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修文县，一位老师正在上语文课。/ 视觉中国
乡音留给我们的，除了乡情，还有许多复杂难言的文化沉淀。“乡音无改鬓毛衰”，如果遗忘了乡音，我们还记得自己从哪里来吗？
若干年前，网上流传着一篇《爱广州的N个理由》，其中有个理由是“好听的粤语，好听的粤语歌”，足见广东人对粤语的自豪。
而广东话好听，主要是因为音调丰富。香港填词人黄伟文也说过，不懂广东话的人，不会懂得广东歌的特别，因为广东歌要根据粤语九音来填词，而其他方言歌曲都不会像广东歌这样，需要如此准确地“入榫”。
本地人视为经典的方言剧，外地人看了可能会“笑不出来”。/ 《外来媳妇本地郎》
但粤语遇到其他方言时，就会“鸡同鸭讲眼”，不好使了。语言学者李倩有一次到上海，上了出租车，跟司机说去“番（Pān）禺路”。
“哪里？”上海大叔仿佛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番（Pān）禺路，近虹桥路。”
司机这回听明白了，没忍住他作为“上海宁”的骄傲，当下就鄙视了一下这位“乡下人”：“那是番（Fān）禺路好不啦！”
对广东话稍有了解的人自然知道，“番禺”的“番”在广东话念成Pun1，换成普通话也念成Pān，是因为“古无轻唇音”。粤语里面保留了相当多的中古音。
小说《繁花》用上海话写作，造成巨大的反响，后改编为话剧，人物对话同样使用沪语。/ 上观新闻
在中国的方言谱系上，吴语原本比粤语更为古老。但由于上海急剧城市化，而上海话却得不到提倡，导致上海话被其他年轻方言同化，甚至还出现了俗气化的现象。
01
上海话为什么“不好使”了
上海读者读到这里先别着急，说沪语变俗了，不是外地人说的，而是上海人自己的反省。
十多年前，沪上文人魏心宏在网上发表过一篇宏文叫《永别了，上海话》，里面便提到上海话的低俗化问题：“上海话在缺少社会引导的前提下，任由老百姓尤其是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社会阶层来创造，语言日益变得粗糙和粗俗起来，以至于越来越多的非常难听的口语开始在上海话中蔓延，例如帮帮忙、拐浪头、开大兴、拗身段之类。”
针对上海民间的沪语推广运动，来自上海的历史学家陆扬也曾指出：“上海话是一种比较俗气的方言，是一种还没有进化到高级阶段的方言，要推广首先要提倡更典雅的上海话，而不是一味乱推广。”
城市化无疑挤压着沪语的生存空间。
但过去老上海人那一口典雅、悦耳的吴侬软语，现在已经很难听得见了，如何推广？比如新一代上海人的口头禅“我帮侬讲”或“我告侬讲”，在老上海人听来就有点粗鲁不文，恶声恶气。
今年上海市“两会”期间，上海滑稽剧团副团长钱程还对代表们吐槽过这种新沪语：“啥事体？讲话又不需要帮忙，告要到法院里去告。一定要说‘搭’‘忒’，‘我搭侬讲’或者‘我忒侬讲’。”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陆陆续续有人发现上海年轻人不会讲上海话了，要讲也是夹杂着北方官话的语法和词汇，既不像沪语，也不像普通话。
外来人口的涌入也在稀释上海话群体。/Yiran Ding
不但如此，很多上海小孩也无法用沪语跟父母、祖父母交流。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特设专家组发布文件《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按代际之间的语言传承，将一门语言的濒危程度分成六级，沪语显然已经到了“肯定濒危型”，且在滑向“严重濒危型”。
肯定濒危型：该语言再也不作为孩子们在家庭里学习的母语。因此，最年轻的语言使用者就是父母辈。在这一个阶段，父母可能对孩子们讲本族语言，但他们的孩子们不用本族语言回应。严重濒危型：该语言只有祖父母辈和老一代人才会讲了。父母辈一代人可能还会讲该语言，但是他们不再对孩子们讲该种语言。
虽然上海话已经不是昨日的上海话，但这并不妨碍一些上海人的方言自豪感。
在《永别了，上海话》的网友评论中，有一位嘉定人谈到他初到上海读大学的感受：“市区人民的口音日渐变得奇怪甚至完全失去沪语的感觉，却依然自我感觉良好：我是上海人，不管我说的口音如何我说的就是上海话，其他人说的统统都是乡下话。”
