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父亲的半生，讲与你听
先说说这个帖子的来由。无意间给一个助听器帖子发了个评论和回复，提到了我自幼听障的英语学习经历，不成想两天万亮回复近千，都是祝福和鼓励，今天更接到来自安徽的音乐演出邀请和北京的善心资助。资助我自然心领婉拒，然所有家人的恩情种种，感激无已。
很多家人私信我让我开个帖子，详述我的经历，原本很犹豫，因为我并不是励志的对象，往事太多伤痕。但是这几天收到的回复让我感触太深，恰好下周是我女儿十八岁生日，便想写一点给家人们，也给我的女儿。如果这篇长文能带给大家一点点力量和勇气，也是我半生的一点点价值和意义。
一
我是70后，生在浙南一座老城，那是我父亲的家乡，我母亲是临镇乡里的。有姐长我两岁。
我何时开始失聪的，连父母也说不清了，只知道从记事起就已经听不清周遭，要是有人喊我，非得多喊几声或是离我近些大声些。乡下的孩童们多得是玩伴，因此都不太爱与我玩耍。后来母亲说，多半是我太小的时候经常无人照看，啼哭时眼泪流进耳朵导致了病变与失聪。
五岁之前的事我已完全不记得，也不曾问过父母亲，只是隐约知晓一点。大约我出生不久一家人就到了母亲乡里，但我家没有房子也没有积蓄，父母都是小学民办教师，我们的生活条件是父母微薄的工资和学校狭小的老宿舍。好在外公家境尚好，时常接济一点。
我三岁那年，国家恢复高考，父亲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两年后弟弟出生，从此靠母亲一人的工资养活一家。记得母亲生下我弟弟后坐月子的营养品就是煎一个鸡蛋切开几份吃一天。那时候没有现在的产假，母亲很快就继续边教课边带着我们。
弟弟还是婴儿，母亲要背着他上课，姐姐上小学了，我无人照看。母亲刚好教一年级，就让我坐在她的班里上课。虽然那时我已经听障严重，但小学的东西没有难度，就这么启蒙了。
二
我的记忆从这时开始。
父亲在外地上大学，我在母亲的老家上了两年小学。母亲忙得无暇顾及我，有时候我是跟着外公外婆和舅舅。他们虽然爱我，但是我的听力很难和他们交流，常常一个人趴在河边看鱼虾看水波，常常一个人看着大人们忙碌孩子们戏耍，什么也参与不了。
我多希望有个伙伴。
三年级的时候，父亲毕业了，去了镇里的完全中学教书，也带走了全家。母亲转了公办，和父亲在同校管理图书馆，我在镇里继续上小学。
镇里的三年小学，我能记起的依然很少。小时候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周岁时候险些被传染病带走，所以我的身子非常瘦小，又加上听障，成了个别不良同学的霸凌对象。一个姓林的同学从我转学同班起几乎每个课间都会欺负我打我，所幸也有善良的同学时常保护。
有一次，几个不良同学对着学校围墙外一个社会人喊绰号，一个壮汉冲进来喝问是谁喊的，大家都把手指着我。而我完全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就挨了几个重重的耳光，被打翻在地。老师也不敢多事，只是怜悯地扶起了我。
这类事我至今没有和父母提起。那时候只觉得是我自己犯了错，而我这样一个失聪的孩子，原本就是累赘，更不敢诉苦。那个林姓同学初一依然和我同班，依然常常打我，我依然不敢告诉身为本校教工的父母。
你可能会问我，父母从来没带你去检查治疗吗？一来家里太穷，二来也许我只是累赘。父亲也关心我，经常出差回来给我带书看。但是有一次小学班主任来我家和父亲聊天，我学着大人的样子跟老师问候，父亲却皱着眉头很嫌弃地挥手叫我走开。那一刻我脆弱的尊严被撕得粉碎的感觉，至今如刀痕般刻在我的心底。从那以后，我害怕与人交往，如果有父亲在场，我更是噤若寒蝉。我生怕我是不是又听错了什么，是不是又说错了什么。也许，我并不是错在听错或说错什么。
我也终于知道高三毕业时，一位女生为什么在毕业留念册上说我小时候的绰号叫“累赘”。
父母为什么不带我去做个检查，小时候我压根不会想到要问为什么。父母是天，他们自然会照顾好我们的。只是，可能是生活压力太大，记忆中父母亲从来不曾对我有过温馨与亲热的时刻，从记事起父母亲不曾抱过我抚摩过我甚至不曾牵过我的手，所以有一年我生病父亲背着我去医院的画面就成了特别珍贵的记忆。我和父亲至今唯一的一次接触，是五年的前一天，我六岁的儿子玩游戏将我的手放在了父亲的手中。那一次我看到父亲的神情是那么的复杂，而我差点流了眼泪。
八十年代教师的工资很低，也不像现在可以课外辅导挣外快，父亲当了教导主任，我们家还是很困难。别的同学每个季节都有几套新衣、穿上最流行的蝙蝠衫牛仔裤的时候，我一年只有夏冬两套新衣，是母亲去裁缝店做的，袜子是常年露脚跟脚趾的。到了镇里后，母亲借钱买了台缝纫机，每天下班后缝账本贴补家中。材料要从几里外用箩筐抬回家，一只箩筐装满账本可能有七八十斤，缝好后再抬回去。父亲也许太忙，也许拉不下面子，所以是我和母亲去抬。我上小学时没量过身高，但是十岁上初一时才1米27，我每天放学后帮母亲一份份理账本，一份份剪好线，抬回去再抬回来，从小学到初中。我因为能帮助父母觉得自己有用，所以每天都很勤快，但是在每天的重担下，我的身高几不见长。
父亲是特别优秀的教师和领导，很快就评了高级职称，又升了副校长，但我们家的条件并没有明显改善。我记得那时候父亲给我每周的零花钱是两毛钱，我每天的愿望就是攒到换一块钱的大票，再藏到枕头底下压平。当时县里开发了一个新镇，土地相对便宜，父母梦想在那里盖个房子，属于我们的房子。
三
初中时我的学业开始因为听障而严重下降。小学毕业考班级前三，初一就跟不上了，坐第一排也基本听不清老师讲课，需要理解的理科瞬间垫底，全靠记背的文科勉强撑着。印象中父母不曾关注过我的学习，一来我已经很用功，二来可能他们认定我只能如此了。有趣的是数学老师为了照顾我，还特意把我选进他的奥数小组，我很受鼓舞，天真地以为我是有潜力的，哪怕十道题只对一道，仍然全力以赴。
这位数学老师一直对我很好，因为我父亲很关照他，他也是一位正直且富有同情心的好老师。对我冷淡的是班主任，一位家境豪富的语文老师。尽管我的语文成绩很优秀，甚至我能在半节课里背出一篇文言文，仍旧无法让她对我这个尘埃一般的学生有丝毫好感，无法免除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挖苦我。
至于同学们，偶尔会取笑我，其余时间我是空气。他们要么成绩优秀，要么家里有钱，要么人高马大，而且我因为过早启蒙的缘故，比同班同学要小两三岁，无论我如何准备，似乎都不能融入他们。当然也有不少同学是友善的，只是我的听力与他们交往困难。多年的经历让我自卑到了极点，我努力想做好一切：拼命读书，拼命抄英语，拼命背理科公式，体育课上咬牙跑到嘴唇发青，凭借书画特长课外给学校出黑板报，但是喧嚣的校园依旧无人多看我一眼。
我当时可能没想过为什么要读书，只是觉得学生就应该读好书，所以课堂听不见就课后找班长借笔记抄，一遍一遍地背。教室墙上的标语告诉我天下无难事，数理化再难，我全背下来总能克服困难。结果我三门理科加起来还是只有一百分左右。
初一那年，林姓同学课间打我的时候，我不知怎的，没有再抱着头哭着挨打，而是跟他扭打在一起。说起来他也是个瘦猴，但是懦弱的更瘦小的我，被他霸凌了整整四年。
打完人生第一次架后，我在校园角落痛哭了一场。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找过我，后来我们又分了班，四十年了再未有他的一点消息。
我的听力依然糟糕。右耳听不太见但没有严重病患，左耳的情况变得不太好，中耳炎流脓加剧，经常起床发现脓水打湿枕巾。情况严重了父亲就带我去镇上诊所开药，再严重就打针。父亲是我的偶像我的天，我还以为诊所的针药能治好我的中耳炎。
初中毕业的暑假，耳疾爆发，左耳靠太阳穴处鼓起一个鹌鹑蛋大小的包，父亲还是带我去那家诊所，那位好看的医生阿姨看了一眼紧张极了，对父亲说我先给孩子打一针，你马上带他去市医院。
八十年代的交通不好，父亲第二天带我去了市医院。挂号就诊，医生脸色很难看，语气非常不善地责怪父亲不顾孩子。得知父亲是中学校长后，医生更是语气严厉，说我情况很不好。
拍X光时，需要把我的肿瘤位置贴紧在平台上，我疼得咬牙流泪，但是没有哭出来。医生看了片子和化验单再检查，确诊是“胆脂瘤型中耳炎”，进一步发展就是脑膜炎，有生命危险，要马上住院安排手术。
由于耳后也鼓起了脓包，手术前要清脓，医生让我坐在椅子上，抓着靠背，手术刀就划开了脓包。明明说打了麻针的，为什么那么痛？鲜血顺着我的脖子一路流到瘦削的胸口，再流到腰上。我咬着牙流泪，没有哭出来，也不敢颤抖。
为了省钱，父亲退了晏公殿巷招待所的房间，每天只靠在我病床旁休息，一个月后出院时，我白胖了些，父亲却更加瘦削了。隐约听得他和医生对话，医生说手术难度高，最好是从杭州请医生下来主刀，但是额外费用不菲，父亲立即央求医生安排最好的医生主刀，费用没有问题。
