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6 6/100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 2024/12/12
这是第二次阅读这本书了，随着《人民的名义》再度带火了这本书，最近复刷大明王朝1566，在小红书上看到严世蕃和高育良梦幻联动，让人忍俊不禁啊。复盘这本书之前，先通过作者对这本书作两个说明：
1、这本书既不算是商业性书籍，也不算是学术性书籍，或者说两者兼而有之。
2、为什么单单拎出来万历十五年（即公立1587年）？
作者给了这一问题的答复：“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读这本书，可以先观看《大明王朝1566》这部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历史类电视剧，对书中主要任务，都会有个大致印象，对明朝中期财政压力、文臣对抗等有个直观感受。
老实说对于书中观点，并没有完全理解，比如“在李贽看来，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和佛家的无彼此相通”。诸如此类观点还有很多，不过凭着抓大放小、逐次阅读吸收的方法，对文章进行一点点分析和摘录。
言归正传，谈一下对这本书的感受。
明朝在封建社会中，是我国汉族为统治主体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虽然我不认可“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种观点，但是也代表了在部分人心中，明朝的分量。无论古今社会的各类问题，归根到底都可以归纳为“做蛋糕、切蛋糕”问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没大幅度提升的时候，解决矛盾不能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只能通过切蛋糕，即财富资源的强制性分配方式解决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因此才有了黄巢“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杀尽门阀阶层，才有了历朝历代末期的各类农民起义等等。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有“300年定律”，即王朝统治很难超过300年，除了夏商周等远古选手，只剩下西汉422年、宋319年、唐289年，再其次就是明276年。古代生产力的长期地下，土地作为财富最主要的承载体，也是矛盾最为尖锐的地方，古代的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阶级，附庸在其下的还有皇亲贵族、文臣阶级、以及附庸在各大小文臣阶级周边的地主阶级。往往上一任王朝覆灭，旧有的地主阶级被屠戮殆尽，土地得以重新丈量和划分，蛋糕得以重新分配，社会矛盾大幅度缓解。而随着王朝到了中后期，土地兼并肆虐，税收问题、分配问题重新让新王朝病入膏肓。
因此，站在一个王朝的中后期，更能透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而明朝，恰好从嘉靖到万历，爷孙三代人统治了明整整一百年，明朝也在万历去世后24年覆灭。作为统治明最长时间的万历，观察那个时间点，就成为了研究明朝最佳切入点（同理，清史中大家最感兴趣的也是康雍乾阶段）。作者选取了6位当时的主人公，分别是万历（统治者）、张居正（改革者）、申时行（文臣阶级中庸——反方代表）、海瑞（文臣阶级清流——正方代表）、戚继光（军事家）、李贽（思想家），进而对当时历史进行剖析。
我们逐个分析：
1、万历：万历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在于儿童即位，在位48年，在历史上也排名第8位，不幸的是，虽贵为皇帝，但是却生活在文臣阶级烈度最大的时代，没有自己选择的自由，甚至不及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万历最后30年没有出过紫禁城，贵为皇帝实为囚禁或者说是吉祥物（“精神上的活埋”）。万历是聪明的，很早看透文臣之间的斗争多为私利，或“以邀直名”，或打击竞争对手，总之是以道德的名义演示实际的利害。万历也是消极的，在无力改变之下，消极怠工，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也无力改变社会矛盾、君臣矛盾、战争矛盾，整个大帝国像一列失控的列车，在铁轨上像下自由滑行，尽管前往是悬崖峭壁，但是作为掌舵者却无能为力。
万历的不幸还在于一个深层次问题（作者反复强调），国家治理的根本不是严密的法律，还是道德的力量。这又带来两个问题：第一，道德并不是清晰明了的，道德的解释、道德的引申，存在很大变数，同一问题在不同立场上都符合道德的标准，这就成为文臣斗争的利器（“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帝国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第二，道德的约束标准下，需要道德的楷模，按照“万历皇帝（1人）——京官（2000人）——全国官吏（1.8万人）——读书人（1百万）——全国百姓（1-2亿人）”这一文官期望的传递效力，万历需要为京官楷模，京官再为全国官吏楷模，官吏行为指导全国百姓。万历被迫要做大量维系道德标兵的工作，他的种种自由率真的行为，都被贴上了违背道德这一巨大批判。
2、张居正：改革派。首辅的角色即时文官集团一员，又在一定程度上是全国实际掌权者，因此其和文官既有合作、又有利益冲突，既要依赖文官改革又要影响文官利益（“你虽然深得皇帝的信任，但是文官集团仍然有足够的力量动摇你的地位，如果你不对全体文官负责的话”）。这种局面，导致改革一开始就阻力重重，历史长朝代中期的改革大多数不能成功（如王安石变法），因为这些改革往往依赖于个别个人的意志力和执政威望，改革通常是尖锐和剧烈的，社会矛盾虽然激化但是又没到国破山河在的地步，社会进行大幅度的裂变可能性不大。张的改革主要是对全国土地进行重新厘定，按照新的土地权属调节全国税收。但是张过早的病死导致改革搁置，明中最后一次有可能的大幅度缓解社会矛盾的变革戛然而止。“张居正的全套措施，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为道德问题。”
