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发现，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文物令人震惊。这批“稀世之宝”太过耀眼，其文化属性和年代等引人关注。经过考古人员30多年的辛勤耕耘，三星堆祭祀遗存、三星堆古城、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文化序列等研究成果终于将三星堆的历史经纬展现出来。那么，与祭祀坑密切相关的三星堆古城是如何传承宝墩文化的呢？
“从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初，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历程让我们对三星堆遗址有了深刻认识，但一、二号祭祀坑的发现还是颠覆了原有认知。为解开谜团，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考古工作，先后确认了三星堆城墙、大型宫殿式建筑基址等重要遗迹，三星堆都邑性质的特征呈现出来，以发达青铜文明为显著特征的三星堆古城在三星堆遗址上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达到顶峰，其文化来源仍可从三星堆遗址最早一期文化中找到痕迹。三星堆遗址最早一期文化遗存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时期，出土遗物以陶器、石器为主，与约当商时期的三星堆古城文化面貌有较大差异，但两者在技术、文化的传承仍清晰可见。”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前站长、研究员陈德安介绍说。
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典型陶器（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遗址不同阶段文化发展序列的建立意义重大，尤其是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面貌的识别，为我们研究三星堆青铜文明发展的基础提供了重要线索。不过，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遗存发现较少，对其文化发展水平了解很少，直到1995年新津宝墩古城被确认，才让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紧接着，我们又发现了温江鱼凫村古城、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和高山古城等史前城址，加上后来在眉山市东坡区登云古城的确认，成都平原迄今已发现了9座史前城址，这些城址的规模从10万至276万平方米不等，时间跨度从距今约4500年至3700年左右，三星堆遗址最早一期文化就属这一时期，为便于研究，我们将这一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无疑是三星堆青铜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江章华说。
宝墩文化典型陶器（图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我们在温江区鱼凫村古城的发掘中找到了宝墩文化向三星堆遗址二期文化（三星堆文化）演进的线索。鱼凫古城位于成都平原腹心位置，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呈不规则形状，遗址一、二期遗存为典型的宝墩文化时期，第三期遗存延续了宝墩文化器物特征，同时又出现了与三星堆遗址二期文化相似的小平底罐、高柄豆等器物，可视为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演变过渡期，随着今后工作的开展，对这一演变过程的认识将不断深入。”鱼凫古城遗址发掘领队、上海大学博物馆馆长李明斌教授说。
鱼凫古城遗址平面图（图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鱼凫古城遗址发掘探方照片（图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鱼凫古城遗址发掘现场（图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鱼凫古城遗址出土与三星堆文化相似器物（图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冉宏林介绍，经过多年努力，三星堆古城的面貌更加清晰，城址面积达到3.6平方公里，由大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等部分组成，规模超过了宝墩古城，是长江流域迄今发现的约当商时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王城”之一，其繁荣阶段约在商代中晚期，以青关山宫殿（或神庙）建筑群、三星堆8个祭祀坑等发现为重要代表。在文化内涵上，三星堆古城明显承袭了宝墩文化，城墙堆筑技术、大型房屋建造技术、木骨泥墙式房屋建造技术等均传承沿袭。三星堆高等级建筑及重要遗迹朝向与宝墩古城和郫县古城的“大房子”朝向相似，对金沙遗址乃至秦汉以后的成都均产生影响。此外，以平底器、圈足器为组合的特点在三星堆得以传承。
“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也即宝墩文化遗存在三星堆分布很广，这表明三星堆这一时期已经发展成为成都平原北部的中心聚落，但三星堆古城时期人们活动十分频繁，许多地点的早期文化堆积保存状况都不太好。不过，我们在三星堆古城西城墙外仁胜村地点发现一处相当于宝墩文化晚期的成组坑状遗存，出土一批玉石器，有可能是高等级墓葬或有特殊含义的遗存。距今4000年前后正处于黄河、长江流域各区域演进的重要阶段，三星堆有可能在此大背景下加速嬗变，这为后来三星堆古城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因此，有必要在仁胜村等地点开展考古工作，这将有助于揭示三星堆古城的崛起之谜。”陈德安说。（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发掘区探方（西-东）（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仁胜村遗址出土玉石器（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古城如何传承宝墩文化？