我只知道那年的治疗光是请了杭州主刀医生就花去了父亲一年的工资，那时也没有医保一说。所以我从来没有怀疑父母不爱我，他们之前没带我治疗，之后也没给我配助听器，也许贫穷是原罪。
四
初中毕业后，唯一的朋友阿挺同学考去中师离开了我，而我没考上高中。在那个年代，中考比如今高考还难。幸运的是父亲是学校副校长，政策照顾我升学。回想起来，辍学的结局我根本不敢去想。
“破格”升学的我，成绩格外的难看。初中的理科已经是我无法接受，何况高中。全世界都知道我是废物，唯一不知道的是我未来会有多废，高中毕业就是我人生终点。我渐渐接受了命运的裁定，除了徒劳的用功，把自己埋进书堆，翻遍了母亲的图书馆。
高一暑假，我身高才150，体重75。看着操场上矫健的运动员，自卑极了也羡慕极了，觉得他们是火炬而我只是烛光。那年暑假我发誓要成为强壮的男人，从母亲的图书管里找到一套《健与美》杂志，整理出来锻炼方法，抄写画图，再从校办厂那里讨了一对5公斤的生铁哑铃。
那时的暑假没有补习班，我也不可能奢望能出去旅游，哑铃陪伴了我两个月。尽管没喝过牛奶，也很少能吃肉，我还是长了五公斤的肌肉，也是从那时起，我保持健身至今。
也是那年暑假的末期，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女生。
五
梅子不是学生，她在姑妈的修表店里做学徒。一次校外偶遇女同学，梅子和她一起。梅子不避生，和我也说了几句话，便说会来找我。第二天傍晚，我正在宿舍走廊洗碗，梅子来了。
梅子身材高挑，眉眼秀丽，我依然收藏着一张当年她赠与我的相片，海边少女，穿着当时街上流行不久的蓝色牛仔裤，青春极了，妩媚极了。是的，我和你们一样，丁点都不能理解为何这样一个女生会看上我——矮小、卑微、贫穷、土气的小男生，但当时我幸福极了。一个从来无人关怀无人陪伴的落魄少年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繁花少女，会是怎样的迷醉。对于十四五岁的我来说，哪里懂得爱情，她是我的珍宝，除了她的美丽，便因为她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束光。
没有学生身份的梅子，热情开放。她没有我的犹疑和腼腆，她仿佛是田野里的紫云英，灿烂，自在。那个夏季，我也如灿烂自在的紫云英。
父亲自然不会允许我和梅子来往，一年后，父亲调动去了新镇创办新校，又带走了一家人。我们的五层楼房子也基本竣工，一楼出租给作坊，二楼是简单的家具床铺，上面的暂时没铺设楼梯楼板。因为家里又没钱了。而我人生的第一朵花，凋谢在那个火热的夏季。
转学到新校读高三读文科班后，人生第一次有了色彩。大概是那个环境适宜我，不几天就融入了班级。那一年我格外活跃，给女生做颜值排名，给男生展示我的六块腹肌，还因为与同桌女生早恋而让班主任苦恼不已。同学们对我这个“怪物”异常接纳，带我参加了很多私底下的活动。感激他们给了我不一样的一年，我的读书生涯中唯一有色彩的一年。
在毕业纪念册的留言上，一位男生记述我每次语文考试总是第一个交卷还经常第一名，且交卷后总是“仰天大笑出门去”。那一年，我的听力应该没有变化，但我第一次觉得我是个正常少年。热情，活力，并且夸张。
因为理科学习成绩一直不好，我从高中开始学画，准备考美术专业。我从小学开始喜欢上绘画，父亲经常出差回来给我带连环画，我特别喜欢临摹武将。有一年暑假，我把全校教室的黑板都画满了武将，每一个武将都大到整黑板的高度。那一次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充满激情也画得最好的一次了，可惜那时照相机是奢侈品，没能留下印迹。
六
高三时，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美术天分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好，高考落榜了，去了杭州美术培训部集训复读。这时候家里条件稍好，但是我知道家里盖房子欠了不少债，而且还有三层楼没有铺设，经济还是非常拮据，所以到了培训部开始学习后，吃饭我都不和同学们一起，而是买了瓶玫瑰腐乳，一顿饭夹出一块就能对付了。食堂阿姨是美院教授的夫人，有时心疼我，会把我父亲送给她的特产虾干蒸两只给我。后来我找到不远处的海军食堂，价格比较便宜，能吃上蔬菜和一点肉类。
我和两个同伴一起在培训部学习，租住在玉皇山一户农家阁楼，早出晚归。然而我原本计划一年的学习仅仅两个月就意外结束了。
一个周末，我从阁楼下来休息，不知怎的，往一楼房间玻璃缝里瞧了一下，黑乎乎的什么也没看见。过了一会农家阿姨出来，大声斥责我偷看她洗澡。当时我根本没听清她在说什么，自然没有解释，只是很懦弱地躲开了，后来同伴告知了我，我委屈极了，可也明白自己有口难辩。
农家有个独生子念小学，同伴告诉我他精神有些问题。一天晚上我在阁楼学习文化课，他手持针筒冲了上来，神色扭曲，大骂我偷了他的零花钱。他父母虽然带走了儿子，但是看我的眼神非常不善。作为父母，总是更相信自己孩子的，何况我还有“前科”。
离开杭州的导火索是自行车被偷。因为不想给父母太多负担，我把一个月的开销控制在二百元以内，包括伙食费大约每天五六块钱样子，节省出三十块钱买了辆二手自行车，以便每天晚上去杭大上文化课，省下长期乘坐公交车的开支。一个晚上，九点半下课的时候，我发现自行车被偷了，我无助地站在空荡荡的校门口，一遍一遍地寻找我的车子，最终绝望了。公交车都已停运，那时候好像也没有出租车（我也坐不起）。我看着玉皇山的方向，终于崩溃了。
那是深冬的寒夜，我一个人走在寂静冰冷的马路上，很快就迷路了。没有手表，不知道时间，只知道身上越来越冷。走了很远很远，终于走到了西湖。我沿着湖岸一直往前走，希望能靠近玉皇山，我就能找到“家”，就能缩进温暖的被窝，就能好好睡一觉。路上见到一个岗亭，一个年轻的警察发现了我，询问后给我指了路。我感激每一个帮助我的人，问了他的名字叫张勇，接着我又迷路了。
不知走了多久，我冷到浑身哆嗦，有些恍惚起来，看到湖边有个亭子，亭子地板上铺着简易地毯，不自觉地过去掀开地毯，躺在地板上盖上了毯子。不远处是旷淼的西湖，我的耳朵听不见一丝的风声和水声。那个夜晚，世界从来没那么安静过。那一刻，我只想回家找妈妈。
记不得怎么回去的了。同伴把我的那些遭遇告知老师，老师打电话通知我父亲。两天后，父亲来接我回家。离开农家和培训部时，我默默地感知着背脊上无数复杂的目光。
七
从杭州回来后，我的状态非常不好。整日如行尸走肉，捧着书本看不进一个字，自然也无法画出一张满意的作业。特别是去过杭州后，我才发现我那所谓的美术天分，其实啥也不是。
无人理解，无人倾诉。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只魔鬼，只不过别人的魔鬼温顺得多，而我这只被孤独、冷漠和嘲讽豢养了多年的魔鬼，仿佛随时都会把我撕碎。
对于我的状态，父母根本无能为力。当时姐姐高考也落榜了，在学校打字室一边做临时工一边复习重考，弟弟在读初中，他的成绩特别优秀，是我们家的希望。
两个月后，县里组织了一个美术培训班，邀请北京的美院老师来教课。父亲为我报了名，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由于一直没有做过检查，我也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听力的具体情况。如果是面对面交流，我能听见一些，因为我强迫自己锻炼出了一点看唇语的能力。但是在培训班的人群里，我听不清老师的一句完整话，只能从勉强听见的零散字词里猜测与组织老师的原话。我努力揣摩老师给大家改作业时候的画法，揣摩画得好的同学们的作业。我一半时间在画画，一半时间蹲在别人的作业前发呆。就这样又是两个月过去。尽管我注定不可能成为画家了，但是我必须要考上大学，我要活下去的。
不知道究竟存不存在命运一说，但我愿意相信它的存在。县里安排了上海一所全国重点大学的五个定向名额，五月，美术专业考试季，我先后通过了上海和另外一所大学的专业考，六月返校复习文化，准备七月的高考。
艺术高考属文科类，我最愁的数学还只做参考分（高考成绩相同情况下参考数学考分录取）。书籍是我自幼唯一的朋友，加上我多年背诵带来的记忆力，7月高考，我的文化课成绩超过全国美术专业重点线近20分。当父亲在楼下高举邮件高喊“通知书！上海的通知书！”的时候，我在房间独自默默坐了很久。十八年来所有老师、同学还有亲人都认定的废物，他考上大学了。
那个年代，全国考上大学的不到百万。父亲不顾拮据，为我举报了酒宴，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喝高了。母亲带我去街上花400多元买了只SEIKO手表，说“出门在外，要有些样子，别担心钱，妈妈有钱”。
