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旅行日志之一
历史之所以严肃残忍，是因为它来自于时间，来自于偶然，人的机心无论如何厄测与险恶，终究无以拗过时间的冷漠苦涩和偶然的无穷奥妙;人类在光阴周而复始的轮转之中，喜笑怒骂生老病死，厚颜无耻与下贱卑微，残害同类栽戕刈万物，概而括之，便成了历史。曾经仗自己手中权势而想改变历史，洗测历史，玩弄历史，伪装历史，歪曲历史，以战争和屠杀等形式来演绎其生命逻辑和价值观念的大王皇帝们，最终也被历史拨弄，讥讽，却也被记载着，最终也不过是历史沉淀中的一粒砂尘、一抹残阳的光屑、一堆枯骨、一页被时间的冷眼熏黄的线装书籍而已。但历史又多么像一个玩笑，一个开得太大的玩笑，说透了，一个人的一生无论如何显贵或卑劣，如何慧根坚深或者愚笨无为，也只是以自己的内心对自己说话;生儿育女，一个传统得令人发笑和业已没有道德和良心收获的方式，人一旦完成它，除了对物质的奢求、对肉体欲望的满足，余下的不是呆着一双鱼雷眼，就是掀开了一张鳄鱼嘴，说与不说的，都说了，说了，却不明白其间内涵!笑着，笑该笑之人事，笑不该笑的一切表象，笑过了，缺齿或漏风，都属自然不过的事儿，到头来被亲人外人遗忘，一口气咽了，身子冰凉了，便被一副廉价的木头匣子关了—这不收票的客船，把人载到连鬼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但聪明得愚蠢之极的人类却要好好自慰一番:我之去处乃天堂也！这就对了，西方的天国有上帝，善者与上帝同在，恶者被抛人十八层地狱，终生受到烈火的烘烤。在东方，有无数的神，神的传说就像尘埃，有无数的崇拜;在极乐世界之外的地域，人的灵肉在此接受“再教育”“再生前的培训”。这是一个非常不高明的玩笑，芸芸众生于大自然的掌中、社会人生的肚腹上，委实不如一芥之草、一粒之尘，而因为生存，或者因为某种思想家或者道德家所极力褒扬的某些思维对于人存在的“指引意义”，人类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及其思维后果，闹得历史对自身的意义和演绎都感到可笑。完整的记载使后人变得更加懒惰、无为、无知、无耻与无理，它过量的价值在后世的褒贬中成为所谓的权威，被尊奉为经典，后人在窃窃私语和阴谋中透出对它廉价的赞美，也在新的事物产生后朝它的“地穴”和“博物馆”扔下石头、白眼和新的棺木。而残缺不全的历史，倒使聪慧的后代发掘出了残缺之“美”:悲剧的、喜剧的、阴谋的、野蛮的、丑陋的、肮脏的、未释的梦、未企的向往与未抵之域……如果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联是有形的，那么我们只能依靠山川风物、地理名胜、残墙危楼去拽出历史的筋骨皮肉，但那要费去我们多少的时间和气力，而到头来，历史仍掩着嘴在一旁偷着乐:看看，这群呆物!如果作为最高智慧的人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无形的，换句话说，是抽象的，那我们就只能借助典籍和埋在碳元素之中的影像去透视过去?而思想从来就是最靠不住的玩意儿，西方人不也说“人一思考，上帝发笑”么?他们还更加透彻地告诫大家:思想一经说出就是谎言!可人总得使用脑子，没脑子的东西也许就是被歪曲的历史！连石头也会动心，水也会吟诗，泥途下也会闪烁出道德光辉，明月也会在时间的胯下舞蹈，人的脑子怎会无用?快乐也罢，公正与否也罢，美或者丑也罢，深沉或肤浅也罢，完整或者残缺也罢，文明或者野蛮也罢，强势或者赢弱也罢，都是一个玩笑，血泪悲乐之中，这个玩笑开得也实在太大了。
但历史终归是无情的，它玩弄着各类“艺术”，也喂养着人类的饥渴。它保存了一副肃威冷凝的脸孔，力求复原“那时那刻”，重现本真，迫使文明成为一只木头架子，用来挂人类的各种德性和成败，同时，它又像川剧绝活“变脸”一样，令你好奇，却难以考究其间奥秘。它会慷慨地赐予人类一条大河的形态，一座大山的气势，一堆文物的原貌，乃至一块沙漠的绝望，而它又会多么吝音地将自己尘封在这些意象之内，化着僵尸，却决不还魂。它可以使你复杂地剖析人的气息和手脚在这座星球上的一切活动，也可以使你简单化地推断统治与被统治，反抗与屠杀，消亡与重生!它向来就是从血中通过死亡来达到它的“代谢”，通过不仁不义来完成它的“改朝换代”，通过一件道德的衣服来掩蔽内腑的诡橘与残忍，通过遗忘或者同化或者征服来书写它的“正史”;而“野史”，却在时间的另一端通过抒情或诅咒或“异笔”来完成它的另一个特征。
历史在深处。人却总能够端坐在它的头上，使出各类本领让头发也开出花来—那荒家上的无数野花，却也使时间在无数死亡的瘴气中散发出芬芳来，人就有了感触，有了思想，也有了爱情……
当历史在一个“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曰苗，曰蛮”和苗族史诗《鸺巴鸺玛》所叙述的在西南一隅留下它的齿痕趾印时，它就有了一个叫“文学”或者“正义”或“传说”的使命，终于在某一个时辰打开了这土生土长漂悍豪爽之民的襁褓，也就是说，在它的宁静酝酿中，时间吐出了沈从文。
一个人紧闭万眼、张开嘴巴狂呼猛嚎、四体劲揣、赤裸裸地毫无羞涩地来到尘世，委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万象太过繁复，无数元素的盛衰生死，大体也不以某个人的出现或死亡而有了丝毫变动的。时间的总量完全不存在对某个个体的好恶而有了一点减损的。蛮荒原始的自然界，提供给人的，要么人无以适应，要么因无以顺应而扯心抠胆地骂一通，或反抗，或出游，或隐居，或不声不响地死去，大自然照样死冷着那副脸孔，向前不紧不慢地走着。若当某些个体行为带动了群体行为，在某时某地产生了非常的影响，而不是我们的某些酸溜溜的评论者所说的“一定的影响”，那这地方从历史的纵深度来看，多少也能留给后世一些人物，一些事件，供后人在茶余饭后溅着唾沫的谈资或写入地方志，或镌刻成碑文牌匾，成为地方上的炫耀东西，以说是后人的宽容与认定。这可以说是后人的贪婪与无耻，也可以说是后人的宽容与认定。而统治阶级却不大乐意或明白使用历史的眼光以关照后世，他们要的是当前，在最大的军事力量上的征服，最后以政治的框架去建立一种秩序，“留芳百世”和“遗臭万年”都是同样的，根本上一致，其社会价值也无外在于“成”与“败”之间的转换。但政府似乎又是必须的，从肉体到灵魂，统统收拾干净，方可高枕无忧。这就带来了民间的震荡，人的生命的不可预知，命运就把活者搅得食不甘味，久了，远了，一个区域必然会在封闭状态中存在，在麻木愚昧中过渡，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这个区域中的人事既显示出原生状态的自然美，在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显出野蛮粗犷;家庭从属于部落，部族最高的长官具有生死予夺的大权。作为一元化模式，绝对的统治权利也就成了必然，这种必然性也势必衍生出道德的卑污与高尚、天性的自然与意识的混沌。对巫神文化的锤炼，对图腾和生殖的崇拜，对自然现象的无知与恐惧，却又与巨大势力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相依赖又相抵触，这区域性的地方文明，便在极度原初的包裹中揉搓中长久地存在着，前进着，一个人的到来，决无撼动、改变它的能量。
