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众多的帝主中，在其生前传位的皇帝为数甚少。其中除极个别的是有意模仿古人、沽名钓誉之外，绝大多数是被迫的。乾降皇帝是一个特例，他统治清朝60年，使社会达到极盛；85岁高龄之时，又主动举行了传位大典，当上了太上皇。3年以后，方才寿终正寝。
乾隆很早就有了传位思想。早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举行即位大典之时，他即焚香告天：“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降六十年乙卵，予寿路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他的这种念头、部分原因是受儒家禅让和企图沽名思想影响，主要的目的是祈求长寿。康熙年幼便继承皇位，统治长达61年，到驾崩之时已69岁，这在清朝初年的几位帝王中已属于高寿了。而乾隆25岁才得以登基继位，60年后，将至85岁的耄耋之年。因而，尽管他在口头上表示自己不敢超过皇祖康熙在位61年之数，但就其本意面言，则是希望自己比康照在位更久一些。可以说、登极时乾隆就已萌发这种传位思想。
秘密建储制度，对于强化皇权、稳定政局、巩固统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乾降刚刚即位的时候，由于受传统建储观念的影响，加之缺乏政治经验，他对秘密建储制度的认识与他的父亲雍正皇帝相背甚远。在他看来，秘密建储仅仅是一种“酌权济经之道，非谓后世子孙皆当奉此以为法则也”。对于储君人选标准，他也拘泥于以前立嫡立长之旧规，并且下定决心，“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因而，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刚刚实行秘密建储，他毫不犹地把富察氏皇后所生的皇二子永琏内定为储君。但非常不幸，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永琏病殁，此后不久他又想内定皇后所生之皇七子永琮为储君。然而、事与愿违，就在他一门心思想着立嫡子的时候，将要被立为储君的永琮以及皇后富察氏却先后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底和乾隆十三年（1748年）初死去，乾隆皇帝企图以嫡子为储君之位储计划成为泡影了。与此同时、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不但“全无哀慕之忱”，甚至还有幸灾乐祸之意。乾隆皇帝对此极为不满，非常愤怒，立即严加训斥并对他们觊觎储位的非分之想予以严厉警告：“此二人断不可入继大统”“伊等若敢于朕前微露端倪，朕必照今日之旨，显揭其不孝之罪，即行正法”。经过这一事件的打击之后，乾隆吸取了教训，并且较为清醒地认识到“建储一事，亦如井田封建，固不可行于近世也”。为了防止重演前朝争储夺嫡造成的悲剧，乾隆皇帝对皇子们的控制非常严厉。
乾隆三十八年（173年），乾隆已经63岁了，建储一事不能再拖下去了。乾隆皇帝经过反复慎重考虑，决心再次秘密建储。乾隆皇帝在位已近40年，已有相当丰富的各种政治经验，因而，这次建储，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在确定储君之前，乾隆皇帝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建储时机和储君人选，即使建储密旨书写完并将之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他也没有向诸文武大臣宣示。一切办妥之后，时机成熟了，才将此事谕知军机大臣。建储之后，乾隆皇帝一方面利用20多年的时间长期考察储君的品质和才能，一方面又恩威并挙，进一步加强对其他皇子的控制。就施恩方面而言，乾隆的诸子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后陆续得到了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的晋封，乾隆还经常驾临各子府邸，来联络感情；就施威方面而言，继续严格禁止诸子与外廷官员来往，一且发觉，则必然对涉及人员严惩不贷。为了保证自己的建储大计顺利实施，不受传统建储观念的破坏和影响，乾隆皇帝还利用一切机会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传统建储理论及其带来的弊病。他认为，“秦汉预立太子，其后争夺废立，祸乱相寻，不可枚举”。