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马德里有时被称为“政权俱乐部”，尤其是在赢得冠军或签下巨星球员时。这一印象的形成有多重因素，例如俱乐部名称中的“Real”（皇家）和徽标上的王冠等皇室元素，然而这并非该印象的主要原因，因为实际上西班牙有28家以上的足球俱乐部都获得过皇家赞助。这一观点的主要来源是有关皇家马德里始终受到独裁者佛朗西斯科·佛朗哥青睐的说法。在各种讨论中，不同俱乐部球迷之间的争论屡见不鲜，常常出现断章取义以贬低对方的情况。因此，本文将从西班牙内战的起源着手，探讨这一历史阶段以提供更加公正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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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班牙内战
20世纪初，西班牙是一个经济上贫穷、政治上落后的半封建农业国家。西班牙政治体制仍偏向封建专制形式，大地主掌管国内绝大多数土地和资源，下层阶级人民生活困苦。1923年，得到阿方索十三世（就是授予各俱乐部“皇家”称号的那个球迷国王）支持的将领德·里维拉发动政变，西班牙进入了七年独裁时期，他强力镇压国内纷乱，并推行一系列稳定措施，但没有能从根本上为西班牙经济提供持续动力，也无法缓和被压抑的矛盾。随着政府财政破产和1929年大萧条的到来，无力挽救局面的德·里维拉在失去阿方索十三世支持后辞职并流亡海外，不久逝世。在1931年市政选举中，共和派大获全胜，阿方索十三世亦流亡海外，萨莫拉成立了西班牙第二共和国。
但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同样处于动荡不安的情势，先后成立了至少28个政府，最早的政府是萨莫拉领导的左翼社会主义联盟，实施了一系列的民主与土地改革，但并没有十分奏效。在左翼共和政府执政时，极右的法西斯主义与极左的共产主义在西班牙迅速蔓延，国内充斥着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其中，法西斯主义的长枪党和西班牙共产党手段最为激烈，导致冲突规模逐次升级。1933年，西班牙举行选举，右翼政党胜出，取消了前任政府的各项改革；1936年的选举中，左翼联盟获得险胜，再次夺回政权。新政府再次变更右翼的种种政策，这引发许多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保皇人士等势力的不满，企图推翻共和政府。
（弗朗哥接见多米尼加”大统领、祖国恩人”特鲁希略）
早在内战爆发前，德国高层和国民军领袖已有多次接触。1936年7月17日，驻摩洛哥和加那利群岛的西班牙殖民军在佛朗哥、埃米利奥·莫拉等将领策动下发动叛乱，而西班牙本土的叛军也在这段时间先后发动叛乱，内战正式爆发。内战爆发后，佛朗哥派出特使赴德、意请求军援，7月24日墨索里尼正式决定介入、7月26日特使见到希特勒，希特勒当天才刚观赏完《女武神》歌剧，了解国民军的来意后当晚便做出介入内战的决定。至此，法西斯阵营德、意干涉军加入西班牙内战。
叛乱迅速蔓延到本土加的斯、塞维利亚、萨拉戈萨、布尔戈斯等大中城市，陆军和空军的大部分部队以及摩洛哥人组成的“外籍军团”参加了叛乱。叛军趁政府犹豫之际，迅速占领西属摩洛哥、加那利群岛、巴利阿里群岛以及西班牙本土北部和西南各省，7月30日在布尔戈斯成立“国防执政委员会”，企图南北夹击马德里，进而夺取全国政权。
（内战各派的阵营控制区）