是的，沈从文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纯属偶然的降临，似乎于世无损，自然似乎与世无补。
四川、湖南、贵州三省毗邻。在湖南西部(我们习惯上称为湘西)境内，自然风光的美丽是举世公认的，单就那点原始的风味，便可让人神往，让人遐思。在这些穷困、荒敝却又极为美妙的山地之间，有座小城，叫凤凰。这座隐匿在野山野水间的小镇与福建的长汀被那个新西兰老人艾黎称为中国最美的两个小镇。这个说法是不是结论，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这个叫凤凰的地方，终于在某时某刻迎来了一个弱小的生命，在当时的当地人，乃至其父母亲戚也不曾料到着个屏弱的生命终有一天要飞出去，飞得极高，极远，极美，再也不想回来了。
川北有座城，叫广元的，其后面有座山，叫凤凰山，凤凰山上有座楼，人称凤凰楼，武则天就诞生在那儿。这个心气与命运都可比天比地的女子终有一天也飞出去了，飞得极坚决，极美妙，也飞得那么遥远，也不再回来。这似乎能说明一点什么，但湘西的这只鸟儿，飞的方式与武氏全然不一样。让我们看看，湘西这山洼中的小城，它被古木乱草相拥，常年碧绿逼人，林中鸟兽虫蛇与四季阴阳交相烘托，这古旧小镇镶嵌于其间，宛如一件精美绝妙的艺术品。
1902年12月28日凌晨，沈从文来到了人世，被取名为沈岳焕。
对于一个长势极佳，康健爽朗，慧根发达的小子来说，展现在他眼前的万象自然不会被他轻易漏掉。湘西自然风光的绝美，风土人情的纯良，历史古迹的丰富和落后清贫的生活，为以后成为作家的沈从文提供了最初的感觉、最早的审判和最初的精神粮食。他不会不知道青岩山、天子山、索溪峪、大小龙洞、不二门……不会不知道新春正月的土家族“大摆手”。不会不去看土司老头头戴凤冠帽，身着八幅罗裙，手执铜铃司刀，唱起请“八部大王”的祝辞，然后跳起可以延续几天几夜的“摆手舞”。还有苗族人的“三月三”、“赶秋”等喜庆节日，看“三连统”礼炮齐鸣，看精壮的苗家汉子赤足登上三十六把钢刀排成的刀梯，赤手从沸腾的油锅里捞起炸得金黄的油耙，然后在兴致盎然地听听苗家山歌，体味他们从内心掏出的真实、贴切、健康活泼的爱情。他不会不对遗留在湘西大地里的历史片段和记录无动于衷。后来，他不是在他多情而厚重的文笔中向我们讲述过影响了他一生的地方—镇草么?他一定花费过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过龙山里耶的新石器遗址，酉水流域的崖墓葬(他一定听说过四川琪县的僰人悬棺)，沪溪的屈望村，永顺的司王城，保靖的盘车城，溪洲的铜柱，沅水两岸的伏波宫……这些挣扎出历史的已经发黄的照片，一定会在他的注视下活起来的，连一砖一瓦也会唱起歌曲来，它们多半会让他多情善感的内心跟着尽情歌舞欢娱。他一定听说过，甚至登上过南长城，那西起黔东铜仁亭子关，东止于古丈旦武营，绵亘了三百六十多里的边墙……
边墙脚下，依稀能发现先民那血与泪的历史，苗族、瑶族、侗族、土家等各族人民在这里演绎他们悲剧的一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他似乎已经在用他文学家独到的眼光和触觉在搜寻这截不长却又太长的“长城’，用他敏锐的心灵依附在这业已残破不堪的边墙下，.开始构筑他内心隐秘而美妙的王国。
这座长城建筑于明代万历年间。
“自湖南乾州界之木林坪起，至中营之四路口，筑围墙百数十里，以杜窜忧。其险隘处设屯堡，联以碉卡。凤凰厅内境内，设堡卡碉台八百八十七座，永绥厅境内，设碉卡碉台一百三十二座，乾州厅境内，设讯碉一百二十一处，古丈坪及保靖县境内，设讯碉六十九处。环苗疆数百里，烽燧相望，声息相闻。关墙则沿山涧建之，炮台则择冲要筑之，哨台则与关墙之隙修之，卡碉屯堡，则因地制宜，或品字式，或一字式，或梅花式。其修建之制，关墙则土石兼施，炮台则以石砌，而筑土以实中心。哨台亦石砌，环凿枪孔，高峻坚实，碉楼之制亦然。”
（《清史稿》第14卷，中华书局1976年版）
北方的长城是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而修建的，而建筑于湘西的这座长城是为了防范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叛乱”的，南北二长城，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开的又一个玩笑、从而成了一个必然?在同类相残一直演示到今天的一切“战争”中，无论是北长城，还是南长城，是使人面对一组组壮观、雄伟、坚硬的土石建筑物而高歌赞颂，还是让人忍不住的磋呀啼嘘?如果说它们都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一个民族的象征的话，无疑，是要以掳掠无数无辜者的生命、离析无数家庭而构成的这座座只能供后人践踏旅游评论遗忘的象征，想想，真的是一个有力但没有使用价值的讽刺。把前人牺牲多数人性命而建造出的某种物象作为后人在精神上和旅行上的“看点”和吹嘘、赚钱的方式的话，那么，人类的悲剧将永无尽头，它们只不过被换了一个舞台而已。每当残阳西落，号角连营之时，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揪心地涯着艰辛悲苦的岁月，总让人看见母亲忧虑的眼光、孤雏无助的脸和年轻汉子鲜活的生命在刹那间化为的尘土与云烟。这，是该让人津津乐道，还是应该让人在观摩之中就开始在灵魂里思索这一切结局的根本缘由呢?