其实我知道，因为房子，父母借的债可能十年都还不清。
八
考上大学了，意味着我的余生有保障了，但仅此而已。很快我就重复了以往的故事。
专业课上老师点着烟捧着茶缸海侃半天后看向我，我只会茫然地“啊”一声。一节美术史课结束，我只通过幻灯片知道他讲的是谁和谁的作品，至于作品的背后，我一无所知。因为大学的教室比较大，讲台和第一排的距离对我都是那么的遥远，我一句话都听不清。为了让老师能关照一下我的考试，每个课间我都舔着脸凑上去，递上特意省吃俭用为老师买的云烟，然而美术史我还是挂科补考了。
至于我的同学们，艺术系的学生都比较有个性，大家来自华东六省一市，年龄相差有9岁，上学之前的身份有学生也有工人，豪气上来时互称兄弟，矛盾起时拔拳相向，甚至最后毕业时连个聚会都没有就各奔东西了。我在班里和谁都是交淡如水，谁受了冷落排斥我就陪他说说话，谁条件比我还差的就帮点饭票，唯一的朋友是来自江苏农村的一位女同学。唯有她从不嫌弃我的听障我的矮小，见我受委屈会帮我说话，我独处无伴时她会陪我瞎扯。她也是大学同学中我唯一还有联系的，前几年带孩子去上海看病，还在她家住过一晚。她是我人生的第二个朋友。我感恩在我的生命中出现的朋友们，虽然只有寥寥几个，但他们让我的生命少了许多缺憾。
我从小喜欢音乐。小时候别人送我一只竹笛，我就自学笛子。宿舍隔壁是音乐教室，我就自学脚风琴，我无师自通能听曲扒谱。音乐系刚好有个老乡，我问她讨来琴房钥匙，每天等到深夜她们练琴结束后就偷偷进去练琴。
我可笑的自尊心让我不愿请教老乡。看不懂五线谱，我买了钢琴曲磁带和最廉价的耳机，把音量开到最大，凭借小时候瞎弹过脚风琴的一点记忆，费力地去分辨每一个音的位置，属于左手或者右手，然后慢慢熟练成曲。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音乐系主任查岗。我本来听力不佳，正在忘我地练习《水边的阿狄丽娜》，等我弹完几遍转过身，看到了系主任默默看我的眼神。主任并没有质问和批评我，转身带上门在风雨中离开了。
然而，四年大学，我的专业是失败的。和优秀同学的差距，也让我看清了自己可笑的所谓天赋——混饭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画家梦彻底破碎了。我更多的时间是去图书馆写作和看书，文学历史地理人文什么都看，甚至还有让人头疼的哲学。如果不是听力问题，我想中文系才应该是我的去处。除此之外，我的时间都在和一个中文系女生的分分合合中度过。
九
女生是上海本地人，玲珑秀丽，是自小学霸家境无忧的那种，我们是一起上公共大课认识的。她说对我心动是源于一次下课后，大雨中别人都在躲雨或奔跑，我独自缓行的姿态有些另类——她当然不知道我喜欢淋雨。她的追求者很多，喜欢我是因为我的安静羞涩，而我那时的文笔却华美热辣滚烫。她说跟我说话时我总是很安静，总是轻轻摇头，其实她一直都不知道，我的安静是因为听不清，我要用心灵去分辨对方的每一丝眼神里蕴含的内容。
四年结束，因为专业课成绩不佳，也不讨老师欢心，我黯然毕业。也因为听力，当其他同学都找到不错单位的时候，我一无所获。原本有一家国营单位看中了我，老总最终还是嫌弃了我，实习期结束后打发我离开了。
回到家乡，我的学历县里包分配，我被安排到一所镇高中教书，就是我父亲从前工作的学校，我从小生活和读书的学校。我毕业时22岁，和高中生年龄差距不大，从小的经历也让我比同龄人幼稚许多，于是和学生们相处得非常好。同事中有我曾经的老师，有许多是我父亲的老下属，也是看着我长大的，对我多有关照，我一周三节课，不上课的时间背诗经、看二十五史，骑着自行车来回三十公里往返，生活似乎从此定格。
我回家了，女朋友留校读研，电话费很贵，两地情书诉衷肠。女友也曾听着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来看我，我带她见父母，带她去街上买戒指。她回去后在信里写道：虽然没有买下那枚戒指，但我们的情意不需要戒指来圈住。所有的情书，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封存，虽然再也不打开。
我这个乡下长大的男生，和她那样上海本地女生的差异非常大，但不见面就只有思念，没有了争吵。女朋友思念我，劝我回去本校考研，并且多次隐晦地说她是不可能跟我回去的。
我当然清楚上海本地女孩是不可能嫁到我们这里来的，她还那么优秀。但是我很害怕考研。
不知道别的残障朋友是不是和我一样会有自卑心态，而我的自卑是到了极点的那种。由于自幼多病，发育期又帮家里做了太多重活，虽然多年健身给了我结实的身材，但我的个子停留在了160，在人群中，在公众场合，我永远是最卑微的那一个。虽然毕业后父亲多方打听，在上海为我的右耳配了昂贵的入耳式助听器（左耳大手术后导致不适合佩戴），我的听力矫正了不少，但我“享受”如今的安定。上海，那座超级城市，不是我的天堂。它对我来说太过奢华和庞大，大到我投身其中如同一粒尘埃。
考研也不同于高考。我大学毕业那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也刚过6万，我要报考的还是全国重点。专业方面，虽然我的水平当不了画家但是考试应该没问题，可英语和政治的艰难，不是我能想象的。尤其我此时的英语水平大约是二级不到，我们的毕业证书上印的“四级相应水平”其实是一种安慰，而据说不少六级八级的都没能通过硕士英语考试。但那时英语还不考听力，于我是一大幸。
青年于爱情总是狂热的。对于我，第一次遇到一个亲密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舍得放手，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考研道路。
父亲自然是非常支持我的。作为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高学历是最荣耀的。
在我性格中极度自卑的另一面，是极度自信，自信到了狂妄。小学初中时我在母亲的图书馆里铺床睡觉，各类书籍的阅读量在千本以上，我能在半小时内背出《出师表》，我能听曲扒谱，工作第一年我参加县里的教师文学创作比赛拿了第一名。是这种狂妄让我丝毫不怀疑我能通过考试，哪怕我的单词量只有区区几百。
从小的经历也告诉我，这世上没人能帮我。从前但凡有丁点放弃，如今的我就是毫无生机——我百无一用，既没能力与人交流，又手无缚鸡之力。
我不知道该如何学习英语，偶然看到李阳英语的广告，便邮购了一套。除夕前一天收到了资料，我在新年的第一天早上六点起床，开始重新学习英语。李阳的教材好不好我无法评论，但是他的疯狂口号真的让我疯狂。As quickly as possible，as loudly as possible and as clearly as possible。嗯，李阳说，我不是最不幸的人，我充满了斗志。
学习英语对我真的很困难。翻开每一页，每一篇文章都有大量不认识的单词。好在我对英语单词有天生的拼读能力（后来叫自然拼读法），再用红笔密密麻麻地标上音标注释，再将它整篇背诵。我唯一的优势就是记忆力。第一篇背诵的，是马丁路德金的演说，后来才知道它的级别有点高，不过对于我来说没有差别，因为所有的篇章之于我都很高级。
我没有老师，也不曾请教英语同事。我不想长期麻烦别人，且狂妄地认为只要我背得足够多，英语自然没问题。父亲为了支持我的学习，给我买了昂贵的爱华随身听——我的父母，把最好的都给了我——如同我现在把最好的给了孩子。我在书桌墙上写了“苦行僧”三个大字，每天从早晨6点到晚上12点，只要不是备课上课骑车，我都在听背看英语和政治，包括吃饭和上厕所，无一日间断。从新年第一天到考试，十个多月的时间，我背完了三本政治书、八千单词、一叠的英语真题试卷和21世纪报。
十
考研的前两个来月，我从单位停职去了上海备考。期间系里一位领导不适住院，我放下书本去照料了一段时间。先考专业还是文化忘了，考专业的时候有件很有趣的事，考场出现了一位几乎不会画的考生，完全照着我们的作业来画。一问，竟然是武大外语系毕业生，他言道考研算总分，而我们的文化课特别是英语完全不可能是他的对手。结果武大生的专业自然是被刷下来了，英语也只考了48分。由于英语政治和总分都有硬性及格线，那年英语的及格线是55分，他也没通过。
而我的结局比他更惨淡，可以说那一次是我人生的滑铁卢，是命运对我的无情戏耍，自然也改变了我的余生。
专业考试没有意外，虽然水平一般，但是母校母系是欢迎我报考的。文化课政治分比及格线多两分，英语53分，没通过。我以为一切结束了的时候，传来通知说由于所有考生无人过线，启动破格录取，英语及格线降低两分。也就是说我被破格录取了，唯一的一个。
那一刻我的心情谁都能想象得到。是的，我是上天的宠儿！
女友也喜出望外，虽然她母亲不曾见过我就斩钉截铁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但我肯定多了些希望。