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发现，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文物令人震惊。这批“稀世之宝”太过耀眼，其文化属性和年代等引人关注。经过考古人员30多年的辛勤耕耘，三星堆祭祀遗存、三星堆古城、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文化序列等研究成果终于将三星堆的历史经纬展现出来。那么，与祭祀坑密切相关的三星堆古城是如何传承宝墩文化的呢？
“从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初，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历程让我们对三星堆遗址有了深刻认识，但一、二号祭祀坑的发现还是颠覆了原有认知。为解开谜团，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考古工作，先后确认了三星堆城墙、大型宫殿式建筑基址等重要遗迹，三星堆都邑性质的特征呈现出来，以发达青铜文明为显著特征的三星堆古城在三星堆遗址上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达到顶峰，其文化来源仍可从三星堆遗址最早一期文化中找到痕迹。三星堆遗址最早一期文化遗存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时期，出土遗物以陶器、石器为主，与约当商时期的三星堆古城文化面貌有较大差异，但两者在技术、文化的传承仍清晰可见。”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前站长、研究员陈德安介绍说。
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典型陶器（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遗址不同阶段文化发展序列的建立意义重大，尤其是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面貌的识别，为我们研究三星堆青铜文明发展的基础提供了重要线索。不过，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遗存发现较少，对其文化发展水平了解很少，直到1995年新津宝墩古城被确认，才让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紧接着，我们又发现了温江鱼凫村古城、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和高山古城等史前城址，加上后来在眉山市东坡区登云古城的确认，成都平原迄今已发现了9座史前城址，这些城址的规模从10万至276万平方米不等，时间跨度从距今约4500年至3700年左右，三星堆遗址最早一期文化就属这一时期，为便于研究，我们将这一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无疑是三星堆青铜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江章华说。
宝墩文化典型陶器（图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我们在温江区鱼凫村古城的发掘中找到了宝墩文化向三星堆遗址二期文化（三星堆文化）演进的线索。鱼凫古城位于成都平原腹心位置，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呈不规则形状，遗址一、二期遗存为典型的宝墩文化时期，第三期遗存延续了宝墩文化器物特征，同时又出现了与三星堆遗址二期文化相似的小平底罐、高柄豆等器物，可视为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演变过渡期，随着今后工作的开展，对这一演变过程的认识将不断深入。”鱼凫古城遗址发掘领队、上海大学博物馆馆长李明斌教授说。
鱼凫古城遗址平面图（图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鱼凫古城遗址发掘探方照片（图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鱼凫古城遗址发掘现场（图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鱼凫古城遗址出土与三星堆文化相似器物（图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冉宏林介绍，经过多年努力，三星堆古城的面貌更加清晰，城址面积达到3.6平方公里，由大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等部分组成，规模超过了宝墩古城，是长江流域迄今发现的约当商时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王城”之一，其繁荣阶段约在商代中晚期，以青关山宫殿（或神庙）建筑群、三星堆8个祭祀坑等发现为重要代表。在文化内涵上，三星堆古城明显承袭了宝墩文化，城墙堆筑技术、大型房屋建造技术、木骨泥墙式房屋建造技术等均传承沿袭。三星堆高等级建筑及重要遗迹朝向与宝墩古城和郫县古城的“大房子”朝向相似，对金沙遗址乃至秦汉以后的成都均产生影响。此外，以平底器、圈足器为组合的特点在三星堆得以传承。
“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也即宝墩文化遗存在三星堆分布很广，这表明三星堆这一时期已经发展成为成都平原北部的中心聚落，但三星堆古城时期人们活动十分频繁，许多地点的早期文化堆积保存状况都不太好。不过，我们在三星堆古城西城墙外仁胜村地点发现一处相当于宝墩文化晚期的成组坑状遗存，出土一批玉石器，有可能是高等级墓葬或有特殊含义的遗存。距今4000年前后正处于黄河、长江流域各区域演进的重要阶段，三星堆有可能在此大背景下加速嬗变，这为后来三星堆古城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因此，有必要在仁胜村等地点开展考古工作，这将有助于揭示三星堆古城的崛起之谜。”陈德安说。（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发掘区探方（西-东）（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仁胜村遗址出土玉石器（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古城如何传承宝墩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