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连逻辑都不懂，你的意思就是后世再出个李白，还是逃不出杜甫，非要我说得这么直白你才能懂吗？

　　李杜二人，成就之高，影响之巨，鲜有可比者。大文豪苏东坡甚至感叹：“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而，随着二人的去世，李白、杜甫诗歌的优劣之争随之涌现。各种观点大致可分为三派：扬李抑杜、扬杜抑李、李杜并重。　　中晚唐：三派观点继起　　李白比杜甫大11岁，成名也比杜甫早，贺知章见之以为“谪仙人”，唐玄宗闻其名而亲自召见，供奉翰林，“帝爱其才，数宴饮”。杜甫也屡以诗赞美，如“白也诗无敌”“李侯有佳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贺知章、唐玄宗、杜甫都曾是李白的“粉丝”。然而，李白谢世后，杜甫晚年佳作连连，诗名继起。于是，从中唐到晚唐，便开始有了李杜优劣之争，并出现了三派意见。　　在李杜之后，最初表明杜甫高于李白的人是元稹。杜甫的孙子知道元稹一直喜欢杜甫的诗，因此在为祖父灵柩迁葬途中，请元稹为杜甫写一篇墓系铭。在这篇文章中，元稹盛赞杜甫：“则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大致来看，最早的扬杜抑李论者主要是从反映民生疾苦、针砭社会腐败的角度来评判李杜的高下。　　但是，相关观点立刻受到韩愈的反对与驳斥。他在《调张籍》一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与元稹等人分属不同的文人集团，论诗主张也有所不同，因此对他们扬杜抑李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可以说，韩愈是中国最早的李杜并重论者。后来，顾陶、李商隐、杜牧等多持此论。　　唐代帝王多好诗，唐玄宗以外，唐文宗李昂也算一位。《唐诗纪事》　曾评介：“帝好五言，自制品格多同肃、代，而古调清俊。”唐文宗在位时曾颁布一份诏书：以李白歌诗、斐旻剑、张旭草书为三绝。由此，晚唐皮日休、吴融、郑谷诸诗人多重李白。吴融曾明确表态：“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　　宋代：扬杜抑李占据上风　　进入宋代以后，唐人三派并存的局面被打破了，扬杜抑李的声浪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主流。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确实与几位大人物的影响有关。　　第一位大人物是欧阳修。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政治地位很高，诗、词、散文和学问均堪称一流。他和宋祁在修撰《新唐书》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诗史地位。他说：“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唐宋两代皆重史，杜甫在正史中荣获“诗史”的名号，可是一件大事。　　第二位大人物是王安石。他是当时的主宰相，诗文、学问堪称一流。王安石于前代诗人最推崇杜甫，曾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一次见到杜甫画像，居然膜拜再三，泪流满面，并赋诗一首，表示“愿起公死从之游”。生前曾编选李、杜、韩、欧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尚排在韩愈、欧阳修之下。许多人都不理解。王回答：“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意思是说，李白只有“豪放飘逸”的风格，而杜甫知变，风格多样。　　宋人另有诗话记载，王安石以为李在杜下还有一个原因：“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意思是说，李白诗一气直下，语速太快，不如杜甫抑扬顿挫，更有节奏感。而且，李白的诗多写女人和酒，见识不高。　　第三位大人物是黄庭坚。他与苏轼并称“苏黄”，又能词，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派“江西诗派”的领袖。他曾说：“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由于他对杜诗的推崇，故“江西诗派”便都崇奉杜甫，后来又发展为“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宗。黄与二陈是当时诗坛的风云人物，都提倡继承杜甫的诗风。　　除了这三位大人物的影响，宋代的两种环境也助长了扬杜抑李的风气。一个是文学环境。宋代文人地位甚高，好发议论，也喜欢在诗中议论。杜甫曾开以议论为诗之先河，如论诗绝句等，颇投合宋人口味。另一个是社会环境。宋代积弱积贫、边患严重，国力远不如唐代强盛。很多文士、诗人、词家，从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到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无不忧国忧民、感慨时世。这种沉痛心情，与杜甫的心绪和沉郁顿挫的诗风最为相通相融，故学杜甫者多于李白。　　两宋时期，注杜诗者亦甚多。罗大经感慨：“至宋朝诸公，始知推尊少陵。”宋葛立方叹道：“则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　　不过，也有少数人为李白打抱不平，提倡李杜并重。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刘克庄也对扬杜抑李的现象不满，但他不敢说王安石诸公，只说元稹“抑扬太甚”，为李白鸣不平。但这些人的呼唤，终究敌不过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力，一时难成气候。直到明代，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　　明清：李杜并重渐成主流　　明代初期，福建长乐有个叫高棅的人，历时近十年，编选了一部《唐诗品汇》。这是明代影响极大、历时最久的唐诗读本。当时，上至朝廷官府，下至乡村私塾，多以此书为必读教材。高棅在此书中，对李杜二家诗基本持并重态度，对二人各体诗的作用、地位均作客观评述，这就改变了两宋以来扬杜抑李的风气。　　然而，明代的文学思潮相当活跃，宋人残存的一些影响尚存。王世贞、胡应麟是明代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诗评家，他们尽管李杜并举，视二人为大家，但在反复的论述与比较中，仍往往会流露出对杜评价略高一筹的倾向。但他们的前辈杨慎，则常常借对宋人的批评来为李白打抱不平。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　‘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又说：“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　　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等人，也都“严驳杜诗”，特别是王慎中，凡是宋人对杜诗褒扬处，他多针锋相对地指出其不足，几乎使杜诗体无完肤，跌到历史低点。　　由于有了宋、明人的争辩、比较和分析，人们对李杜二家诗的优劣高下、风貌种种，似乎有了更多、更清醒的认识，在原先分歧颇大的状态下也日益趋同，逐渐达成共识。清初诗坛盟主为王士祯，论诗倡神韵说，其《唐贤三昧集》的兴趣多在王维和孟浩然，对杜甫的诗不甚喜欢，以为李杜齐名，却不相似，也无所谓李杜之争。继起者沈德潜，论诗主格调说，其《唐诗别裁集》以李杜为宗。　　基本上看，清代从贺贻孙、全祖望、贺裳、冯班、赵执信到薛雪、乔亿、洪亮吉、赵翼、管世铭、姚鼐、刘熙载等，基本上都持李杜并重的态度。即使个别人有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的倾向与见解，也只是独抒己见，未必偏激。这方面，清人潘德舆有一段话较为公允。他说：“论李、杜不当论优劣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风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诗注本号称千家，有“千家注杜”之谓，而注李诗者仅几十家，何以相差如此之大？这是另有隐情的。除了杜甫的诗歌成就，还因为杜甫诗中充满故国之思和家国情怀，特别是在易代之际，杜诗中的“每依北斗望京华”“国破山河在”“文武衣冠异昔时”“百年世事不胜悲”“故国平居有所思”等，尤能唤起遗民的思旧之情。特别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不少明代旧臣每有故国之思，一时不能以诗直接表达，便往往通过评注杜诗的方法来加以寄托和曲折表达。钱谦益、朱鹤龄、金圣叹、仇兆鳌等都是注解杜诗的名家，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注起杜诗，恐怕多少与这种寄托和表达有关。久而久之，也就逐渐形成了注杜诗者远多于李白的现象。

　　李杜二人，成就之高，影响之巨，鲜有可比者。大文豪苏东坡甚至感叹：“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而，随着二人的去世，李白、杜甫诗歌的优劣之争随之涌现。各种观点大致可分为三派：扬李抑杜、扬杜抑李、李杜并重。　　中晚唐：三派观点继起　　李白比杜甫大11岁，成名也比杜甫早，贺知章见之以为“谪仙人”，唐玄宗闻其名而亲自召见，供奉翰林，“帝爱其才，数宴饮”。杜甫也屡以诗赞美，如“白也诗无敌”“李侯有佳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贺知章、唐玄宗、杜甫都曾是李白的“粉丝”。然而，李白谢世后，杜甫晚年佳作连连，诗名继起。于是，从中唐到晚唐，便开始有了李杜优劣之争，并出现了三派意见。　　在李杜之后，最初表明杜甫高于李白的人是元稹。杜甫的孙子知道元稹一直喜欢杜甫的诗，因此在为祖父灵柩迁葬途中，请元稹为杜甫写一篇墓系铭。在这篇文章中，元稹盛赞杜甫：“则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大致来看，最早的扬杜抑李论者主要是从反映民生疾苦、针砭社会腐败的角度来评判李杜的高下。　　但是，相关观点立刻受到韩愈的反对与驳斥。他在《调张籍》一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与元稹等人分属不同的文人集团，论诗主张也有所不同，因此对他们扬杜抑李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可以说，韩愈是中国最早的李杜并重论者。后来，顾陶、李商隐、杜牧等多持此论。　　唐代帝王多好诗，唐玄宗以外，唐文宗李昂也算一位。《唐诗纪事》　曾评介：“帝好五言，自制品格多同肃、代，而古调清俊。”唐文宗在位时曾颁布一份诏书：以李白歌诗、斐旻剑、张旭草书为三绝。由此，晚唐皮日休、吴融、郑谷诸诗人多重李白。吴融曾明确表态：“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　　宋代：扬杜抑李占据上风　　进入宋代以后，唐人三派并存的局面被打破了，扬杜抑李的声浪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主流。