几天后，我和女友逛街的时候，接到那位系领导电话说要填写表格（父亲朋友送给我的手机），我说在外，很快回来。系领导关心地问我需要帮我填写否，我自然没有婉拒好意。又过几天，已经回到家乡的我接到通知，由于表格问题，不予录取。
问题出在考生单位。由于当年我是定向招生，条件是服从分配不能随意离职，考研需要复杂手续。而我为了顺利考研，挂靠在了一家企业，系领导虽然与我相熟，却不知道这一变故，给我填写了原单位。另一位领导得知细节后，立即拨打我父亲电话，想让他寻找关系说明情况还能挽回。
可惜的是，当时我父亲恰好就在上海开会，却关了手机。那位领导再三拨打未果，就把这事忘了而这一切我都不知情。几天后领导想起再打电话，父亲情急之下动用所有关系寻到一位家乡出去的官员，打听的结果是录取档案已经上递教育部，无力回天了。
我回到上海。我走遍了母校的校园，离开才不多久，它一切却是那么的陌生。硕士、博士、留校、教授，一切都没有了。没有了荣耀，父母那明明难过极了却还要无言安慰我的眼神我无法面对。
如果那次我没有去照顾病中的系领导？
如果那天我就在学校自己填写？
如果那天父亲没有出差开会，或者没有关机？
如果领导多打几个电话？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也没有了女朋友。她低声说了句：“要是你考上了该多好。”
我不怪她。她也有她的压力。
我不怪她。我一直都觉得是我高攀了她，而且六年的交往，我那么真切地爱过一个人，也被爱过，足够了。
我们一起去外滩看千禧年烟火。人潮汹涌，欢呼轰鸣，钟声响过，女友放开了我的手，我的心随烟花湮灭在那个寒冰似的黄浦江畔。
十一
一个人在上海流浪了一段时间，攒的工资也花的差不多了，可我不愿就这么回去，虽然上海是这般的冰冷。
去人才市场投了很多简历。不是毕业季，学校都不招老师，先去了一家杂志社做文字编辑，后来一个朋友介绍说电视台某工作室招人，便去试试。
工作室领导是一位中年导演，很和善也很善谈。他打开一个录像带让我写旁白，我虽然文笔尚可，却是第一次接触电视节目的背后，导演也不太介意，和我聊了一会电视稿的写法后，让我准备来上班。
我囊中羞涩，第二天便背包去报到，导演已经了解我的经济状况，腾出一个房间给我住宿，从此我开始了撰稿的日子。
有时候我在工作台用心写稿，有时候跟着团队出去采访，工资不算高，但是包吃包住福利也好，尤其是外出采访时吃好喝好还往往有捎带礼品。但是失恋的心态我一直没有调整过来。
在我的二十五年中，除了她少有人多看我一眼，如今她也离开了我，我的世界重新灰暗一片，多愁而敏感的性格让我站不起来。为了对抗那种不良状态。有时候我彻夜加班，可是写累了又会在空无一人的工作室里整夜痛哭。我在灯下疯狂抽烟，疯狂写日记，哭着写，写着哭，终于有一天我躺在床上不再起来了。看着同事们忙忙碌碌，我就躺在床上，空洞地看着天花板。
导演是好人，也不催我工作，还时常坐在床边引导我倾诉。我说着哭着，直到心死如灰不再说了，整整五天不吃不喝也不动。导演找到我女友的电话，女友来了。
我的样子大概很不堪，她看我的眼神很复杂，大约导演在电话里详说了我的状态，她拿出手机生硬地只对我说了一句话：要么你起来，要么我打电话给叔叔阿姨。她有我父母电话。
于是我起来了。她又走了。
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继续工作。凭借导演的悉心指导和我的文字功底，我很快掌握了电视稿写作技巧，写了上百万字的稿子。一次出门的时候，遇到了同届校友苹。
在校时苹曾是我一个老乡的女朋友，因此我们相熟。久别重逢，苹刚好下班，热情地邀我去她浦东公寓坐，我孤苦伶仃，便答应了。
苹买了菜和鲜花，进了公寓先把鲜花插好，让我坐着，她去做饭。那一晚很奇妙，天地宁静，只有对面的清丽的苹。鲜花和红酒，还有苹和缓的声音，我突然又安静下来。
我和一个相熟却无交集的女生聊了很久很久。
聊着聊着，我又流泪了，苹是知道我和女友的故事的，就那么很温柔地看着我，听着我。看我倦了，起身去浴缸放水，放了海藻泥，让我好好泡个澡休息。
那晚，我睡在了苹的公寓沙发上，苹睡在卧室里，却担心我睡不好留了门缝。我在沙发上看着床上苹的睡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和苹在一起了。苹的身高足足170，为了“照顾”我，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不再穿高跟鞋，换了平底鞋。我们一起见过导演，导演夸她漂亮，让她好好待我，说我太单纯。
是的，我单纯到了幼稚。多年以后我回看自己，觉得自己就是因为太孤单了，一点点的善意都会让我感动，一点点的情感都让我不能放手，让我视为生命的最珍贵。
然而上海注定不是我的归宿。
几个月后，苹经常很晚才回来，我查询后，发现她与我工作过的杂志社高管来往频繁，苹解释说是业务关系。有一次，我等到天亮时，她才姗姗归来。我红着眼嘶哑地问她，她却不再解释。
那一次，我彻底不再留恋上海。我把车票以外的钱都留给了苹，连同我的画具和几幅油画作品也不收拾，背着吉他拖着行李箱离开了公寓。抬头望，晨光照不透灰蒙蒙的上海。
我又去了次母校。和她分手后，我没再去过着伤心地。从前门转到后门，路过我们曾经一起上课的教学楼，路过许多次约会的河边树林，路过画室，路过她的宿舍。宿舍楼下不再有那个翘首的少年，也不会再有那个玲珑的身影应我的呼唤。
物是人非。今是昨非。
十二
我又回到中学教书。我一直梦见她，有时候她在我的面前言笑晏晏，可伸手去牵她就消逝了。有时候我远远地看着她，看着看着就哭醒了。二十年的梦里都有她，容颜丝毫也不变，我们就像童话里的恋人，相亲相爱，岁月不老。
这时我已青年，父母见我始终走不出失恋和考研的阴影，张罗着给我找对象。可笑的是，在上海有不少优秀的女生喜欢我，在老家我却找不到对象。那时我的家境已经好了不少，父亲是县里金牌校长，母亲和姐姐都是教师编制，弟弟上了浙大，我也是吃国家饭的教师，本身颜值也不差，单因为身高问题，哪怕是我都没看上的女生，也没有和我再见第二面。
父亲无奈地对我说，儿子，要不你再去考研吧，去大学里带个媳妇回来，学历不学历的再说。
我自然不会再去上海，那一年省里鼓励教师考研深造，我报名了。这次考试对我没有任何压力，非常轻松就过了，在美术类依然是全省唯一。
如父亲所愿，离开老家那个奇怪的地方，我在读研时候结识了现在的妻子，一个非常温柔懂事的女孩。那时候她也在美院读本科。认识半年后我们订了婚，又过半年，国务院发布新规，当年国庆开始在校大学生允许结婚，我们便在那一年的国庆节领了结婚证，妻毕业的第二年，我们有了可爱的女儿，再后来，有了可爱的儿子。
从前我和父母都觉得听障是件特别丢脸的事，都在尽力回避也在欲盖弥彰。七年前我终于去医院做了听力鉴定检测，结果是左耳是最重程度的一级听障，右耳二级。鉴定后，我去办了残疾证。
我参加过残联的两次活动，见到了有的伙伴装着假手，有的不良于行，有的口齿不清，等等。相同的是，他们由此带来的文化程度都比较低，生活水平也不高。目睹他们的艰难，我更没有理由怨恨上苍对我的不公，我其实是幸运儿。
明年的国庆节，就是我结婚二十周年了。生活偶有曲折，我们偶有争辩，但她是最合格的妻子、儿媳和母亲，我也努力做最好的丈夫儿子和父亲。曾经的她，于三年前偶然联系，心结豁然解开，原来我这么多年念念不忘的，不是她，而是我那段最青涩美好的年华。二十多年的梦境，自此不复重现，不再有爱，也不再有恨。
如今父母已退休多年，我在父亲当年亲手创办的学校教美术。听力原因让我无望评上高级职称，应试教育让我的课存在感不强。但是我特别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他们是那样的单纯如我，哪怕是最桀骜不驯的学生，也不会嘲讽我的听力和我的个子。我喜欢尽最大的努力让学生们喜欢美术喜欢我的课，我喜欢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一些学生重新认识学习和人生。我喜欢学生毕业后见到我依然和我击掌给我大大的拥抱。
我还在看书、写作和练琴，所有的乐器都是那么美好，只是我没有能力学习更多。我在背包里随身携带着布鲁斯和半音阶口琴，吹起口琴的时候会思绪飘忽，时光倒流。
下周是女儿的十八岁生日，儿子也自小聪慧。女儿继承了我的个性和画画写作的一些天赋，看着照片墙上她从婴孩长成了我当年的青春模样，而我青春远去，无数次祝福她不要有她父亲当年的坎坷。
女儿十周岁生日到来前，我曾花两个月时间手写了一本书予她，如今机缘巧合，一片长文与虎扑家人们分享，也正好讲述给我的女儿她父亲的前半生，她未曾听说的一段故事。
人生不是码字，写得不顺了可以重头再来；人生又像码字，再长的作文，总有写到结尾的时候，内容是精彩或是寡味，全凭用心与否。所以，人生不易，且行且珍惜。
要不然，凭何怀念。