经典沪语喜剧《老娘舅》是一代人的记忆。
实际上，上海话恰恰起源于今天大上海的郊区。
据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复旦大学中文系吴语研究室主任游汝杰合作撰写的著作《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话较早的源头并不是苏州话、宁波话，而是宋元时代华亭县的“土话”，而华亭县土话跟嘉兴话的关系比较近。
华亭县后来改称松江县，从里面分出了上海县。论资历，上海话要喊松江话一声“爸爸”，喊嘉兴话一句“爷爷”。
02
粤语：曾经也是民间土话
粤语的产生年代晚于吴语，使用人口也不及后者，但粤语的保育情况却好得多。
八十年代开始，随着香港电影和香港流行曲风靡全国，粤语更成为了中国最时髦的方言。在内地某个十八线小县城，一个完全不讲粤语的地方，年轻人唱粤语歌，看港片，一口港式粤语学得有模有样。这种流行程度，是上海话乃至于吴语都无法想象的。
因为很早开放贸易，今天的粤语之中，保留了很多外语词汇。
粤语在粤语区的流行文化中，并非一直都这么强势。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香港本地语言的鄙视链是“英语>国语>粤语>潮州话、客家话等其他方言”，能够看英语“生肉”电影的人最有文化，看国语片的人次之，粤语及其他方言只是在底层小百姓中流行的土话。
1980年代之前，香港影坛长期都是国粤语电影双雄竞争，且国语片占据上风。邵氏电影大部分名作，如《独臂刀》《刺马》《倾国倾城》等，都是国语片。粤语长片和粤剧电影虽然也很流行，但题材重复，演员来来去去都是那么几个，且越来越粗制滥造，难登电影节的大雅之堂。
与此同时，乐坛上流行的也是英文歌与国语歌，粤语歌曲长期由粤曲统治，坊间的粤语流行曲还没走出“咸水歌”的阶段。在周星驰电影《逃学威龙》（1991）里，张敏饰演的女教师向学生提议一起表演话剧《雪姑七友》，男同学们马上耍流氓唱起了尹光的歌曲《雪姑七友七个小矮人》。
这是六七十年代流行于民间的一首粤语歌。当时的粤语歌，多的是“荷里活有间大酒店，三个肥婆学踢波”之类的歌词，内容过于俚俗，只能流传于庙街这样的市井地区。
许冠杰还饰演过《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
1972年，TVB喜剧 《双星报喜》第二季开播，罕有地播出了一首非英文歌——许冠杰的首支粤语歌《铁塔凌云》。两年后，许冠杰把这首歌收入他的首张粤语专辑《鬼马双星》，开始着力对粤语流行歌进行改造升级。
一方面，许冠杰彻底抛弃了低俗化的内容，打工、打牌、打机、消夜、拍拖等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被写入歌中，最出名的便是《半斤八两》；另一方面，粤剧唱词的优美典雅也保留了下来，《梨涡浅笑》《沉默是金》《知音梦里寻》等作品都是意蕴悠长的咏叹曲；再加上英文流行乐的编曲，粤语歌从此脱胎换骨，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香港电影的繁荣也在促成粤语的繁荣。/ 《英雄本色》
粤语电影与粤语流行歌在1970年代的复兴，有一个共同的背景：1960年代后期，港府检讨本港的语文政策，决定支持本地文化，将广东话作为官方中文语言。
从此之后，香港电台的潮州话、客家话节目取消了，所有中文媒体一律采用粤语播音。学校里的非英文课程，也以标准中文为书面语、以广东话为口语进行教授。1980年代以后，政府工作语言也慢慢变成广东话，议员们开始在立法会议事堂使用广东话发言，广东话终于在各种正式场合都取得了统治地位。
相比于“野生状态”下的沪语，广东话从“香港方言之一”成为“香港官方中文语言”的过程，一直都有政府与社会的引导，使广东话兼有中文书面语的典雅和地方方言的地气。不信的话，去听一听楚原导演在2018年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上的获奖感言。
03
方言是我们人生唯一的行李
