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老人家诞辰。
………
“我在师范学校学习了五年，成功抵制了后来所有广告的诱惑。最后我竟然拿到了学位。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历了不少事情。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观点。我最早的社会活动经验也是在这里获得的。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章制度，我只赞同其中的极少数。例如，我反对把自然科学设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没有认真学，因此这些课程我大多成绩很差。我最讨厌静物写生必修课，觉得这门课极度乏味。我常常想出尽可能简单的东西来画，赶快画完离开教室。记得有一回，我画了一幅‘半壁见海日’——一条直线，上面一个半圆。还有一回，我在图画考试时画了个椭圆应付了事。我管这叫鸡蛋。最后我得了40分，没及格。好在我的社会科学各门课成绩优秀，从而拉平了其他科目的低分。
“这里有一位国文教师，学生给他起了个绰号——‘袁大胡子’。他笑话我的作文是新闻记者的笔法。他瞧不上我崇拜的梁启超，认为他只是粗通文墨。我不得不改变文风。我学习韩愈的文章，掌握了古文文法。因此，多亏‘袁大胡子’，如果有需要的话，我现在还能写出一篇还算不错的文言文。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教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俩的生活有了密切关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位唯心主义者，有着高尚的道德品质。他非常热烈地信仰自己的伦理学，努力向学生们灌输这样的信念——成为正直、高尚、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关于伦理学的译著，并受启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心之力》。我那时也是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出于自己的唯心主义立场，对我的那篇文章予以高度评价，给了我100分。
“一位姓唐的教师经常给我看一些旧《民报》，我带着浓厚的兴趣阅读那些报纸。我从报上了解到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里面讲了两名中国学生周游全国的故事，他们一路走到位于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令我深受鼓舞。我想效仿他们的做法，但没有钱，因此我想应该先尝试着在湖南旅行。
“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徒步横穿湖南，经过了五个县。有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和我做伴。我们的足迹踏遍了这五个县，没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为我们提供睡觉的地方。我们走到哪里都受到了友好的招待和欢迎。同我一起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成为南京方面的国民党官员，在易培基手下任职。易培基本是湖南师范学校的校长，后来在南京当了高官，还把萧瑜安排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做监守。萧瑜却盗卖了博物院最珍贵的一些文物，在1934年携款逃跑了。
“我觉得自己志向高远，需要结交一些亲密伙伴。一天，我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来联系我。我特别提出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献身的青年。这个广告得到了三个半人的答复。其中一个是罗章龙，他后来加入了共产党，但又背叛了党。另外两个青年后来成了极端反动分子。‘半’个答复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达意见的青年，他的名字叫作李立三。李立三听完我的话就走了，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出友谊来。
“不过，我渐渐在我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些学生形成后来一个学会的核心，这个学会将对中国国家事务和命运产生广泛的影响。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先进的人，他们无暇议论鸡毛蒜皮的琐事。他们的言行一定要有目标。他们无暇谈情说爱，认为形势是如此严峻，求知的需求是如此迫切，根本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个人事务。我对女人没什么兴趣。我14岁时，父母给我娶了个20岁的姑娘，但我从未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没有把她当作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在这种年纪的男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魅力常常是重要内容，但我的同伴不仅没说过这方面的话，甚至还拒绝谈论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事。记得有一回，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肉，而且当着我的面把用人喊来，同他讲买肉的事情，然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十分恼火，后来再也没有和那个家伙见面。我和我的朋友们更喜欢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的属性，中国、世界乃至宇宙的特性！
“我们还对体育锻炼十分热衷。寒假里，我们徒步穿过田野，上山下山，绕城踱步，越过溪流。要是下雨的话，我们就把衬衫脱掉，称之为‘雨浴’。要是烈日炎炎，我们也把衬衫脱掉，称之为‘日光浴’。春风吹拂时，我们放声高喊，说这是个新的体育项目，名叫‘风浴’。霜降以后，我们仍然睡在外面。甚至于到了11月，我们还在冰冷的河水中游泳。所有这些都以‘体能训练’的名义进行着。对于增强我的体质，这也许大有裨益。后来，我在中国南方多次往返行军，在长征中从江西走到西北，正好迫切需要这种体质。