之所以这样，在于“有太子然后有门户”“盖一立太子，众见神器有属，幻起百端，弟兄既多所猜嫌，宵小且从而揣测，其懦者献媚逢迎以陷于非，其强者设机谋捏以诬其过，往往酿成祸变，遂至父子之间，慈孝双亏，家国大计，转滋罅隙”。他还不遗余力地大力批驳嫡长子继承的传统建储原则，“至于立嫡立长之说，尤非确论”“纣以嫡立而丧商，若立微子之庶，商未必亡也”。据此，他断言“建储册立，非国家之福，召乱起衅，多由于此”。为能够让广大臣民尤其是让诸皇子吸取这些历史教训并引以为戒，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月，他特命诸皇子、军机大臣、尚书房总师傅等将历代册立太子有关借鉴惩戒的事迹编成《古今储贰金鉴》一书。此外，为了使广大臣民进一步深入了解秘密建储制度的重要意义，他全面论述了秘密建储的动机和效果。关于推行这一制度的动机方面，他认为，“盖不肯显露端倪，使群情有所窥伺，此正朕善于维持爱护之深心也”。立于秘密建储的效果，他则称康熙皇帝临终时“一言而定大计”，以致雍正皇帝即位后“内外帖然”；他还以自己借建储密旨即位后“人情亦甚辑宁”为例，指出，“此即不建储之益，固天下臣民所共见共闻者也”。据此，他得出结论，“不可不立储，而尤不可显立储，最为良法美意”。为了让后世子孙牢记并且坚持这一重要制度，乾隆后期，他一再宣称，秘密建储是本朝重要“家法”，并要求“世世子孙，所当遵守而弗变”。他进一步断言，如果后世子孙不实行这一制度，恢复古制，必然会“酿成大祸”。正是由于他对秘密建储制度的反复阐述，才使得这一制度较为普遍地被统治集团中的各阶层所理解和接受。因而，尽管其皇子甚多，而且其中不少人都有觊觎储位的野心，但是一直到他退位的这十几年时间里，却始终没有发生像康、雍之际皇室内部为了争帝皇位发生骨肉相残的情况，从而也巩固了乾隆皇帝的最高统治地位，最终乾隆一朝没有受到威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乾隆皇帝85岁高龄之际，举行了传位大典，过起了太上皇的生活。
隆六十年（1795年）、他的健康情泥每况愈下。当年九月初三，他向全国臣民宣布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写的建储密旨，立皇十五子顒琰为皇太子并决定在次年新正举行传位大典。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元日，上至内外王公贵族下至文武百官与外藩使臣成集太和殿，按班序列，恭候乾隆乘與至殿内升坐。这时，鼓乐齐鸣，宣表官员跪宣传位诏书，皇太子以下所有官员皆跪伏殿内恭听。而后，大学士二人引导皇太子至乾隆皇帝御坐前俯伏跪地，让乾隆皇帝亲授“皇帝之宝”。最后，嗣皇帝率领群臣再向乾隆皇帝行九叩大礼，恭送已经成为太上皇的乾隆皇帝起驾还宫，嘉庆皇帝则御殿登极，接受文武百官朝驾。至此，传位大典完成，乾隆皇帝的太上皇生活开始了。
雍正皇帝所实行的秘密建储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宫廷内部斗争，但被指定的嗣君能不能在皇帝去世之后顺利即位，却仍需视其托付是否得人。也就是说，大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着嗣君之废立，建储中仍然存在着漏洞。乾隆生前自行传位，使得秘密建储制度得到重要补充和发展，它一方面使得自己的建储计划能够顺利实现，另一方面在传位过程中“明颁诏旨，亲御殿廷，付托神器”，也有效地把大臣、女宠和宦官这些能够借机怙宠擅权以影响建储的权力集团排除在决定储君的决策圈之外，在维护社会安定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传位这种方式来实现最高权力过渡还是比较可取的。
秦汉以后，称为太上皇者虽不乏其人，且位置也非常显赫，但再也没有临政治民之实权。乾隆皇帝殚思竭虑地经营了60年，在宣布传位的时候，即决定“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这些权中之权，“岂能置之不问”，只是把各种祭祀和礼仪这些无关大局的活动交给嗣皇帝办理，而且他自己也年事已高，没有精力做这些事情了。军机大臣根据他的命令拟定的传位事宜中，太上皇帝所享有的礼仪规格和所拥有的实际权力都远远地超出嗣皇帝之上，太上皇帝还是自称为“朕”，太上皇帝旨仍称为“泩旨”，题奏行文遇太上皇帝字样，高三格抬写，嗣皇帝则只能高二格抬写；太上皇帝生辰称万万寿，嗣皇帝生辰称万寿；文武大员进京陛见以及新授道府以上官员离京赴任，皆须具折恭请太上皇帝恩训。而嗣皇帝拥有的权力少得可怜，不过是按期举行祭祀以及经筵、耕籍、大阅、传胪等礼仪活动面已，即使这些活动还要向太上皇帝奏闻，然后才能举行。乾隆自己曾说：“朕虽归政，大事还是我办。”可见乾隆传位并非退位，只是形式变了，变亲政为“训政”而已。