边墙脚下，沈从文的额眉紧紧地锁在了一起，犹如他把内心痛苦锁在了思想里。他并没有领受命运刻意的安排，也不是如接受一个使命一样要做一个救世的人，但他隐隐地从人生命运的不可预测、随机性和无穷秘密中感到了思想的乐趣，寻觅的艰难，询问的尴尬……
“命运是什么?就是忽然而来的一种祸福……命运是什么?是凡事均在人意料之外。”（《好管闲事的人》）
“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诉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以外，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湘行散记.1934年1月18日》）
边墙使用石头、泥灰和一些在春风和野火中生而亡、亡而重生的草棵写成了历史，而于沈从文内心，他更愿意抛开一些使用极不忠实的文字写成的岁月，里头记载的故事比石头上的鲜血、秃鹫嘴里的腐肉还让人触目惊心和忧郁。这使他把心灵的触须伸向了更远处，更深处。而命运委实又是人的意料之外的东西，即使那些操作者，也会有些莫名其妙的，沈从文于是便开始了他认真、痛苦而倔强的思索。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他怀抱中，和光同光。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捆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使光，煌煌照人，如烛如金。”
倘若就只是在大自然清纯秀丽的景况中活着，即使是呆傻地活着，或者就只是在残砖剩瓦断垣危楼，黑碑裂家之类的历史遗痕中，以考古者的沉默、过客的玩兴或者身为当地人的熟视无睹中如此这般那般地存在着，生命就会在漠然中呈现别样的情趣，当事人严厉的目光中得来的知识，由此苟活一生，多么正常。但很不令人，尤其是很不令沈从文感到愉快的是学塾生涯，使他学会逃学，为了躲避家中和老师的责罚，他自然极快地学会了说谎。说谎无可厚非，人的成长经历大多是在说谎中形成、延续的，谎言是人生中最大的精神来源和写真。说谎技巧的圆熟、机智，使沈从文获得了更多的机会进人被他后来称为的一本大书中去尽兴。而这本书虽然丰满、美妙、复杂，人人事事和花色树香都使他亢奋，但，就在这片极其广阔的社会画面中，他直接地看到了死亡。凤凰西城有座监狱，从监狱出去走不到半里地就是刑场，在这使许多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年幼的沈从文却在相当程度上将之当做了“乐园”。被杀掉的人，倏忽间由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变成一具不言不语，僵硬青黑的尸体，野狗撕咬，沈从文与伙伴用石头击打他们，用木棍戳捅他们。更多的人却在一边看，一边评论。死者也无从反抗这群幼小人物好奇而又带着幼稚者的那点“恶意”的侮辱;他们死了过去，生命已经终结，任凭活人糟蹋;他们的亲友能来的，忙着收拾他们的尸身，陪着抹一把泪，嚎哭一通;没来的，或者无从知道这场悲剧的，只能任由尸体被蹂躏、被狗蛆吃掉，掉人尘灰中去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活着的人并不觉得命运要如何如何，只是低低地起床，恹恹地睡去，而等到刀子往脖子上架的人，却开始打开他们愚钝迟缓的脑子，思索起命运的残酷和人间的好处来。而在这种“游戏”中往来的沈从文，在乐趣和好奇之后，便将死亡浓重的阴影烙在了心上，从某种角度来看，童年时代所见到的人的灭亡，将使他最终获得了他在文学上的意义：信仰，只为生命!
“人这种东西够古怪了，谁能相信过去，谁能知道未来?旧的，我们忘掉它。一定的，有人把一切旧的皆已忘掉了，却剩下某时某地一个人微笑的影子还不能够忘去。新的，我们以为是对的，我们想保住他，但谁能在这个人间保有什么?”(《八骏图·八骏图》)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人事皆幻想以“现在”的存在而作为媒介，一个过渡，由此想保有一点儿什么。可终究无以留下一点什么，因为人总是在遗忘，并且善于遗忘，遗忘那些不该遗忘或者早已经成为遗忘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是遗忘者本身，还是生命意义?
“时间无形，无声，无色，无臭。要说明时间的存在，还得回过头来从事事物物去取证。从日月来去匆匆，从草木荣枯，从生命存亡找证据。正因为事事物物都可为时间做注解，时间本身反而被人疏忽了。所以多数人提问到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时，没有一个人敢说生命意义同价值，只是一堆时间。”
啊，一堆时间砌成了生命的意义同价值，那人就得自由自在、阳刚威猛、义无返顾地朝前走，去为自己的命运取证，为自己的爱或恨取得结果，可前面又有些什么呢?
他获得了知识，却也获得了责罚和呵斥，而责罚却使他获得了沉溺在自己想象和思维中的机会:“按照天气冷暖，想到河中的鳜鱼被钓起离水面以后的情形，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山中欢歌的黄鹏，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后来，他很是得意地说:“我应感谢那种处罚，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是的，对一个对念书没有丝毫兴趣的孩童来说，还有什么比亲近大自然使他感到身心俱喜的呢?在他看来是十二分稀奇怪诞，充满着声色气息，乃至死亡的外界，都使他获益，而我们从中也看到了一个未来文坛大师的雏形，因为“这些古怪事情实在太多了”，才使他的内心也“古怪”而多情起来，也帮了他在文学上的忙。
我不敢说处于乳臭未干的沈从文在他的童年时代就已经获得了对世界的认知，也无意在此拔高他作为一个作家在幼稚时代所表现出的天赋。宣传媒介对某些成功人士所做的某些报道，称其孩子时代是如何如何，邻里乡间也都伸出舌头呼日是如何如何，小学中学的老师也侃侃而谈自己的学生如何如何，让一篇报道到处洋溢着虚假、吹捧和厚颜无耻的声色。这年代已经难以见到真诚的肯定和真诚的否定了。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一个人的孩提时代发现他最初的领悟力，发现隐蔽于其幼稚的肌骨内层的模式和底蕴，从他们的调皮或者羞怯中发现文学的元素。有时候，这一切需要机遇，需要一个又一个人的肚量、胆量、勇气和判别，被滚滚红尘淹没的千万普通人，谁敢说就没有后来的沈从文、张爱玲?说来道去，还是人生太过凶险机巧，个体的命运由个体把握，不能把握时，交给动荡不已的社会，身不由己，这个体的成败往往就在一瞬间的决策之中。这决策往往由当事人自己做出，而在我们那个阴霾深重的几十年以前的现实里，由自我作主的现象实在不多见，多的是由长辈拿出决断，后辈惟命是从，决不敢贸然违背。如此一来，个体的命运实在如水中无舵无帆的孤舟，任凭恶浪凶涛，沉沉浮浮，全然由别的东西主宰，一切都在刹那间改变了，历史也拐了一个弯，朝别的方向走去了，如此反复，万千偶然使人生如何掌控得了?