“我与其他城镇的很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联系。我渐渐意识到，我们还需要一个更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推动建立了‘新民学会’。学会有70到80名会员，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曾经参加新民学会的较有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李维汉），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长；夏曦，现在在红二方面军工作；何叔衡，中央苏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后于1935年被蒋介石杀害；郭亮，著名的工会组织者，1930年被何键杀害；萧子賞，作家，现居苏联；蔡和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易礼容，后来成为中央委员，接着‘叛变’国民党，成为资本主义工会的组织者；萧铮（音译），中国共产党著名领导人，是在最初的建党文件上签名的6个人之一，不久前病故。新民学会的大部分会员，都在1927年反革命政变中被杀害。
“大约在同时，另一个与新民学会性质相似的团体成立了，这就是湖北的‘互助社’。它的许多成员，后来也发展为共产党，其中包括：恽代英，他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林彪，他现在是红军大学校长；还有张浩，他现在负责白军（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官兵）工作。北平还有个名叫‘辅社’的团体，其中有些成员后来发展为共产党。在中国别的地方，特别是上海、杭州、汉口和天津，斗志昂扬的青年组织了一些进步团体，开始主张要对中国的政治施加影响。
“这些团体中的绝大多数，在组建时多少受了《新青年》的影响。《新青年》是倡导新文化运动的著名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还在师范学校当学生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并且十分欣赏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间，他们取代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而梁启超、康有为二人已经被我抛弃了。
“这时，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奇怪组合。我对于‘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自由主义有着模糊的热情，但我明确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
“我于1913年考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里，一共只花了160元钱——其中还包括我多次交的报名费！这笔钱大概有三分之一用于买报纸，因为我每月要花大约1元钱的订阅费。我也经常在报摊上买书、买杂志。父亲骂我浪费，说这是把钱浪费在废纸上。但我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从1911年一直到1927年上井冈山，我一直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从未间断。
“我在学校的最后那年，母亲去世了。这样一来，我就更没有回家的兴趣了。那个夏天，我决定去北平。湖南有许多学生正计划去法国，想通过‘勤工俭学’的办法在那里读书。在世界大战中，法国曾以‘勤工俭学’的形式招募中国青年为其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到北平学习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场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留学的人中间，有很多都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成为有名的进步人士。徐特立也受到这场运动的影响，在40多岁时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去了法国。不过，他直到1927年才成为共产党员。
“我和一些湖南学生一道去了北平。不过，尽管我协助组织了这场运动，新民学会也支持这场运动，但我却不想到欧洲去。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不够了解，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好处。当时，那些决定前往法国的学生向现在的中法大学校长李石曾学法文，但我没有这么做。我有别的打算。
“北平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似乎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去首都的，一到那里就得马上找工作。我以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这时已经当上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份工作，他将我介绍给大学图书馆的主任。这位主任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为我安排了图书馆助理馆员的工作，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工资——8元钱。
“我职位低，大家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一项任务是登记来图书馆看报纸的读者姓名，但他们大多没把我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在那些来图书馆阅读的人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著名领袖，像傅斯年、罗家伦等，这些人我都非常感兴趣。我试图与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但他们都很忙，没空听一个图书馆助理馆员讲南方土话。
“不过我没有气馁。我加入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目的是在北大旁听课程。我在新闻学会遇到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是南京方面的高官；再如谭平山，他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再后来又成了所谓‘第三党’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有很大帮助。他在新闻学会当讲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怀揣炽热的理想，并且有着优秀的品质。他于1926年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还遇见了张国焘——目前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了三K党（！）；段锡朋，目前是南京方面的教育部次长。在这里，我还遇见并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原来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在北平，他成为我的挚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思想越来越进步。我和你讲过这种情况的背景。但我当时的思想仍然是混乱的。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我正在寻找一条出路。我读了一些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并且深受影响。有一位名叫朱谦之的学生和我往来颇多，我们经常一起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当时我赞成无政府主义