晚年“管它天下千万事，闲来轻笑两三声”的楚原导演，原名张宝坚，跟张国荣一样，祖籍都是客家之乡广东梅县。但楚原出生于广州，父亲张活游是著名粤剧小生、粤语长片演员，因此楚原的母语是粤语。
楚原父子的一生，都对粤语电影念念不忘。1952年，有感于粤语电影长期被粤剧片、歌舞片溶质，张活游与吴楚帆、白燕等艺人成立中联影业公司，专事拍摄高水准的粤语故事片，其开山之作就是巴金小说《家》同名电影。
《七十二家房客》成为影史经典，其中还有年轻的郑少秋。
二十多年后，香港影坛依然是国语片一家独大。在楚原的坚持之下，邵氏推出了粤语片《七十二家房客》。这部电影意外地成为了1973年的票房冠军，超过李小龙的《猛龙过江》。经此一役，香港的电影创作逐渐回归粤语片，“粤语片”终于成为了“香港电影”的代名词。
因此，楚原在粤语片历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1997年，在王晶导演的电影《精装难兄难弟》中，楚原客串 “电影之神”，将推崇欧洲片、看不起粤语片的王晶卫（讽刺王家卫）大骂一通：“粤语片好失礼你咩？你哋嗰代人冚唪唥都係食粵語片嘅奶大嘅喔。”（粤语片让你很丢脸吗？你们那代人全部都是吃粤语片的奶长大的。）
有一位诗人说过，“汉语是我唯一的行李”。更准确地讲，在中国人的生命中，不一样的方言，就是不一样的行李。讲同一种方言的两个人，即使来自不同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半个老乡。
方言剧曾经存在于各地人的记忆当中，构成了他们对于故乡的认同，但今天，这种剧集几乎已经消失了。/ 曾经风靡川渝的《山城棒棒军》
1945年，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历史学家余英时遇到经济学家邢慕寰，一见如故。原因除了学术上彼此欣赏，还有一层原因：余英时是安徽潜山人，邢慕寰来自湖北黄梅，余英时童年在乡间最爱听的黄梅戏，便是从邢慕寰老家传到安徽的。因此，余英时的家乡话跟邢慕寰的家乡话，语音有颇多相似之处。
今天听黄梅戏的人不多了，黄梅戏中的湖北口音，也已经很罕见了。很多方言就像黄梅戏一样，在这颗星球上漂泊，幸运的会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成为一个小小的“方言岛”，但更多的会在迁徙与流变中与其他方言融合，甚至被强势方言同化。
广西的平话来源于山东，北宋大将狄青率领“平南军”南下广西平定侬智高起义时，将一些山东籍军人留在广西驻守，在当地留下了一个地名（平南县）和一门方言（平话）。一直到1940年代，当地说平话的村庄，每隔几年还会派人回山东祭扫祖坟。如今，莫说回乡祭祖，广西平话已经变得跟北方话大不相同了，桂南平话甚至被划入了粤语方言区。
同样是从北方一路南下迁徙的族群，桂南与粤西的客家人，跟粤东梅州、福建、江西等地的客家人，依然说着差不多的客家话。在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客家话形成了很多很多方言岛，有的相隔甚远，数百年来完全没有文化交流，但各个方言岛的客家人基本都能互相交谈。譬如四川客家人是清代前中期“湖广填四川”的时候从粤东迁入的，至今乡音没有大的变动。
客家人之所以为客家人，就在于他们始终遵循祖训“能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客家人在哪里，客家话就在哪里。
2015年2月21日，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大东镇，人们在花萼楼举行一年一度的新春祈福民俗活动。图/视觉中国
讲粤语和客家话的人是幸福的，不过并非一点危机都没有，沪语在亲代间的失传问题，在这些方言中也同样存在，只是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
近年来，由于粤语歌与粤语片的辉煌不复当年，也不断有人提起：粤语歌会不会消失？就像粤曲一样，成为文化遗产。
也许会。但粤语歌填词人黄伟文很乐观，毕竟粤曲并没有死，现在每年都会有新作品发表。他相信，只要有人无论如何山长水远都要跑去红馆听广东歌，广东歌就不会死。
“最坏最坏的情况，无非就是每年盂兰节我们搭一个棚，一起听广东歌。”