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确实与几位大人物的影响有关。　　第一位大人物是欧阳修。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政治地位很高，诗、词、散文和学问均堪称一流。他和宋祁在修撰《新唐书》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诗史地位。他说：“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唐宋两代皆重史，杜甫在正史中荣获“诗史”的名号，可是一件大事。　　第二位大人物是王安石。他是当时的主宰相，诗文、学问堪称一流。王安石于前代诗人最推崇杜甫，曾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一次见到杜甫画像，居然膜拜再三，泪流满面，并赋诗一首，表示“愿起公死从之游”。生前曾编选李、杜、韩、欧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尚排在韩愈、欧阳修之下。许多人都不理解。王回答：“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意思是说，李白只有“豪放飘逸”的风格，而杜甫知变，风格多样。　　宋人另有诗话记载，王安石以为李在杜下还有一个原因：“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意思是说，李白诗一气直下，语速太快，不如杜甫抑扬顿挫，更有节奏感。而且，李白的诗多写女人和酒，见识不高。　　第三位大人物是黄庭坚。他与苏轼并称“苏黄”，又能词，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派“江西诗派”的领袖。他曾说：“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由于他对杜诗的推崇，故“江西诗派”便都崇奉杜甫，后来又发展为“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宗。黄与二陈是当时诗坛的风云人物，都提倡继承杜甫的诗风。　　除了这三位大人物的影响，宋代的两种环境也助长了扬杜抑李的风气。一个是文学环境。宋代文人地位甚高，好发议论，也喜欢在诗中议论。杜甫曾开以议论为诗之先河，如论诗绝句等，颇投合宋人口味。另一个是社会环境。宋代积弱积贫、边患严重，国力远不如唐代强盛。很多文士、诗人、词家，从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到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无不忧国忧民、感慨时世。这种沉痛心情，与杜甫的心绪和沉郁顿挫的诗风最为相通相融，故学杜甫者多于李白。　　两宋时期，注杜诗者亦甚多。罗大经感慨：“至宋朝诸公，始知推尊少陵。”宋葛立方叹道：“则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　　不过，也有少数人为李白打抱不平，提倡李杜并重。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刘克庄也对扬杜抑李的现象不满，但他不敢说王安石诸公，只说元稹“抑扬太甚”，为李白鸣不平。但这些人的呼唤，终究敌不过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力，一时难成气候。直到明代，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　　明清：李杜并重渐成主流　　明代初期，福建长乐有个叫高棅的人，历时近十年，编选了一部《唐诗品汇》。这是明代影响极大、历时最久的唐诗读本。当时，上至朝廷官府，下至乡村私塾，多以此书为必读教材。高棅在此书中，对李杜二家诗基本持并重态度，对二人各体诗的作用、地位均作客观评述，这就改变了两宋以来扬杜抑李的风气。　　然而，明代的文学思潮相当活跃，宋人残存的一些影响尚存。王世贞、胡应麟是明代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诗评家，他们尽管李杜并举，视二人为大家，但在反复的论述与比较中，仍往往会流露出对杜评价略高一筹的倾向。但他们的前辈杨慎，则常常借对宋人的批评来为李白打抱不平。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　‘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又说：“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　　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等人，也都“严驳杜诗”，特别是王慎中，凡是宋人对杜诗褒扬处，他多针锋相对地指出其不足，几乎使杜诗体无完肤，跌到历史低点。　　由于有了宋、明人的争辩、比较和分析，人们对李杜二家诗的优劣高下、风貌种种，似乎有了更多、更清醒的认识，在原先分歧颇大的状态下也日益趋同，逐渐达成共识。清初诗坛盟主为王士祯，论诗倡神韵说，其《唐贤三昧集》的兴趣多在王维和孟浩然，对杜甫的诗不甚喜欢，以为李杜齐名，却不相似，也无所谓李杜之争。继起者沈德潜，论诗主格调说，其《唐诗别裁集》以李杜为宗。　　基本上看，清代从贺贻孙、全祖望、贺裳、冯班、赵执信到薛雪、乔亿、洪亮吉、赵翼、管世铭、姚鼐、刘熙载等，基本上都持李杜并重的态度。即使个别人有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的倾向与见解，也只是独抒己见，未必偏激。这方面，清人潘德舆有一段话较为公允。他说：“论李、杜不当论优劣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风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诗注本号称千家，有“千家注杜”之谓，而注李诗者仅几十家，何以相差如此之大？这是另有隐情的。除了杜甫的诗歌成就，还因为杜甫诗中充满故国之思和家国情怀，特别是在易代之际，杜诗中的“每依北斗望京华”“国破山河在”“文武衣冠异昔时”“百年世事不胜悲”“故国平居有所思”等，尤能唤起遗民的思旧之情。特别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不少明代旧臣每有故国之思，一时不能以诗直接表达，便往往通过评注杜诗的方法来加以寄托和曲折表达。钱谦益、朱鹤龄、金圣叹、仇兆鳌等都是注解杜诗的名家，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注起杜诗，恐怕多少与这种寄托和表达有关。久而久之，也就逐渐形成了注杜诗者远多于李白的现象。

　　李杜二人，成就之高，影响之巨，鲜有可比者。大文豪苏东坡甚至感叹：“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而，随着二人的去世，李白、杜甫诗歌的优劣之争随之涌现。各种观点大致可分为三派：扬李抑杜、扬杜抑李、李杜并重。　　中晚唐：三派观点继起　　李白比杜甫大11岁，成名也比杜甫早，贺知章见之以为“谪仙人”，唐玄宗闻其名而亲自召见，供奉翰林，“帝爱其才，数宴饮”。杜甫也屡以诗赞美，如“白也诗无敌”“李侯有佳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贺知章、唐玄宗、杜甫都曾是李白的“粉丝”。然而，李白谢世后，杜甫晚年佳作连连，诗名继起。于是，从中唐到晚唐，便开始有了李杜优劣之争，并出现了三派意见。　　在李杜之后，最初表明杜甫高于李白的人是元稹。杜甫的孙子知道元稹一直喜欢杜甫的诗，因此在为祖父灵柩迁葬途中，请元稹为杜甫写一篇墓系铭。在这篇文章中，元稹盛赞杜甫：“则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大致来看，最早的扬杜抑李论者主要是从反映民生疾苦、针砭社会腐败的角度来评判李杜的高下。　　但是，相关观点立刻受到韩愈的反对与驳斥。他在《调张籍》一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与元稹等人分属不同的文人集团，论诗主张也有所不同，因此对他们扬杜抑李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可以说，韩愈是中国最早的李杜并重论者。后来，顾陶、李商隐、杜牧等多持此论。　　唐代帝王多好诗，唐玄宗以外，唐文宗李昂也算一位。《唐诗纪事》　曾评介：“帝好五言，自制品格多同肃、代，而古调清俊。”唐文宗在位时曾颁布一份诏书：以李白歌诗、斐旻剑、张旭草书为三绝。由此，晚唐皮日休、吴融、郑谷诸诗人多重李白。吴融曾明确表态：“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　　宋代：扬杜抑李占据上风　　进入宋代以后，唐人三派并存的局面被打破了，扬杜抑李的声浪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主流。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确实与几位大人物的影响有关。　　第一位大人物是欧阳修。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政治地位很高，诗、词、散文和学问均堪称一流。他和宋祁在修撰《新唐书》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诗史地位。他说：“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唐宋两代皆重史，杜甫在正史中荣获“诗史”的名号，可是一件大事。　　第二位大人物是王安石。他是当时的主宰相，诗文、学问堪称一流。王安石于前代诗人最推崇杜甫，曾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一次见到杜甫画像，居然膜拜再三，泪流满面，并赋诗一首，表示“愿起公死从之游”。生前曾编选李、杜、韩、欧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尚排在韩愈、欧阳修之下。许多人都不理解。王回答：“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意思是说，李白只有“豪放飘逸”的风格，而杜甫知变，风格多样。　　宋人另有诗话记载，王安石以为李在杜下还有一个原因：“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意思是说，李白诗一气直下，语速太快，不如杜甫抑扬顿挫，更有节奏感。而且，李白的诗多写女人和酒，见识不高。　　第三位大人物是黄庭坚。他与苏轼并称“苏黄”，又能词，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派“江西诗派”的领袖。他曾说：“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由于他对杜诗的推崇，故“江西诗派”便都崇奉杜甫，后来又发展为“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宗。黄与二陈是当时诗坛的风云人物，都提倡继承杜甫的诗风。　　除了这三位大人物的影响，宋代的两种环境也助长了扬杜抑李的风气。