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姚洋教授的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新政治经济学。
宋：中国现代性的拂晓时分
钱穆先生在书里对北宋的评价沿用了过去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宋代是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朝代，因为总被外族入侵，燕云十六州被辽抢占，后来被金人赶到南边，最后又被蒙元灭掉。另一方面，宋代皇权比汉唐更集中，所以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政治的衰落从北宋开始。
与钱穆先生看法不同，我认为北宋是中国近现代的拂晓时分，这也是不少现代历史学家的新见解。宋代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顶峰，而且出现了工业文明的迹象。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说得非常好。
我还想补充一点，宋代还是儒家政治的最高峰，表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它是一个真正的“道统”时代，历史上的士大夫在北宋时期地位最高。宋朝士大夫认为“道理最大”，他们也真是这么做的。宋太祖第一任宰相是赵普，宋太祖与之称兄道弟，有一次宋太祖问赵普，说天下何物最大？赵普一开始不想说，宋太祖再问，赵普就回说道理最大。在皇帝面前说道理最大，在明、清绝对是要被砍头的，但是宋太祖没有这么做，而且还认为说得好。
宋朝士大夫也用“道统”规训“治统”。北宋大儒之一程颐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筳”，意思是说皇帝不要管日常运行，天下能不能治好是宰相的责任，君主德行的高低，责任在经筳官。宋代为皇帝讲儒家思想的儒家学者即经筳官。程颐做经筳官时，要坐着而不是站着讲课，他的理由是“不惟义理为顺，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意思是要皇帝尊儒重道，儒家的道理比皇帝更大。
与此同时，北宋也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士大夫开始自我觉醒，一如范仲淹所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大夫广泛参与政治，北宋也是科举取士最多的朝代。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北宋经济实力强大，能养得起这么多官员。
宋朝也是法治时代。很多人都说中国古代没有法治，我认为不完全对。陈亮是永嘉学派的早期代表之一，他说“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意思是天下要讲法，因为人心多怀私利。他又说“举天下一听于法，而贤者不足以展布四体，奸㝌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为”，意思是法律虽然对贤良之人有所限制，但更重要的是对奸究之人做出限制。这一思想和后来西方法治思想不谋而合。如果不知道这些话是谁写的，很多人可能以为这是清末学过西学的学者所言。
宋太祖曾立“誓碑”表示，“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一是要求子孙要善待柴氏子孙，因为宋太祖篡夺了柴氏江山，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相传宋太祖立誓碑后，他的弟弟以及后代子孙当上皇帝后，都要带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去誓碑所在的地方，拉开誓碑的帘子然后跪下来默念，直到能背诵下来为止。
北宋这个祖宗之法最后变成了君臣契约。北宋历史上的确很少杀士大夫或上书言事之人。史书记载了这样一个典型故事：宋神宗时期西夏战事失利，神宗很气愤，想杀一个小官泄愤。门下侍郎章惇（后来做到丞相）当即反对，神宗改说敕字发配，章惇仍然反对，神宗问为什么？章惇回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只好作罢，但是声色俱厉地抱怨：“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的回答更干脆：“此等快意事，不做也罢！”北宋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以此对照英国的《大宪章》，宋太祖的祖宗家训是不是也有相似的意义？《大宪章》其实是13世纪贵族和国王之间签订的一份协议，目的是限制国王肆意妄为，尤其是随意征税。然而，这份协议几百年间都没有得到真正执行，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吸收《大宪章》的思想撰写出《权利法案》，《大宪章》才被重视，如今被认为是英国走向宪政的重要文献。宋太祖的“誓碑”当然不算一个双方契约，却是一方当事人自愿做出的约束，如果没有外敌入侵，这份自我约束演进下去，会不会变成君主立宪制度也很难说。
宋代有真正的“化家为国”理念。宋高宗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昏君，也是南宋第一个皇帝，岳飞本来都要收复东京了，他不让打，最后还杀了岳飞。这样一位皇帝，御史陈庭实却敢当着他的面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君臣共治在宋代是实实在在的，尽管后来君权有所增加，相权进一步分散，宰相常常2-3人担任，枢密院主官军事，还增设三司主官财政、大理寺行使法院职能，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可以乱来，封驳仍然是常态。因为御史台的地位也上升了，进谏非常多。比如包拯反对宋仁宗的人事任命，吐沫星子都喷到仁宗脸上，仁宗还要听着他说，回到后庭才敢擦。