3、申时行：文官集团中庸派。申时行是文官集团的代表，其特点是中庸调和，他明白“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虽然他尽量在调和文官矛盾。
一个难以忽视的矛盾是：“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由于明清都是实行低薪制，薪水难以维持自己小家庭的日常开支，因此文官通常有三个选择，第一，贪腐。这部分人奉行的是“当官发财”理念，薪酬的高低都不会影响他们路径选择，这个要占大多数；第二，绝对清廉。代表人物海瑞，这部分是少数，包括后面东林党部分人，为人尊重却不容于群；第三，理解潜规则，用规则办事，自身则保持相对清廉的为人处世。代表人物王阳明、曾国藩，这些人是做事的人，为后人所敬仰。
4、海瑞：文官中的清流派。海瑞的典型特点，其一是尊重法律，“大明律法就有明文...”（脑海中忍不住闪现出大明王朝中海瑞台词）；其二，为官清廉，“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其三，刚正不阿，毕竟海刚峰。海瑞的自我道德，对当时的政治生态没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5、戚继光：军事家。戚继光的成功，在于他有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
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其一他认清了武将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和尊重支持他的谭伦、张居正交好，寻求政治支持；其二，认识到军纪重要性和战争残酷，动员各种措施严肃军纪和鼓励士兵；其三，注重经验的总结，总结军事理论。戚继光的成功在于他在自己能所触及的最大限度能，尽他所能整备军事完成了抗倭大业。
6、李贽：思想家。李贽开始对传统道德进行了思考，但是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因此观点上会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张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其情形类似于李贽在哲学上找不到出路”）。在现实中，他逃避家族负担或者是家族责任。李贽本质上仍然是儒家的信徒，这不过是与当时格格不入。
执政者万历无法按自己想法率真活着，改革派张居正无法推行财政改革，申时行在平衡文官之间、皇帝和官员直接矛盾也左右为难，海瑞的清廉与刚正只能为人敬仰却不能引发志同道合，戚继光只能取得局部成功却不能整顿军纪，李贽新的理念却被视为异端邪说。
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社会死气沉沉，这就是万历十五年前后的现状。究其深层次原因，文官集团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一体两面，革命者不会革自己的命，而明后期，又是文官阶级空前强大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只能在旧有的轨道上继续滑行，除非新的暴力运动改变生产关系...
读书笔记6 6/100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 2024/12/12
这是第二次阅读这本书了，随着《人民的名义》再度带火了这本书，最近复刷大明王朝1566，在小红书上看到严世蕃和高育良梦幻联动，让人忍俊不禁啊。复盘这本书之前，先通过作者对这本书作两个说明：
1、这本书既不算是商业性书籍，也不算是学术性书籍，或者说两者兼而有之。
2、为什么单单拎出来万历十五年（即公立1587年）？
作者给了这一问题的答复：“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读这本书，可以先观看《大明王朝1566》这部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历史类电视剧，对书中主要任务，都会有个大致印象，对明朝中期财政压力、文臣对抗等有个直观感受。
老实说对于书中观点，并没有完全理解，比如“在李贽看来，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和佛家的无彼此相通”。诸如此类观点还有很多，不过凭着抓大放小、逐次阅读吸收的方法，对文章进行一点点分析和摘录。
言归正传，谈一下对这本书的感受。
明朝在封建社会中，是我国汉族为统治主体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虽然我不认可“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种观点，但是也代表了在部分人心中，明朝的分量。无论古今社会的各类问题，归根到底都可以归纳为“做蛋糕、切蛋糕”问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没大幅度提升的时候，解决矛盾不能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只能通过切蛋糕，即财富资源的强制性分配方式解决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因此才有了黄巢“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杀尽门阀阶层，才有了历朝历代末期的各类农民起义等等。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有“300年定律”，即王朝统治很难超过300年，除了夏商周等远古选手，只剩下西汉422年、宋319年、唐289年，再其次就是明276年。古代生产力的长期地下，土地作为财富最主要的承载体，也是矛盾最为尖锐的地方，古代的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阶级，附庸在其下的还有皇亲贵族、文臣阶级、以及附庸在各大小文臣阶级周边的地主阶级。往往上一任王朝覆灭，旧有的地主阶级被屠戮殆尽，土地得以重新丈量和划分，蛋糕得以重新分配，社会矛盾大幅度缓解。而随着王朝到了中后期，土地兼并肆虐，税收问题、分配问题重新让新王朝病入膏肓。