贵州修文县，一位老师正在上语文课。/ 视觉中国
乡音留给我们的，除了乡情，还有许多复杂难言的文化沉淀。“乡音无改鬓毛衰”，如果遗忘了乡音，我们还记得自己从哪里来吗？
若干年前，网上流传着一篇《爱广州的N个理由》，其中有个理由是“好听的粤语，好听的粤语歌”，足见广东人对粤语的自豪。
而广东话好听，主要是因为音调丰富。香港填词人黄伟文也说过，不懂广东话的人，不会懂得广东歌的特别，因为广东歌要根据粤语九音来填词，而其他方言歌曲都不会像广东歌这样，需要如此准确地“入榫”。
本地人视为经典的方言剧，外地人看了可能会“笑不出来”。/ 《外来媳妇本地郎》
但粤语遇到其他方言时，就会“鸡同鸭讲眼”，不好使了。语言学者李倩有一次到上海，上了出租车，跟司机说去“番（Pān）禺路”。
“哪里？”上海大叔仿佛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番（Pān）禺路，近虹桥路。”
司机这回听明白了，没忍住他作为“上海宁”的骄傲，当下就鄙视了一下这位“乡下人”：“那是番（Fān）禺路好不啦！”
对广东话稍有了解的人自然知道，“番禺”的“番”在广东话念成Pun1，换成普通话也念成Pān，是因为“古无轻唇音”。粤语里面保留了相当多的中古音。
小说《繁花》用上海话写作，造成巨大的反响，后改编为话剧，人物对话同样使用沪语。/ 上观新闻
在中国的方言谱系上，吴语原本比粤语更为古老。但由于上海急剧城市化，而上海话却得不到提倡，导致上海话被其他年轻方言同化，甚至还出现了俗气化的现象。
01
上海话为什么“不好使”了
上海读者读到这里先别着急，说沪语变俗了，不是外地人说的，而是上海人自己的反省。
十多年前，沪上文人魏心宏在网上发表过一篇宏文叫《永别了，上海话》，里面便提到上海话的低俗化问题：“上海话在缺少社会引导的前提下，任由老百姓尤其是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社会阶层来创造，语言日益变得粗糙和粗俗起来，以至于越来越多的非常难听的口语开始在上海话中蔓延，例如帮帮忙、拐浪头、开大兴、拗身段之类。”
针对上海民间的沪语推广运动，来自上海的历史学家陆扬也曾指出：“上海话是一种比较俗气的方言，是一种还没有进化到高级阶段的方言，要推广首先要提倡更典雅的上海话，而不是一味乱推广。”
城市化无疑挤压着沪语的生存空间。
但过去老上海人那一口典雅、悦耳的吴侬软语，现在已经很难听得见了，如何推广？比如新一代上海人的口头禅“我帮侬讲”或“我告侬讲”，在老上海人听来就有点粗鲁不文，恶声恶气。
今年上海市“两会”期间，上海滑稽剧团副团长钱程还对代表们吐槽过这种新沪语：“啥事体？讲话又不需要帮忙，告要到法院里去告。一定要说‘搭’‘忒’，‘我搭侬讲’或者‘我忒侬讲’。”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陆陆续续有人发现上海年轻人不会讲上海话了，要讲也是夹杂着北方官话的语法和词汇，既不像沪语，也不像普通话。
外来人口的涌入也在稀释上海话群体。/Yiran Ding
不但如此，很多上海小孩也无法用沪语跟父母、祖父母交流。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特设专家组发布文件《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按代际之间的语言传承，将一门语言的濒危程度分成六级，沪语显然已经到了“肯定濒危型”，且在滑向“严重濒危型”。
肯定濒危型：该语言再也不作为孩子们在家庭里学习的母语。因此，最年轻的语言使用者就是父母辈。在这一个阶段，父母可能对孩子们讲本族语言，但他们的孩子们不用本族语言回应。严重濒危型：该语言只有祖父母辈和老一代人才会讲了。父母辈一代人可能还会讲该语言，但是他们不再对孩子们讲该种语言。
虽然上海话已经不是昨日的上海话，但这并不妨碍一些上海人的方言自豪感。
在《永别了，上海话》的网友评论中，有一位嘉定人谈到他初到上海读大学的感受：“市区人民的口音日渐变得奇怪甚至完全失去沪语的感觉，却依然自我感觉良好：我是上海人，不管我说的口音如何我说的就是上海话，其他人说的统统都是乡下话。”
经典沪语喜剧《老娘舅》是一代人的记忆。