转机终于来临，尽管沈从文并没有在心理上作过多的准备、预见，至于当初这个转机的降临是否就是要欣然接受，不得而知。这个转机其实是由不得他的。他的父亲因参加“革命”刺杀袁世凯未果而逃亡，多年未归故里。这件事情使本来还算殷实的沈家从此败落，因为他那个很有骨气的父亲把家中值钱的珠宝都带在了身上，以备不时之需，但在大沽口战役中这些宝贝丢失了。更要命的是，这个沈家当家的偏偏又是一个爱惜荣誉到了虚荣地步的人，死要面子，花钱决不会小打小算，与地方上名流交往时便充阔，出手大方，也就往往被人利用，很快便债台高筑。当袁世凯死后，他便写信回家，要家中将田产典卖，所得银两全部用来还债。田产典光了，沈家就彻底败落了，而沈从文的二姐的去世，无疑是雪上加霜，内外交困的当口，沈从文的母亲便做出了一个决定，让沈岳焕当兵去!
沈家不需要一个几乎快成废物和二流子的男人，一个尽在逃学和惹事生非的境况中丢沈家颜面的男人，而另一个更年长的男人已经败坏了沈家，为什么还要一个孽障来撑沈家门面呢?
当兵，成了沈从文母亲无可奈何的选择。
沈从文在《卒伍》中写道:
“母亲的心是碎到我这次动身的上面了。母亲为儿子打算的事，总不是忍心说给我受苦。在家庭方面，既到把老屋字契到处借钱度日的情形，在我又还是如此胡作非为，既或把我送进中学又有什么益处?不过见到我就是这么离开了家中一切的人，为我到外面以后生活着想，却伤心到极点了。”
“那么一个小小的人儿，也得为命运卷到生活漩涡里来，尝味那生活的苦辣，在我自己倒正因为小却一点也不知道！如今却只给我痛哭到这回忆上。”
……
“我当时，虽然不明白这一离开家中是怎样为难，在前面等候我的又是一些什么，然而见到母亲伤心，也再也不能忍住我的泪永了……母亲在儿子离开家中时，所有的事是再不能用到眼泪以外事物上了……生活既是这样难，我又是这般无用，一时要同母亲在一起又总不容易，我不明白在我同母亲的命运中，还应给母亲以多久流泪!娘，我想起你，我要努力活下来了。这世界上还有你这样一个人，我就应当活在这世界上了。我不要一切，只愿意将一切所得贡献到你面前。我好好的做人，我找钱，我找名誉，却只是想把这些来给娘作赔偿那因爱儿子而流得太多的珍贵的眼泪!但愿能够从这些事上赎我所有的罪过万分之一，我就死得了。作儿子的即或永远是穷困下去，我却已经把它扩大到爱人类上面去了。我能从你这不需要报酬的慈爱中认识了人生是怎样可怜可悯，我已学到母亲的方法来爱世界了……”
这是一篇催人泪下的文章。这个在业已长大成人后悟出母亲之爱的、在他十四岁人伍前具备了乡下所有孩子好坏品行的男子，用他满含愧疚和辛酸之泪的笔来回忆他的母亲，把对人生的那点可怜的向往拿来同一个拥有人间至爱的母亲对话，要好好的做一个人了。母亲对儿子的爱和由爱带来的影响，是永恒的，干净的，惟美的，从古到今，都是这个理，就连一些草莽英雄，打家劫舍之徒，他们业已冰冷、拒绝为仁义慈爱熔化的心脏，惟有母亲的爱和眼泪、母亲的呵斥和微笑能将他们制服。母爱，的确伟大得令任何人不敢造次。
“……又到荷池旁。头上飞着毛毛雨，我却不顾它，就站在那池子边恣肆地流泪!我觉得我此后到这个世界只是孤独的一个人了。我觉得我的未来已堕入那做梦的一种情境里了。我觉得在我面前扩张无垠的陌生生活太可怕了。我觉得我忽然太小，一个人单独生活应付不了这许多生疏事情。”
无论如何，决定已经形成，年幼的沈岳焕不得不接受了它，也正是他母亲毅然的决定，把他从一个纨绔子弟、浪荡的公子哥儿、满嘴污言秽语的少爷和从他祖辈那里延留下来的作将军作元帅的梦想中拉到了多并的现实人生之中：沈家的儿子必须做一个毫不起眼的士卒!他自然觉得这是一种不公平，但他又能责怨谁呢?命运的招数他还不曾修炼过，他终于在那一刻感到恐惧。一个只习惯在一株浓荫如盖的大树下纳凉的人，一旦大树被连根拔起，自己就只能承受凄风苦雨、闪电雷鸣的洗礼了。他也终于明白了家中的情形和母亲流不完的泪水，看真切了别人的白眼和不恭，他不能再从蟋蟀、萤火虫、与同伴斗殴、看镇上大戏、吃美味小吃等各类方式中去关照生活了，一切恢复了本来面目：苍白、冷峻、残忍、麻木和无礼……
我们之所以把这样的败落(家庭的)和决定(从童话与传奇跌落到残酷的现实)称为一个机缘，是因为精神、肉体、心理和梦在产生巨大的反差之后，所有人万般渴求的东西，它几乎是命中注定的。有时候它迟迟不能到来，当事人始终未能找到它的诀窍，生命便在无声无息中白白过去；有时候它在恰当的时候闯入你不由自主的意识里，把你从温婉曼丽的梦想拽出来，让你懵懂间进人另一个天地，命运就又变化了，而你又能感觉到你在哪里?
机缘来了!