的许多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糟糕。不过，另一方面，古都之美对我来说也不失为一种生动鲜活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与另外七个人合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当所有人都躺在炕上时，几乎挤得透不过气来。想翻身的时候，还得和两边的人提前打好招呼。不过，在公园和故宫广场，我见到了北国的早春。当北海仍结着厚厚的冰时，我见到了盛开的白梅，见到了北海边的杨柳，柳枝上挂着冰凌。这让我想起唐代诗人岑参笔下的画面，他曾这样描写北海冬日玉珠挂树的景象：‘千树万树梨花开’。北平数不尽的树木不由令我惊奇和赞叹。
“1919年年初，我跟要去法国的学生一起到了上海。我只有到天津去的车票，到那里以后不知道怎么再往前走。不过，俗话说得好，‘天无绝人之路’。幸运的是，有个同学从北平孔德学校得到了一笔钱，他借给我10元钱，这样我就能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去南京的路上，我在曲阜逗留了一下，去瞻谒孔子的陵墓。我见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见到了圣人幼时居住的小镇。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我也见到了相传由孔子栽种的那棵名树。我还在孔子的著名弟子颜回曾经住过的河边驻足停留，并且见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还登上了泰山，这座山是山东的圣山，冯玉祥将军曾在此隐居，还写下了爱国的对联。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时，又是身无分文，还没有车票。没人能借给我钱，我不晓得要怎么离开浦口镇。最糟糕的是，我唯一的一双鞋被贼偷走了！哎呀！我该怎么办？不过，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交上了好运。在火车站外面，我碰到了湖南来的一位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活菩萨’。他借给我钱买了双鞋后，那笔钱还够买一张去上海的车票。就这样，我平安无事地完成了我的旅程——一路盯着我的新鞋。到上海后，我得知已经筹措到大量钱款，协助把学生送往法国，还提供了一笔钱帮我回湖南。我把朋友们送上轮船，然后就动身回长沙了。
“记得我第一次到北方去的旅途中，还有过这些游历：
“我曾沿着洞庭湖散步，绕着保定府城墙走了一圈。我曾在北海的冰上漫步。《三国演义》里有名的徐州城墙，还有历史上同样享有盛名的南京城墙，我都逛了一圈。最后我登上了泰山，瞻仰了孔墓。当时，这些对我来说，似乎不亚于我在湖南的经历和徒步旅行。
明天老人家诞辰。
………
“我在师范学校学习了五年，成功抵制了后来所有广告的诱惑。最后我竟然拿到了学位。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历了不少事情。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观点。我最早的社会活动经验也是在这里获得的。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章制度，我只赞同其中的极少数。例如，我反对把自然科学设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没有认真学，因此这些课程我大多成绩很差。我最讨厌静物写生必修课，觉得这门课极度乏味。我常常想出尽可能简单的东西来画，赶快画完离开教室。记得有一回，我画了一幅‘半壁见海日’——一条直线，上面一个半圆。还有一回，我在图画考试时画了个椭圆应付了事。我管这叫鸡蛋。最后我得了40分，没及格。好在我的社会科学各门课成绩优秀，从而拉平了其他科目的低分。
“这里有一位国文教师，学生给他起了个绰号——‘袁大胡子’。他笑话我的作文是新闻记者的笔法。他瞧不上我崇拜的梁启超，认为他只是粗通文墨。我不得不改变文风。我学习韩愈的文章，掌握了古文文法。因此，多亏‘袁大胡子’，如果有需要的话，我现在还能写出一篇还算不错的文言文。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教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俩的生活有了密切关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位唯心主义者，有着高尚的道德品质。他非常热烈地信仰自己的伦理学，努力向学生们灌输这样的信念——成为正直、高尚、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关于伦理学的译著，并受启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心之力》。我那时也是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出于自己的唯心主义立场，对我的那篇文章予以高度评价，给了我100分。
“一位姓唐的教师经常给我看一些旧《民报》，我带着浓厚的兴趣阅读那些报纸。我从报上了解到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里面讲了两名中国学生周游全国的故事，他们一路走到位于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令我深受鼓舞。我想效仿他们的做法，但没有钱，因此我想应该先尝试着在湖南旅行。
“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徒步横穿湖南，经过了五个县。有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和我做伴。我们的足迹踏遍了这五个县，没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为我们提供睡觉的地方。我们走到哪里都受到了友好的招待和欢迎。同我一起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成为南京方面的国民党官员，在易培基手下任职。易培基本是湖南师范学校的校长，后来在南京当了高官，还把萧瑜安排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做监守。萧瑜却盗卖了博物院最珍贵的一些文物，在1934年携款逃跑了。