宋代台谏之风盛行，但是台谏也很危险。比如御史台谏言弹劾宰相，如果谏官赢了，宰相就会下台，如果宰相不下台，谏官就得辞职。王安石变法之后，台谏之风恶化了宋代政治生态，导致党争过头，酿成不少冤案，如弹劾苏轼的“乌台诗案”，称为“乌台”是因为当时御史台院子里的树上停了很多乌鸦。不过，即使党争激烈，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政见不合，但是两个人私下是朋友。
以现代观念来看，党争可能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比如美国自第三任总统（1801-1809年）托马斯·杰斐逊参与总统竞选开始，已经出现党争。宋代台谏所蕴含的政治哲学意义即在于此。
宋代还是科举取士的黄金时代。宋朝丞相的年俸约等于现在的300万元，是几千年里最高的。宋代科举也不再给贵族留名额，唐代还给贵族留一些名额，到宋代真正实现了平民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愿望，平民子弟因此心情舒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宋仁宗在位40年，“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有一年制举考试，二苏（苏轼和苏辙）和另外两名学子参加，其实考试是为二苏量身定制，就是想要招他们做官。苏辙的策论对仁宗进行了人身攻击般的批评，批判仁宗沉迷于酒色不理朝政，仁宗对此不为所动，称苏辙不过胡说八道，天下人不会被蒙蔽，而且自己向来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表示因此罪责苏辙才是丢脸的事，还给苏辙分配了官职。
自秦以后，中国历史两个一千年的发展曲线，基本上是前一千年在上升，后一千年在下降。竺可桢先生曾统计中国三千年历史里的气候变化，后来有人在此基础上绘制成一条气候变化曲线。据这条曲线记录，中国三千年历史共经历过两次大降温，一次是三国至南北朝400多年，再一次是宋代末期直到明清。每次降温，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时候。下次讲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我会重点讲社会变迁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这也是莫里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两者密不可分。
元朝在建制上承袭了宋制，但是把汉人踩在脚下，南方人就更惨。元代是野蛮文明（金国也是落后文明）取代了汉人的先进文明，下跪和陪葬都是历史的大倒退，到明代，这两项制度变得更彻底，朱元璋死后陪葬者非常多，仅嫔妃就有几十人。朱元璋还撤掉了宰相，明代士大夫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明朝皇帝可以在大殿上廷杖官员，有几次甚至打死一二十人。据统计，明朝300来年发生廷杖事件500多起。同时海禁开始实施。明朝社会由此走向全面的封闭。
姚洋，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姚洋教授的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新政治经济学。
宋：中国现代性的拂晓时分
钱穆先生在书里对北宋的评价沿用了过去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宋代是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朝代，因为总被外族入侵，燕云十六州被辽抢占，后来被金人赶到南边，最后又被蒙元灭掉。另一方面，宋代皇权比汉唐更集中，所以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政治的衰落从北宋开始。
与钱穆先生看法不同，我认为北宋是中国近现代的拂晓时分，这也是不少现代历史学家的新见解。宋代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顶峰，而且出现了工业文明的迹象。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说得非常好。
我还想补充一点，宋代还是儒家政治的最高峰，表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它是一个真正的“道统”时代，历史上的士大夫在北宋时期地位最高。宋朝士大夫认为“道理最大”，他们也真是这么做的。宋太祖第一任宰相是赵普，宋太祖与之称兄道弟，有一次宋太祖问赵普，说天下何物最大？赵普一开始不想说，宋太祖再问，赵普就回说道理最大。在皇帝面前说道理最大，在明、清绝对是要被砍头的，但是宋太祖没有这么做，而且还认为说得好。
宋朝士大夫也用“道统”规训“治统”。北宋大儒之一程颐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筳”，意思是说皇帝不要管日常运行，天下能不能治好是宰相的责任，君主德行的高低，责任在经筳官。宋代为皇帝讲儒家思想的儒家学者即经筳官。程颐做经筳官时，要坐着而不是站着讲课，他的理由是“不惟义理为顺，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意思是要皇帝尊儒重道，儒家的道理比皇帝更大。
与此同时，北宋也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士大夫开始自我觉醒，一如范仲淹所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大夫广泛参与政治，北宋也是科举取士最多的朝代。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北宋经济实力强大，能养得起这么多官员。
宋朝也是法治时代。很多人都说中国古代没有法治，我认为不完全对。陈亮是永嘉学派的早期代表之一，他说“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意思是天下要讲法，因为人心多怀私利。他又说“举天下一听于法，而贤者不足以展布四体，奸㝌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为”，意思是法律虽然对贤良之人有所限制，但更重要的是对奸究之人做出限制。这一思想和后来西方法治思想不谋而合。如果不知道这些话是谁写的，很多人可能以为这是清末学过西学的学者所言。
