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它的成书是在历史文献、民间传说、讲史平话与三国戏剧的基础上，最后由罗贯中加工创作的。
西晋著名历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和南朝裴松之的注释是《三国演义》成书的主要依据与基本史料。如曹操杀吕伯奢、空城计等小说故事就采自裴松之的注。南朝范晔《后汉书》中的一些人物传记，如《孔融传》、《祢衡传》等是《三国志》所无，还有《董卓传》、《吕布传》等材料更丰富，也为《三国演义》提供了必要的素材。北宋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将历史大事逐年排列，使三国的历史更加条理分明，线索清晰，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南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正统观与“尊刘贬曹”倾向也影响了罗贯中的创作思想。此外，汉末以来的一些杂传、小说，如《汉末英雄传》、《曹瞒传》、《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作品所记载的一些奇闻轶事，也为三国故事添砖加瓦。
三国故事一直活跃在民间传说当中，并被演成不同的艺术形式。据杜宝《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观看水上杂戏，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内容的节目。李商隐的《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到晚唐，三国故事与人物已被儿童熟知。宋代的“说话”伎艺已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如霍四究就以“说三分”闻名。苏轼《东坡志林》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北宋时的三国节目已有明显的尊刘贬曹倾向，颇具艺术效果。目前保存下来的三国讲史话本有《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等，内容大致相同。前者以蜀汉为主线，故事性强，已初具《三国演义》的轮廓，但文笔粗糙，留有“说话”的原始面貌。金元时期流行三国戏，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有《赤壁鏖兵》、《襄阳会》等多种金院本剧目。南戏中也有《貂蝉女》、《戏小乔》等剧目。据《录鬼簿》与《太和正音谱》等记载，元代及明初以三国为题材的杂剧剧目就有六十种之多，促进了三国故事的丰富发展。最后，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在长期流传的史料文献、民间传说和通俗文艺等基础上，创作了《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经典。
《三国演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它的成书是在历史文献、民间传说、讲史平话与三国戏剧的基础上，最后由罗贯中加工创作的。
西晋著名历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和南朝裴松之的注释是《三国演义》成书的主要依据与基本史料。如曹操杀吕伯奢、空城计等小说故事就采自裴松之的注。南朝范晔《后汉书》中的一些人物传记，如《孔融传》、《祢衡传》等是《三国志》所无，还有《董卓传》、《吕布传》等材料更丰富，也为《三国演义》提供了必要的素材。北宋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将历史大事逐年排列，使三国的历史更加条理分明，线索清晰，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南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正统观与“尊刘贬曹”倾向也影响了罗贯中的创作思想。此外，汉末以来的一些杂传、小说，如《汉末英雄传》、《曹瞒传》、《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作品所记载的一些奇闻轶事，也为三国故事添砖加瓦。
三国故事一直活跃在民间传说当中，并被演成不同的艺术形式。据杜宝《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观看水上杂戏，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内容的节目。李商隐的《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到晚唐，三国故事与人物已被儿童熟知。宋代的“说话”伎艺已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如霍四究就以“说三分”闻名。苏轼《东坡志林》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北宋时的三国节目已有明显的尊刘贬曹倾向，颇具艺术效果。目前保存下来的三国讲史话本有《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等，内容大致相同。前者以蜀汉为主线，故事性强，已初具《三国演义》的轮廓，但文笔粗糙，留有“说话”的原始面貌。金元时期流行三国戏，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有《赤壁鏖兵》、《襄阳会》等多种金院本剧目。南戏中也有《貂蝉女》、《戏小乔》等剧目。据《录鬼簿》与《太和正音谱》等记载，元代及明初以三国为题材的杂剧剧目就有六十种之多，促进了三国故事的丰富发展。最后，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在长期流传的史料文献、民间传说和通俗文艺等基础上，创作了《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