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档的余热还没有完全散尽，元宵节过后的一周以来，各部影片还在吸收票房，其中表现最好的，是《第二十条》。
这一周，《第二十条》共获得2.8亿票房，连续7天成为日票房冠军，总票房也突破了22亿，成了张艺谋导演生涯第二卖座的作品。
这足以看到《第二十条》的后劲之足，而在二刷影片之后，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和想法。
现实改变法条or法条指导现实
李乃文饰演的班主任说：“被霸凌的孩子不愿意承认，看见的孩子不敢站出来指认。”
电影中多次给出这句话的内涵：怕。
被霸凌的孩子，怕的是继续受到霸凌，看见的孩子，怕的是指认会让自己变成被霸凌者。
这句话出现在开场没多久，可以作为整部电影的引子。
作为初中的一线教育工作者，李乃文饰演的班主任，见多了发生在学生之间的霸凌事件。
对于韩雨辰暴力制止霸凌事件，他似乎有些习以为常。
而在他以往的经历中，这样的事情往往不了了之，更何况霸凌者还是张主任的儿子。
家长韩明和李茂娟为了孩子学业着想，也选择息事宁人，他们劝导儿子向对方道歉，而道歉则说明犯了错，儿子不从。
果然，为同学出头见义勇为的韩雨辰，也变成了受害者，被张科指使的四个小混混殴打，这一次他听了父亲的话，没有还手。
张科的伤口低了一厘米，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而韩明手上案子的主人公王永强，则是对着施暴者捅了26刀，造成对方死亡。
影片的主要案件是王永强案，赵丽颖饰演的郝秀萍和女儿娟娟，人物设定都是听障人士。
这对母女，生理上无法发声，为了躲避打击报复还东躲西藏。
一个用生涩的字体写出了“爸爸是好人”，另一个选择跳楼，希望结束纷争，也结束自己内心的恐惧。
同时工友大勇也不愿为这个悲催的家庭作证，都与班主任说的这句话有了呼应。
王永强，像狗一样被拴在窗外，任凭刘文经那头野兽在屋里对妻子施暴，这是极度残忍的心理霸凌。
他明明知道，如果不用犯罪的方法，他是无法和恶霸抗衡的。
可是为了避免野兽下一次的暴行，看到被强暴的妻子无声的埋怨，他决定不忍了。
隐忍是因为恐惧，恐惧的极点是愤怒，出离了愤怒是暴力。
随着影片情节的发展和各个案件的相互交织，问题中的这句话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它是根深在人们心中固化的思维，也是片尾雷佳音的振臂高呼。
是对法律的绝望，对正义的灰心，对公平的放弃。
受害者和目击者不愿意站出来，办案人员则是不愿意去捅破那层法条规定下笼罩舒适的纸。
害怕的，不仅是被霸凌的人，也有办案的检察官。
和班主任一样，韩明办案子的时候，也甩不开习以为常的作风。
他捧着一摞子在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和故意伤害等性质之间游走的案件，对吕玲玲说，以前都是这么办的。
韩明自己身上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他深知甩开习以为常，会面对多大的压力和不可预期的后顾之忧。
是现实改变法条，还是法条指导现实？
至少，现实中司法的进步会影响电影的结局，韩明的心态也变了，选择面对领导、舆论和听证会上的专家。
对于校园霸凌的查实、韩雨辰伤人案件的撤案、大勇出面作证的详细过程，影片并没有呈现。
其实这并不重要，《第二十条》上映的多重意义中，鼓励的意味似乎被忽略了。
它鼓励人们迈出去一步，鼓励受害人勇敢的站出来，鼓励目击者讲出来，鼓励司法人员跳出来。
只要往前迈一步，案件调查和执行的能力并不缺，缺的是那份勇气。
《第二十条》并不是单纯的马后炮电影，《刑法》第二十条不断在修订，司法活动中如何解读和运用该法条，司法人员能否更加清晰地划清争议，司法惯例和公民利益之间会如何进行公平公正的权衡，都有待时间的检验。