女儿，父亲的半生，讲与你听
先说说这个帖子的来由。无意间给一个助听器帖子发了个评论和回复，提到了我自幼听障的英语学习经历，不成想两天万亮回复近千，都是祝福和鼓励，今天更接到来自安徽的音乐演出邀请和北京的善心资助。资助我自然心领婉拒，然所有家人的恩情种种，感激无已。
很多家人私信我让我开个帖子，详述我的经历，原本很犹豫，因为我并不是励志的对象，往事太多伤痕。但是这几天收到的回复让我感触太深，恰好下周是我女儿十八岁生日，便想写一点给家人们，也给我的女儿。如果这篇长文能带给大家一点点力量和勇气，也是我半生的一点点价值和意义。
一
我是70后，生在浙南一座老城，那是我父亲的家乡，我母亲是临镇乡里的。有姐长我两岁。
我何时开始失聪的，连父母也说不清了，只知道从记事起就已经听不清周遭，要是有人喊我，非得多喊几声或是离我近些大声些。乡下的孩童们多得是玩伴，因此都不太爱与我玩耍。后来母亲说，多半是我太小的时候经常无人照看，啼哭时眼泪流进耳朵导致了病变与失聪。
五岁之前的事我已完全不记得，也不曾问过父母亲，只是隐约知晓一点。大约我出生不久一家人就到了母亲乡里，但我家没有房子也没有积蓄，父母都是小学民办教师，我们的生活条件是父母微薄的工资和学校狭小的老宿舍。好在外公家境尚好，时常接济一点。
我三岁那年，国家恢复高考，父亲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两年后弟弟出生，从此靠母亲一人的工资养活一家。记得母亲生下我弟弟后坐月子的营养品就是煎一个鸡蛋切开几份吃一天。那时候没有现在的产假，母亲很快就继续边教课边带着我们。
弟弟还是婴儿，母亲要背着他上课，姐姐上小学了，我无人照看。母亲刚好教一年级，就让我坐在她的班里上课。虽然那时我已经听障严重，但小学的东西没有难度，就这么启蒙了。
二
我的记忆从这时开始。
父亲在外地上大学，我在母亲的老家上了两年小学。母亲忙得无暇顾及我，有时候我是跟着外公外婆和舅舅。他们虽然爱我，但是我的听力很难和他们交流，常常一个人趴在河边看鱼虾看水波，常常一个人看着大人们忙碌孩子们戏耍，什么也参与不了。
我多希望有个伙伴。
三年级的时候，父亲毕业了，去了镇里的完全中学教书，也带走了全家。母亲转了公办，和父亲在同校管理图书馆，我在镇里继续上小学。
镇里的三年小学，我能记起的依然很少。小时候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周岁时候险些被传染病带走，所以我的身子非常瘦小，又加上听障，成了个别不良同学的霸凌对象。一个姓林的同学从我转学同班起几乎每个课间都会欺负我打我，所幸也有善良的同学时常保护。
有一次，几个不良同学对着学校围墙外一个社会人喊绰号，一个壮汉冲进来喝问是谁喊的，大家都把手指着我。而我完全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就挨了几个重重的耳光，被打翻在地。老师也不敢多事，只是怜悯地扶起了我。
这类事我至今没有和父母提起。那时候只觉得是我自己犯了错，而我这样一个失聪的孩子，原本就是累赘，更不敢诉苦。那个林姓同学初一依然和我同班，依然常常打我，我依然不敢告诉身为本校教工的父母。
你可能会问我，父母从来没带你去检查治疗吗？一来家里太穷，二来也许我只是累赘。父亲也关心我，经常出差回来给我带书看。但是有一次小学班主任来我家和父亲聊天，我学着大人的样子跟老师问候，父亲却皱着眉头很嫌弃地挥手叫我走开。那一刻我脆弱的尊严被撕得粉碎的感觉，至今如刀痕般刻在我的心底。从那以后，我害怕与人交往，如果有父亲在场，我更是噤若寒蝉。我生怕我是不是又听错了什么，是不是又说错了什么。也许，我并不是错在听错或说错什么。
我也终于知道高三毕业时，一位女生为什么在毕业留念册上说我小时候的绰号叫“累赘”。
父母为什么不带我去做个检查，小时候我压根不会想到要问为什么。父母是天，他们自然会照顾好我们的。只是，可能是生活压力太大，记忆中父母亲从来不曾对我有过温馨与亲热的时刻，从记事起父母亲不曾抱过我抚摩过我甚至不曾牵过我的手，所以有一年我生病父亲背着我去医院的画面就成了特别珍贵的记忆。我和父亲至今唯一的一次接触，是五年的前一天，我六岁的儿子玩游戏将我的手放在了父亲的手中。那一次我看到父亲的神情是那么的复杂，而我差点流了眼泪。
八十年代教师的工资很低，也不像现在可以课外辅导挣外快，父亲当了教导主任，我们家还是很困难。别的同学每个季节都有几套新衣、穿上最流行的蝙蝠衫牛仔裤的时候，我一年只有夏冬两套新衣，是母亲去裁缝店做的，袜子是常年露脚跟脚趾的。到了镇里后，母亲借钱买了台缝纫机，每天下班后缝账本贴补家中。材料要从几里外用箩筐抬回家，一只箩筐装满账本可能有七八十斤，缝好后再抬回去。父亲也许太忙，也许拉不下面子，所以是我和母亲去抬。我上小学时没量过身高，但是十岁上初一时才1米27，我每天放学后帮母亲一份份理账本，一份份剪好线，抬回去再抬回来，从小学到初中。我因为能帮助父母觉得自己有用，所以每天都很勤快，但是在每天的重担下，我的身高几不见长。
父亲是特别优秀的教师和领导，很快就评了高级职称，又升了副校长，但我们家的条件并没有明显改善。我记得那时候父亲给我每周的零花钱是两毛钱，我每天的愿望就是攒到换一块钱的大票，再藏到枕头底下压平。当时县里开发了一个新镇，土地相对便宜，父母梦想在那里盖个房子，属于我们的房子。
三
初中时我的学业开始因为听障而严重下降。小学毕业考班级前三，初一就跟不上了，坐第一排也基本听不清老师讲课，需要理解的理科瞬间垫底，全靠记背的文科勉强撑着。印象中父母不曾关注过我的学习，一来我已经很用功，二来可能他们认定我只能如此了。有趣的是数学老师为了照顾我，还特意把我选进他的奥数小组，我很受鼓舞，天真地以为我是有潜力的，哪怕十道题只对一道，仍然全力以赴。
这位数学老师一直对我很好，因为我父亲很关照他，他也是一位正直且富有同情心的好老师。对我冷淡的是班主任，一位家境豪富的语文老师。尽管我的语文成绩很优秀，甚至我能在半节课里背出一篇文言文，仍旧无法让她对我这个尘埃一般的学生有丝毫好感，无法免除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挖苦我。
至于同学们，偶尔会取笑我，其余时间我是空气。他们要么成绩优秀，要么家里有钱，要么人高马大，而且我因为过早启蒙的缘故，比同班同学要小两三岁，无论我如何准备，似乎都不能融入他们。当然也有不少同学是友善的，只是我的听力与他们交往困难。多年的经历让我自卑到了极点，我努力想做好一切：拼命读书，拼命抄英语，拼命背理科公式，体育课上咬牙跑到嘴唇发青，凭借书画特长课外给学校出黑板报，但是喧嚣的校园依旧无人多看我一眼。
我当时可能没想过为什么要读书，只是觉得学生就应该读好书，所以课堂听不见就课后找班长借笔记抄，一遍一遍地背。教室墙上的标语告诉我天下无难事，数理化再难，我全背下来总能克服困难。结果我三门理科加起来还是只有一百分左右。
初一那年，林姓同学课间打我的时候，我不知怎的，没有再抱着头哭着挨打，而是跟他扭打在一起。说起来他也是个瘦猴，但是懦弱的更瘦小的我，被他霸凌了整整四年。
打完人生第一次架后，我在校园角落痛哭了一场。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找过我，后来我们又分了班，四十年了再未有他的一点消息。
我的听力依然糟糕。右耳听不太见但没有严重病患，左耳的情况变得不太好，中耳炎流脓加剧，经常起床发现脓水打湿枕巾。情况严重了父亲就带我去镇上诊所开药，再严重就打针。父亲是我的偶像我的天，我还以为诊所的针药能治好我的中耳炎。
初中毕业的暑假，耳疾爆发，左耳靠太阳穴处鼓起一个鹌鹑蛋大小的包，父亲还是带我去那家诊所，那位好看的医生阿姨看了一眼紧张极了，对父亲说我先给孩子打一针，你马上带他去市医院。
八十年代的交通不好，父亲第二天带我去了市医院。挂号就诊，医生脸色很难看，语气非常不善地责怪父亲不顾孩子。得知父亲是中学校长后，医生更是语气严厉，说我情况很不好。
拍X光时，需要把我的肿瘤位置贴紧在平台上，我疼得咬牙流泪，但是没有哭出来。医生看了片子和化验单再检查，确诊是“胆脂瘤型中耳炎”，进一步发展就是脑膜炎，有生命危险，要马上住院安排手术。
由于耳后也鼓起了脓包，手术前要清脓，医生让我坐在椅子上，抓着靠背，手术刀就划开了脓包。明明说打了麻针的，为什么那么痛？鲜血顺着我的脖子一路流到瘦削的胸口，再流到腰上。我咬着牙流泪，没有哭出来，也不敢颤抖。
为了省钱，父亲退了晏公殿巷招待所的房间，每天只靠在我病床旁休息，一个月后出院时，我白胖了些，父亲却更加瘦削了。隐约听得他和医生对话，医生说手术难度高，最好是从杭州请医生下来主刀，但是额外费用不菲，父亲立即央求医生安排最好的医生主刀，费用没有问题。
我只知道那年的治疗光是请了杭州主刀医生就花去了父亲一年的工资，那时也没有医保一说。所以我从来没有怀疑父母不爱我，他们之前没带我治疗，之后也没给我配助听器，也许贫穷是原罪。