“回过头来再看凤凰，全城已被笼罩在蒙蒙烟雨之中，糊模一片了。”
于是，命运的摊派和放送把沈从文扔进了凶险未卜的人生旷野，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有幸的。在他颠沛中经受磨难的军旅生涯中，我们透过历史的迷蒙云烟，看见一个身穿土布衣服、一脸稚气但已经初显刚毅的青年，正从湘西的莽莽野山中走出，越过记载了历史又冷视着现实的边墙，趟过承载了太多苦难、死亡的野水，向中国北边的一个大城市走去。对古老蛮荒的湘西，这个青年的“出逃”是有幸的，它在不久之后就会以一个纯粹的文学世界从这个青年的笔底冒出生命与历史的地平线，由这个青年的信仰和爱恨构成，从而被世人知晓:它的原生之美，它的野性之美!对这个急于找到自己生命的落脚点，急于想把一种爱铺排到全人类心上去，急于要将内心隐秘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释放出来的年轻人，是有幸的!他在野山碧水间的游戏、在生命无从把握命运无可捉摸的军旅生涯所给予他的“经历”已经在时间的笼括中成为“素材”，从而使这个拥有苗民血统的年轻人在极短的时间里开创了他的文学王国，这是一个奇迹，一个文学的机缘，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和所有痴情于文学的人来说，也是有幸的;在我们这个文学大国的“仓库”里，又多了一个个性昭然、独立又倔强、甚至孤独到有些乖戾的沈从文，因为他用只能属于他的文字、语言、人事和哲学构造他的“湘西世界”，使我们有了另一番情趣卓然的阅读，自始至终，我们都在他独特的视角和审美意义所营造的生命中陶醉，赞叹，并深层次地宁静下去。
——湘西旅行日志之一
历史之所以严肃残忍，是因为它来自于时间，来自于偶然，人的机心无论如何厄测与险恶，终究无以拗过时间的冷漠苦涩和偶然的无穷奥妙;人类在光阴周而复始的轮转之中，喜笑怒骂生老病死，厚颜无耻与下贱卑微，残害同类栽戕刈万物，概而括之，便成了历史。曾经仗自己手中权势而想改变历史，洗测历史，玩弄历史，伪装历史，歪曲历史，以战争和屠杀等形式来演绎其生命逻辑和价值观念的大王皇帝们，最终也被历史拨弄，讥讽，却也被记载着，最终也不过是历史沉淀中的一粒砂尘、一抹残阳的光屑、一堆枯骨、一页被时间的冷眼熏黄的线装书籍而已。但历史又多么像一个玩笑，一个开得太大的玩笑，说透了，一个人的一生无论如何显贵或卑劣，如何慧根坚深或者愚笨无为，也只是以自己的内心对自己说话;生儿育女，一个传统得令人发笑和业已没有道德和良心收获的方式，人一旦完成它，除了对物质的奢求、对肉体欲望的满足，余下的不是呆着一双鱼雷眼，就是掀开了一张鳄鱼嘴，说与不说的，都说了，说了，却不明白其间内涵!笑着，笑该笑之人事，笑不该笑的一切表象，笑过了，缺齿或漏风，都属自然不过的事儿，到头来被亲人外人遗忘，一口气咽了，身子冰凉了，便被一副廉价的木头匣子关了—这不收票的客船，把人载到连鬼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但聪明得愚蠢之极的人类却要好好自慰一番:我之去处乃天堂也！这就对了，西方的天国有上帝，善者与上帝同在，恶者被抛人十八层地狱，终生受到烈火的烘烤。在东方，有无数的神，神的传说就像尘埃，有无数的崇拜;在极乐世界之外的地域，人的灵肉在此接受“再教育”“再生前的培训”。这是一个非常不高明的玩笑，芸芸众生于大自然的掌中、社会人生的肚腹上，委实不如一芥之草、一粒之尘，而因为生存，或者因为某种思想家或者道德家所极力褒扬的某些思维对于人存在的“指引意义”，人类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及其思维后果，闹得历史对自身的意义和演绎都感到可笑。完整的记载使后人变得更加懒惰、无为、无知、无耻与无理，它过量的价值在后世的褒贬中成为所谓的权威，被尊奉为经典，后人在窃窃私语和阴谋中透出对它廉价的赞美，也在新的事物产生后朝它的“地穴”和“博物馆”扔下石头、白眼和新的棺木。而残缺不全的历史，倒使聪慧的后代发掘出了残缺之“美”:悲剧的、喜剧的、阴谋的、野蛮的、丑陋的、肮脏的、未释的梦、未企的向往与未抵之域……如果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联是有形的，那么我们只能依靠山川风物、地理名胜、残墙危楼去拽出历史的筋骨皮肉，但那要费去我们多少的时间和气力，而到头来，历史仍掩着嘴在一旁偷着乐:看看，这群呆物!如果作为最高智慧的人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无形的，换句话说，是抽象的，那我们就只能借助典籍和埋在碳元素之中的影像去透视过去?而思想从来就是最靠不住的玩意儿，西方人不也说“人一思考，上帝发笑”么?他们还更加透彻地告诫大家:思想一经说出就是谎言!可人总得使用脑子，没脑子的东西也许就是被歪曲的历史！连石头也会动心，水也会吟诗，泥途下也会闪烁出道德光辉，明月也会在时间的胯下舞蹈，人的脑子怎会无用?快乐也罢，公正与否也罢，美或者丑也罢，深沉或肤浅也罢，完整或者残缺也罢，文明或者野蛮也罢，强势或者赢弱也罢，都是一个玩笑，血泪悲乐之中，这个玩笑开得也实在太大了。
但历史终归是无情的，它玩弄着各类“艺术”，也喂养着人类的饥渴。它保存了一副肃威冷凝的脸孔，力求复原“那时那刻”，重现本真，迫使文明成为一只木头架子，用来挂人类的各种德性和成败，同时，它又像川剧绝活“变脸”一样，令你好奇，却难以考究其间奥秘。它会慷慨地赐予人类一条大河的形态，一座大山的气势，一堆文物的原貌，乃至一块沙漠的绝望，而它又会多么吝音地将自己尘封在这些意象之内，化着僵尸，却决不还魂。它可以使你复杂地剖析人的气息和手脚在这座星球上的一切活动，也可以使你简单化地推断统治与被统治，反抗与屠杀，消亡与重生!它向来就是从血中通过死亡来达到它的“代谢”，通过不仁不义来完成它的“改朝换代”，通过一件道德的衣服来掩蔽内腑的诡橘与残忍，通过遗忘或者同化或者征服来书写它的“正史”;而“野史”，却在时间的另一端通过抒情或诅咒或“异笔”来完成它的另一个特征。
历史在深处。人却总能够端坐在它的头上，使出各类本领让头发也开出花来—那荒家上的无数野花，却也使时间在无数死亡的瘴气中散发出芬芳来，人就有了感触，有了思想，也有了爱情……
当历史在一个“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曰苗，曰蛮”和苗族史诗《鸺巴鸺玛》所叙述的在西南一隅留下它的齿痕趾印时，它就有了一个叫“文学”或者“正义”或“传说”的使命，终于在某一个时辰打开了这土生土长漂悍豪爽之民的襁褓，也就是说，在它的宁静酝酿中，时间吐出了沈从文。