但影片要传达的精神和理念，是积极向上且带有希望的，单这一点，就值得给它打个高分。
检察官也是百姓
派出所里见到警察，韩明脱口而出：“我检察院的。”
真实的桥段，当然是利用关系和社会地位，托人平事了。
在我所在的小城市，这样的做法，叫做“找找人”。
买房子找找人，办工作找找人，买冰箱找找人，办事情找找人，买门票找找人，一切都是，找找人。
这大概就是熟人社会最好的体现，一个个小圈子互相嵌套，形成了你找我我找他他找你的熟人关系网，每一个阶层都被编织在其中，人们在办事之前都想要先找找人。
而公职人员，更是因为其职位属性和社会地位，在这个网络里混得如鱼得水。
片中的韩明李茂娟夫妇，便是如此。
儿子韩雨辰打人事件之后，夫妇俩就开始了找找人的活动。
先是正面直攻，儿子不愿道歉，他们先找到张主任，寄希望于自己的道歉，未果。
接着，韩明拿着老丈人留下来的铁盖茅台，再去找张主任求和，可他没有送出手。
留下铁盖茅台的原因，并不是单单只是韩明所说的送了也没用，而是在他心里，办这种事需要有人中间调和，这也是他多年来在社会上沾染的习气。
儿子的遭遇，韩明也曾经经历过，而他深深知道这样的事情对未来有着多么大的影响，可他大小也是个检察官，向张主任送礼求和，还是送茅台酒，有些跌份，更何况他对结果的预测也并不乐观。
铁盖茅台最终落入了大舅哥李茂全手里，韩明和李茂娟两口子把希望又放在了公安局的大哥身上。可李茂全呢，自始至终感兴趣的事情，一是韩明和吕玲玲的关系，二是茅台什么时候能到手。
影片没有任何表现李茂全为此办事的镜头，韩明两口子在车里等待，大舅哥进去活动办事，五分钟就出来了，足可以看出，李茂全是那种并不太愿意参与到“找找人关系网”里的人。
事情还得继续办下去，韩明忙于案子，李茂娟则联系上了张主任的外甥陈律师。
这位陈律师，是韩明手里的王永强案中对方家人的代理律师。韩明不惜违反回避规定，不仅默许了妻子的行为，也一同前往陈律师搭建的饭局。
陈律师想要的，是在自己关系网里多一个像韩明这样的重要人物，他们一同出现在了张主任的同学聚会上，打了个措手不及。
张主任明知理亏，也还是要顾忌自己在学校里的面子，坚持自己最初的要求。
最终，影片没有让“找找人”的手段得逞，编剧巧妙地让李茂娟爆发了另一场肢体冲突后被拘留，而韩雨辰的案件也在学校的调查下水落石出。
《第二十条》是张艺谋在《幸福时光》之后，二十四年来唯一一部以当代都市为背景的电影，生活气息极浓，张艺谋对于眼下都市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情况的把握也极为准确。
尽管篇幅有限，而韩雨辰这个案子，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物都有明确的目标和意图，再加上不失幽默的生活化对白，观众看到之后的反应，也就更为真实了。
韩明的心态
对于不同的案子，韩明的心态，有的变了，有的从来没变过。
韩雨辰见义勇为一事，韩明的心态自始至终就没有发生过变化。
演员雷佳音对此的理解是：打一开始，作为检察官的韩明就认为孩子的行为是正确的，可是生活、社会不是这样的。
吕玲玲说：“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
检察官手里的案子的主角，都是别人。
如果韩雨辰事件能够得到和解，就不会有机会被人当做案子来办，儿子的人生就不会被人改变。
张艺谋在给雷佳音说戏时，这样解释韩明的心态：半个身子是父亲，半个身子是法律，有苦说不出，这就是他的困境。
韩明非常纠结，可纠结归纠结，作为成年人，他还是做出了选择，而且坚信自己所选的正确性。
韩明自己有过见义勇为的经历，他深知这种事情如果坚持走法律途径、守护正义是有风险的，也深知一旦风险降临，后果有多严重，对人生的影响有多大。
在电影的时空内，此时，类似的事件，哪些被定为故意伤害，哪些被定为防卫过当，韩明记得滚瓜烂熟。
