下太平就可以不重视贮积，朕觉得你们不能这样；第三，我与你们三年一见面（按唐制，朝集使三年一上京），今天来的好多人都不是以前的人了，能见面都是缘分，我们一块来畅饮吧；第四，你们在州里，要不忘忠节信义，一心为公，这样功名自显，如果忘公肥私，就会身败名裂，然而坚持正道很难，走歪却很容易，大家千万要自勉不要自毁。

除去第三条比较感性的发言，其余三件事，一条关于民生，两条关于吏治，非常明显。唐太宗对天下治乱的底层逻辑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一方面是隋朝“其亡也忽焉”的教训过于深刻，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他“往因征伐，行天下多矣”的经历。尤其是那句“才有一两州水旱，即须开仓赈给”，赈灾这件事简直就是太宗脑子里的高压线，班主任讲知识点讲成唐僧的那种。

二十年正月。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多所贬黜举奏。太宗命褚遂良一其类。具状以闻。及是。亲自临决。牧宰以下。以能官进擢者二十人。罪死者七人。流罪以下及免黜者数百人。——《唐会要·卷七十七》
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为佐，务繁则有支使。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其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新唐书·志第三十八·百官三》

按《唐会要·卷七十七·诸使上》记载，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正式将早年的“观风俗使”转化为“巡察使”，并仿汉制拟定了“监察六条”欲巡察四方，最终于贞观二十年发起了正式的全国性地方官员集中考核。

关于这次巡查，相关的“中央巡视员制度的历史渊源”论文非常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唯一的问题在于有人认为像这样的运动式整改过于严苛，容易产生冤案，但考虑到太宗驭下一向宽容，偶尔严一下也实属必要。以古代的政治生态，一旦承平日久冗官问题就会出现，除了朝廷定期集中整治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贞观后期的太宗，对吏治的重视程度和制度建设比起早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贞观二十年八月的《平薛延陀幸灵州诏》：延陀恶积祸盈，今日夷灭。丑徒内溃，凶党外离。契苾送款来降，其馀相率归附。惟仆骨同罗，犹怀假息。冰消雹碎，匪夕伊朝，岂朕威德所怀，故乃苍旻之惠。观贼此势，何能自全？今不乘机，恐贻后悔，故欲暂往灵州，亲自招抚。安边静乱，下固甿基，一轨同文，永宏家业。使万里之外，不有半烽；百郡之中，犹无一戍。永绝镇防之役，岂非黎元乐见？虽复去岁东征，士马劳倦，甫旋京邑，曾未逾年。今秋复行，理多疲顿。但以良药苦口，非病者甘焉，而必饮之，思去膏肓之疾；私种弊力，岂农夫乐焉，而必履之，求其仓库之益。斯皆忍小恶而成大美，就轻害而得殊功。朕积疾累时，今尚虚惙，必欲牵疴就路，以赴天机，百辟士庶，幸勿辞也。辽东从兵，皆不差发，布告天下，悉朕意焉。

唐朝出兵薛延陀，是为了趁薛延陀内乱之机扫除边患，但从这份诏书的措辞中依然可以看出：尽管薛延陀连年入侵实属可恶，尽管战机难得必须抓住，但是在“政治家唐太宗”的内心里，始终有一个声音在提醒着他，像这样连续对外作战，征发士卒，是不对的。所以他用了大量的篇幅试图“说服”大家这次北巡招抚薛延陀余部的必要性，而且最终的命令也是：去年出征过辽东的人，这次就不要去了。

十八年二月己酉，幸灵口。村落逼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於宽乡。——《册府元龟·帝王部·惠民》
贞观十八年春，唐太宗前往关内雍州的灵口村视察，发现村落拥挤，丁男每人受田仅三十亩（按均田制规定应受田一百亩），忧心得半夜睡不着觉，下诏给雍州境内田少者免除税赋，移之宽乡。

贞观二十二年正月，李世民带病写完了著名的《帝范》十二篇，将毕生的治国理政经验总结成书，并告诫太子李治：“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可见李世民对于自己随时可能离世这一点认识得非常清楚，对于身后之事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帝范》一书中有许多的名言，直到今天仍被频频引用，如：
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
战战兢兢，若临渊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
明主之任人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
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
成迟败速者，国之基也；失易得难者，天之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有的人，直到生命的尽头都没有停止思考，都在想着为后世留下些什么。

不要看点野史就当成历史。《旧唐书》自不必说，直到《新唐书》修撰的时候，主流看法依然将太宗视为善始善终的典范：“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宪宗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

而最早（或者说比较早）出现唐太宗晚年昏庸这个论调的，是一首诗：

“文皇仁义播敷天，李氏无伦三百年。末路荒唐如炀帝，蜀江更起度辽船。”

嗯，隋炀帝也造船、打高丽，唐太宗也造船、打高丽，所以他们都一样昏庸。只要打高丽就是绝对错误的，跟战略战术方式方法没有任何关系——还真别说，这种思路倒是跟部分现代人没多大差别（只不过现在某些人变成了“只要打高丽就是绝对正确的”）。

那么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南宋。

作为皇帝天可汗的李世民，用了一生，完成了其他人几辈子才能完成（甚至还完不成）的功业，有玄甲破阵的刚勇，也有春风化雨的细腻，有万国来朝的豪情，也有亲故凋零的无奈，交织在一起，汇成了“贞观之风，到今歌咏”的史诗，千载传颂至今不绝。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朕於天下士大夫，可谓无负矣；朕於天下苍生，可谓安养矣。汉苦周勤，禹胼尧腊，以矜百姓之所致也。道存物往，人理同归，掩乎玄泉，夫亦何恨矣！”

现在网上大行其道的所谓太宗晚年昏聩，飘飘然矣，要不是死的早和李隆基也差不多的调调，不是蠢就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