一个人紧闭万眼、张开嘴巴狂呼猛嚎、四体劲揣、赤裸裸地毫无羞涩地来到尘世，委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万象太过繁复，无数元素的盛衰生死，大体也不以某个人的出现或死亡而有了丝毫变动的。时间的总量完全不存在对某个个体的好恶而有了一点减损的。蛮荒原始的自然界，提供给人的，要么人无以适应，要么因无以顺应而扯心抠胆地骂一通，或反抗，或出游，或隐居，或不声不响地死去，大自然照样死冷着那副脸孔，向前不紧不慢地走着。若当某些个体行为带动了群体行为，在某时某地产生了非常的影响，而不是我们的某些酸溜溜的评论者所说的“一定的影响”，那这地方从历史的纵深度来看，多少也能留给后世一些人物，一些事件，供后人在茶余饭后溅着唾沫的谈资或写入地方志，或镌刻成碑文牌匾，成为地方上的炫耀东西，以说是后人的宽容与认定。这可以说是后人的贪婪与无耻，也可以说是后人的宽容与认定。而统治阶级却不大乐意或明白使用历史的眼光以关照后世，他们要的是当前，在最大的军事力量上的征服，最后以政治的框架去建立一种秩序，“留芳百世”和“遗臭万年”都是同样的，根本上一致，其社会价值也无外在于“成”与“败”之间的转换。但政府似乎又是必须的，从肉体到灵魂，统统收拾干净，方可高枕无忧。这就带来了民间的震荡，人的生命的不可预知，命运就把活者搅得食不甘味，久了，远了，一个区域必然会在封闭状态中存在，在麻木愚昧中过渡，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这个区域中的人事既显示出原生状态的自然美，在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显出野蛮粗犷;家庭从属于部落，部族最高的长官具有生死予夺的大权。作为一元化模式，绝对的统治权利也就成了必然，这种必然性也势必衍生出道德的卑污与高尚、天性的自然与意识的混沌。对巫神文化的锤炼，对图腾和生殖的崇拜，对自然现象的无知与恐惧，却又与巨大势力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相依赖又相抵触，这区域性的地方文明，便在极度原初的包裹中揉搓中长久地存在着，前进着，一个人的到来，决无撼动、改变它的能量。
是的，沈从文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纯属偶然的降临，似乎于世无损，自然似乎与世无补。
四川、湖南、贵州三省毗邻。在湖南西部(我们习惯上称为湘西)境内，自然风光的美丽是举世公认的，单就那点原始的风味，便可让人神往，让人遐思。在这些穷困、荒敝却又极为美妙的山地之间，有座小城，叫凤凰。这座隐匿在野山野水间的小镇与福建的长汀被那个新西兰老人艾黎称为中国最美的两个小镇。这个说法是不是结论，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这个叫凤凰的地方，终于在某时某刻迎来了一个弱小的生命，在当时的当地人，乃至其父母亲戚也不曾料到着个屏弱的生命终有一天要飞出去，飞得极高，极远，极美，再也不想回来了。
川北有座城，叫广元的，其后面有座山，叫凤凰山，凤凰山上有座楼，人称凤凰楼，武则天就诞生在那儿。这个心气与命运都可比天比地的女子终有一天也飞出去了，飞得极坚决，极美妙，也飞得那么遥远，也不再回来。这似乎能说明一点什么，但湘西的这只鸟儿，飞的方式与武氏全然不一样。让我们看看，湘西这山洼中的小城，它被古木乱草相拥，常年碧绿逼人，林中鸟兽虫蛇与四季阴阳交相烘托，这古旧小镇镶嵌于其间，宛如一件精美绝妙的艺术品。
1902年12月28日凌晨，沈从文来到了人世，被取名为沈岳焕。
对于一个长势极佳，康健爽朗，慧根发达的小子来说，展现在他眼前的万象自然不会被他轻易漏掉。湘西自然风光的绝美，风土人情的纯良，历史古迹的丰富和落后清贫的生活，为以后成为作家的沈从文提供了最初的感觉、最早的审判和最初的精神粮食。他不会不知道青岩山、天子山、索溪峪、大小龙洞、不二门……不会不知道新春正月的土家族“大摆手”。不会不去看土司老头头戴凤冠帽，身着八幅罗裙，手执铜铃司刀，唱起请“八部大王”的祝辞，然后跳起可以延续几天几夜的“摆手舞”。还有苗族人的“三月三”、“赶秋”等喜庆节日，看“三连统”礼炮齐鸣，看精壮的苗家汉子赤足登上三十六把钢刀排成的刀梯，赤手从沸腾的油锅里捞起炸得金黄的油耙，然后在兴致盎然地听听苗家山歌，体味他们从内心掏出的真实、贴切、健康活泼的爱情。他不会不对遗留在湘西大地里的历史片段和记录无动于衷。后来，他不是在他多情而厚重的文笔中向我们讲述过影响了他一生的地方—镇草么?他一定花费过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过龙山里耶的新石器遗址，酉水流域的崖墓葬(他一定听说过四川琪县的僰人悬棺)，沪溪的屈望村，永顺的司王城，保靖的盘车城，溪洲的铜柱，沅水两岸的伏波宫……这些挣扎出历史的已经发黄的照片，一定会在他的注视下活起来的，连一砖一瓦也会唱起歌曲来，它们多半会让他多情善感的内心跟着尽情歌舞欢娱。他一定听说过，甚至登上过南长城，那西起黔东铜仁亭子关，东止于古丈旦武营，绵亘了三百六十多里的边墙……
边墙脚下，依稀能发现先民那血与泪的历史，苗族、瑶族、侗族、土家等各族人民在这里演绎他们悲剧的一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他似乎已经在用他文学家独到的眼光和触觉在搜寻这截不长却又太长的“长城’，用他敏锐的心灵依附在这业已残破不堪的边墙下，.开始构筑他内心隐秘而美妙的王国。
这座长城建筑于明代万历年间。
“自湖南乾州界之木林坪起，至中营之四路口，筑围墙百数十里，以杜窜忧。其险隘处设屯堡，联以碉卡。凤凰厅内境内，设堡卡碉台八百八十七座，永绥厅境内，设碉卡碉台一百三十二座，乾州厅境内，设讯碉一百二十一处，古丈坪及保靖县境内，设讯碉六十九处。环苗疆数百里，烽燧相望，声息相闻。关墙则沿山涧建之，炮台则择冲要筑之，哨台则与关墙之隙修之，卡碉屯堡，则因地制宜，或品字式，或一字式，或梅花式。其修建之制，关墙则土石兼施，炮台则以石砌，而筑土以实中心。哨台亦石砌，环凿枪孔，高峻坚实，碉楼之制亦然。”
（《清史稿》第14卷，中华书局1976年版）
北方的长城是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而修建的，而建筑于湘西的这座长城是为了防范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叛乱”的，南北二长城，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开的又一个玩笑、从而成了一个必然?在同类相残一直演示到今天的一切“战争”中，无论是北长城，还是南长城，是使人面对一组组壮观、雄伟、坚硬的土石建筑物而高歌赞颂，还是让人忍不住的磋呀啼嘘?如果说它们都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一个民族的象征的话，无疑，是要以掳掠无数无辜者的生命、离析无数家庭而构成的这座座只能供后人践踏旅游评论遗忘的象征，想想，真的是一个有力但没有使用价值的讽刺。把前人牺牲多数人性命而建造出的某种物象作为后人在精神上和旅行上的“看点”和吹嘘、赚钱的方式的话，那么，人类的悲剧将永无尽头，它们只不过被换了一个舞台而已。每当残阳西落，号角连营之时，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揪心地涯着艰辛悲苦的岁月，总让人看见母亲忧虑的眼光、孤雏无助的脸和年轻汉子鲜活的生命在刹那间化为的尘土与云烟。这，是该让人津津乐道，还是应该让人在观摩之中就开始在灵魂里思索这一切结局的根本缘由呢?