他不会让儿子去冒这个险，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件事消失在台面之下。
后来韩雨辰被打，韩明回家后，首先问到四个人就把你打这样？
搞笑的对白背后，是检察官的职业属性，让他看到翻盘对冲的希望，可得知没证据之后，又蔫了。
陈律师组织和张主任见面，整个过程韩明还是在积极求和，试图让两件事相互抵消。
也就是说，整个事件从头到尾，无论是送铁盖茅台，找大舅哥帮忙，还是赴宴，韩明都是在求和。
妻子李茂娟在饭桌上的爆发，让这件事上面又盖了一个案子。
接着，在电影情节发展和侧重点的要求之下，韩雨辰打人事件的结果被一笔带过。
此结果，对韩明来说，算得上是个意外。
至于工作上的案子，王永强案，韩明心态改变受到的刺激点就很多了。
张贵生遭遇车祸，郝秀萍跳楼，吕玲玲再提当年往事，当然还有最高检的重视和舆论环境的变化，这些都给了韩明勇气并让他的心态发生了改变。
《第二十条》是一部借壳于喜剧的现实主义电影，承担大部喜剧戏份的角色是韩明李茂娟夫妇，而他们身上体现的现实主义色彩同样不能忽视。
检察官也是人，上了班穿制服办案，下了班也是普通百姓。
韩明在儿子见义勇为这件事上的困境和抉择，与结尾处的高光时刻形成照应，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
张艺谋不仅把《第二十条》拍得贴近百姓，也贴近了检察官的真实生活，真实的一面。
我想要个说法
32年前，张艺谋镜头下的秋菊，反复说着一句话“我就想要个说法”。
《第二十条》中，杨皓宇刚一登场，也说了同样的话：“我想要个说法。”
两部电影中的两个“说法”，意思却并不相同。
秋菊的丈夫王庆来被踢了下体，她想要村长的一个道歉，村长不肯。
身怀六甲的她逐层上告，直到诉讼到市里的法院。
村长呢，虽然不愿意低头认错，不过却在秋菊临盆之际帮了大忙。
王庆来一家对村长感恩戴德，而就在办酒席等待村长光临的时候，却等到了村长被拘留的消息。
秋菊不解，她就是想要个说法，村长是个好人，为啥要抓他？
“说法”二字，她更想要的是“说”，要村长说出道歉，说开就好，说破无毒，不过却忽略了“法”，法律。
杨皓宇饰演的公交司机张贵生，工作期间遭遇女乘客被骚扰，他挺身而出，用灭火器砸了流氓。
而他的案子，被定性为故意伤害。
办案检察官韩明是这样为他解释的：
“到这儿，这儿都是见义勇为。”
“那我光挨打，不还手就对了？”
“你继续看啊，你马上不就出手了嘛！”
“到这儿，这就是互殴了啊，你继续看。”
“到这儿，这就是故意伤害了，对方颅骨骨折，多严重的伤害。”
“我那样做的原因，是阻止流氓犯罪。”
张贵生被判了三年，出狱后，他一直不服，不断上访，讨要说法。
他想要的“说法”，侧重于法，正规渠道，上访。
上访在老百姓心中，早已成了自己最基本的权利，尽管有时候行使得不那么奏效。
张艺谋两部跨度32年的电影，把法治观念的进步呈现于大屏幕之上。
如今，普通民众基本的法律意识已经形成，凡是觉得利益被侵害的事情，无论巨细，都晓得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基层派出所也越来越忙。
说和法之间，分得更清晰了。
有意思的是，《第二十条》和《秋菊打官司》一样，是一部关于道歉的电影。
秋菊要村长道歉，她只知道村长的无情，意识不到法律的无情。
张主任要韩雨辰道歉，自知理亏，他也还是要把错误转移到韩雨辰身上，否则他会拿起法律的武器，寄托于法律的无情。
毕竟，在他的认知里，当时在对他儿子张科被打这样的案件，像韩明这样的检察官，会对照法条分解整个过程来给案件定性。
而他们都不知道的是，他们都处在法律意识和法律执行的变化阶段。
变化的，除了秋菊和村长，也有张主任和张贵生，还有韩明。
法律指导现实，现实影响法律，这对辩证的关系将一直存在于社会当中，不断上演着一场场博弈，而电影《第二十条》无非是这些复杂变化过程中一个片段的缩影。
