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是历史上有名的民生较好的时代之一,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各方面和谐程度达到最高的黄金治世。
仅从经济和人口来看,在隋末极度衰乱的基础上建立起的贞观之治达不到盛世的标准,但因其军事、政治、文明程度的高度发达,以及影响力的无限扩张,被后世无数历史学家异口同声的称为“盛世”——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不以经济和人口为准而共誉的盛世。
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盛世,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贞观之治”。——央视纪录片《鉴史问廉》
贞观之治究竟是怎样的时代?借用南师大教授郦波在央视纪录片中的一句话:贞观之治的时候,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盛世,甚至我敢说,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盛世里头几乎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状态。
于赓哲:贞观之治,它是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是一个国家安宁的时代,是一个和谐向上的时代。
贞观之治要说个大概,首先是社会矛盾是有史以来最小的,各阶层相处最和谐、互相掣肘最少的:君臣打成一片水乳交融,贵族庶族官员共事一堂极少勾心斗角,大姓豪滑之家不敢欺侮佃户。
其次社会风气是最健康的:很少有人忙着替自己钻营(有,极少极少),人人都有一种蓬勃向上、为国当先的意识,文臣致力治国理政畅所欲言,不怕因言论获罪,武臣致力于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不怕君王无能多加猜忌。
第三民族关系是非常和谐的:太宗以武力征服四方,完了又倡导以德服人,明面上不歧视任何民族,异族向往羡慕中华、崇敬天可汗之心也是无比竭诚的,很多异族也都以身为大唐属国、天可汗的子民自豪。
此外人才辈出、政治开明、文化发达、文明昌盛、行政高效、商业繁荣、文明输出、国际影响等等这些特点还是交给专家解读吧。
当然,太阳底下总有阴影,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例如现在国泰民安,依然有住房、医疗、卫生、就业等民生隐患,以及昆明、金水桥等和谐安全问题,其余还有精神文明缺失,人民素质亟待提高、社会风气有待改善、政府公信力有待提升等种种问题。
但即便有种种问题,也不妨碍我们现在是一个国泰民安的和平社会。
贞观之治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后期也出现了局部零星的不和谐因素,但并不妨碍它整体上是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和谐最理想的社会。
个人笔力有限,就拿黄埔军校一篇专家文章,给大家全面解析一下“贞观之治”。(篇幅有限,节选后半部分主要说“贞观之治”的,前半部分几千字对李世民个人的评价和赞美就省去了。)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贪污的王朝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强盛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在深层文明(主要指制度和文化遗产)上作出突出建树的只有贞观王朝。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
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个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六三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挺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二、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
一千二百年后,日本帝国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平空跃进几百年,并把昔日的老师踩在脚下,在老师的“庭院”里制造了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本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 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
三、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当从英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陈述这些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一年的贪污额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连续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已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的智慧和胸襟(美国的开国皇帝华盛顿有点象他的学生)。
五、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回顾贞观王朝的灿烂文明史,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最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也曾经是最最优秀的国民!当今天的中国人回首先辈辉煌的过去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死抱着“四大发明”和“文明古国”等早以消逝的光环自欺欺人;还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重新找回中华民族的理性和自信,还是每个中国人自己来作出决择吧!
贞观,以及基于贞观的治国理念所缔造的那个时代,是中国理想社会的初步实践,也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竭诚的追慕和向往:
吴兢: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
曾巩:以租庸任民,以府卫任兵,以职事任官,以才能任职,以兴义任俗,以尊本任众,赋役有定制,兵农有定业,官无虚名,职无废事,居者有余蓄,行者有余资,人人自厚,几于刑措!
王安石:汝生不及贞观中!
司马光: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司马光又叹:驱策英雄,网罗俊义,好用善谋,乐闻直谏,拯民于水火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使盗贼化为君子,呻吟转为讴歌,衣食有余,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颈阙庭,北海之滨,悉为州县!
苏辙:任贤使能,将相莫非其人,恭俭节用,天下几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见其比也!
理学家真德秀:贞观之规模不可以不复。
明成祖:贞观盛世,自古罕论。
明宪宗:三代以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间,莫若贞观之盛。
康熙:俯仰千年余,盛世数贞观。
严耕望:盖盛时代,中国实以东方共主之姿态出现,四夷君长群尊中国皇帝为天可汗,中国声教之远播,异族向慕之竭诚,可见一斑。原来中国传统文化经数千年之发展,至此而国家统一,政治安定,故文化发展得作一大集结。
钱穆: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之精神,实为中国史籍古今所鲜见。
此种政治、社会更方面合理的进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或理想为之指导。这种合理的观念与理想,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他不必在某一个人的事业上表出,而是在整个民族的长时期的奋斗下,笃实光辉地产生。
范文澜:贞时时期确实做到“中国自安、四夷自服”,文治和武功都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唐太宗也就成了空前成功的皇帝。
陈飞:他不仅使他的所有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看上去都像是美术大师技艺精纯时的杰作,而且在总体上也达到了那个时代和那个文化所能够想象的高度。以致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承认唐代是中国历史与民族的巅峰和象征,而唐太宗的政治、军事作为又是唐代的最高典范。所有曾被认为是美妙的东西,在这个时代都有着充分的生长;所有曾被作为理想的东西,在这个时代都有着足够的成就。甚至可以说我们的人文品格和精神,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实现到了极致!真、善、美,都在这里得到了集中反映。这一切都是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于是有人将他比作帝舜、帝尧,甚至比作黄帝、神农。李世民完成其伟大的时候,比任何取得类似伟大的帝王都要年青。唐太宗李世民是空前绝后的。
孟宪实:贞观之治达到一个高度,越往后人们越望之弥高,无法超越。这23年会成为1300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标杆。成为1300多年来我们的一个民族情结,具有了所有人仰望的高度。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不期而遇。一个时代因一个人而登上历史的巅峰,一个人因一个时代而名垂千古。
《鉴史问廉》:在中华数千年的古代史中,贞观之治所造就的那个盛世,也许是最让中国人怀念的时代。这是一个吏治清廉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空前安定的时代。一千多年过去了,大唐的盛世景象,还留在中国人的记忆深处。
贞观时代所创造的文明不止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永恒的追思,也是中国之于世界文明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谱写下世界文明史上光辉的一页。
斯塔夫里阿诺斯:自唐朝起,中国文明规模巨大,根深蒂固,不可能形成长期分裂的状态。
默克多:它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开明,最进步的一个帝国,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的一个时代。
杰茨费拉德:
唐太宗似乎像天命所归的人物,对他而言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他是社会的拯救者,也是统一与和平的恢复者,更是汉民族的凝聚者,世界文明的指路者。他的个性是如此的强悍有力,他影响了所有与他相处过的人物,并且成为一个后代子孙眼中的传奇人物。在中国的帝王中,无人可与之相提并论。
连外国人都知道:在后世人眼里,太宗朝文治武功并盛,既空前又绝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