宋太祖曾立“誓碑”表示，“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一是要求子孙要善待柴氏子孙，因为宋太祖篡夺了柴氏江山，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相传宋太祖立誓碑后，他的弟弟以及后代子孙当上皇帝后，都要带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去誓碑所在的地方，拉开誓碑的帘子然后跪下来默念，直到能背诵下来为止。
北宋这个祖宗之法最后变成了君臣契约。北宋历史上的确很少杀士大夫或上书言事之人。史书记载了这样一个典型故事：宋神宗时期西夏战事失利，神宗很气愤，想杀一个小官泄愤。门下侍郎章惇（后来做到丞相）当即反对，神宗改说敕字发配，章惇仍然反对，神宗问为什么？章惇回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只好作罢，但是声色俱厉地抱怨：“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的回答更干脆：“此等快意事，不做也罢！”北宋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以此对照英国的《大宪章》，宋太祖的祖宗家训是不是也有相似的意义？《大宪章》其实是13世纪贵族和国王之间签订的一份协议，目的是限制国王肆意妄为，尤其是随意征税。然而，这份协议几百年间都没有得到真正执行，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吸收《大宪章》的思想撰写出《权利法案》，《大宪章》才被重视，如今被认为是英国走向宪政的重要文献。宋太祖的“誓碑”当然不算一个双方契约，却是一方当事人自愿做出的约束，如果没有外敌入侵，这份自我约束演进下去，会不会变成君主立宪制度也很难说。
宋代有真正的“化家为国”理念。宋高宗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昏君，也是南宋第一个皇帝，岳飞本来都要收复东京了，他不让打，最后还杀了岳飞。这样一位皇帝，御史陈庭实却敢当着他的面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君臣共治在宋代是实实在在的，尽管后来君权有所增加，相权进一步分散，宰相常常2-3人担任，枢密院主官军事，还增设三司主官财政、大理寺行使法院职能，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可以乱来，封驳仍然是常态。因为御史台的地位也上升了，进谏非常多。比如包拯反对宋仁宗的人事任命，吐沫星子都喷到仁宗脸上，仁宗还要听着他说，回到后庭才敢擦。
宋代台谏之风盛行，但是台谏也很危险。比如御史台谏言弹劾宰相，如果谏官赢了，宰相就会下台，如果宰相不下台，谏官就得辞职。王安石变法之后，台谏之风恶化了宋代政治生态，导致党争过头，酿成不少冤案，如弹劾苏轼的“乌台诗案”，称为“乌台”是因为当时御史台院子里的树上停了很多乌鸦。不过，即使党争激烈，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政见不合，但是两个人私下是朋友。
以现代观念来看，党争可能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比如美国自第三任总统（1801-1809年）托马斯·杰斐逊参与总统竞选开始，已经出现党争。宋代台谏所蕴含的政治哲学意义即在于此。
宋代还是科举取士的黄金时代。宋朝丞相的年俸约等于现在的300万元，是几千年里最高的。宋代科举也不再给贵族留名额，唐代还给贵族留一些名额，到宋代真正实现了平民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愿望，平民子弟因此心情舒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宋仁宗在位40年，“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有一年制举考试，二苏（苏轼和苏辙）和另外两名学子参加，其实考试是为二苏量身定制，就是想要招他们做官。苏辙的策论对仁宗进行了人身攻击般的批评，批判仁宗沉迷于酒色不理朝政，仁宗对此不为所动，称苏辙不过胡说八道，天下人不会被蒙蔽，而且自己向来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表示因此罪责苏辙才是丢脸的事，还给苏辙分配了官职。
自秦以后，中国历史两个一千年的发展曲线，基本上是前一千年在上升，后一千年在下降。竺可桢先生曾统计中国三千年历史里的气候变化，后来有人在此基础上绘制成一条气候变化曲线。据这条曲线记录，中国三千年历史共经历过两次大降温，一次是三国至南北朝400多年，再一次是宋代末期直到明清。每次降温，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时候。下次讲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我会重点讲社会变迁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这也是莫里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两者密不可分。
元朝在建制上承袭了宋制，但是把汉人踩在脚下，南方人就更惨。元代是野蛮文明（金国也是落后文明）取代了汉人的先进文明，下跪和陪葬都是历史的大倒退，到明代，这两项制度变得更彻底，朱元璋死后陪葬者非常多，仅嫔妃就有几十人。朱元璋还撤掉了宰相，明代士大夫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明朝皇帝可以在大殿上廷杖官员，有几次甚至打死一二十人。据统计，明朝300来年发生廷杖事件500多起。同时海禁开始实施。明朝社会由此走向全面的封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