春节档的余热还没有完全散尽，元宵节过后的一周以来，各部影片还在吸收票房，其中表现最好的，是《第二十条》。
这一周，《第二十条》共获得2.8亿票房，连续7天成为日票房冠军，总票房也突破了22亿，成了张艺谋导演生涯第二卖座的作品。
这足以看到《第二十条》的后劲之足，而在二刷影片之后，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和想法。
现实改变法条or法条指导现实
李乃文饰演的班主任说：“被霸凌的孩子不愿意承认，看见的孩子不敢站出来指认。”
电影中多次给出这句话的内涵：怕。
被霸凌的孩子，怕的是继续受到霸凌，看见的孩子，怕的是指认会让自己变成被霸凌者。
这句话出现在开场没多久，可以作为整部电影的引子。
作为初中的一线教育工作者，李乃文饰演的班主任，见多了发生在学生之间的霸凌事件。
对于韩雨辰暴力制止霸凌事件，他似乎有些习以为常。
而在他以往的经历中，这样的事情往往不了了之，更何况霸凌者还是张主任的儿子。
家长韩明和李茂娟为了孩子学业着想，也选择息事宁人，他们劝导儿子向对方道歉，而道歉则说明犯了错，儿子不从。
果然，为同学出头见义勇为的韩雨辰，也变成了受害者，被张科指使的四个小混混殴打，这一次他听了父亲的话，没有还手。
张科的伤口低了一厘米，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而韩明手上案子的主人公王永强，则是对着施暴者捅了26刀，造成对方死亡。
影片的主要案件是王永强案，赵丽颖饰演的郝秀萍和女儿娟娟，人物设定都是听障人士。
这对母女，生理上无法发声，为了躲避打击报复还东躲西藏。
一个用生涩的字体写出了“爸爸是好人”，另一个选择跳楼，希望结束纷争，也结束自己内心的恐惧。
同时工友大勇也不愿为这个悲催的家庭作证，都与班主任说的这句话有了呼应。
王永强，像狗一样被拴在窗外，任凭刘文经那头野兽在屋里对妻子施暴，这是极度残忍的心理霸凌。
他明明知道，如果不用犯罪的方法，他是无法和恶霸抗衡的。
可是为了避免野兽下一次的暴行，看到被强暴的妻子无声的埋怨，他决定不忍了。
隐忍是因为恐惧，恐惧的极点是愤怒，出离了愤怒是暴力。
随着影片情节的发展和各个案件的相互交织，问题中的这句话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它是根深在人们心中固化的思维，也是片尾雷佳音的振臂高呼。
是对法律的绝望，对正义的灰心，对公平的放弃。
受害者和目击者不愿意站出来，办案人员则是不愿意去捅破那层法条规定下笼罩舒适的纸。
害怕的，不仅是被霸凌的人，也有办案的检察官。
和班主任一样，韩明办案子的时候，也甩不开习以为常的作风。
他捧着一摞子在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和故意伤害等性质之间游走的案件，对吕玲玲说，以前都是这么办的。
韩明自己身上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他深知甩开习以为常，会面对多大的压力和不可预期的后顾之忧。
是现实改变法条，还是法条指导现实？
至少，现实中司法的进步会影响电影的结局，韩明的心态也变了，选择面对领导、舆论和听证会上的专家。
对于校园霸凌的查实、韩雨辰伤人案件的撤案、大勇出面作证的详细过程，影片并没有呈现。
其实这并不重要，《第二十条》上映的多重意义中，鼓励的意味似乎被忽略了。
它鼓励人们迈出去一步，鼓励受害人勇敢的站出来，鼓励目击者讲出来，鼓励司法人员跳出来。
只要往前迈一步，案件调查和执行的能力并不缺，缺的是那份勇气。
《第二十条》并不是单纯的马后炮电影，《刑法》第二十条不断在修订，司法活动中如何解读和运用该法条，司法人员能否更加清晰地划清争议，司法惯例和公民利益之间会如何进行公平公正的权衡，都有待时间的检验。
但影片要传达的精神和理念，是积极向上且带有希望的，单这一点，就值得给它打个高分。