实际上，上海话恰恰起源于今天大上海的郊区。
据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复旦大学中文系吴语研究室主任游汝杰合作撰写的著作《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话较早的源头并不是苏州话、宁波话，而是宋元时代华亭县的“土话”，而华亭县土话跟嘉兴话的关系比较近。
华亭县后来改称松江县，从里面分出了上海县。论资历，上海话要喊松江话一声“爸爸”，喊嘉兴话一句“爷爷”。
02
粤语：曾经也是民间土话
粤语的产生年代晚于吴语，使用人口也不及后者，但粤语的保育情况却好得多。
八十年代开始，随着香港电影和香港流行曲风靡全国，粤语更成为了中国最时髦的方言。在内地某个十八线小县城，一个完全不讲粤语的地方，年轻人唱粤语歌，看港片，一口港式粤语学得有模有样。这种流行程度，是上海话乃至于吴语都无法想象的。
因为很早开放贸易，今天的粤语之中，保留了很多外语词汇。
粤语在粤语区的流行文化中，并非一直都这么强势。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香港本地语言的鄙视链是“英语>国语>粤语>潮州话、客家话等其他方言”，能够看英语“生肉”电影的人最有文化，看国语片的人次之，粤语及其他方言只是在底层小百姓中流行的土话。
1980年代之前，香港影坛长期都是国粤语电影双雄竞争，且国语片占据上风。邵氏电影大部分名作，如《独臂刀》《刺马》《倾国倾城》等，都是国语片。粤语长片和粤剧电影虽然也很流行，但题材重复，演员来来去去都是那么几个，且越来越粗制滥造，难登电影节的大雅之堂。
与此同时，乐坛上流行的也是英文歌与国语歌，粤语歌曲长期由粤曲统治，坊间的粤语流行曲还没走出“咸水歌”的阶段。在周星驰电影《逃学威龙》（1991）里，张敏饰演的女教师向学生提议一起表演话剧《雪姑七友》，男同学们马上耍流氓唱起了尹光的歌曲《雪姑七友七个小矮人》。
这是六七十年代流行于民间的一首粤语歌。当时的粤语歌，多的是“荷里活有间大酒店，三个肥婆学踢波”之类的歌词，内容过于俚俗，只能流传于庙街这样的市井地区。
许冠杰还饰演过《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
1972年，TVB喜剧 《双星报喜》第二季开播，罕有地播出了一首非英文歌——许冠杰的首支粤语歌《铁塔凌云》。两年后，许冠杰把这首歌收入他的首张粤语专辑《鬼马双星》，开始着力对粤语流行歌进行改造升级。
一方面，许冠杰彻底抛弃了低俗化的内容，打工、打牌、打机、消夜、拍拖等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被写入歌中，最出名的便是《半斤八两》；另一方面，粤剧唱词的优美典雅也保留了下来，《梨涡浅笑》《沉默是金》《知音梦里寻》等作品都是意蕴悠长的咏叹曲；再加上英文流行乐的编曲，粤语歌从此脱胎换骨，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香港电影的繁荣也在促成粤语的繁荣。/ 《英雄本色》
粤语电影与粤语流行歌在1970年代的复兴，有一个共同的背景：1960年代后期，港府检讨本港的语文政策，决定支持本地文化，将广东话作为官方中文语言。
从此之后，香港电台的潮州话、客家话节目取消了，所有中文媒体一律采用粤语播音。学校里的非英文课程，也以标准中文为书面语、以广东话为口语进行教授。1980年代以后，政府工作语言也慢慢变成广东话，议员们开始在立法会议事堂使用广东话发言，广东话终于在各种正式场合都取得了统治地位。
相比于“野生状态”下的沪语，广东话从“香港方言之一”成为“香港官方中文语言”的过程，一直都有政府与社会的引导，使广东话兼有中文书面语的典雅和地方方言的地气。不信的话，去听一听楚原导演在2018年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上的获奖感言。
03
方言是我们人生唯一的行李
晚年“管它天下千万事，闲来轻笑两三声”的楚原导演，原名张宝坚，跟张国荣一样，祖籍都是客家之乡广东梅县。但楚原出生于广州，父亲张活游是著名粤剧小生、粤语长片演员，因此楚原的母语是粤语。