因此，站在一个王朝的中后期，更能透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而明朝，恰好从嘉靖到万历，爷孙三代人统治了明整整一百年，明朝也在万历去世后24年覆灭。作为统治明最长时间的万历，观察那个时间点，就成为了研究明朝最佳切入点（同理，清史中大家最感兴趣的也是康雍乾阶段）。作者选取了6位当时的主人公，分别是万历（统治者）、张居正（改革者）、申时行（文臣阶级中庸——反方代表）、海瑞（文臣阶级清流——正方代表）、戚继光（军事家）、李贽（思想家），进而对当时历史进行剖析。
我们逐个分析：
1、万历：万历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在于儿童即位，在位48年，在历史上也排名第8位，不幸的是，虽贵为皇帝，但是却生活在文臣阶级烈度最大的时代，没有自己选择的自由，甚至不及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万历最后30年没有出过紫禁城，贵为皇帝实为囚禁或者说是吉祥物（“精神上的活埋”）。万历是聪明的，很早看透文臣之间的斗争多为私利，或“以邀直名”，或打击竞争对手，总之是以道德的名义演示实际的利害。万历也是消极的，在无力改变之下，消极怠工，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也无力改变社会矛盾、君臣矛盾、战争矛盾，整个大帝国像一列失控的列车，在铁轨上像下自由滑行，尽管前往是悬崖峭壁，但是作为掌舵者却无能为力。
万历的不幸还在于一个深层次问题（作者反复强调），国家治理的根本不是严密的法律，还是道德的力量。这又带来两个问题：第一，道德并不是清晰明了的，道德的解释、道德的引申，存在很大变数，同一问题在不同立场上都符合道德的标准，这就成为文臣斗争的利器（“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帝国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第二，道德的约束标准下，需要道德的楷模，按照“万历皇帝（1人）——京官（2000人）——全国官吏（1.8万人）——读书人（1百万）——全国百姓（1-2亿人）”这一文官期望的传递效力，万历需要为京官楷模，京官再为全国官吏楷模，官吏行为指导全国百姓。万历被迫要做大量维系道德标兵的工作，他的种种自由率真的行为，都被贴上了违背道德这一巨大批判。
2、张居正：改革派。首辅的角色即时文官集团一员，又在一定程度上是全国实际掌权者，因此其和文官既有合作、又有利益冲突，既要依赖文官改革又要影响文官利益（“你虽然深得皇帝的信任，但是文官集团仍然有足够的力量动摇你的地位，如果你不对全体文官负责的话”）。这种局面，导致改革一开始就阻力重重，历史长朝代中期的改革大多数不能成功（如王安石变法），因为这些改革往往依赖于个别个人的意志力和执政威望，改革通常是尖锐和剧烈的，社会矛盾虽然激化但是又没到国破山河在的地步，社会进行大幅度的裂变可能性不大。张的改革主要是对全国土地进行重新厘定，按照新的土地权属调节全国税收。但是张过早的病死导致改革搁置，明中最后一次有可能的大幅度缓解社会矛盾的变革戛然而止。“张居正的全套措施，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为道德问题。”
3、申时行：文官集团中庸派。申时行是文官集团的代表，其特点是中庸调和，他明白“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虽然他尽量在调和文官矛盾。
一个难以忽视的矛盾是：“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由于明清都是实行低薪制，薪水难以维持自己小家庭的日常开支，因此文官通常有三个选择，第一，贪腐。这部分人奉行的是“当官发财”理念，薪酬的高低都不会影响他们路径选择，这个要占大多数；第二，绝对清廉。代表人物海瑞，这部分是少数，包括后面东林党部分人，为人尊重却不容于群；第三，理解潜规则，用规则办事，自身则保持相对清廉的为人处世。代表人物王阳明、曾国藩，这些人是做事的人，为后人所敬仰。
4、海瑞：文官中的清流派。海瑞的典型特点，其一是尊重法律，“大明律法就有明文...”（脑海中忍不住闪现出大明王朝中海瑞台词）；其二，为官清廉，“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其三，刚正不阿，毕竟海刚峰。海瑞的自我道德，对当时的政治生态没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5、戚继光：军事家。戚继光的成功，在于他有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
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其一他认清了武将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和尊重支持他的谭伦、张居正交好，寻求政治支持；其二，认识到军纪重要性和战争残酷，动员各种措施严肃军纪和鼓励士兵；其三，注重经验的总结，总结军事理论。戚继光的成功在于他在自己能所触及的最大限度能，尽他所能整备军事完成了抗倭大业。
6、李贽：思想家。李贽开始对传统道德进行了思考，但是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因此观点上会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张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其情形类似于李贽在哲学上找不到出路”）。在现实中，他逃避家族负担或者是家族责任。李贽本质上仍然是儒家的信徒，这不过是与当时格格不入。
执政者万历无法按自己想法率真活着，改革派张居正无法推行财政改革，申时行在平衡文官之间、皇帝和官员直接矛盾也左右为难，海瑞的清廉与刚正只能为人敬仰却不能引发志同道合，戚继光只能取得局部成功却不能整顿军纪，李贽新的理念却被视为异端邪说。
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社会死气沉沉，这就是万历十五年前后的现状。究其深层次原因，文官集团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一体两面，革命者不会革自己的命，而明后期，又是文官阶级空前强大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只能在旧有的轨道上继续滑行，除非新的暴力运动改变生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