一个是文学环境。宋代文人地位甚高，好发议论，也喜欢在诗中议论。杜甫曾开以议论为诗之先河，如论诗绝句等，颇投合宋人口味。另一个是社会环境。宋代积弱积贫、边患严重，国力远不如唐代强盛。很多文士、诗人、词家，从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到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无不忧国忧民、感慨时世。这种沉痛心情，与杜甫的心绪和沉郁顿挫的诗风最为相通相融，故学杜甫者多于李白。　　两宋时期，注杜诗者亦甚多。罗大经感慨：“至宋朝诸公，始知推尊少陵。”宋葛立方叹道：“则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　　不过，也有少数人为李白打抱不平，提倡李杜并重。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刘克庄也对扬杜抑李的现象不满，但他不敢说王安石诸公，只说元稹“抑扬太甚”，为李白鸣不平。但这些人的呼唤，终究敌不过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力，一时难成气候。直到明代，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　　明清：李杜并重渐成主流　　明代初期，福建长乐有个叫高棅的人，历时近十年，编选了一部《唐诗品汇》。这是明代影响极大、历时最久的唐诗读本。当时，上至朝廷官府，下至乡村私塾，多以此书为必读教材。高棅在此书中，对李杜二家诗基本持并重态度，对二人各体诗的作用、地位均作客观评述，这就改变了两宋以来扬杜抑李的风气。　　然而，明代的文学思潮相当活跃，宋人残存的一些影响尚存。王世贞、胡应麟是明代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诗评家，他们尽管李杜并举，视二人为大家，但在反复的论述与比较中，仍往往会流露出对杜评价略高一筹的倾向。但他们的前辈杨慎，则常常借对宋人的批评来为李白打抱不平。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　‘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又说：“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　　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等人，也都“严驳杜诗”，特别是王慎中，凡是宋人对杜诗褒扬处，他多针锋相对地指出其不足，几乎使杜诗体无完肤，跌到历史低点。　　由于有了宋、明人的争辩、比较和分析，人们对李杜二家诗的优劣高下、风貌种种，似乎有了更多、更清醒的认识，在原先分歧颇大的状态下也日益趋同，逐渐达成共识。清初诗坛盟主为王士祯，论诗倡神韵说，其《唐贤三昧集》的兴趣多在王维和孟浩然，对杜甫的诗不甚喜欢，以为李杜齐名，却不相似，也无所谓李杜之争。继起者沈德潜，论诗主格调说，其《唐诗别裁集》以李杜为宗。　　基本上看，清代从贺贻孙、全祖望、贺裳、冯班、赵执信到薛雪、乔亿、洪亮吉、赵翼、管世铭、姚鼐、刘熙载等，基本上都持李杜并重的态度。即使个别人有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的倾向与见解，也只是独抒己见，未必偏激。这方面，清人潘德舆有一段话较为公允。他说：“论李、杜不当论优劣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风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诗注本号称千家，有“千家注杜”之谓，而注李诗者仅几十家，何以相差如此之大？这是另有隐情的。除了杜甫的诗歌成就，还因为杜甫诗中充满故国之思和家国情怀，特别是在易代之际，杜诗中的“每依北斗望京华”“国破山河在”“文武衣冠异昔时”“百年世事不胜悲”“故国平居有所思”等，尤能唤起遗民的思旧之情。特别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不少明代旧臣每有故国之思，一时不能以诗直接表达，便往往通过评注杜诗的方法来加以寄托和曲折表达。钱谦益、朱鹤龄、金圣叹、仇兆鳌等都是注解杜诗的名家，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注起杜诗，恐怕多少与这种寄托和表达有关。久而久之，也就逐渐形成了注杜诗者远多于李白的现象。

　　李杜二人，成就之高，影响之巨，鲜有可比者。大文豪苏东坡甚至感叹：“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而，随着二人的去世，李白、杜甫诗歌的优劣之争随之涌现。各种观点大致可分为三派：扬李抑杜、扬杜抑李、李杜并重。　　中晚唐：三派观点继起　　李白比杜甫大11岁，成名也比杜甫早，贺知章见之以为“谪仙人”，唐玄宗闻其名而亲自召见，供奉翰林，“帝爱其才，数宴饮”。杜甫也屡以诗赞美，如“白也诗无敌”“李侯有佳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贺知章、唐玄宗、杜甫都曾是李白的“粉丝”。然而，李白谢世后，杜甫晚年佳作连连，诗名继起。于是，从中唐到晚唐，便开始有了李杜优劣之争，并出现了三派意见。　　在李杜之后，最初表明杜甫高于李白的人是元稹。杜甫的孙子知道元稹一直喜欢杜甫的诗，因此在为祖父灵柩迁葬途中，请元稹为杜甫写一篇墓系铭。在这篇文章中，元稹盛赞杜甫：“则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大致来看，最早的扬杜抑李论者主要是从反映民生疾苦、针砭社会腐败的角度来评判李杜的高下。　　但是，相关观点立刻受到韩愈的反对与驳斥。他在《调张籍》一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与元稹等人分属不同的文人集团，论诗主张也有所不同，因此对他们扬杜抑李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可以说，韩愈是中国最早的李杜并重论者。后来，顾陶、李商隐、杜牧等多持此论。　　唐代帝王多好诗，唐玄宗以外，唐文宗李昂也算一位。《唐诗纪事》　曾评介：“帝好五言，自制品格多同肃、代，而古调清俊。”唐文宗在位时曾颁布一份诏书：以李白歌诗、斐旻剑、张旭草书为三绝。由此，晚唐皮日休、吴融、郑谷诸诗人多重李白。吴融曾明确表态：“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　　宋代：扬杜抑李占据上风　　进入宋代以后，唐人三派并存的局面被打破了，扬杜抑李的声浪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主流。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确实与几位大人物的影响有关。　　第一位大人物是欧阳修。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政治地位很高，诗、词、散文和学问均堪称一流。他和宋祁在修撰《新唐书》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诗史地位。他说：“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唐宋两代皆重史，杜甫在正史中荣获“诗史”的名号，可是一件大事。　　第二位大人物是王安石。他是当时的主宰相，诗文、学问堪称一流。王安石于前代诗人最推崇杜甫，曾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一次见到杜甫画像，居然膜拜再三，泪流满面，并赋诗一首，表示“愿起公死从之游”。生前曾编选李、杜、韩、欧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尚排在韩愈、欧阳修之下。许多人都不理解。王回答：“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意思是说，李白只有“豪放飘逸”的风格，而杜甫知变，风格多样。　　宋人另有诗话记载，王安石以为李在杜下还有一个原因：“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意思是说，李白诗一气直下，语速太快，不如杜甫抑扬顿挫，更有节奏感。而且，李白的诗多写女人和酒，见识不高。　　第三位大人物是黄庭坚。他与苏轼并称“苏黄”，又能词，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派“江西诗派”的领袖。他曾说：“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由于他对杜诗的推崇，故“江西诗派”便都崇奉杜甫，后来又发展为“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宗。黄与二陈是当时诗坛的风云人物，都提倡继承杜甫的诗风。　　除了这三位大人物的影响，宋代的两种环境也助长了扬杜抑李的风气。一个是文学环境。宋代文人地位甚高，好发议论，也喜欢在诗中议论。杜甫曾开以议论为诗之先河，如论诗绝句等，颇投合宋人口味。另一个是社会环境。宋代积弱积贫、边患严重，国力远不如唐代强盛。很多文士、诗人、词家，从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到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无不忧国忧民、感慨时世。这种沉痛心情，与杜甫的心绪和沉郁顿挫的诗风最为相通相融，故学杜甫者多于李白。　　两宋时期，注杜诗者亦甚多。罗大经感慨：“至宋朝诸公，始知推尊少陵。”宋葛立方叹道：“则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　　不过，也有少数人为李白打抱不平，提倡李杜并重。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刘克庄也对扬杜抑李的现象不满，但他不敢说王安石诸公，只说元稹“抑扬太甚”，为李白鸣不平。但这些人的呼唤，终究敌不过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力，一时难成气候。直到明代，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　　明清：李杜并重渐成主流　　明代初期，福建长乐有个叫高棅的人，历时近十年，编选了一部《唐诗品汇》。这是明代影响极大、历时最久的唐诗读本。当时，上至朝廷官府，下至乡村私塾，多以此书为必读教材。高棅在此书中，对李杜二家诗基本持并重态度，对二人各体诗的作用、地位均作客观评述，这就改变了两宋以来扬杜抑李的风气。　　然而，明代的文学思潮相当活跃，宋人残存的一些影响尚存。王世贞、胡应麟是明代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诗评家，他们尽管李杜并举，视二人为大家，但在反复的论述与比较中，仍往往会流露出对杜评价略高一筹的倾向。但他们的前辈杨慎，则常常借对宋人的批评来为李白打抱不平。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　‘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又说：“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　　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等人，也都“严驳杜诗”，特别是王慎中，凡是宋人对杜诗褒扬处，他多针锋相对地指出其不足，几乎使杜诗体无完肤，跌到历史低点。　　