楚原父子的一生，都对粤语电影念念不忘。1952年，有感于粤语电影长期被粤剧片、歌舞片溶质，张活游与吴楚帆、白燕等艺人成立中联影业公司，专事拍摄高水准的粤语故事片，其开山之作就是巴金小说《家》同名电影。
《七十二家房客》成为影史经典，其中还有年轻的郑少秋。
二十多年后，香港影坛依然是国语片一家独大。在楚原的坚持之下，邵氏推出了粤语片《七十二家房客》。这部电影意外地成为了1973年的票房冠军，超过李小龙的《猛龙过江》。经此一役，香港的电影创作逐渐回归粤语片，“粤语片”终于成为了“香港电影”的代名词。
因此，楚原在粤语片历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1997年，在王晶导演的电影《精装难兄难弟》中，楚原客串 “电影之神”，将推崇欧洲片、看不起粤语片的王晶卫（讽刺王家卫）大骂一通：“粤语片好失礼你咩？你哋嗰代人冚唪唥都係食粵語片嘅奶大嘅喔。”（粤语片让你很丢脸吗？你们那代人全部都是吃粤语片的奶长大的。）
有一位诗人说过，“汉语是我唯一的行李”。更准确地讲，在中国人的生命中，不一样的方言，就是不一样的行李。讲同一种方言的两个人，即使来自不同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半个老乡。
方言剧曾经存在于各地人的记忆当中，构成了他们对于故乡的认同，但今天，这种剧集几乎已经消失了。/ 曾经风靡川渝的《山城棒棒军》
1945年，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历史学家余英时遇到经济学家邢慕寰，一见如故。原因除了学术上彼此欣赏，还有一层原因：余英时是安徽潜山人，邢慕寰来自湖北黄梅，余英时童年在乡间最爱听的黄梅戏，便是从邢慕寰老家传到安徽的。因此，余英时的家乡话跟邢慕寰的家乡话，语音有颇多相似之处。
今天听黄梅戏的人不多了，黄梅戏中的湖北口音，也已经很罕见了。很多方言就像黄梅戏一样，在这颗星球上漂泊，幸运的会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成为一个小小的“方言岛”，但更多的会在迁徙与流变中与其他方言融合，甚至被强势方言同化。
广西的平话来源于山东，北宋大将狄青率领“平南军”南下广西平定侬智高起义时，将一些山东籍军人留在广西驻守，在当地留下了一个地名（平南县）和一门方言（平话）。一直到1940年代，当地说平话的村庄，每隔几年还会派人回山东祭扫祖坟。如今，莫说回乡祭祖，广西平话已经变得跟北方话大不相同了，桂南平话甚至被划入了粤语方言区。
同样是从北方一路南下迁徙的族群，桂南与粤西的客家人，跟粤东梅州、福建、江西等地的客家人，依然说着差不多的客家话。在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客家话形成了很多很多方言岛，有的相隔甚远，数百年来完全没有文化交流，但各个方言岛的客家人基本都能互相交谈。譬如四川客家人是清代前中期“湖广填四川”的时候从粤东迁入的，至今乡音没有大的变动。
客家人之所以为客家人，就在于他们始终遵循祖训“能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客家人在哪里，客家话就在哪里。
2015年2月21日，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大东镇，人们在花萼楼举行一年一度的新春祈福民俗活动。图/视觉中国
讲粤语和客家话的人是幸福的，不过并非一点危机都没有，沪语在亲代间的失传问题，在这些方言中也同样存在，只是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
近年来，由于粤语歌与粤语片的辉煌不复当年，也不断有人提起：粤语歌会不会消失？就像粤曲一样，成为文化遗产。
也许会。但粤语歌填词人黄伟文很乐观，毕竟粤曲并没有死，现在每年都会有新作品发表。他相信，只要有人无论如何山长水远都要跑去红馆听广东歌，广东歌就不会死。
“最坏最坏的情况，无非就是每年盂兰节我们搭一个棚，一起听广东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