四
初中毕业后，唯一的朋友阿挺同学考去中师离开了我，而我没考上高中。在那个年代，中考比如今高考还难。幸运的是父亲是学校副校长，政策照顾我升学。回想起来，辍学的结局我根本不敢去想。
“破格”升学的我，成绩格外的难看。初中的理科已经是我无法接受，何况高中。全世界都知道我是废物，唯一不知道的是我未来会有多废，高中毕业就是我人生终点。我渐渐接受了命运的裁定，除了徒劳的用功，把自己埋进书堆，翻遍了母亲的图书馆。
高一暑假，我身高才150，体重75。看着操场上矫健的运动员，自卑极了也羡慕极了，觉得他们是火炬而我只是烛光。那年暑假我发誓要成为强壮的男人，从母亲的图书管里找到一套《健与美》杂志，整理出来锻炼方法，抄写画图，再从校办厂那里讨了一对5公斤的生铁哑铃。
那时的暑假没有补习班，我也不可能奢望能出去旅游，哑铃陪伴了我两个月。尽管没喝过牛奶，也很少能吃肉，我还是长了五公斤的肌肉，也是从那时起，我保持健身至今。
也是那年暑假的末期，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女生。
五
梅子不是学生，她在姑妈的修表店里做学徒。一次校外偶遇女同学，梅子和她一起。梅子不避生，和我也说了几句话，便说会来找我。第二天傍晚，我正在宿舍走廊洗碗，梅子来了。
梅子身材高挑，眉眼秀丽，我依然收藏着一张当年她赠与我的相片，海边少女，穿着当时街上流行不久的蓝色牛仔裤，青春极了，妩媚极了。是的，我和你们一样，丁点都不能理解为何这样一个女生会看上我——矮小、卑微、贫穷、土气的小男生，但当时我幸福极了。一个从来无人关怀无人陪伴的落魄少年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繁花少女，会是怎样的迷醉。对于十四五岁的我来说，哪里懂得爱情，她是我的珍宝，除了她的美丽，便因为她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束光。
没有学生身份的梅子，热情开放。她没有我的犹疑和腼腆，她仿佛是田野里的紫云英，灿烂，自在。那个夏季，我也如灿烂自在的紫云英。
父亲自然不会允许我和梅子来往，一年后，父亲调动去了新镇创办新校，又带走了一家人。我们的五层楼房子也基本竣工，一楼出租给作坊，二楼是简单的家具床铺，上面的暂时没铺设楼梯楼板。因为家里又没钱了。而我人生的第一朵花，凋谢在那个火热的夏季。
转学到新校读高三读文科班后，人生第一次有了色彩。大概是那个环境适宜我，不几天就融入了班级。那一年我格外活跃，给女生做颜值排名，给男生展示我的六块腹肌，还因为与同桌女生早恋而让班主任苦恼不已。同学们对我这个“怪物”异常接纳，带我参加了很多私底下的活动。感激他们给了我不一样的一年，我的读书生涯中唯一有色彩的一年。
在毕业纪念册的留言上，一位男生记述我每次语文考试总是第一个交卷还经常第一名，且交卷后总是“仰天大笑出门去”。那一年，我的听力应该没有变化，但我第一次觉得我是个正常少年。热情，活力，并且夸张。
因为理科学习成绩一直不好，我从高中开始学画，准备考美术专业。我从小学开始喜欢上绘画，父亲经常出差回来给我带连环画，我特别喜欢临摹武将。有一年暑假，我把全校教室的黑板都画满了武将，每一个武将都大到整黑板的高度。那一次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充满激情也画得最好的一次了，可惜那时照相机是奢侈品，没能留下印迹。
六
高三时，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美术天分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好，高考落榜了，去了杭州美术培训部集训复读。这时候家里条件稍好，但是我知道家里盖房子欠了不少债，而且还有三层楼没有铺设，经济还是非常拮据，所以到了培训部开始学习后，吃饭我都不和同学们一起，而是买了瓶玫瑰腐乳，一顿饭夹出一块就能对付了。食堂阿姨是美院教授的夫人，有时心疼我，会把我父亲送给她的特产虾干蒸两只给我。后来我找到不远处的海军食堂，价格比较便宜，能吃上蔬菜和一点肉类。
我和两个同伴一起在培训部学习，租住在玉皇山一户农家阁楼，早出晚归。然而我原本计划一年的学习仅仅两个月就意外结束了。
一个周末，我从阁楼下来休息，不知怎的，往一楼房间玻璃缝里瞧了一下，黑乎乎的什么也没看见。过了一会农家阿姨出来，大声斥责我偷看她洗澡。当时我根本没听清她在说什么，自然没有解释，只是很懦弱地躲开了，后来同伴告知了我，我委屈极了，可也明白自己有口难辩。
农家有个独生子念小学，同伴告诉我他精神有些问题。一天晚上我在阁楼学习文化课，他手持针筒冲了上来，神色扭曲，大骂我偷了他的零花钱。他父母虽然带走了儿子，但是看我的眼神非常不善。作为父母，总是更相信自己孩子的，何况我还有“前科”。
离开杭州的导火索是自行车被偷。因为不想给父母太多负担，我把一个月的开销控制在二百元以内，包括伙食费大约每天五六块钱样子，节省出三十块钱买了辆二手自行车，以便每天晚上去杭大上文化课，省下长期乘坐公交车的开支。一个晚上，九点半下课的时候，我发现自行车被偷了，我无助地站在空荡荡的校门口，一遍一遍地寻找我的车子，最终绝望了。公交车都已停运，那时候好像也没有出租车（我也坐不起）。我看着玉皇山的方向，终于崩溃了。
那是深冬的寒夜，我一个人走在寂静冰冷的马路上，很快就迷路了。没有手表，不知道时间，只知道身上越来越冷。走了很远很远，终于走到了西湖。我沿着湖岸一直往前走，希望能靠近玉皇山，我就能找到“家”，就能缩进温暖的被窝，就能好好睡一觉。路上见到一个岗亭，一个年轻的警察发现了我，询问后给我指了路。我感激每一个帮助我的人，问了他的名字叫张勇，接着我又迷路了。
不知走了多久，我冷到浑身哆嗦，有些恍惚起来，看到湖边有个亭子，亭子地板上铺着简易地毯，不自觉地过去掀开地毯，躺在地板上盖上了毯子。不远处是旷淼的西湖，我的耳朵听不见一丝的风声和水声。那个夜晚，世界从来没那么安静过。那一刻，我只想回家找妈妈。
记不得怎么回去的了。同伴把我的那些遭遇告知老师，老师打电话通知我父亲。两天后，父亲来接我回家。离开农家和培训部时，我默默地感知着背脊上无数复杂的目光。
七
从杭州回来后，我的状态非常不好。整日如行尸走肉，捧着书本看不进一个字，自然也无法画出一张满意的作业。特别是去过杭州后，我才发现我那所谓的美术天分，其实啥也不是。
无人理解，无人倾诉。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只魔鬼，只不过别人的魔鬼温顺得多，而我这只被孤独、冷漠和嘲讽豢养了多年的魔鬼，仿佛随时都会把我撕碎。
对于我的状态，父母根本无能为力。当时姐姐高考也落榜了，在学校打字室一边做临时工一边复习重考，弟弟在读初中，他的成绩特别优秀，是我们家的希望。
两个月后，县里组织了一个美术培训班，邀请北京的美院老师来教课。父亲为我报了名，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由于一直没有做过检查，我也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听力的具体情况。如果是面对面交流，我能听见一些，因为我强迫自己锻炼出了一点看唇语的能力。但是在培训班的人群里，我听不清老师的一句完整话，只能从勉强听见的零散字词里猜测与组织老师的原话。我努力揣摩老师给大家改作业时候的画法，揣摩画得好的同学们的作业。我一半时间在画画，一半时间蹲在别人的作业前发呆。就这样又是两个月过去。尽管我注定不可能成为画家了，但是我必须要考上大学，我要活下去的。
不知道究竟存不存在命运一说，但我愿意相信它的存在。县里安排了上海一所全国重点大学的五个定向名额，五月，美术专业考试季，我先后通过了上海和另外一所大学的专业考，六月返校复习文化，准备七月的高考。
艺术高考属文科类，我最愁的数学还只做参考分（高考成绩相同情况下参考数学考分录取）。书籍是我自幼唯一的朋友，加上我多年背诵带来的记忆力，7月高考，我的文化课成绩超过全国美术专业重点线近20分。当父亲在楼下高举邮件高喊“通知书！上海的通知书！”的时候，我在房间独自默默坐了很久。十八年来所有老师、同学还有亲人都认定的废物，他考上大学了。
那个年代，全国考上大学的不到百万。父亲不顾拮据，为我举报了酒宴，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喝高了。母亲带我去街上花400多元买了只SEIKO手表，说“出门在外，要有些样子，别担心钱，妈妈有钱”。
其实我知道，因为房子，父母借的债可能十年都还不清。
八
考上大学了，意味着我的余生有保障了，但仅此而已。很快我就重复了以往的故事。