边墙脚下，沈从文的额眉紧紧地锁在了一起，犹如他把内心痛苦锁在了思想里。他并没有领受命运刻意的安排，也不是如接受一个使命一样要做一个救世的人，但他隐隐地从人生命运的不可预测、随机性和无穷秘密中感到了思想的乐趣，寻觅的艰难，询问的尴尬……
“命运是什么?就是忽然而来的一种祸福……命运是什么?是凡事均在人意料之外。”（《好管闲事的人》）
“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诉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以外，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湘行散记.1934年1月18日》）
边墙使用石头、泥灰和一些在春风和野火中生而亡、亡而重生的草棵写成了历史，而于沈从文内心，他更愿意抛开一些使用极不忠实的文字写成的岁月，里头记载的故事比石头上的鲜血、秃鹫嘴里的腐肉还让人触目惊心和忧郁。这使他把心灵的触须伸向了更远处，更深处。而命运委实又是人的意料之外的东西，即使那些操作者，也会有些莫名其妙的，沈从文于是便开始了他认真、痛苦而倔强的思索。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他怀抱中，和光同光。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捆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使光，煌煌照人，如烛如金。”
倘若就只是在大自然清纯秀丽的景况中活着，即使是呆傻地活着，或者就只是在残砖剩瓦断垣危楼，黑碑裂家之类的历史遗痕中，以考古者的沉默、过客的玩兴或者身为当地人的熟视无睹中如此这般那般地存在着，生命就会在漠然中呈现别样的情趣，当事人严厉的目光中得来的知识，由此苟活一生，多么正常。但很不令人，尤其是很不令沈从文感到愉快的是学塾生涯，使他学会逃学，为了躲避家中和老师的责罚，他自然极快地学会了说谎。说谎无可厚非，人的成长经历大多是在说谎中形成、延续的，谎言是人生中最大的精神来源和写真。说谎技巧的圆熟、机智，使沈从文获得了更多的机会进人被他后来称为的一本大书中去尽兴。而这本书虽然丰满、美妙、复杂，人人事事和花色树香都使他亢奋，但，就在这片极其广阔的社会画面中，他直接地看到了死亡。凤凰西城有座监狱，从监狱出去走不到半里地就是刑场，在这使许多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年幼的沈从文却在相当程度上将之当做了“乐园”。被杀掉的人，倏忽间由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变成一具不言不语，僵硬青黑的尸体，野狗撕咬，沈从文与伙伴用石头击打他们，用木棍戳捅他们。更多的人却在一边看，一边评论。死者也无从反抗这群幼小人物好奇而又带着幼稚者的那点“恶意”的侮辱;他们死了过去，生命已经终结，任凭活人糟蹋;他们的亲友能来的，忙着收拾他们的尸身，陪着抹一把泪，嚎哭一通;没来的，或者无从知道这场悲剧的，只能任由尸体被蹂躏、被狗蛆吃掉，掉人尘灰中去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活着的人并不觉得命运要如何如何，只是低低地起床，恹恹地睡去，而等到刀子往脖子上架的人，却开始打开他们愚钝迟缓的脑子，思索起命运的残酷和人间的好处来。而在这种“游戏”中往来的沈从文，在乐趣和好奇之后，便将死亡浓重的阴影烙在了心上，从某种角度来看，童年时代所见到的人的灭亡，将使他最终获得了他在文学上的意义：信仰，只为生命!
“人这种东西够古怪了，谁能相信过去，谁能知道未来?旧的，我们忘掉它。一定的，有人把一切旧的皆已忘掉了，却剩下某时某地一个人微笑的影子还不能够忘去。新的，我们以为是对的，我们想保住他，但谁能在这个人间保有什么?”(《八骏图·八骏图》)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人事皆幻想以“现在”的存在而作为媒介，一个过渡，由此想保有一点儿什么。可终究无以留下一点什么，因为人总是在遗忘，并且善于遗忘，遗忘那些不该遗忘或者早已经成为遗忘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是遗忘者本身，还是生命意义?
“时间无形，无声，无色，无臭。要说明时间的存在，还得回过头来从事事物物去取证。从日月来去匆匆，从草木荣枯，从生命存亡找证据。正因为事事物物都可为时间做注解，时间本身反而被人疏忽了。所以多数人提问到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时，没有一个人敢说生命意义同价值，只是一堆时间。”
啊，一堆时间砌成了生命的意义同价值，那人就得自由自在、阳刚威猛、义无返顾地朝前走，去为自己的命运取证，为自己的爱或恨取得结果，可前面又有些什么呢?
他获得了知识，却也获得了责罚和呵斥，而责罚却使他获得了沉溺在自己想象和思维中的机会:“按照天气冷暖，想到河中的鳜鱼被钓起离水面以后的情形，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山中欢歌的黄鹏，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后来，他很是得意地说:“我应感谢那种处罚，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是的，对一个对念书没有丝毫兴趣的孩童来说，还有什么比亲近大自然使他感到身心俱喜的呢?在他看来是十二分稀奇怪诞，充满着声色气息，乃至死亡的外界，都使他获益，而我们从中也看到了一个未来文坛大师的雏形，因为“这些古怪事情实在太多了”，才使他的内心也“古怪”而多情起来，也帮了他在文学上的忙。
我不敢说处于乳臭未干的沈从文在他的童年时代就已经获得了对世界的认知，也无意在此拔高他作为一个作家在幼稚时代所表现出的天赋。宣传媒介对某些成功人士所做的某些报道，称其孩子时代是如何如何，邻里乡间也都伸出舌头呼日是如何如何，小学中学的老师也侃侃而谈自己的学生如何如何，让一篇报道到处洋溢着虚假、吹捧和厚颜无耻的声色。这年代已经难以见到真诚的肯定和真诚的否定了。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一个人的孩提时代发现他最初的领悟力，发现隐蔽于其幼稚的肌骨内层的模式和底蕴，从他们的调皮或者羞怯中发现文学的元素。有时候，这一切需要机遇，需要一个又一个人的肚量、胆量、勇气和判别，被滚滚红尘淹没的千万普通人，谁敢说就没有后来的沈从文、张爱玲?说来道去，还是人生太过凶险机巧，个体的命运由个体把握，不能把握时，交给动荡不已的社会，身不由己，这个体的成败往往就在一瞬间的决策之中。这决策往往由当事人自己做出，而在我们那个阴霾深重的几十年以前的现实里，由自我作主的现象实在不多见，多的是由长辈拿出决断，后辈惟命是从，决不敢贸然违背。如此一来，个体的命运实在如水中无舵无帆的孤舟，任凭恶浪凶涛，沉沉浮浮，全然由别的东西主宰，一切都在刹那间改变了，历史也拐了一个弯，朝别的方向走去了，如此反复，万千偶然使人生如何掌控得了?