古代众多的帝主中，在其生前传位的皇帝为数甚少。其中除极个别的是有意模仿古人、沽名钓誉之外，绝大多数是被迫的。乾降皇帝是一个特例，他统治清朝60年，使社会达到极盛；85岁高龄之时，又主动举行了传位大典，当上了太上皇。3年以后，方才寿终正寝。
乾隆很早就有了传位思想。早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举行即位大典之时，他即焚香告天：“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降六十年乙卵，予寿路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他的这种念头、部分原因是受儒家禅让和企图沽名思想影响，主要的目的是祈求长寿。康熙年幼便继承皇位，统治长达61年，到驾崩之时已69岁，这在清朝初年的几位帝王中已属于高寿了。而乾隆25岁才得以登基继位，60年后，将至85岁的耄耋之年。因而，尽管他在口头上表示自己不敢超过皇祖康熙在位61年之数，但就其本意面言，则是希望自己比康照在位更久一些。可以说、登极时乾隆就已萌发这种传位思想。
秘密建储制度，对于强化皇权、稳定政局、巩固统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乾降刚刚即位的时候，由于受传统建储观念的影响，加之缺乏政治经验，他对秘密建储制度的认识与他的父亲雍正皇帝相背甚远。在他看来，秘密建储仅仅是一种“酌权济经之道，非谓后世子孙皆当奉此以为法则也”。对于储君人选标准，他也拘泥于以前立嫡立长之旧规，并且下定决心，“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因而，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刚刚实行秘密建储，他毫不犹地把富察氏皇后所生的皇二子永琏内定为储君。但非常不幸，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永琏病殁，此后不久他又想内定皇后所生之皇七子永琮为储君。然而、事与愿违，就在他一门心思想着立嫡子的时候，将要被立为储君的永琮以及皇后富察氏却先后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底和乾隆十三年（1748年）初死去，乾隆皇帝企图以嫡子为储君之位储计划成为泡影了。与此同时、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不但“全无哀慕之忱”，甚至还有幸灾乐祸之意。乾隆皇帝对此极为不满，非常愤怒，立即严加训斥并对他们觊觎储位的非分之想予以严厉警告：“此二人断不可入继大统”“伊等若敢于朕前微露端倪，朕必照今日之旨，显揭其不孝之罪，即行正法”。经过这一事件的打击之后，乾隆吸取了教训，并且较为清醒地认识到“建储一事，亦如井田封建，固不可行于近世也”。为了防止重演前朝争储夺嫡造成的悲剧，乾隆皇帝对皇子们的控制非常严厉。
乾隆三十八年（173年），乾隆已经63岁了，建储一事不能再拖下去了。乾隆皇帝经过反复慎重考虑，决心再次秘密建储。乾隆皇帝在位已近40年，已有相当丰富的各种政治经验，因而，这次建储，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在确定储君之前，乾隆皇帝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建储时机和储君人选，即使建储密旨书写完并将之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他也没有向诸文武大臣宣示。一切办妥之后，时机成熟了，才将此事谕知军机大臣。建储之后，乾隆皇帝一方面利用20多年的时间长期考察储君的品质和才能，一方面又恩威并挙，进一步加强对其他皇子的控制。就施恩方面而言，乾隆的诸子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后陆续得到了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的晋封，乾隆还经常驾临各子府邸，来联络感情；就施威方面而言，继续严格禁止诸子与外廷官员来往，一且发觉，则必然对涉及人员严惩不贷。为了保证自己的建储大计顺利实施，不受传统建储观念的破坏和影响，乾隆皇帝还利用一切机会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传统建储理论及其带来的弊病。他认为，“秦汉预立太子，其后争夺废立，祸乱相寻，不可枚举”。之所以这样，在于“有太子然后有门户”“盖一立太子，众见神器有属，幻起百端，弟兄既多所猜嫌，宵小且从而揣测，其懦者献媚逢迎以陷于非，其强者设机谋捏以诬其过，往往酿成祸变，遂至父子之间，慈孝双亏，家国大计，转滋罅隙”。