专业课上老师点着烟捧着茶缸海侃半天后看向我，我只会茫然地“啊”一声。一节美术史课结束，我只通过幻灯片知道他讲的是谁和谁的作品，至于作品的背后，我一无所知。因为大学的教室比较大，讲台和第一排的距离对我都是那么的遥远，我一句话都听不清。为了让老师能关照一下我的考试，每个课间我都舔着脸凑上去，递上特意省吃俭用为老师买的云烟，然而美术史我还是挂科补考了。
至于我的同学们，艺术系的学生都比较有个性，大家来自华东六省一市，年龄相差有9岁，上学之前的身份有学生也有工人，豪气上来时互称兄弟，矛盾起时拔拳相向，甚至最后毕业时连个聚会都没有就各奔东西了。我在班里和谁都是交淡如水，谁受了冷落排斥我就陪他说说话，谁条件比我还差的就帮点饭票，唯一的朋友是来自江苏农村的一位女同学。唯有她从不嫌弃我的听障我的矮小，见我受委屈会帮我说话，我独处无伴时她会陪我瞎扯。她也是大学同学中我唯一还有联系的，前几年带孩子去上海看病，还在她家住过一晚。她是我人生的第二个朋友。我感恩在我的生命中出现的朋友们，虽然只有寥寥几个，但他们让我的生命少了许多缺憾。
我从小喜欢音乐。小时候别人送我一只竹笛，我就自学笛子。宿舍隔壁是音乐教室，我就自学脚风琴，我无师自通能听曲扒谱。音乐系刚好有个老乡，我问她讨来琴房钥匙，每天等到深夜她们练琴结束后就偷偷进去练琴。
我可笑的自尊心让我不愿请教老乡。看不懂五线谱，我买了钢琴曲磁带和最廉价的耳机，把音量开到最大，凭借小时候瞎弹过脚风琴的一点记忆，费力地去分辨每一个音的位置，属于左手或者右手，然后慢慢熟练成曲。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音乐系主任查岗。我本来听力不佳，正在忘我地练习《水边的阿狄丽娜》，等我弹完几遍转过身，看到了系主任默默看我的眼神。主任并没有质问和批评我，转身带上门在风雨中离开了。
然而，四年大学，我的专业是失败的。和优秀同学的差距，也让我看清了自己可笑的所谓天赋——混饭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画家梦彻底破碎了。我更多的时间是去图书馆写作和看书，文学历史地理人文什么都看，甚至还有让人头疼的哲学。如果不是听力问题，我想中文系才应该是我的去处。除此之外，我的时间都在和一个中文系女生的分分合合中度过。
九
女生是上海本地人，玲珑秀丽，是自小学霸家境无忧的那种，我们是一起上公共大课认识的。她说对我心动是源于一次下课后，大雨中别人都在躲雨或奔跑，我独自缓行的姿态有些另类——她当然不知道我喜欢淋雨。她的追求者很多，喜欢我是因为我的安静羞涩，而我那时的文笔却华美热辣滚烫。她说跟我说话时我总是很安静，总是轻轻摇头，其实她一直都不知道，我的安静是因为听不清，我要用心灵去分辨对方的每一丝眼神里蕴含的内容。
四年结束，因为专业课成绩不佳，也不讨老师欢心，我黯然毕业。也因为听力，当其他同学都找到不错单位的时候，我一无所获。原本有一家国营单位看中了我，老总最终还是嫌弃了我，实习期结束后打发我离开了。
回到家乡，我的学历县里包分配，我被安排到一所镇高中教书，就是我父亲从前工作的学校，我从小生活和读书的学校。我毕业时22岁，和高中生年龄差距不大，从小的经历也让我比同龄人幼稚许多，于是和学生们相处得非常好。同事中有我曾经的老师，有许多是我父亲的老下属，也是看着我长大的，对我多有关照，我一周三节课，不上课的时间背诗经、看二十五史，骑着自行车来回三十公里往返，生活似乎从此定格。
我回家了，女朋友留校读研，电话费很贵，两地情书诉衷肠。女友也曾听着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来看我，我带她见父母，带她去街上买戒指。她回去后在信里写道：虽然没有买下那枚戒指，但我们的情意不需要戒指来圈住。所有的情书，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封存，虽然再也不打开。
我这个乡下长大的男生，和她那样上海本地女生的差异非常大，但不见面就只有思念，没有了争吵。女朋友思念我，劝我回去本校考研，并且多次隐晦地说她是不可能跟我回去的。
我当然清楚上海本地女孩是不可能嫁到我们这里来的，她还那么优秀。但是我很害怕考研。
不知道别的残障朋友是不是和我一样会有自卑心态，而我的自卑是到了极点的那种。由于自幼多病，发育期又帮家里做了太多重活，虽然多年健身给了我结实的身材，但我的个子停留在了160，在人群中，在公众场合，我永远是最卑微的那一个。虽然毕业后父亲多方打听，在上海为我的右耳配了昂贵的入耳式助听器（左耳大手术后导致不适合佩戴），我的听力矫正了不少，但我“享受”如今的安定。上海，那座超级城市，不是我的天堂。它对我来说太过奢华和庞大，大到我投身其中如同一粒尘埃。
考研也不同于高考。我大学毕业那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也刚过6万，我要报考的还是全国重点。专业方面，虽然我的水平当不了画家但是考试应该没问题，可英语和政治的艰难，不是我能想象的。尤其我此时的英语水平大约是二级不到，我们的毕业证书上印的“四级相应水平”其实是一种安慰，而据说不少六级八级的都没能通过硕士英语考试。但那时英语还不考听力，于我是一大幸。
青年于爱情总是狂热的。对于我，第一次遇到一个亲密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舍得放手，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考研道路。
父亲自然是非常支持我的。作为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高学历是最荣耀的。
在我性格中极度自卑的另一面，是极度自信，自信到了狂妄。小学初中时我在母亲的图书馆里铺床睡觉，各类书籍的阅读量在千本以上，我能在半小时内背出《出师表》，我能听曲扒谱，工作第一年我参加县里的教师文学创作比赛拿了第一名。是这种狂妄让我丝毫不怀疑我能通过考试，哪怕我的单词量只有区区几百。
从小的经历也告诉我，这世上没人能帮我。从前但凡有丁点放弃，如今的我就是毫无生机——我百无一用，既没能力与人交流，又手无缚鸡之力。
我不知道该如何学习英语，偶然看到李阳英语的广告，便邮购了一套。除夕前一天收到了资料，我在新年的第一天早上六点起床，开始重新学习英语。李阳的教材好不好我无法评论，但是他的疯狂口号真的让我疯狂。As quickly as possible，as loudly as possible and as clearly as possible。嗯，李阳说，我不是最不幸的人，我充满了斗志。
学习英语对我真的很困难。翻开每一页，每一篇文章都有大量不认识的单词。好在我对英语单词有天生的拼读能力（后来叫自然拼读法），再用红笔密密麻麻地标上音标注释，再将它整篇背诵。我唯一的优势就是记忆力。第一篇背诵的，是马丁路德金的演说，后来才知道它的级别有点高，不过对于我来说没有差别，因为所有的篇章之于我都很高级。
我没有老师，也不曾请教英语同事。我不想长期麻烦别人，且狂妄地认为只要我背得足够多，英语自然没问题。父亲为了支持我的学习，给我买了昂贵的爱华随身听——我的父母，把最好的都给了我——如同我现在把最好的给了孩子。我在书桌墙上写了“苦行僧”三个大字，每天从早晨6点到晚上12点，只要不是备课上课骑车，我都在听背看英语和政治，包括吃饭和上厕所，无一日间断。从新年第一天到考试，十个多月的时间，我背完了三本政治书、八千单词、一叠的英语真题试卷和21世纪报。
十
考研的前两个来月，我从单位停职去了上海备考。期间系里一位领导不适住院，我放下书本去照料了一段时间。先考专业还是文化忘了，考专业的时候有件很有趣的事，考场出现了一位几乎不会画的考生，完全照着我们的作业来画。一问，竟然是武大外语系毕业生，他言道考研算总分，而我们的文化课特别是英语完全不可能是他的对手。结果武大生的专业自然是被刷下来了，英语也只考了48分。由于英语政治和总分都有硬性及格线，那年英语的及格线是55分，他也没通过。
而我的结局比他更惨淡，可以说那一次是我人生的滑铁卢，是命运对我的无情戏耍，自然也改变了我的余生。
专业考试没有意外，虽然水平一般，但是母校母系是欢迎我报考的。文化课政治分比及格线多两分，英语53分，没通过。我以为一切结束了的时候，传来通知说由于所有考生无人过线，启动破格录取，英语及格线降低两分。也就是说我被破格录取了，唯一的一个。
那一刻我的心情谁都能想象得到。是的，我是上天的宠儿！
女友也喜出望外，虽然她母亲不曾见过我就斩钉截铁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但我肯定多了些希望。