由于有了宋、明人的争辩、比较和分析，人们对李杜二家诗的优劣高下、风貌种种，似乎有了更多、更清醒的认识，在原先分歧颇大的状态下也日益趋同，逐渐达成共识。清初诗坛盟主为王士祯，论诗倡神韵说，其《唐贤三昧集》的兴趣多在王维和孟浩然，对杜甫的诗不甚喜欢，以为李杜齐名，却不相似，也无所谓李杜之争。继起者沈德潜，论诗主格调说，其《唐诗别裁集》以李杜为宗。　　基本上看，清代从贺贻孙、全祖望、贺裳、冯班、赵执信到薛雪、乔亿、洪亮吉、赵翼、管世铭、姚鼐、刘熙载等，基本上都持李杜并重的态度。即使个别人有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的倾向与见解，也只是独抒己见，未必偏激。这方面，清人潘德舆有一段话较为公允。他说：“论李、杜不当论优劣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风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诗注本号称千家，有“千家注杜”之谓，而注李诗者仅几十家，何以相差如此之大？这是另有隐情的。除了杜甫的诗歌成就，还因为杜甫诗中充满故国之思和家国情怀，特别是在易代之际，杜诗中的“每依北斗望京华”“国破山河在”“文武衣冠异昔时”“百年世事不胜悲”“故国平居有所思”等，尤能唤起遗民的思旧之情。特别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不少明代旧臣每有故国之思，一时不能以诗直接表达，便往往通过评注杜诗的方法来加以寄托和曲折表达。钱谦益、朱鹤龄、金圣叹、仇兆鳌等都是注解杜诗的名家，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注起杜诗，恐怕多少与这种寄托和表达有关。久而久之，也就逐渐形成了注杜诗者远多于李白的现象。

　　李杜二人，成就之高，影响之巨，鲜有可比者。大文豪苏东坡甚至感叹：“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而，随着二人的去世，李白、杜甫诗歌的优劣之争随之涌现。各种观点大致可分为三派：扬李抑杜、扬杜抑李、李杜并重。　　中晚唐：三派观点继起　　李白比杜甫大11岁，成名也比杜甫早，贺知章见之以为“谪仙人”，唐玄宗闻其名而亲自召见，供奉翰林，“帝爱其才，数宴饮”。杜甫也屡以诗赞美，如“白也诗无敌”“李侯有佳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贺知章、唐玄宗、杜甫都曾是李白的“粉丝”。然而，李白谢世后，杜甫晚年佳作连连，诗名继起。于是，从中唐到晚唐，便开始有了李杜优劣之争，并出现了三派意见。　　在李杜之后，最初表明杜甫高于李白的人是元稹。杜甫的孙子知道元稹一直喜欢杜甫的诗，因此在为祖父灵柩迁葬途中，请元稹为杜甫写一篇墓系铭。在这篇文章中，元稹盛赞杜甫：“则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大致来看，最早的扬杜抑李论者主要是从反映民生疾苦、针砭社会腐败的角度来评判李杜的高下。　　但是，相关观点立刻受到韩愈的反对与驳斥。他在《调张籍》一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与元稹等人分属不同的文人集团，论诗主张也有所不同，因此对他们扬杜抑李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可以说，韩愈是中国最早的李杜并重论者。后来，顾陶、李商隐、杜牧等多持此论。　　唐代帝王多好诗，唐玄宗以外，唐文宗李昂也算一位。《唐诗纪事》　曾评介：“帝好五言，自制品格多同肃、代，而古调清俊。”唐文宗在位时曾颁布一份诏书：以李白歌诗、斐旻剑、张旭草书为三绝。由此，晚唐皮日休、吴融、郑谷诸诗人多重李白。吴融曾明确表态：“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　　宋代：扬杜抑李占据上风　　进入宋代以后，唐人三派并存的局面被打破了，扬杜抑李的声浪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主流。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确实与几位大人物的影响有关。　　第一位大人物是欧阳修。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政治地位很高，诗、词、散文和学问均堪称一流。他和宋祁在修撰《新唐书》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诗史地位。他说：“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唐宋两代皆重史，杜甫在正史中荣获“诗史”的名号，可是一件大事。　　第二位大人物是王安石。他是当时的主宰相，诗文、学问堪称一流。王安石于前代诗人最推崇杜甫，曾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一次见到杜甫画像，居然膜拜再三，泪流满面，并赋诗一首，表示“愿起公死从之游”。生前曾编选李、杜、韩、欧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尚排在韩愈、欧阳修之下。许多人都不理解。王回答：“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意思是说，李白只有“豪放飘逸”的风格，而杜甫知变，风格多样。　　宋人另有诗话记载，王安石以为李在杜下还有一个原因：“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意思是说，李白诗一气直下，语速太快，不如杜甫抑扬顿挫，更有节奏感。而且，李白的诗多写女人和酒，见识不高。　　第三位大人物是黄庭坚。他与苏轼并称“苏黄”，又能词，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派“江西诗派”的领袖。他曾说：“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由于他对杜诗的推崇，故“江西诗派”便都崇奉杜甫，后来又发展为“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宗。黄与二陈是当时诗坛的风云人物，都提倡继承杜甫的诗风。　　除了这三位大人物的影响，宋代的两种环境也助长了扬杜抑李的风气。一个是文学环境。宋代文人地位甚高，好发议论，也喜欢在诗中议论。杜甫曾开以议论为诗之先河，如论诗绝句等，颇投合宋人口味。另一个是社会环境。宋代积弱积贫、边患严重，国力远不如唐代强盛。很多文士、诗人、词家，从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到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无不忧国忧民、感慨时世。这种沉痛心情，与杜甫的心绪和沉郁顿挫的诗风最为相通相融，故学杜甫者多于李白。　　两宋时期，注杜诗者亦甚多。罗大经感慨：“至宋朝诸公，始知推尊少陵。”宋葛立方叹道：“则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　　不过，也有少数人为李白打抱不平，提倡李杜并重。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刘克庄也对扬杜抑李的现象不满，但他不敢说王安石诸公，只说元稹“抑扬太甚”，为李白鸣不平。但这些人的呼唤，终究敌不过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力，一时难成气候。直到明代，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　　明清：李杜并重渐成主流　　明代初期，福建长乐有个叫高棅的人，历时近十年，编选了一部《唐诗品汇》。这是明代影响极大、历时最久的唐诗读本。当时，上至朝廷官府，下至乡村私塾，多以此书为必读教材。高棅在此书中，对李杜二家诗基本持并重态度，对二人各体诗的作用、地位均作客观评述，这就改变了两宋以来扬杜抑李的风气。　　然而，明代的文学思潮相当活跃，宋人残存的一些影响尚存。王世贞、胡应麟是明代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诗评家，他们尽管李杜并举，视二人为大家，但在反复的论述与比较中，仍往往会流露出对杜评价略高一筹的倾向。但他们的前辈杨慎，则常常借对宋人的批评来为李白打抱不平。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　‘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又说：“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　　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等人，也都“严驳杜诗”，特别是王慎中，凡是宋人对杜诗褒扬处，他多针锋相对地指出其不足，几乎使杜诗体无完肤，跌到历史低点。　　由于有了宋、明人的争辩、比较和分析，人们对李杜二家诗的优劣高下、风貌种种，似乎有了更多、更清醒的认识，在原先分歧颇大的状态下也日益趋同，逐渐达成共识。清初诗坛盟主为王士祯，论诗倡神韵说，其《唐贤三昧集》的兴趣多在王维和孟浩然，对杜甫的诗不甚喜欢，以为李杜齐名，却不相似，也无所谓李杜之争。继起者沈德潜，论诗主格调说，其《唐诗别裁集》以李杜为宗。　　基本上看，清代从贺贻孙、全祖望、贺裳、冯班、赵执信到薛雪、乔亿、洪亮吉、赵翼、管世铭、姚鼐、刘熙载等，基本上都持李杜并重的态度。即使个别人有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的倾向与见解，也只是独抒己见，未必偏激。这方面，清人潘德舆有一段话较为公允。他说：“论李、杜不当论优劣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风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诗注本号称千家，有“千家注杜”之谓，而注李诗者仅几十家，何以相差如此之大？这是另有隐情的。除了杜甫的诗歌成就，还因为杜甫诗中充满故国之思和家国情怀，特别是在易代之际，杜诗中的“每依北斗望京华”“国破山河在”“文武衣冠异昔时”“百年世事不胜悲”“故国平居有所思”等，尤能唤起遗民的思旧之情。特别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不少明代旧臣每有故国之思，一时不能以诗直接表达，便往往通过评注杜诗的方法来加以寄托和曲折表达。钱谦益、朱鹤龄、金圣叹、仇兆鳌等都是注解杜诗的名家，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注起杜诗，恐怕多少与这种寄托和表达有关。久而久之，也就逐渐形成了注杜诗者远多于李白的现象。