叛乱发生后，西班牙各阶层人民响应人民阵线的号召，拿起武器保卫共和国。由此，西班牙分裂为两大阵营——即由西班牙共和军和人民阵线为代表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和以佛朗哥为核心的西班牙国民军和西班牙长枪党。
2.内战时期的动荡
与人们的惯有印象不同，内战开始前与内战中的皇马几乎可以说是共和派的坚定支持者。作为反抗佛朗哥军队的重要据点之一，马德里城和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坚守至1939年。皇家马德里不仅在战争中捐款支持共和派的抗争，还将其查马丁球场和俱乐部设施命名为“体育营”，并将其用作共和派（“红军”）的军事训练基地。
（皇马球员在赛前向共和党致意）
内战前的皇家马德里主席是马德里市政厅的共和派议员拉斐尔·桑切斯·格拉。拉斐尔于1935年被选为皇马主席，年轻时曾在北非战场结识弗朗哥并在随后保持着良好的战友之情，然而其在德·里维拉独裁统治时期被下狱，出狱后又加入左翼共和派，曾经一度担任临时共和政府副国务卿、总统秘书长等职位。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拉斐尔·桑切斯正在休假，尽管他之后回到了马德里，但再也没有回到俱乐部。他在1936年8月辞职，并在西班牙内战结束被佛朗哥囚禁（什么交情都没用）。战后审判中他被判以重刑，直至法国特勤局伸出援手才得以逃离西班牙。
在拉斐尔·桑切斯辞职后，皇家马德里被西班牙政府委员会接管。该委员会由胡安·何塞·巴列霍领导，由于他是一名军人，内战期间忙于战事，几乎无暇顾及皇马的运作，因此来自西班牙体育联合会、担任球队技术顾问的共和派人物巴勃罗·埃尔南德斯被视为事实上的主席。
1936年11月，巴列霍将权力移交给共和党上校、安全总局局长安东尼奥·奥尔特加。奥尔特加因西班牙内战早期保卫马德里而成为共和军政府的英雄，他担任皇马主席大约一年左右，其领导下的皇马是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但他随后被怀疑为苏联间谍而被解雇。1939年，在佛朗哥为期两年半的围困下，马德里沦陷。奥尔特加与皇马副主席贡萨洛·阿吉雷和财务主管瓦莱罗·里维拉一起，被佛朗哥政府俘虏并处决。不同于通常的行刑方式，奥尔特加被用细线勒住脖子绞杀至死。
（安东尼奥·奥尔特加，1939年被弗朗哥处决）
在整个战争期间，皇家马德里被用作共和军一方“粗鲁的宣传机器”。皇马的查马丁球场被用于慈善友谊赛、军事示威和体操赛事。俱乐部工作人员会将一天的工资捐赠给共和党的军队进行内战，在内战期间只有拥有共和党执政联盟成员资格的俱乐部成员才被允许进入俱乐部场所。
在这一时期，皇家马德里确实尝试继续进行足球活动。当联赛暂停时，一些未受战争严重影响的地区开始举办新的赛事，例如加泰罗尼亚锦标赛。在帕科·布鲁的管理下，皇家马德里申请参加加泰罗尼亚锦标赛，并成功说服了大部分球队同意他们的参赛。然而，巴塞罗那拒绝了皇马的加入，断绝了查马丁球场恢复正常比赛的希望。巴塞罗那的官方理由是：为了保护锦标赛的地区特色。整个内战期间两支球队各有建树：从1931年到1936年，皇家马德里赢得了五个赛季中的两个联赛冠军和两次杯赛；弗朗哥政权时期，巴塞罗成为赢得最高统帅杯（国王杯为弗朗哥改名）最多次数的球队。
（战时的查马丁球场惨遭破坏）
3.战后重生
西班牙内战于1939年4月1日结束，但对于球员的生涯甚至生命来说是毁灭性的。1935/36赛季的球队阵容中，最终只有四名成员在内战结束后回到了皇家马德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内战前都是板凳球员，许多先发球员要么退役，要么在战争结束后在其他地方踢球。