几天后，我和女友逛街的时候，接到那位系领导电话说要填写表格（父亲朋友送给我的手机），我说在外，很快回来。系领导关心地问我需要帮我填写否，我自然没有婉拒好意。又过几天，已经回到家乡的我接到通知，由于表格问题，不予录取。
问题出在考生单位。由于当年我是定向招生，条件是服从分配不能随意离职，考研需要复杂手续。而我为了顺利考研，挂靠在了一家企业，系领导虽然与我相熟，却不知道这一变故，给我填写了原单位。另一位领导得知细节后，立即拨打我父亲电话，想让他寻找关系说明情况还能挽回。
可惜的是，当时我父亲恰好就在上海开会，却关了手机。那位领导再三拨打未果，就把这事忘了而这一切我都不知情。几天后领导想起再打电话，父亲情急之下动用所有关系寻到一位家乡出去的官员，打听的结果是录取档案已经上递教育部，无力回天了。
我回到上海。我走遍了母校的校园，离开才不多久，它一切却是那么的陌生。硕士、博士、留校、教授，一切都没有了。没有了荣耀，父母那明明难过极了却还要无言安慰我的眼神我无法面对。
如果那次我没有去照顾病中的系领导？
如果那天我就在学校自己填写？
如果那天父亲没有出差开会，或者没有关机？
如果领导多打几个电话？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也没有了女朋友。她低声说了句：“要是你考上了该多好。”
我不怪她。她也有她的压力。
我不怪她。我一直都觉得是我高攀了她，而且六年的交往，我那么真切地爱过一个人，也被爱过，足够了。
我们一起去外滩看千禧年烟火。人潮汹涌，欢呼轰鸣，钟声响过，女友放开了我的手，我的心随烟花湮灭在那个寒冰似的黄浦江畔。
十一
一个人在上海流浪了一段时间，攒的工资也花的差不多了，可我不愿就这么回去，虽然上海是这般的冰冷。
去人才市场投了很多简历。不是毕业季，学校都不招老师，先去了一家杂志社做文字编辑，后来一个朋友介绍说电视台某工作室招人，便去试试。
工作室领导是一位中年导演，很和善也很善谈。他打开一个录像带让我写旁白，我虽然文笔尚可，却是第一次接触电视节目的背后，导演也不太介意，和我聊了一会电视稿的写法后，让我准备来上班。
我囊中羞涩，第二天便背包去报到，导演已经了解我的经济状况，腾出一个房间给我住宿，从此我开始了撰稿的日子。
有时候我在工作台用心写稿，有时候跟着团队出去采访，工资不算高，但是包吃包住福利也好，尤其是外出采访时吃好喝好还往往有捎带礼品。但是失恋的心态我一直没有调整过来。
在我的二十五年中，除了她少有人多看我一眼，如今她也离开了我，我的世界重新灰暗一片，多愁而敏感的性格让我站不起来。为了对抗那种不良状态。有时候我彻夜加班，可是写累了又会在空无一人的工作室里整夜痛哭。我在灯下疯狂抽烟，疯狂写日记，哭着写，写着哭，终于有一天我躺在床上不再起来了。看着同事们忙忙碌碌，我就躺在床上，空洞地看着天花板。
导演是好人，也不催我工作，还时常坐在床边引导我倾诉。我说着哭着，直到心死如灰不再说了，整整五天不吃不喝也不动。导演找到我女友的电话，女友来了。
我的样子大概很不堪，她看我的眼神很复杂，大约导演在电话里详说了我的状态，她拿出手机生硬地只对我说了一句话：要么你起来，要么我打电话给叔叔阿姨。她有我父母电话。
于是我起来了。她又走了。
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继续工作。凭借导演的悉心指导和我的文字功底，我很快掌握了电视稿写作技巧，写了上百万字的稿子。一次出门的时候，遇到了同届校友苹。
在校时苹曾是我一个老乡的女朋友，因此我们相熟。久别重逢，苹刚好下班，热情地邀我去她浦东公寓坐，我孤苦伶仃，便答应了。
苹买了菜和鲜花，进了公寓先把鲜花插好，让我坐着，她去做饭。那一晚很奇妙，天地宁静，只有对面的清丽的苹。鲜花和红酒，还有苹和缓的声音，我突然又安静下来。
我和一个相熟却无交集的女生聊了很久很久。
聊着聊着，我又流泪了，苹是知道我和女友的故事的，就那么很温柔地看着我，听着我。看我倦了，起身去浴缸放水，放了海藻泥，让我好好泡个澡休息。
那晚，我睡在了苹的公寓沙发上，苹睡在卧室里，却担心我睡不好留了门缝。我在沙发上看着床上苹的睡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和苹在一起了。苹的身高足足170，为了“照顾”我，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不再穿高跟鞋，换了平底鞋。我们一起见过导演，导演夸她漂亮，让她好好待我，说我太单纯。
是的，我单纯到了幼稚。多年以后我回看自己，觉得自己就是因为太孤单了，一点点的善意都会让我感动，一点点的情感都让我不能放手，让我视为生命的最珍贵。
然而上海注定不是我的归宿。
几个月后，苹经常很晚才回来，我查询后，发现她与我工作过的杂志社高管来往频繁，苹解释说是业务关系。有一次，我等到天亮时，她才姗姗归来。我红着眼嘶哑地问她，她却不再解释。
那一次，我彻底不再留恋上海。我把车票以外的钱都留给了苹，连同我的画具和几幅油画作品也不收拾，背着吉他拖着行李箱离开了公寓。抬头望，晨光照不透灰蒙蒙的上海。
我又去了次母校。和她分手后，我没再去过着伤心地。从前门转到后门，路过我们曾经一起上课的教学楼，路过许多次约会的河边树林，路过画室，路过她的宿舍。宿舍楼下不再有那个翘首的少年，也不会再有那个玲珑的身影应我的呼唤。
物是人非。今是昨非。
十二
我又回到中学教书。我一直梦见她，有时候她在我的面前言笑晏晏，可伸手去牵她就消逝了。有时候我远远地看着她，看着看着就哭醒了。二十年的梦里都有她，容颜丝毫也不变，我们就像童话里的恋人，相亲相爱，岁月不老。
这时我已青年，父母见我始终走不出失恋和考研的阴影，张罗着给我找对象。可笑的是，在上海有不少优秀的女生喜欢我，在老家我却找不到对象。那时我的家境已经好了不少，父亲是县里金牌校长，母亲和姐姐都是教师编制，弟弟上了浙大，我也是吃国家饭的教师，本身颜值也不差，单因为身高问题，哪怕是我都没看上的女生，也没有和我再见第二面。
父亲无奈地对我说，儿子，要不你再去考研吧，去大学里带个媳妇回来，学历不学历的再说。
我自然不会再去上海，那一年省里鼓励教师考研深造，我报名了。这次考试对我没有任何压力，非常轻松就过了，在美术类依然是全省唯一。
如父亲所愿，离开老家那个奇怪的地方，我在读研时候结识了现在的妻子，一个非常温柔懂事的女孩。那时候她也在美院读本科。认识半年后我们订了婚，又过半年，国务院发布新规，当年国庆开始在校大学生允许结婚，我们便在那一年的国庆节领了结婚证，妻毕业的第二年，我们有了可爱的女儿，再后来，有了可爱的儿子。
从前我和父母都觉得听障是件特别丢脸的事，都在尽力回避也在欲盖弥彰。七年前我终于去医院做了听力鉴定检测，结果是左耳是最重程度的一级听障，右耳二级。鉴定后，我去办了残疾证。
我参加过残联的两次活动，见到了有的伙伴装着假手，有的不良于行，有的口齿不清，等等。相同的是，他们由此带来的文化程度都比较低，生活水平也不高。目睹他们的艰难，我更没有理由怨恨上苍对我的不公，我其实是幸运儿。
明年的国庆节，就是我结婚二十周年了。生活偶有曲折，我们偶有争辩，但她是最合格的妻子、儿媳和母亲，我也努力做最好的丈夫儿子和父亲。曾经的她，于三年前偶然联系，心结豁然解开，原来我这么多年念念不忘的，不是她，而是我那段最青涩美好的年华。二十多年的梦境，自此不复重现，不再有爱，也不再有恨。
如今父母已退休多年，我在父亲当年亲手创办的学校教美术。听力原因让我无望评上高级职称，应试教育让我的课存在感不强。但是我特别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他们是那样的单纯如我，哪怕是最桀骜不驯的学生，也不会嘲讽我的听力和我的个子。我喜欢尽最大的努力让学生们喜欢美术喜欢我的课，我喜欢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一些学生重新认识学习和人生。我喜欢学生毕业后见到我依然和我击掌给我大大的拥抱。
我还在看书、写作和练琴，所有的乐器都是那么美好，只是我没有能力学习更多。我在背包里随身携带着布鲁斯和半音阶口琴，吹起口琴的时候会思绪飘忽，时光倒流。
下周是女儿的十八岁生日，儿子也自小聪慧。女儿继承了我的个性和画画写作的一些天赋，看着照片墙上她从婴孩长成了我当年的青春模样，而我青春远去，无数次祝福她不要有她父亲当年的坎坷。
女儿十周岁生日到来前，我曾花两个月时间手写了一本书予她，如今机缘巧合，一片长文与虎扑家人们分享，也正好讲述给我的女儿她父亲的前半生，她未曾听说的一段故事。
人生不是码字，写得不顺了可以重头再来；人生又像码字，再长的作文，总有写到结尾的时候，内容是精彩或是寡味，全凭用心与否。所以，人生不易，且行且珍惜。
要不然，凭何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