　　李杜二人，成就之高，影响之巨，鲜有可比者。大文豪苏东坡甚至感叹：“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而，随着二人的去世，李白、杜甫诗歌的优劣之争随之涌现。各种观点大致可分为三派：扬李抑杜、扬杜抑李、李杜并重。　　中晚唐：三派观点继起　　李白比杜甫大11岁，成名也比杜甫早，贺知章见之以为“谪仙人”，唐玄宗闻其名而亲自召见，供奉翰林，“帝爱其才，数宴饮”。杜甫也屡以诗赞美，如“白也诗无敌”“李侯有佳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贺知章、唐玄宗、杜甫都曾是李白的“粉丝”。然而，李白谢世后，杜甫晚年佳作连连，诗名继起。于是，从中唐到晚唐，便开始有了李杜优劣之争，并出现了三派意见。　　在李杜之后，最初表明杜甫高于李白的人是元稹。杜甫的孙子知道元稹一直喜欢杜甫的诗，因此在为祖父灵柩迁葬途中，请元稹为杜甫写一篇墓系铭。在这篇文章中，元稹盛赞杜甫：“则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大致来看，最早的扬杜抑李论者主要是从反映民生疾苦、针砭社会腐败的角度来评判李杜的高下。　　但是，相关观点立刻受到韩愈的反对与驳斥。他在《调张籍》一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与元稹等人分属不同的文人集团，论诗主张也有所不同，因此对他们扬杜抑李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可以说，韩愈是中国最早的李杜并重论者。后来，顾陶、李商隐、杜牧等多持此论。　　唐代帝王多好诗，唐玄宗以外，唐文宗李昂也算一位。《唐诗纪事》　曾评介：“帝好五言，自制品格多同肃、代，而古调清俊。”唐文宗在位时曾颁布一份诏书：以李白歌诗、斐旻剑、张旭草书为三绝。由此，晚唐皮日休、吴融、郑谷诸诗人多重李白。吴融曾明确表态：“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　　宋代：扬杜抑李占据上风　　进入宋代以后，唐人三派并存的局面被打破了，扬杜抑李的声浪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主流。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确实与几位大人物的影响有关。　　第一位大人物是欧阳修。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政治地位很高，诗、词、散文和学问均堪称一流。他和宋祁在修撰《新唐书》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诗史地位。他说：“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唐宋两代皆重史，杜甫在正史中荣获“诗史”的名号，可是一件大事。　　第二位大人物是王安石。他是当时的主宰相，诗文、学问堪称一流。王安石于前代诗人最推崇杜甫，曾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一次见到杜甫画像，居然膜拜再三，泪流满面，并赋诗一首，表示“愿起公死从之游”。生前曾编选李、杜、韩、欧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尚排在韩愈、欧阳修之下。许多人都不理解。王回答：“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意思是说，李白只有“豪放飘逸”的风格，而杜甫知变，风格多样。　　宋人另有诗话记载，王安石以为李在杜下还有一个原因：“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意思是说，李白诗一气直下，语速太快，不如杜甫抑扬顿挫，更有节奏感。而且，李白的诗多写女人和酒，见识不高。　　第三位大人物是黄庭坚。他与苏轼并称“苏黄”，又能词，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派“江西诗派”的领袖。他曾说：“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由于他对杜诗的推崇，故“江西诗派”便都崇奉杜甫，后来又发展为“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宗。黄与二陈是当时诗坛的风云人物，都提倡继承杜甫的诗风。　　除了这三位大人物的影响，宋代的两种环境也助长了扬杜抑李的风气。一个是文学环境。宋代文人地位甚高，好发议论，也喜欢在诗中议论。杜甫曾开以议论为诗之先河，如论诗绝句等，颇投合宋人口味。另一个是社会环境。宋代积弱积贫、边患严重，国力远不如唐代强盛。很多文士、诗人、词家，从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到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无不忧国忧民、感慨时世。这种沉痛心情，与杜甫的心绪和沉郁顿挫的诗风最为相通相融，故学杜甫者多于李白。　　两宋时期，注杜诗者亦甚多。罗大经感慨：“至宋朝诸公，始知推尊少陵。”宋葛立方叹道：“则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　　不过，也有少数人为李白打抱不平，提倡李杜并重。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刘克庄也对扬杜抑李的现象不满，但他不敢说王安石诸公，只说元稹“抑扬太甚”，为李白鸣不平。但这些人的呼唤，终究敌不过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力，一时难成气候。直到明代，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　　明清：李杜并重渐成主流　　明代初期，福建长乐有个叫高棅的人，历时近十年，编选了一部《唐诗品汇》。这是明代影响极大、历时最久的唐诗读本。当时，上至朝廷官府，下至乡村私塾，多以此书为必读教材。高棅在此书中，对李杜二家诗基本持并重态度，对二人各体诗的作用、地位均作客观评述，这就改变了两宋以来扬杜抑李的风气。　　然而，明代的文学思潮相当活跃，宋人残存的一些影响尚存。王世贞、胡应麟是明代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诗评家，他们尽管李杜并举，视二人为大家，但在反复的论述与比较中，仍往往会流露出对杜评价略高一筹的倾向。但他们的前辈杨慎，则常常借对宋人的批评来为李白打抱不平。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　‘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又说：“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　　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等人，也都“严驳杜诗”，特别是王慎中，凡是宋人对杜诗褒扬处，他多针锋相对地指出其不足，几乎使杜诗体无完肤，跌到历史低点。　　由于有了宋、明人的争辩、比较和分析，人们对李杜二家诗的优劣高下、风貌种种，似乎有了更多、更清醒的认识，在原先分歧颇大的状态下也日益趋同，逐渐达成共识。清初诗坛盟主为王士祯，论诗倡神韵说，其《唐贤三昧集》的兴趣多在王维和孟浩然，对杜甫的诗不甚喜欢，以为李杜齐名，却不相似，也无所谓李杜之争。继起者沈德潜，论诗主格调说，其《唐诗别裁集》以李杜为宗。　　基本上看，清代从贺贻孙、全祖望、贺裳、冯班、赵执信到薛雪、乔亿、洪亮吉、赵翼、管世铭、姚鼐、刘熙载等，基本上都持李杜并重的态度。即使个别人有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的倾向与见解，也只是独抒己见，未必偏激。这方面，清人潘德舆有一段话较为公允。他说：“论李、杜不当论优劣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风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诗注本号称千家，有“千家注杜”之谓，而注李诗者仅几十家，何以相差如此之大？这是另有隐情的。除了杜甫的诗歌成就，还因为杜甫诗中充满故国之思和家国情怀，特别是在易代之际，杜诗中的“每依北斗望京华”“国破山河在”“文武衣冠异昔时”“百年世事不胜悲”“故国平居有所思”等，尤能唤起遗民的思旧之情。特别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不少明代旧臣每有故国之思，一时不能以诗直接表达，便往往通过评注杜诗的方法来加以寄托和曲折表达。钱谦益、朱鹤龄、金圣叹、仇兆鳌等都是注解杜诗的名家，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注起杜诗，恐怕多少与这种寄托和表达有关。久而久之，也就逐渐形成了注杜诗者远多于李白的现象。

事实就是杜甫能影响后世诗坛的走势，但李白做不到，他对文坛影响力比杜甫小，而且李白诗在风格的变化上、题材的丰富性、思想的深度性都不如杜甫。具体可参考蒋寅:《李杜优劣论背后的学理问题》，《文学遗产》2022年第1期。李白类似曹操、王勃、李贺，杜牧、苏轼、纳兰性德、教员等一些天才诗人、个性诗人，确实存在不可复制性，但你会发现曹操、王勃、李贺他们也是不可复制的，但能说明他们比杜甫厉害吗？显然不能。

　　李杜二人，成就之高，影响之巨，鲜有可比者。大文豪苏东坡甚至感叹：“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而，随着二人的去世，李白、杜甫诗歌的优劣之争随之涌现。各种观点大致可分为三派：扬李抑杜、扬杜抑李、李杜并重。　　中晚唐：三派观点继起　　李白比杜甫大11岁，成名也比杜甫早，贺知章见之以为“谪仙人”，唐玄宗闻其名而亲自召见，供奉翰林，“帝爱其才，数宴饮”。杜甫也屡以诗赞美，如“白也诗无敌”“李侯有佳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贺知章、唐玄宗、杜甫都曾是李白的“粉丝”。然而，李白谢世后，杜甫晚年佳作连连，诗名继起。于是，从中唐到晚唐，便开始有了李杜优劣之争，并出现了三派意见。　　在李杜之后，最初表明杜甫高于李白的人是元稹。杜甫的孙子知道元稹一直喜欢杜甫的诗，因此在为祖父灵柩迁葬途中，请元稹为杜甫写一篇墓系铭。在这篇文章中，元稹盛赞杜甫：“则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大致来看，最早的扬杜抑李论者主要是从反映民生疾苦、针砭社会腐败的角度来评判李杜的高下。　　但是，相关观点立刻受到韩愈的反对与驳斥。他在《调张籍》一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与元稹等人分属不同的文人集团，论诗主张也有所不同，因此对他们扬杜抑李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可以说，韩愈是中国最早的李杜并重论者。后来，顾陶、李商隐、杜牧等多持此论。　　唐代帝王多好诗，唐玄宗以外，唐文宗李昂也算一位。《唐诗纪事》　曾评介：“帝好五言，自制品格多同肃、代，而古调清俊。”唐文宗在位时曾颁布一份诏书：以李白歌诗、斐旻剑、张旭草书为三绝。由此，晚唐皮日休、吴融、郑谷诸诗人多重李白。吴融曾明确表态：“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　　宋代：扬杜抑李占据上风　　进入宋代以后，唐人三派并存的局面被打破了，扬杜抑李的声浪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主流。