他还不遗余力地大力批驳嫡长子继承的传统建储原则，“至于立嫡立长之说，尤非确论”“纣以嫡立而丧商，若立微子之庶，商未必亡也”。据此，他断言“建储册立，非国家之福，召乱起衅，多由于此”。为能够让广大臣民尤其是让诸皇子吸取这些历史教训并引以为戒，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月，他特命诸皇子、军机大臣、尚书房总师傅等将历代册立太子有关借鉴惩戒的事迹编成《古今储贰金鉴》一书。此外，为了使广大臣民进一步深入了解秘密建储制度的重要意义，他全面论述了秘密建储的动机和效果。关于推行这一制度的动机方面，他认为，“盖不肯显露端倪，使群情有所窥伺，此正朕善于维持爱护之深心也”。立于秘密建储的效果，他则称康熙皇帝临终时“一言而定大计”，以致雍正皇帝即位后“内外帖然”；他还以自己借建储密旨即位后“人情亦甚辑宁”为例，指出，“此即不建储之益，固天下臣民所共见共闻者也”。据此，他得出结论，“不可不立储，而尤不可显立储，最为良法美意”。为了让后世子孙牢记并且坚持这一重要制度，乾隆后期，他一再宣称，秘密建储是本朝重要“家法”，并要求“世世子孙，所当遵守而弗变”。他进一步断言，如果后世子孙不实行这一制度，恢复古制，必然会“酿成大祸”。正是由于他对秘密建储制度的反复阐述，才使得这一制度较为普遍地被统治集团中的各阶层所理解和接受。因而，尽管其皇子甚多，而且其中不少人都有觊觎储位的野心，但是一直到他退位的这十几年时间里，却始终没有发生像康、雍之际皇室内部为了争帝皇位发生骨肉相残的情况，从而也巩固了乾隆皇帝的最高统治地位，最终乾隆一朝没有受到威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乾隆皇帝85岁高龄之际，举行了传位大典，过起了太上皇的生活。
隆六十年（1795年）、他的健康情泥每况愈下。当年九月初三，他向全国臣民宣布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写的建储密旨，立皇十五子顒琰为皇太子并决定在次年新正举行传位大典。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元日，上至内外王公贵族下至文武百官与外藩使臣成集太和殿，按班序列，恭候乾隆乘與至殿内升坐。这时，鼓乐齐鸣，宣表官员跪宣传位诏书，皇太子以下所有官员皆跪伏殿内恭听。而后，大学士二人引导皇太子至乾隆皇帝御坐前俯伏跪地，让乾隆皇帝亲授“皇帝之宝”。最后，嗣皇帝率领群臣再向乾隆皇帝行九叩大礼，恭送已经成为太上皇的乾隆皇帝起驾还宫，嘉庆皇帝则御殿登极，接受文武百官朝驾。至此，传位大典完成，乾隆皇帝的太上皇生活开始了。
雍正皇帝所实行的秘密建储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宫廷内部斗争，但被指定的嗣君能不能在皇帝去世之后顺利即位，却仍需视其托付是否得人。也就是说，大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着嗣君之废立，建储中仍然存在着漏洞。乾隆生前自行传位，使得秘密建储制度得到重要补充和发展，它一方面使得自己的建储计划能够顺利实现，另一方面在传位过程中“明颁诏旨，亲御殿廷，付托神器”，也有效地把大臣、女宠和宦官这些能够借机怙宠擅权以影响建储的权力集团排除在决定储君的决策圈之外，在维护社会安定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传位这种方式来实现最高权力过渡还是比较可取的。
秦汉以后，称为太上皇者虽不乏其人，且位置也非常显赫，但再也没有临政治民之实权。乾隆皇帝殚思竭虑地经营了60年，在宣布传位的时候，即决定“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这些权中之权，“岂能置之不问”，只是把各种祭祀和礼仪这些无关大局的活动交给嗣皇帝办理，而且他自己也年事已高，没有精力做这些事情了。军机大臣根据他的命令拟定的传位事宜中，太上皇帝所享有的礼仪规格和所拥有的实际权力都远远地超出嗣皇帝之上，太上皇帝还是自称为“朕”，太上皇帝旨仍称为“泩旨”，题奏行文遇太上皇帝字样，高三格抬写，嗣皇帝则只能高二格抬写；太上皇帝生辰称万万寿，嗣皇帝生辰称万寿；文武大员进京陛见以及新授道府以上官员离京赴任，皆须具折恭请太上皇帝恩训。而嗣皇帝拥有的权力少得可怜，不过是按期举行祭祀以及经筵、耕籍、大阅、传胪等礼仪活动面已，即使这些活动还要向太上皇帝奏闻，然后才能举行。乾隆自己曾说：“朕虽归政，大事还是我办。”可见乾隆传位并非退位，只是形式变了，变亲政为“训政”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