此前的主力门将里卡多·萨莫拉两次接近死亡，其在内战期间被一名左翼极端分子持刀抵住但幸免于难，战后又在托莱多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但因为名人身份而最终逃回法国，并为尼斯效力一年后选择退役；曾经的队长佩德罗·帕特里西奥被判处三十年徒刑，在躲掉了四次枪决判罚后流亡海外，直到2002年去世都没能再回归故土。此外，此前从皇家社会转会到马德里的雷吉罗兄弟组建了一支巡回球队在欧洲和美洲参加慈善赛以支持战争努力，但随着内战的结束，战后多人只能选择留在了墨西哥。
（里卡多·萨莫拉的经典形象）
虽然1936年的球员阵容中无人因战争而丧生，但并非所有的前球员和工作人员都如此幸运。曾在1928年至1932年效力于皇马的蒙钦·蒂拉纳在1936年与他的两位兄弟一同被处决，他在母亲和妹妹遭到威胁时投降，曾希望凭借自己的知名度保住性命。此前提到的皇家马德里的前副主席贡萨洛·阿吉雷和财务主管瓦莱罗·里维拉在战后被处决，大部分董事会成员则遭到逮捕。查马丁球场遭受了数千比塞塔的损失，修复工作耗时六个月。在战争后期，球场成为战俘处理中心并被洗劫一空。球场草坪被改成了菜园，工作人员胡安·卡洛斯·阿隆索甚至住在更衣室里。
（蒙钦·蒂拉纳是不幸在内战中牺牲的皇马球员之一）
1939年的皇家马德里是什么样的？以西班牙历史学家的话来讲，这支队伍正处在他们的零点时分，没有球员，没有教练，没有董事会管理层，俱乐部毫无资金储备，球场受损严重，同时还在遭受佛朗哥政府强烈的政治怀疑。在内战刚刚结束的这几年，皇家马德里的目标是：如何不让球队消失于西班牙的历史中。1943年，佛朗哥政府任命了新的俱乐部董事会，圣地亚哥·伯纳乌当选主席。他在当选时抱怨称，他的球队大部分成员都被关在监狱中。后面的故事已然耳熟能详——伯纳乌带领皇马成为那个世纪最伟大的俱乐部，没有之一。
（圣地亚哥·伯纳乌战后担任皇马主席负责重建球队）
在伯纳乌担任主席期间，皇马也并非与政府当局全无冲突。1963年，伯纳乌反对政府当局的意见，找到了前文提到的前共和党皇马主席拉斐尔·桑切斯·格拉，当时的格拉从巴黎艰难返回祖国后隐居在北部修道院，伯纳乌向他授予了俱乐部最高荣誉；1973年，皇马将俱乐部的金质勋章授予了以色列将军摩西·达扬，而当时的佛朗哥政府是拒绝承认以色列的，这再次造成了俱乐部与佛朗哥政府的矛盾。除此之外，伯纳乌与佛朗哥政府最出名的冲突事件还有其和阿斯特雷将军的决斗。阿特雷斯是佛朗哥手下军团的创始主席之一，他的地位令他在查马丁拥有独立包厢，同时他每次进入球场时都有一名配枪随行人员陪同，但伯纳乌对他们不经邀请利用特权的行为并不赞同。某次比赛时，阿斯特雷与一名外交官产生矛盾（一说阿斯特雷骚扰了一位女士），伯纳乌再也无法忍受阿斯特雷，命令俱乐部禁止他进入包厢。但下次比赛时阿斯特雷持枪强行闯入，与伯纳乌直接对峙并要求与进行决斗，最后在格兰德斯将军的调解下不了了之。在阿斯特雷的后半辈子里，他再也没踏足过皇马主场。
4.真相与谎言？
人们普遍的看法是，皇家马德里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得到了佛朗哥的支持。然而，更准确地说，佛朗哥支持他们是因为他们本身已经很强大。皇家马德里象征着佛朗哥所推崇的一切：中央集权的西班牙、马德里的权威，以及传统卡斯蒂利亚价值观的力量。在多个方面，皇马成为了独裁者的重要外交与政治工具。俱乐部的成功，尤其是在欧洲赛场上的辉煌，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的西班牙形象，与当时欧洲对这个国家的普遍看法形成鲜明对比（弗朗哥最初反对欧冠，但在发现欧冠可以宣传国家形象后才默许）。尽管佛朗哥政权主要以内部统治为主，却非常关注外界对西班牙的认知，而皇家马德里正是其完美的公关工具，展示了一个富裕、幸福、统一的西班牙形象，与现实大相径庭。