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确实与几位大人物的影响有关。　　第一位大人物是欧阳修。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政治地位很高，诗、词、散文和学问均堪称一流。他和宋祁在修撰《新唐书》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诗史地位。他说：“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唐宋两代皆重史，杜甫在正史中荣获“诗史”的名号，可是一件大事。　　第二位大人物是王安石。他是当时的主宰相，诗文、学问堪称一流。王安石于前代诗人最推崇杜甫，曾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一次见到杜甫画像，居然膜拜再三，泪流满面，并赋诗一首，表示“愿起公死从之游”。生前曾编选李、杜、韩、欧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尚排在韩愈、欧阳修之下。许多人都不理解。王回答：“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意思是说，李白只有“豪放飘逸”的风格，而杜甫知变，风格多样。　　宋人另有诗话记载，王安石以为李在杜下还有一个原因：“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意思是说，李白诗一气直下，语速太快，不如杜甫抑扬顿挫，更有节奏感。而且，李白的诗多写女人和酒，见识不高。　　第三位大人物是黄庭坚。他与苏轼并称“苏黄”，又能词，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派“江西诗派”的领袖。他曾说：“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由于他对杜诗的推崇，故“江西诗派”便都崇奉杜甫，后来又发展为“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宗。黄与二陈是当时诗坛的风云人物，都提倡继承杜甫的诗风。　　除了这三位大人物的影响，宋代的两种环境也助长了扬杜抑李的风气。一个是文学环境。宋代文人地位甚高，好发议论，也喜欢在诗中议论。杜甫曾开以议论为诗之先河，如论诗绝句等，颇投合宋人口味。另一个是社会环境。宋代积弱积贫、边患严重，国力远不如唐代强盛。很多文士、诗人、词家，从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到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无不忧国忧民、感慨时世。这种沉痛心情，与杜甫的心绪和沉郁顿挫的诗风最为相通相融，故学杜甫者多于李白。　　两宋时期，注杜诗者亦甚多。罗大经感慨：“至宋朝诸公，始知推尊少陵。”宋葛立方叹道：“则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　　不过，也有少数人为李白打抱不平，提倡李杜并重。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刘克庄也对扬杜抑李的现象不满，但他不敢说王安石诸公，只说元稹“抑扬太甚”，为李白鸣不平。但这些人的呼唤，终究敌不过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力，一时难成气候。直到明代，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　　明清：李杜并重渐成主流　　明代初期，福建长乐有个叫高棅的人，历时近十年，编选了一部《唐诗品汇》。这是明代影响极大、历时最久的唐诗读本。当时，上至朝廷官府，下至乡村私塾，多以此书为必读教材。高棅在此书中，对李杜二家诗基本持并重态度，对二人各体诗的作用、地位均作客观评述，这就改变了两宋以来扬杜抑李的风气。　　然而，明代的文学思潮相当活跃，宋人残存的一些影响尚存。王世贞、胡应麟是明代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诗评家，他们尽管李杜并举，视二人为大家，但在反复的论述与比较中，仍往往会流露出对杜评价略高一筹的倾向。但他们的前辈杨慎，则常常借对宋人的批评来为李白打抱不平。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　‘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又说：“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　　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等人，也都“严驳杜诗”，特别是王慎中，凡是宋人对杜诗褒扬处，他多针锋相对地指出其不足，几乎使杜诗体无完肤，跌到历史低点。　　由于有了宋、明人的争辩、比较和分析，人们对李杜二家诗的优劣高下、风貌种种，似乎有了更多、更清醒的认识，在原先分歧颇大的状态下也日益趋同，逐渐达成共识。清初诗坛盟主为王士祯，论诗倡神韵说，其《唐贤三昧集》的兴趣多在王维和孟浩然，对杜甫的诗不甚喜欢，以为李杜齐名，却不相似，也无所谓李杜之争。继起者沈德潜，论诗主格调说，其《唐诗别裁集》以李杜为宗。　　基本上看，清代从贺贻孙、全祖望、贺裳、冯班、赵执信到薛雪、乔亿、洪亮吉、赵翼、管世铭、姚鼐、刘熙载等，基本上都持李杜并重的态度。即使个别人有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的倾向与见解，也只是独抒己见，未必偏激。这方面，清人潘德舆有一段话较为公允。他说：“论李、杜不当论优劣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风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诗注本号称千家，有“千家注杜”之谓，而注李诗者仅几十家，何以相差如此之大？这是另有隐情的。除了杜甫的诗歌成就，还因为杜甫诗中充满故国之思和家国情怀，特别是在易代之际，杜诗中的“每依北斗望京华”“国破山河在”“文武衣冠异昔时”“百年世事不胜悲”“故国平居有所思”等，尤能唤起遗民的思旧之情。特别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不少明代旧臣每有故国之思，一时不能以诗直接表达，便往往通过评注杜诗的方法来加以寄托和曲折表达。钱谦益、朱鹤龄、金圣叹、仇兆鳌等都是注解杜诗的名家，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注起杜诗，恐怕多少与这种寄托和表达有关。久而久之，也就逐渐形成了注杜诗者远多于李白的现象。

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力很大，所以教科书是知识性最强的？最高深的？最有文学性的？

　　李杜二人，成就之高，影响之巨，鲜有可比者。大文豪苏东坡甚至感叹：“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而，随着二人的去世，李白、杜甫诗歌的优劣之争随之涌现。各种观点大致可分为三派：扬李抑杜、扬杜抑李、李杜并重。　　中晚唐：三派观点继起　　李白比杜甫大11岁，成名也比杜甫早，贺知章见之以为“谪仙人”，唐玄宗闻其名而亲自召见，供奉翰林，“帝爱其才，数宴饮”。杜甫也屡以诗赞美，如“白也诗无敌”“李侯有佳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贺知章、唐玄宗、杜甫都曾是李白的“粉丝”。然而，李白谢世后，杜甫晚年佳作连连，诗名继起。于是，从中唐到晚唐，便开始有了李杜优劣之争，并出现了三派意见。　　在李杜之后，最初表明杜甫高于李白的人是元稹。杜甫的孙子知道元稹一直喜欢杜甫的诗，因此在为祖父灵柩迁葬途中，请元稹为杜甫写一篇墓系铭。在这篇文章中，元稹盛赞杜甫：“则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大致来看，最早的扬杜抑李论者主要是从反映民生疾苦、针砭社会腐败的角度来评判李杜的高下。　　但是，相关观点立刻受到韩愈的反对与驳斥。他在《调张籍》一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与元稹等人分属不同的文人集团，论诗主张也有所不同，因此对他们扬杜抑李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可以说，韩愈是中国最早的李杜并重论者。后来，顾陶、李商隐、杜牧等多持此论。　　唐代帝王多好诗，唐玄宗以外，唐文宗李昂也算一位。《唐诗纪事》　曾评介：“帝好五言，自制品格多同肃、代，而古调清俊。”唐文宗在位时曾颁布一份诏书：以李白歌诗、斐旻剑、张旭草书为三绝。由此，晚唐皮日休、吴融、郑谷诸诗人多重李白。吴融曾明确表态：“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　　宋代：扬杜抑李占据上风　　进入宋代以后，唐人三派并存的局面被打破了，扬杜抑李的声浪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主流。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确实与几位大人物的影响有关。　　第一位大人物是欧阳修。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政治地位很高，诗、词、散文和学问均堪称一流。他和宋祁在修撰《新唐书》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诗史地位。他说：“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唐宋两代皆重史，杜甫在正史中荣获“诗史”的名号，可是一件大事。　　第二位大人物是王安石。他是当时的主宰相，诗文、学问堪称一流。王安石于前代诗人最推崇杜甫，曾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一次见到杜甫画像，居然膜拜再三，泪流满面，并赋诗一首，表示“愿起公死从之游”。生前曾编选李、杜、韩、欧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尚排在韩愈、欧阳修之下。许多人都不理解。王回答：“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意思是说，李白只有“豪放飘逸”的风格，而杜甫知变，风格多样。　　宋人另有诗话记载，王安石以为李在杜下还有一个原因：“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意思是说，李白诗一气直下，语速太快，不如杜甫抑扬顿挫，更有节奏感。而且，李白的诗多写女人和酒，见识不高。　　第三位大人物是黄庭坚。他与苏轼并称“苏黄”，又能词，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派“江西诗派”的领袖。他曾说：“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由于他对杜诗的推崇，故“江西诗派”便都崇奉杜甫，后来又发展为“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宗。