检察官也是百姓
派出所里见到警察，韩明脱口而出：“我检察院的。”
真实的桥段，当然是利用关系和社会地位，托人平事了。
在我所在的小城市，这样的做法，叫做“找找人”。
买房子找找人，办工作找找人，买冰箱找找人，办事情找找人，买门票找找人，一切都是，找找人。
这大概就是熟人社会最好的体现，一个个小圈子互相嵌套，形成了你找我我找他他找你的熟人关系网，每一个阶层都被编织在其中，人们在办事之前都想要先找找人。
而公职人员，更是因为其职位属性和社会地位，在这个网络里混得如鱼得水。
片中的韩明李茂娟夫妇，便是如此。
儿子韩雨辰打人事件之后，夫妇俩就开始了找找人的活动。
先是正面直攻，儿子不愿道歉，他们先找到张主任，寄希望于自己的道歉，未果。
接着，韩明拿着老丈人留下来的铁盖茅台，再去找张主任求和，可他没有送出手。
留下铁盖茅台的原因，并不是单单只是韩明所说的送了也没用，而是在他心里，办这种事需要有人中间调和，这也是他多年来在社会上沾染的习气。
儿子的遭遇，韩明也曾经经历过，而他深深知道这样的事情对未来有着多么大的影响，可他大小也是个检察官，向张主任送礼求和，还是送茅台酒，有些跌份，更何况他对结果的预测也并不乐观。
铁盖茅台最终落入了大舅哥李茂全手里，韩明和李茂娟两口子把希望又放在了公安局的大哥身上。可李茂全呢，自始至终感兴趣的事情，一是韩明和吕玲玲的关系，二是茅台什么时候能到手。
影片没有任何表现李茂全为此办事的镜头，韩明两口子在车里等待，大舅哥进去活动办事，五分钟就出来了，足可以看出，李茂全是那种并不太愿意参与到“找找人关系网”里的人。
事情还得继续办下去，韩明忙于案子，李茂娟则联系上了张主任的外甥陈律师。
这位陈律师，是韩明手里的王永强案中对方家人的代理律师。韩明不惜违反回避规定，不仅默许了妻子的行为，也一同前往陈律师搭建的饭局。
陈律师想要的，是在自己关系网里多一个像韩明这样的重要人物，他们一同出现在了张主任的同学聚会上，打了个措手不及。
张主任明知理亏，也还是要顾忌自己在学校里的面子，坚持自己最初的要求。
最终，影片没有让“找找人”的手段得逞，编剧巧妙地让李茂娟爆发了另一场肢体冲突后被拘留，而韩雨辰的案件也在学校的调查下水落石出。
《第二十条》是张艺谋在《幸福时光》之后，二十四年来唯一一部以当代都市为背景的电影，生活气息极浓，张艺谋对于眼下都市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情况的把握也极为准确。
尽管篇幅有限，而韩雨辰这个案子，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物都有明确的目标和意图，再加上不失幽默的生活化对白，观众看到之后的反应，也就更为真实了。
韩明的心态
对于不同的案子，韩明的心态，有的变了，有的从来没变过。
韩雨辰见义勇为一事，韩明的心态自始至终就没有发生过变化。
演员雷佳音对此的理解是：打一开始，作为检察官的韩明就认为孩子的行为是正确的，可是生活、社会不是这样的。
吕玲玲说：“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
检察官手里的案子的主角，都是别人。
如果韩雨辰事件能够得到和解，就不会有机会被人当做案子来办，儿子的人生就不会被人改变。
张艺谋在给雷佳音说戏时，这样解释韩明的心态：半个身子是父亲，半个身子是法律，有苦说不出，这就是他的困境。
韩明非常纠结，可纠结归纠结，作为成年人，他还是做出了选择，而且坚信自己所选的正确性。
韩明自己有过见义勇为的经历，他深知这种事情如果坚持走法律途径、守护正义是有风险的，也深知一旦风险降临，后果有多严重，对人生的影响有多大。
在电影的时空内，此时，类似的事件，哪些被定为故意伤害，哪些被定为防卫过当，韩明记得滚瓜烂熟。
他不会让儿子去冒这个险，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件事消失在台面之下。