（西班牙报纸报道弗朗哥帮助巴塞罗那清理债务）
关于皇家马德里与佛朗哥政权之间密切联系的说法显然被夸大了。虽然佛朗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与俱乐部保持一致，但将皇马的成功完全归功于这种联系则是巨大的误读。那么，这一讨论是如何产生的呢？
事实上，关于皇家马德里与佛朗哥关系的叙述，契合了部分地区与部分政治群体长期以来的叙事框架，即将皇马描绘成传统保守、中央集权的西班牙象征，而少数地区和政治群体则被视为民主和独立精神的象征——即使在政权的强烈迫害下仍然取得了成功。不可否认，像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竞技这样的俱乐部在政权时期受到了大量压制，因为它们所代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被弗朗哥要求承认另一种文化和身份。然而，佛朗哥的西班牙建立在中央集权和同质化的民族、文化与语言身份之上，任何挑战这一秩序的力量都会被镇压。相比之下，皇家马德里象征着中央集权的力量以及传统的西班牙语言与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像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这样的俱乐部相比，皇马看似得到了“优待”，因为其他俱乐部在某种程度上隐含地拒绝政权，并被佛朗哥视为对西班牙国家认同的威胁。然而，了解佛朗哥政权历史的人非常清楚，所有俱乐部都在那一时期遭受了严重打击，包括皇家马德里。佛朗哥从未真正忠于任何一家俱乐部，他的关注点仅在于提升自己的形象和利益，而他会支持任何能推动他议程的人或组织作为政治工具。
（为爱发电，转载请注明来源）
皇家马德里有时被称为“政权俱乐部”，尤其是在赢得冠军或签下巨星球员时。这一印象的形成有多重因素，例如俱乐部名称中的“Real”（皇家）和徽标上的王冠等皇室元素，然而这并非该印象的主要原因，因为实际上西班牙有28家以上的足球俱乐部都获得过皇家赞助。这一观点的主要来源是有关皇家马德里始终受到独裁者佛朗西斯科·佛朗哥青睐的说法。在各种讨论中，不同俱乐部球迷之间的争论屡见不鲜，常常出现断章取义以贬低对方的情况。因此，本文将从西班牙内战的起源着手，探讨这一历史阶段以提供更加公正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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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班牙内战
20世纪初，西班牙是一个经济上贫穷、政治上落后的半封建农业国家。西班牙政治体制仍偏向封建专制形式，大地主掌管国内绝大多数土地和资源，下层阶级人民生活困苦。1923年，得到阿方索十三世（就是授予各俱乐部“皇家”称号的那个球迷国王）支持的将领德·里维拉发动政变，西班牙进入了七年独裁时期，他强力镇压国内纷乱，并推行一系列稳定措施，但没有能从根本上为西班牙经济提供持续动力，也无法缓和被压抑的矛盾。随着政府财政破产和1929年大萧条的到来，无力挽救局面的德·里维拉在失去阿方索十三世支持后辞职并流亡海外，不久逝世。在1931年市政选举中，共和派大获全胜，阿方索十三世亦流亡海外，萨莫拉成立了西班牙第二共和国。