黄与二陈是当时诗坛的风云人物，都提倡继承杜甫的诗风。　　除了这三位大人物的影响，宋代的两种环境也助长了扬杜抑李的风气。一个是文学环境。宋代文人地位甚高，好发议论，也喜欢在诗中议论。杜甫曾开以议论为诗之先河，如论诗绝句等，颇投合宋人口味。另一个是社会环境。宋代积弱积贫、边患严重，国力远不如唐代强盛。很多文士、诗人、词家，从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到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无不忧国忧民、感慨时世。这种沉痛心情，与杜甫的心绪和沉郁顿挫的诗风最为相通相融，故学杜甫者多于李白。　　两宋时期，注杜诗者亦甚多。罗大经感慨：“至宋朝诸公，始知推尊少陵。”宋葛立方叹道：“则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　　不过，也有少数人为李白打抱不平，提倡李杜并重。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刘克庄也对扬杜抑李的现象不满，但他不敢说王安石诸公，只说元稹“抑扬太甚”，为李白鸣不平。但这些人的呼唤，终究敌不过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力，一时难成气候。直到明代，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　　明清：李杜并重渐成主流　　明代初期，福建长乐有个叫高棅的人，历时近十年，编选了一部《唐诗品汇》。这是明代影响极大、历时最久的唐诗读本。当时，上至朝廷官府，下至乡村私塾，多以此书为必读教材。高棅在此书中，对李杜二家诗基本持并重态度，对二人各体诗的作用、地位均作客观评述，这就改变了两宋以来扬杜抑李的风气。　　然而，明代的文学思潮相当活跃，宋人残存的一些影响尚存。王世贞、胡应麟是明代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诗评家，他们尽管李杜并举，视二人为大家，但在反复的论述与比较中，仍往往会流露出对杜评价略高一筹的倾向。但他们的前辈杨慎，则常常借对宋人的批评来为李白打抱不平。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　‘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又说：“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　　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等人，也都“严驳杜诗”，特别是王慎中，凡是宋人对杜诗褒扬处，他多针锋相对地指出其不足，几乎使杜诗体无完肤，跌到历史低点。　　由于有了宋、明人的争辩、比较和分析，人们对李杜二家诗的优劣高下、风貌种种，似乎有了更多、更清醒的认识，在原先分歧颇大的状态下也日益趋同，逐渐达成共识。清初诗坛盟主为王士祯，论诗倡神韵说，其《唐贤三昧集》的兴趣多在王维和孟浩然，对杜甫的诗不甚喜欢，以为李杜齐名，却不相似，也无所谓李杜之争。继起者沈德潜，论诗主格调说，其《唐诗别裁集》以李杜为宗。　　基本上看，清代从贺贻孙、全祖望、贺裳、冯班、赵执信到薛雪、乔亿、洪亮吉、赵翼、管世铭、姚鼐、刘熙载等，基本上都持李杜并重的态度。即使个别人有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的倾向与见解，也只是独抒己见，未必偏激。这方面，清人潘德舆有一段话较为公允。他说：“论李、杜不当论优劣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风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诗注本号称千家，有“千家注杜”之谓，而注李诗者仅几十家，何以相差如此之大？这是另有隐情的。除了杜甫的诗歌成就，还因为杜甫诗中充满故国之思和家国情怀，特别是在易代之际，杜诗中的“每依北斗望京华”“国破山河在”“文武衣冠异昔时”“百年世事不胜悲”“故国平居有所思”等，尤能唤起遗民的思旧之情。特别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不少明代旧臣每有故国之思，一时不能以诗直接表达，便往往通过评注杜诗的方法来加以寄托和曲折表达。钱谦益、朱鹤龄、金圣叹、仇兆鳌等都是注解杜诗的名家，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注起杜诗，恐怕多少与这种寄托和表达有关。久而久之，也就逐渐形成了注杜诗者远多于李白的现象。

　　李杜二人，成就之高，影响之巨，鲜有可比者。大文豪苏东坡甚至感叹：“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而，随着二人的去世，李白、杜甫诗歌的优劣之争随之涌现。各种观点大致可分为三派：扬李抑杜、扬杜抑李、李杜并重。　　中晚唐：三派观点继起　　李白比杜甫大11岁，成名也比杜甫早，贺知章见之以为“谪仙人”，唐玄宗闻其名而亲自召见，供奉翰林，“帝爱其才，数宴饮”。杜甫也屡以诗赞美，如“白也诗无敌”“李侯有佳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贺知章、唐玄宗、杜甫都曾是李白的“粉丝”。然而，李白谢世后，杜甫晚年佳作连连，诗名继起。于是，从中唐到晚唐，便开始有了李杜优劣之争，并出现了三派意见。　　在李杜之后，最初表明杜甫高于李白的人是元稹。杜甫的孙子知道元稹一直喜欢杜甫的诗，因此在为祖父灵柩迁葬途中，请元稹为杜甫写一篇墓系铭。在这篇文章中，元稹盛赞杜甫：“则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大致来看，最早的扬杜抑李论者主要是从反映民生疾苦、针砭社会腐败的角度来评判李杜的高下。　　但是，相关观点立刻受到韩愈的反对与驳斥。他在《调张籍》一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与元稹等人分属不同的文人集团，论诗主张也有所不同，因此对他们扬杜抑李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可以说，韩愈是中国最早的李杜并重论者。后来，顾陶、李商隐、杜牧等多持此论。　　唐代帝王多好诗，唐玄宗以外，唐文宗李昂也算一位。《唐诗纪事》　曾评介：“帝好五言，自制品格多同肃、代，而古调清俊。”唐文宗在位时曾颁布一份诏书：以李白歌诗、斐旻剑、张旭草书为三绝。由此，晚唐皮日休、吴融、郑谷诸诗人多重李白。吴融曾明确表态：“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　　宋代：扬杜抑李占据上风　　进入宋代以后，唐人三派并存的局面被打破了，扬杜抑李的声浪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主流。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确实与几位大人物的影响有关。　　第一位大人物是欧阳修。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政治地位很高，诗、词、散文和学问均堪称一流。他和宋祁在修撰《新唐书》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诗史地位。他说：“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唐宋两代皆重史，杜甫在正史中荣获“诗史”的名号，可是一件大事。　　第二位大人物是王安石。他是当时的主宰相，诗文、学问堪称一流。王安石于前代诗人最推崇杜甫，曾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一次见到杜甫画像，居然膜拜再三，泪流满面，并赋诗一首，表示“愿起公死从之游”。生前曾编选李、杜、韩、欧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尚排在韩愈、欧阳修之下。许多人都不理解。王回答：“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意思是说，李白只有“豪放飘逸”的风格，而杜甫知变，风格多样。　　宋人另有诗话记载，王安石以为李在杜下还有一个原因：“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意思是说，李白诗一气直下，语速太快，不如杜甫抑扬顿挫，更有节奏感。而且，李白的诗多写女人和酒，见识不高。　　第三位大人物是黄庭坚。他与苏轼并称“苏黄”，又能词，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派“江西诗派”的领袖。他曾说：“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由于他对杜诗的推崇，故“江西诗派”便都崇奉杜甫，后来又发展为“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宗。黄与二陈是当时诗坛的风云人物，都提倡继承杜甫的诗风。　　除了这三位大人物的影响，宋代的两种环境也助长了扬杜抑李的风气。一个是文学环境。宋代文人地位甚高，好发议论，也喜欢在诗中议论。杜甫曾开以议论为诗之先河，如论诗绝句等，颇投合宋人口味。另一个是社会环境。宋代积弱积贫、边患严重，国力远不如唐代强盛。很多文士、诗人、词家，从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到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无不忧国忧民、感慨时世。这种沉痛心情，与杜甫的心绪和沉郁顿挫的诗风最为相通相融，故学杜甫者多于李白。　　两宋时期，注杜诗者亦甚多。罗大经感慨：“至宋朝诸公，始知推尊少陵。”宋葛立方叹道：“则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　　不过，也有少数人为李白打抱不平，提倡李杜并重。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刘克庄也对扬杜抑李的现象不满，但他不敢说王安石诸公，只说元稹“抑扬太甚”，为李白鸣不平。但这些人的呼唤，终究敌不过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力，一时难成气候。直到明代，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　　明清：李杜并重渐成主流　　明代初期，福建长乐有个叫高棅的人，历时近十年，编选了一部《唐诗品汇》。这是明代影响极大、历时最久的唐诗读本。当时，上至朝廷官府，下至乡村私塾，多以此书为必读教材。高棅在此书中，对李杜二家诗基本持并重态度，对二人各体诗的作用、地位均作客观评述，这就改变了两宋以来扬杜抑李的风气。　　然而，明代的文学思潮相当活跃，宋人残存的一些影响尚存。王世贞、胡应麟是明代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诗评家，他们尽管李杜并举，视二人为大家，但在反复的论述与比较中，仍往往会流露出对杜评价略高一筹的倾向。但他们的前辈杨慎，则常常借对宋人的批评来为李白打抱不平。