“我觉得自己志向高远，需要结交一些亲密伙伴。一天，我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来联系我。我特别提出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献身的青年。这个广告得到了三个半人的答复。其中一个是罗章龙，他后来加入了共产党，但又背叛了党。另外两个青年后来成了极端反动分子。‘半’个答复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达意见的青年，他的名字叫作李立三。李立三听完我的话就走了，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出友谊来。
“不过，我渐渐在我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些学生形成后来一个学会的核心，这个学会将对中国国家事务和命运产生广泛的影响。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先进的人，他们无暇议论鸡毛蒜皮的琐事。他们的言行一定要有目标。他们无暇谈情说爱，认为形势是如此严峻，求知的需求是如此迫切，根本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个人事务。我对女人没什么兴趣。我14岁时，父母给我娶了个20岁的姑娘，但我从未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没有把她当作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在这种年纪的男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魅力常常是重要内容，但我的同伴不仅没说过这方面的话，甚至还拒绝谈论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事。记得有一回，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肉，而且当着我的面把用人喊来，同他讲买肉的事情，然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十分恼火，后来再也没有和那个家伙见面。我和我的朋友们更喜欢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的属性，中国、世界乃至宇宙的特性！
“我们还对体育锻炼十分热衷。寒假里，我们徒步穿过田野，上山下山，绕城踱步，越过溪流。要是下雨的话，我们就把衬衫脱掉，称之为‘雨浴’。要是烈日炎炎，我们也把衬衫脱掉，称之为‘日光浴’。春风吹拂时，我们放声高喊，说这是个新的体育项目，名叫‘风浴’。霜降以后，我们仍然睡在外面。甚至于到了11月，我们还在冰冷的河水中游泳。所有这些都以‘体能训练’的名义进行着。对于增强我的体质，这也许大有裨益。后来，我在中国南方多次往返行军，在长征中从江西走到西北，正好迫切需要这种体质。
“我与其他城镇的很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联系。我渐渐意识到，我们还需要一个更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推动建立了‘新民学会’。学会有70到80名会员，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曾经参加新民学会的较有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李维汉），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长；夏曦，现在在红二方面军工作；何叔衡，中央苏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后于1935年被蒋介石杀害；郭亮，著名的工会组织者，1930年被何键杀害；萧子賞，作家，现居苏联；蔡和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易礼容，后来成为中央委员，接着‘叛变’国民党，成为资本主义工会的组织者；萧铮（音译），中国共产党著名领导人，是在最初的建党文件上签名的6个人之一，不久前病故。新民学会的大部分会员，都在1927年反革命政变中被杀害。
“大约在同时，另一个与新民学会性质相似的团体成立了，这就是湖北的‘互助社’。它的许多成员，后来也发展为共产党，其中包括：恽代英，他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林彪，他现在是红军大学校长；还有张浩，他现在负责白军（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官兵）工作。北平还有个名叫‘辅社’的团体，其中有些成员后来发展为共产党。在中国别的地方，特别是上海、杭州、汉口和天津，斗志昂扬的青年组织了一些进步团体，开始主张要对中国的政治施加影响。
“这些团体中的绝大多数，在组建时多少受了《新青年》的影响。《新青年》是倡导新文化运动的著名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还在师范学校当学生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并且十分欣赏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间，他们取代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而梁启超、康有为二人已经被我抛弃了。
“这时，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奇怪组合。我对于‘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自由主义有着模糊的热情，但我明确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
“我于1913年考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里，一共只花了160元钱——其中还包括我多次交的报名费！这笔钱大概有三分之一用于买报纸，因为我每月要花大约1元钱的订阅费。我也经常在报摊上买书、买杂志。父亲骂我浪费，说这是把钱浪费在废纸上。但我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从1911年一直到1927年上井冈山，我一直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从未间断。
“我在学校的最后那年，母亲去世了。这样一来，我就更没有回家的兴趣了。那个夏天，我决定去北平。湖南有许多学生正计划去法国，想通过‘勤工俭学’的办法在那里读书。在世界大战中，法国曾以‘勤工俭学’的形式招募中国青年为其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到北平学习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场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留学的人中间，有很多都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成为有名的进步人士。徐特立也受到这场运动的影响，在40多岁时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去了法国。不过，他直到1927年才成为共产党员。