但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同样处于动荡不安的情势，先后成立了至少28个政府，最早的政府是萨莫拉领导的左翼社会主义联盟，实施了一系列的民主与土地改革，但并没有十分奏效。在左翼共和政府执政时，极右的法西斯主义与极左的共产主义在西班牙迅速蔓延，国内充斥着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其中，法西斯主义的长枪党和西班牙共产党手段最为激烈，导致冲突规模逐次升级。1933年，西班牙举行选举，右翼政党胜出，取消了前任政府的各项改革；1936年的选举中，左翼联盟获得险胜，再次夺回政权。新政府再次变更右翼的种种政策，这引发许多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保皇人士等势力的不满，企图推翻共和政府。
（弗朗哥接见多米尼加”大统领、祖国恩人”特鲁希略）
早在内战爆发前，德国高层和国民军领袖已有多次接触。1936年7月17日，驻摩洛哥和加那利群岛的西班牙殖民军在佛朗哥、埃米利奥·莫拉等将领策动下发动叛乱，而西班牙本土的叛军也在这段时间先后发动叛乱，内战正式爆发。内战爆发后，佛朗哥派出特使赴德、意请求军援，7月24日墨索里尼正式决定介入、7月26日特使见到希特勒，希特勒当天才刚观赏完《女武神》歌剧，了解国民军的来意后当晚便做出介入内战的决定。至此，法西斯阵营德、意干涉军加入西班牙内战。
叛乱迅速蔓延到本土加的斯、塞维利亚、萨拉戈萨、布尔戈斯等大中城市，陆军和空军的大部分部队以及摩洛哥人组成的“外籍军团”参加了叛乱。叛军趁政府犹豫之际，迅速占领西属摩洛哥、加那利群岛、巴利阿里群岛以及西班牙本土北部和西南各省，7月30日在布尔戈斯成立“国防执政委员会”，企图南北夹击马德里，进而夺取全国政权。
（内战各派的阵营控制区）
叛乱发生后，西班牙各阶层人民响应人民阵线的号召，拿起武器保卫共和国。由此，西班牙分裂为两大阵营——即由西班牙共和军和人民阵线为代表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和以佛朗哥为核心的西班牙国民军和西班牙长枪党。
2.内战时期的动荡
与人们的惯有印象不同，内战开始前与内战中的皇马几乎可以说是共和派的坚定支持者。作为反抗佛朗哥军队的重要据点之一，马德里城和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坚守至1939年。皇家马德里不仅在战争中捐款支持共和派的抗争，还将其查马丁球场和俱乐部设施命名为“体育营”，并将其用作共和派（“红军”）的军事训练基地。
（皇马球员在赛前向共和党致意）
内战前的皇家马德里主席是马德里市政厅的共和派议员拉斐尔·桑切斯·格拉。拉斐尔于1935年被选为皇马主席，年轻时曾在北非战场结识弗朗哥并在随后保持着良好的战友之情，然而其在德·里维拉独裁统治时期被下狱，出狱后又加入左翼共和派，曾经一度担任临时共和政府副国务卿、总统秘书长等职位。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拉斐尔·桑切斯正在休假，尽管他之后回到了马德里，但再也没有回到俱乐部。他在1936年8月辞职，并在西班牙内战结束被佛朗哥囚禁（什么交情都没用）。战后审判中他被判以重刑，直至法国特勤局伸出援手才得以逃离西班牙。
在拉斐尔·桑切斯辞职后，皇家马德里被西班牙政府委员会接管。该委员会由胡安·何塞·巴列霍领导，由于他是一名军人，内战期间忙于战事，几乎无暇顾及皇马的运作，因此来自西班牙体育联合会、担任球队技术顾问的共和派人物巴勃罗·埃尔南德斯被视为事实上的主席。
1936年11月，巴列霍将权力移交给共和党上校、安全总局局长安东尼奥·奥尔特加。奥尔特加因西班牙内战早期保卫马德里而成为共和军政府的英雄，他担任皇马主席大约一年左右，其领导下的皇马是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但他随后被怀疑为苏联间谍而被解雇。1939年，在佛朗哥为期两年半的围困下，马德里沦陷。奥尔特加与皇马副主席贡萨洛·阿吉雷和财务主管瓦莱罗·里维拉一起，被佛朗哥政府俘虏并处决。不同于通常的行刑方式，奥尔特加被用细线勒住脖子绞杀至死。