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　‘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又说：“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　　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等人，也都“严驳杜诗”，特别是王慎中，凡是宋人对杜诗褒扬处，他多针锋相对地指出其不足，几乎使杜诗体无完肤，跌到历史低点。　　由于有了宋、明人的争辩、比较和分析，人们对李杜二家诗的优劣高下、风貌种种，似乎有了更多、更清醒的认识，在原先分歧颇大的状态下也日益趋同，逐渐达成共识。清初诗坛盟主为王士祯，论诗倡神韵说，其《唐贤三昧集》的兴趣多在王维和孟浩然，对杜甫的诗不甚喜欢，以为李杜齐名，却不相似，也无所谓李杜之争。继起者沈德潜，论诗主格调说，其《唐诗别裁集》以李杜为宗。　　基本上看，清代从贺贻孙、全祖望、贺裳、冯班、赵执信到薛雪、乔亿、洪亮吉、赵翼、管世铭、姚鼐、刘熙载等，基本上都持李杜并重的态度。即使个别人有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的倾向与见解，也只是独抒己见，未必偏激。这方面，清人潘德舆有一段话较为公允。他说：“论李、杜不当论优劣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风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诗注本号称千家，有“千家注杜”之谓，而注李诗者仅几十家，何以相差如此之大？这是另有隐情的。除了杜甫的诗歌成就，还因为杜甫诗中充满故国之思和家国情怀，特别是在易代之际，杜诗中的“每依北斗望京华”“国破山河在”“文武衣冠异昔时”“百年世事不胜悲”“故国平居有所思”等，尤能唤起遗民的思旧之情。特别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不少明代旧臣每有故国之思，一时不能以诗直接表达，便往往通过评注杜诗的方法来加以寄托和曲折表达。钱谦益、朱鹤龄、金圣叹、仇兆鳌等都是注解杜诗的名家，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注起杜诗，恐怕多少与这种寄托和表达有关。久而久之，也就逐渐形成了注杜诗者远多于李白的现象。

　　李杜二人，成就之高，影响之巨，鲜有可比者。大文豪苏东坡甚至感叹：“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而，随着二人的去世，李白、杜甫诗歌的优劣之争随之涌现。各种观点大致可分为三派：扬李抑杜、扬杜抑李、李杜并重。　　中晚唐：三派观点继起　　李白比杜甫大11岁，成名也比杜甫早，贺知章见之以为“谪仙人”，唐玄宗闻其名而亲自召见，供奉翰林，“帝爱其才，数宴饮”。杜甫也屡以诗赞美，如“白也诗无敌”“李侯有佳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贺知章、唐玄宗、杜甫都曾是李白的“粉丝”。然而，李白谢世后，杜甫晚年佳作连连，诗名继起。于是，从中唐到晚唐，便开始有了李杜优劣之争，并出现了三派意见。　　在李杜之后，最初表明杜甫高于李白的人是元稹。杜甫的孙子知道元稹一直喜欢杜甫的诗，因此在为祖父灵柩迁葬途中，请元稹为杜甫写一篇墓系铭。在这篇文章中，元稹盛赞杜甫：“则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大致来看，最早的扬杜抑李论者主要是从反映民生疾苦、针砭社会腐败的角度来评判李杜的高下。　　但是，相关观点立刻受到韩愈的反对与驳斥。他在《调张籍》一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与元稹等人分属不同的文人集团，论诗主张也有所不同，因此对他们扬杜抑李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可以说，韩愈是中国最早的李杜并重论者。后来，顾陶、李商隐、杜牧等多持此论。　　唐代帝王多好诗，唐玄宗以外，唐文宗李昂也算一位。《唐诗纪事》　曾评介：“帝好五言，自制品格多同肃、代，而古调清俊。”唐文宗在位时曾颁布一份诏书：以李白歌诗、斐旻剑、张旭草书为三绝。由此，晚唐皮日休、吴融、郑谷诸诗人多重李白。吴融曾明确表态：“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　　宋代：扬杜抑李占据上风　　进入宋代以后，唐人三派并存的局面被打破了，扬杜抑李的声浪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主流。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确实与几位大人物的影响有关。　　第一位大人物是欧阳修。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政治地位很高，诗、词、散文和学问均堪称一流。他和宋祁在修撰《新唐书》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诗史地位。他说：“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唐宋两代皆重史，杜甫在正史中荣获“诗史”的名号，可是一件大事。　　第二位大人物是王安石。他是当时的主宰相，诗文、学问堪称一流。王安石于前代诗人最推崇杜甫，曾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一次见到杜甫画像，居然膜拜再三，泪流满面，并赋诗一首，表示“愿起公死从之游”。生前曾编选李、杜、韩、欧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尚排在韩愈、欧阳修之下。许多人都不理解。王回答：“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意思是说，李白只有“豪放飘逸”的风格，而杜甫知变，风格多样。　　宋人另有诗话记载，王安石以为李在杜下还有一个原因：“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意思是说，李白诗一气直下，语速太快，不如杜甫抑扬顿挫，更有节奏感。而且，李白的诗多写女人和酒，见识不高。　　第三位大人物是黄庭坚。他与苏轼并称“苏黄”，又能词，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派“江西诗派”的领袖。他曾说：“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由于他对杜诗的推崇，故“江西诗派”便都崇奉杜甫，后来又发展为“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宗。黄与二陈是当时诗坛的风云人物，都提倡继承杜甫的诗风。　　除了这三位大人物的影响，宋代的两种环境也助长了扬杜抑李的风气。一个是文学环境。宋代文人地位甚高，好发议论，也喜欢在诗中议论。杜甫曾开以议论为诗之先河，如论诗绝句等，颇投合宋人口味。另一个是社会环境。宋代积弱积贫、边患严重，国力远不如唐代强盛。很多文士、诗人、词家，从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到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无不忧国忧民、感慨时世。这种沉痛心情，与杜甫的心绪和沉郁顿挫的诗风最为相通相融，故学杜甫者多于李白。　　两宋时期，注杜诗者亦甚多。罗大经感慨：“至宋朝诸公，始知推尊少陵。”宋葛立方叹道：“则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　　不过，也有少数人为李白打抱不平，提倡李杜并重。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刘克庄也对扬杜抑李的现象不满，但他不敢说王安石诸公，只说元稹“抑扬太甚”，为李白鸣不平。但这些人的呼唤，终究敌不过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力，一时难成气候。直到明代，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　　明清：李杜并重渐成主流　　明代初期，福建长乐有个叫高棅的人，历时近十年，编选了一部《唐诗品汇》。这是明代影响极大、历时最久的唐诗读本。当时，上至朝廷官府，下至乡村私塾，多以此书为必读教材。高棅在此书中，对李杜二家诗基本持并重态度，对二人各体诗的作用、地位均作客观评述，这就改变了两宋以来扬杜抑李的风气。　　然而，明代的文学思潮相当活跃，宋人残存的一些影响尚存。王世贞、胡应麟是明代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诗评家，他们尽管李杜并举，视二人为大家，但在反复的论述与比较中，仍往往会流露出对杜评价略高一筹的倾向。但他们的前辈杨慎，则常常借对宋人的批评来为李白打抱不平。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　‘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又说：“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　　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等人，也都“严驳杜诗”，特别是王慎中，凡是宋人对杜诗褒扬处，他多针锋相对地指出其不足，几乎使杜诗体无完肤，跌到历史低点。　　由于有了宋、明人的争辩、比较和分析，人们对李杜二家诗的优劣高下、风貌种种，似乎有了更多、更清醒的认识，在原先分歧颇大的状态下也日益趋同，逐渐达成共识。清初诗坛盟主为王士祯，论诗倡神韵说，其《唐贤三昧集》的兴趣多在王维和孟浩然，对杜甫的诗不甚喜欢，以为李杜齐名，却不相似，也无所谓李杜之争。继起者沈德潜，论诗主格调说，其《唐诗别裁集》以李杜为宗。　　基本上看，清代从贺贻孙、全祖望、贺裳、冯班、赵执信到薛雪、乔亿、洪亮吉、赵翼、管世铭、姚鼐、刘熙载等，基本上都持李杜并重的态度。即使个别人有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的倾向与见解，也只是独抒己见，未必偏激。这方面，清人潘德舆有一段话较为公允。他说：“论李、杜不当论优劣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风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诗注本号称千家，有“千家注杜”之谓，而注李诗者仅几十家，何以相差如此之大？这是另有隐情的。除了杜甫的诗歌成就，还因为杜甫诗中充满故国之思和家国情怀，特别是在易代之际，杜诗中的“每依北斗望京华”“国破山河在”“文武衣冠异昔时”“百年世事不胜悲”“故国平居有所思”等，尤能唤起遗民的思旧之情。特别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不少明代旧臣每有故国之思，一时不能以诗直接表达，便往往通过评注杜诗的方法来加以寄托和曲折表达。钱谦益、朱鹤龄、金圣叹、仇兆鳌等都是注解杜诗的名家，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注起杜诗，恐怕多少与这种寄托和表达有关。久而久之，也就逐渐形成了注杜诗者远多于李白的现象。

对专业学诗的杜甫是邓肯，李白是科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