转机终于来临，尽管沈从文并没有在心理上作过多的准备、预见，至于当初这个转机的降临是否就是要欣然接受，不得而知。这个转机其实是由不得他的。他的父亲因参加“革命”刺杀袁世凯未果而逃亡，多年未归故里。这件事情使本来还算殷实的沈家从此败落，因为他那个很有骨气的父亲把家中值钱的珠宝都带在了身上，以备不时之需，但在大沽口战役中这些宝贝丢失了。更要命的是，这个沈家当家的偏偏又是一个爱惜荣誉到了虚荣地步的人，死要面子，花钱决不会小打小算，与地方上名流交往时便充阔，出手大方，也就往往被人利用，很快便债台高筑。当袁世凯死后，他便写信回家，要家中将田产典卖，所得银两全部用来还债。田产典光了，沈家就彻底败落了，而沈从文的二姐的去世，无疑是雪上加霜，内外交困的当口，沈从文的母亲便做出了一个决定，让沈岳焕当兵去!
沈家不需要一个几乎快成废物和二流子的男人，一个尽在逃学和惹事生非的境况中丢沈家颜面的男人，而另一个更年长的男人已经败坏了沈家，为什么还要一个孽障来撑沈家门面呢?
当兵，成了沈从文母亲无可奈何的选择。
沈从文在《卒伍》中写道:
“母亲的心是碎到我这次动身的上面了。母亲为儿子打算的事，总不是忍心说给我受苦。在家庭方面，既到把老屋字契到处借钱度日的情形，在我又还是如此胡作非为，既或把我送进中学又有什么益处?不过见到我就是这么离开了家中一切的人，为我到外面以后生活着想，却伤心到极点了。”
“那么一个小小的人儿，也得为命运卷到生活漩涡里来，尝味那生活的苦辣，在我自己倒正因为小却一点也不知道！如今却只给我痛哭到这回忆上。”
……
“我当时，虽然不明白这一离开家中是怎样为难，在前面等候我的又是一些什么，然而见到母亲伤心，也再也不能忍住我的泪永了……母亲在儿子离开家中时，所有的事是再不能用到眼泪以外事物上了……生活既是这样难，我又是这般无用，一时要同母亲在一起又总不容易，我不明白在我同母亲的命运中，还应给母亲以多久流泪!娘，我想起你，我要努力活下来了。这世界上还有你这样一个人，我就应当活在这世界上了。我不要一切，只愿意将一切所得贡献到你面前。我好好的做人，我找钱，我找名誉，却只是想把这些来给娘作赔偿那因爱儿子而流得太多的珍贵的眼泪!但愿能够从这些事上赎我所有的罪过万分之一，我就死得了。作儿子的即或永远是穷困下去，我却已经把它扩大到爱人类上面去了。我能从你这不需要报酬的慈爱中认识了人生是怎样可怜可悯，我已学到母亲的方法来爱世界了……”
这是一篇催人泪下的文章。这个在业已长大成人后悟出母亲之爱的、在他十四岁人伍前具备了乡下所有孩子好坏品行的男子，用他满含愧疚和辛酸之泪的笔来回忆他的母亲，把对人生的那点可怜的向往拿来同一个拥有人间至爱的母亲对话，要好好的做一个人了。母亲对儿子的爱和由爱带来的影响，是永恒的，干净的，惟美的，从古到今，都是这个理，就连一些草莽英雄，打家劫舍之徒，他们业已冰冷、拒绝为仁义慈爱熔化的心脏，惟有母亲的爱和眼泪、母亲的呵斥和微笑能将他们制服。母爱，的确伟大得令任何人不敢造次。
“……又到荷池旁。头上飞着毛毛雨，我却不顾它，就站在那池子边恣肆地流泪!我觉得我此后到这个世界只是孤独的一个人了。我觉得我的未来已堕入那做梦的一种情境里了。我觉得在我面前扩张无垠的陌生生活太可怕了。我觉得我忽然太小，一个人单独生活应付不了这许多生疏事情。”
无论如何，决定已经形成，年幼的沈岳焕不得不接受了它，也正是他母亲毅然的决定，把他从一个纨绔子弟、浪荡的公子哥儿、满嘴污言秽语的少爷和从他祖辈那里延留下来的作将军作元帅的梦想中拉到了多并的现实人生之中：沈家的儿子必须做一个毫不起眼的士卒!他自然觉得这是一种不公平，但他又能责怨谁呢?命运的招数他还不曾修炼过，他终于在那一刻感到恐惧。一个只习惯在一株浓荫如盖的大树下纳凉的人，一旦大树被连根拔起，自己就只能承受凄风苦雨、闪电雷鸣的洗礼了。他也终于明白了家中的情形和母亲流不完的泪水，看真切了别人的白眼和不恭，他不能再从蟋蟀、萤火虫、与同伴斗殴、看镇上大戏、吃美味小吃等各类方式中去关照生活了，一切恢复了本来面目：苍白、冷峻、残忍、麻木和无礼……
我们之所以把这样的败落(家庭的)和决定(从童话与传奇跌落到残酷的现实)称为一个机缘，是因为精神、肉体、心理和梦在产生巨大的反差之后，所有人万般渴求的东西，它几乎是命中注定的。有时候它迟迟不能到来，当事人始终未能找到它的诀窍，生命便在无声无息中白白过去；有时候它在恰当的时候闯入你不由自主的意识里，把你从温婉曼丽的梦想拽出来，让你懵懂间进人另一个天地，命运就又变化了，而你又能感觉到你在哪里?
机缘来了!
“回过头来再看凤凰，全城已被笼罩在蒙蒙烟雨之中，糊模一片了。”
于是，命运的摊派和放送把沈从文扔进了凶险未卜的人生旷野，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有幸的。在他颠沛中经受磨难的军旅生涯中，我们透过历史的迷蒙云烟，看见一个身穿土布衣服、一脸稚气但已经初显刚毅的青年，正从湘西的莽莽野山中走出，越过记载了历史又冷视着现实的边墙，趟过承载了太多苦难、死亡的野水，向中国北边的一个大城市走去。对古老蛮荒的湘西，这个青年的“出逃”是有幸的，它在不久之后就会以一个纯粹的文学世界从这个青年的笔底冒出生命与历史的地平线，由这个青年的信仰和爱恨构成，从而被世人知晓:它的原生之美，它的野性之美!对这个急于找到自己生命的落脚点，急于想把一种爱铺排到全人类心上去，急于要将内心隐秘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释放出来的年轻人，是有幸的!他在野山碧水间的游戏、在生命无从把握命运无可捉摸的军旅生涯所给予他的“经历”已经在时间的笼括中成为“素材”，从而使这个拥有苗民血统的年轻人在极短的时间里开创了他的文学王国，这是一个奇迹，一个文学的机缘，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和所有痴情于文学的人来说，也是有幸的;在我们这个文学大国的“仓库”里，又多了一个个性昭然、独立又倔强、甚至孤独到有些乖戾的沈从文，因为他用只能属于他的文字、语言、人事和哲学构造他的“湘西世界”，使我们有了另一番情趣卓然的阅读，自始至终，我们都在他独特的视角和审美意义所营造的生命中陶醉，赞叹，并深层次地宁静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