（安东尼奥·奥尔特加，1939年被弗朗哥处决）
在整个战争期间，皇家马德里被用作共和军一方“粗鲁的宣传机器”。皇马的查马丁球场被用于慈善友谊赛、军事示威和体操赛事。俱乐部工作人员会将一天的工资捐赠给共和党的军队进行内战，在内战期间只有拥有共和党执政联盟成员资格的俱乐部成员才被允许进入俱乐部场所。
在这一时期，皇家马德里确实尝试继续进行足球活动。当联赛暂停时，一些未受战争严重影响的地区开始举办新的赛事，例如加泰罗尼亚锦标赛。在帕科·布鲁的管理下，皇家马德里申请参加加泰罗尼亚锦标赛，并成功说服了大部分球队同意他们的参赛。然而，巴塞罗那拒绝了皇马的加入，断绝了查马丁球场恢复正常比赛的希望。巴塞罗那的官方理由是：为了保护锦标赛的地区特色。整个内战期间两支球队各有建树：从1931年到1936年，皇家马德里赢得了五个赛季中的两个联赛冠军和两次杯赛；弗朗哥政权时期，巴塞罗成为赢得最高统帅杯（国王杯为弗朗哥改名）最多次数的球队。
（战时的查马丁球场惨遭破坏）
3.战后重生
西班牙内战于1939年4月1日结束，但对于球员的生涯甚至生命来说是毁灭性的。1935/36赛季的球队阵容中，最终只有四名成员在内战结束后回到了皇家马德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内战前都是板凳球员，许多先发球员要么退役，要么在战争结束后在其他地方踢球。
此前的主力门将里卡多·萨莫拉两次接近死亡，其在内战期间被一名左翼极端分子持刀抵住但幸免于难，战后又在托莱多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但因为名人身份而最终逃回法国，并为尼斯效力一年后选择退役；曾经的队长佩德罗·帕特里西奥被判处三十年徒刑，在躲掉了四次枪决判罚后流亡海外，直到2002年去世都没能再回归故土。此外，此前从皇家社会转会到马德里的雷吉罗兄弟组建了一支巡回球队在欧洲和美洲参加慈善赛以支持战争努力，但随着内战的结束，战后多人只能选择留在了墨西哥。
（里卡多·萨莫拉的经典形象）
虽然1936年的球员阵容中无人因战争而丧生，但并非所有的前球员和工作人员都如此幸运。曾在1928年至1932年效力于皇马的蒙钦·蒂拉纳在1936年与他的两位兄弟一同被处决，他在母亲和妹妹遭到威胁时投降，曾希望凭借自己的知名度保住性命。此前提到的皇家马德里的前副主席贡萨洛·阿吉雷和财务主管瓦莱罗·里维拉在战后被处决，大部分董事会成员则遭到逮捕。查马丁球场遭受了数千比塞塔的损失，修复工作耗时六个月。在战争后期，球场成为战俘处理中心并被洗劫一空。球场草坪被改成了菜园，工作人员胡安·卡洛斯·阿隆索甚至住在更衣室里。
（蒙钦·蒂拉纳是不幸在内战中牺牲的皇马球员之一）
1939年的皇家马德里是什么样的？以西班牙历史学家的话来讲，这支队伍正处在他们的零点时分，没有球员，没有教练，没有董事会管理层，俱乐部毫无资金储备，球场受损严重，同时还在遭受佛朗哥政府强烈的政治怀疑。在内战刚刚结束的这几年，皇家马德里的目标是：如何不让球队消失于西班牙的历史中。1943年，佛朗哥政府任命了新的俱乐部董事会，圣地亚哥·伯纳乌当选主席。他在当选时抱怨称，他的球队大部分成员都被关在监狱中。后面的故事已然耳熟能详——伯纳乌带领皇马成为那个世纪最伟大的俱乐部，没有之一。
（圣地亚哥·伯纳乌战后担任皇马主席负责重建球队）