“我和一些湖南学生一道去了北平。不过，尽管我协助组织了这场运动，新民学会也支持这场运动，但我却不想到欧洲去。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不够了解，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好处。当时，那些决定前往法国的学生向现在的中法大学校长李石曾学法文，但我没有这么做。我有别的打算。
“北平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似乎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去首都的，一到那里就得马上找工作。我以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这时已经当上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份工作，他将我介绍给大学图书馆的主任。这位主任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为我安排了图书馆助理馆员的工作，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工资——8元钱。
“我职位低，大家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一项任务是登记来图书馆看报纸的读者姓名，但他们大多没把我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在那些来图书馆阅读的人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著名领袖，像傅斯年、罗家伦等，这些人我都非常感兴趣。我试图与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但他们都很忙，没空听一个图书馆助理馆员讲南方土话。
“不过我没有气馁。我加入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目的是在北大旁听课程。我在新闻学会遇到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是南京方面的高官；再如谭平山，他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再后来又成了所谓‘第三党’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有很大帮助。他在新闻学会当讲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怀揣炽热的理想，并且有着优秀的品质。他于1926年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还遇见了张国焘——目前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了三K党（！）；段锡朋，目前是南京方面的教育部次长。在这里，我还遇见并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原来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在北平，他成为我的挚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思想越来越进步。我和你讲过这种情况的背景。但我当时的思想仍然是混乱的。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我正在寻找一条出路。我读了一些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并且深受影响。有一位名叫朱谦之的学生和我往来颇多，我们经常一起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当时我赞成无政府主义
的许多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糟糕。不过，另一方面，古都之美对我来说也不失为一种生动鲜活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与另外七个人合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当所有人都躺在炕上时，几乎挤得透不过气来。想翻身的时候，还得和两边的人提前打好招呼。不过，在公园和故宫广场，我见到了北国的早春。当北海仍结着厚厚的冰时，我见到了盛开的白梅，见到了北海边的杨柳，柳枝上挂着冰凌。这让我想起唐代诗人岑参笔下的画面，他曾这样描写北海冬日玉珠挂树的景象：‘千树万树梨花开’。北平数不尽的树木不由令我惊奇和赞叹。
“1919年年初，我跟要去法国的学生一起到了上海。我只有到天津去的车票，到那里以后不知道怎么再往前走。不过，俗话说得好，‘天无绝人之路’。幸运的是，有个同学从北平孔德学校得到了一笔钱，他借给我10元钱，这样我就能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去南京的路上，我在曲阜逗留了一下，去瞻谒孔子的陵墓。我见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见到了圣人幼时居住的小镇。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我也见到了相传由孔子栽种的那棵名树。我还在孔子的著名弟子颜回曾经住过的河边驻足停留，并且见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还登上了泰山，这座山是山东的圣山，冯玉祥将军曾在此隐居，还写下了爱国的对联。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时，又是身无分文，还没有车票。没人能借给我钱，我不晓得要怎么离开浦口镇。最糟糕的是，我唯一的一双鞋被贼偷走了！哎呀！我该怎么办？不过，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交上了好运。在火车站外面，我碰到了湖南来的一位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活菩萨’。他借给我钱买了双鞋后，那笔钱还够买一张去上海的车票。就这样，我平安无事地完成了我的旅程——一路盯着我的新鞋。到上海后，我得知已经筹措到大量钱款，协助把学生送往法国，还提供了一笔钱帮我回湖南。我把朋友们送上轮船，然后就动身回长沙了。
“记得我第一次到北方去的旅途中，还有过这些游历：
“我曾沿着洞庭湖散步，绕着保定府城墙走了一圈。我曾在北海的冰上漫步。《三国演义》里有名的徐州城墙，还有历史上同样享有盛名的南京城墙，我都逛了一圈。最后我登上了泰山，瞻仰了孔墓。当时，这些对我来说，似乎不亚于我在湖南的经历和徒步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