后来韩雨辰被打，韩明回家后，首先问到四个人就把你打这样？
搞笑的对白背后，是检察官的职业属性，让他看到翻盘对冲的希望，可得知没证据之后，又蔫了。
陈律师组织和张主任见面，整个过程韩明还是在积极求和，试图让两件事相互抵消。
也就是说，整个事件从头到尾，无论是送铁盖茅台，找大舅哥帮忙，还是赴宴，韩明都是在求和。
妻子李茂娟在饭桌上的爆发，让这件事上面又盖了一个案子。
接着，在电影情节发展和侧重点的要求之下，韩雨辰打人事件的结果被一笔带过。
此结果，对韩明来说，算得上是个意外。
至于工作上的案子，王永强案，韩明心态改变受到的刺激点就很多了。
张贵生遭遇车祸，郝秀萍跳楼，吕玲玲再提当年往事，当然还有最高检的重视和舆论环境的变化，这些都给了韩明勇气并让他的心态发生了改变。
《第二十条》是一部借壳于喜剧的现实主义电影，承担大部喜剧戏份的角色是韩明李茂娟夫妇，而他们身上体现的现实主义色彩同样不能忽视。
检察官也是人，上了班穿制服办案，下了班也是普通百姓。
韩明在儿子见义勇为这件事上的困境和抉择，与结尾处的高光时刻形成照应，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
张艺谋不仅把《第二十条》拍得贴近百姓，也贴近了检察官的真实生活，真实的一面。
我想要个说法
32年前，张艺谋镜头下的秋菊，反复说着一句话“我就想要个说法”。
《第二十条》中，杨皓宇刚一登场，也说了同样的话：“我想要个说法。”
两部电影中的两个“说法”，意思却并不相同。
秋菊的丈夫王庆来被踢了下体，她想要村长的一个道歉，村长不肯。
身怀六甲的她逐层上告，直到诉讼到市里的法院。
村长呢，虽然不愿意低头认错，不过却在秋菊临盆之际帮了大忙。
王庆来一家对村长感恩戴德，而就在办酒席等待村长光临的时候，却等到了村长被拘留的消息。
秋菊不解，她就是想要个说法，村长是个好人，为啥要抓他？
“说法”二字，她更想要的是“说”，要村长说出道歉，说开就好，说破无毒，不过却忽略了“法”，法律。
杨皓宇饰演的公交司机张贵生，工作期间遭遇女乘客被骚扰，他挺身而出，用灭火器砸了流氓。
而他的案子，被定性为故意伤害。
办案检察官韩明是这样为他解释的：
“到这儿，这儿都是见义勇为。”
“那我光挨打，不还手就对了？”
“你继续看啊，你马上不就出手了嘛！”
“到这儿，这就是互殴了啊，你继续看。”
“到这儿，这就是故意伤害了，对方颅骨骨折，多严重的伤害。”
“我那样做的原因，是阻止流氓犯罪。”
张贵生被判了三年，出狱后，他一直不服，不断上访，讨要说法。
他想要的“说法”，侧重于法，正规渠道，上访。
上访在老百姓心中，早已成了自己最基本的权利，尽管有时候行使得不那么奏效。
张艺谋两部跨度32年的电影，把法治观念的进步呈现于大屏幕之上。
如今，普通民众基本的法律意识已经形成，凡是觉得利益被侵害的事情，无论巨细，都晓得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基层派出所也越来越忙。
说和法之间，分得更清晰了。
有意思的是，《第二十条》和《秋菊打官司》一样，是一部关于道歉的电影。
秋菊要村长道歉，她只知道村长的无情，意识不到法律的无情。
张主任要韩雨辰道歉，自知理亏，他也还是要把错误转移到韩雨辰身上，否则他会拿起法律的武器，寄托于法律的无情。
毕竟，在他的认知里，当时在对他儿子张科被打这样的案件，像韩明这样的检察官，会对照法条分解整个过程来给案件定性。
而他们都不知道的是，他们都处在法律意识和法律执行的变化阶段。
变化的，除了秋菊和村长，也有张主任和张贵生，还有韩明。
法律指导现实，现实影响法律，这对辩证的关系将一直存在于社会当中，不断上演着一场场博弈，而电影《第二十条》无非是这些复杂变化过程中一个片段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