在伯纳乌担任主席期间，皇马也并非与政府当局全无冲突。1963年，伯纳乌反对政府当局的意见，找到了前文提到的前共和党皇马主席拉斐尔·桑切斯·格拉，当时的格拉从巴黎艰难返回祖国后隐居在北部修道院，伯纳乌向他授予了俱乐部最高荣誉；1973年，皇马将俱乐部的金质勋章授予了以色列将军摩西·达扬，而当时的佛朗哥政府是拒绝承认以色列的，这再次造成了俱乐部与佛朗哥政府的矛盾。除此之外，伯纳乌与佛朗哥政府最出名的冲突事件还有其和阿斯特雷将军的决斗。阿特雷斯是佛朗哥手下军团的创始主席之一，他的地位令他在查马丁拥有独立包厢，同时他每次进入球场时都有一名配枪随行人员陪同，但伯纳乌对他们不经邀请利用特权的行为并不赞同。某次比赛时，阿斯特雷与一名外交官产生矛盾（一说阿斯特雷骚扰了一位女士），伯纳乌再也无法忍受阿斯特雷，命令俱乐部禁止他进入包厢。但下次比赛时阿斯特雷持枪强行闯入，与伯纳乌直接对峙并要求与进行决斗，最后在格兰德斯将军的调解下不了了之。在阿斯特雷的后半辈子里，他再也没踏足过皇马主场。
4.真相与谎言？
人们普遍的看法是，皇家马德里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得到了佛朗哥的支持。然而，更准确地说，佛朗哥支持他们是因为他们本身已经很强大。皇家马德里象征着佛朗哥所推崇的一切：中央集权的西班牙、马德里的权威，以及传统卡斯蒂利亚价值观的力量。在多个方面，皇马成为了独裁者的重要外交与政治工具。俱乐部的成功，尤其是在欧洲赛场上的辉煌，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的西班牙形象，与当时欧洲对这个国家的普遍看法形成鲜明对比（弗朗哥最初反对欧冠，但在发现欧冠可以宣传国家形象后才默许）。尽管佛朗哥政权主要以内部统治为主，却非常关注外界对西班牙的认知，而皇家马德里正是其完美的公关工具，展示了一个富裕、幸福、统一的西班牙形象，与现实大相径庭。
（西班牙报纸报道弗朗哥帮助巴塞罗那清理债务）
关于皇家马德里与佛朗哥政权之间密切联系的说法显然被夸大了。虽然佛朗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与俱乐部保持一致，但将皇马的成功完全归功于这种联系则是巨大的误读。那么，这一讨论是如何产生的呢？
事实上，关于皇家马德里与佛朗哥关系的叙述，契合了部分地区与部分政治群体长期以来的叙事框架，即将皇马描绘成传统保守、中央集权的西班牙象征，而少数地区和政治群体则被视为民主和独立精神的象征——即使在政权的强烈迫害下仍然取得了成功。不可否认，像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竞技这样的俱乐部在政权时期受到了大量压制，因为它们所代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被弗朗哥要求承认另一种文化和身份。然而，佛朗哥的西班牙建立在中央集权和同质化的民族、文化与语言身份之上，任何挑战这一秩序的力量都会被镇压。相比之下，皇家马德里象征着中央集权的力量以及传统的西班牙语言与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像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这样的俱乐部相比，皇马看似得到了“优待”，因为其他俱乐部在某种程度上隐含地拒绝政权，并被佛朗哥视为对西班牙国家认同的威胁。然而，了解佛朗哥政权历史的人非常清楚，所有俱乐部都在那一时期遭受了严重打击，包括皇家马德里。佛朗哥从未真正忠于任何一家俱乐部，他的关注点仅在于提升自己的形象和利益，而他会支持任何能推动他议程的人或组织作为政治工具。
（为爱发电，转载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