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泰罗尼亚风格源流考
文 | 梁文道
一
听说好几年前荷兰有人出了一本小书，专门收录克鲁伊夫公开说过的警句。这本书被书店放在“幽默”类别的书架上头，当成笑话集来卖。
因为克鲁伊夫确实说过不少很搞笑的儍话，例如“你必须比你的对手多进一球才能赢球”，以及“球是球赛的必要元素”。
我还听说，克鲁伊夫是今天荷兰百姓日常生活谈话里头最常被引述的一个人物，每一个荷兰人至少都能记住他说过的两三句话，比方说：“我很少犯错，因为我对犯错这种事情是有障碍的”。
当然，他之所以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足坛的哲人王，之所以被全球球迷尊崇，绝不可能只是为了几句这类让人发噱的怪论；关于足球，他还说过更多深富哲理的名言。
假如足球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运动，又假如真是克鲁伊夫建成了这种运动当中的西斯汀礼拜堂，那么他那些话语里头的洞见，就一定是这座教堂穹顶上的辉煌壁画了。
正如他的门人瓜迪奥拉所说的：“我们后来者的任务就是要保存它，维护它而已”。
不管他还说过多少有道理的格言，令我印象最深的却是这一句：“你知道吗？来到这里之后（他指的是巴塞罗那），每次赢球，最令我感兴趣的是球迷会走过来说‘谢谢’，而非‘恭喜’”。
是的，就是“谢谢”，我肯定任何球迷都能明白这两字的份量，这是任何一个球员和教练所能在球迷那里得到的最大赞赏。
真正的球迷从来不说“恭喜XXX替国家取得了重大成就”，那是官媒上头大伙行礼如仪的套话。因为看见一个球员为了自己的球队奋力拼抢，看见一个教练替自己的城市夺回尊严，你是不能够只说恭喜的，一说恭喜那就太见外了。
“恭喜”是专门留给领导和官方机构的用语，球迷该说“谢谢”，谢谢你为了我们所做的一切，谢谢你带给我们的快乐和骄傲。“谢谢”，是因为我真的认为你的成就与我相关，我真心相信你在绿茵场上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我而流。
荷兰要感谢克鲁伊夫，加泰罗尼亚更加要感谢克鲁伊夫。克鲁伊夫的一生，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那就是：这是一个人如何改变了两个“国家”的故事（假如加泰罗尼亚真的成了一个国家的话）。
好吧，加泰罗尼亚也许还不算是一个国家。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它甚至什么都不是。不能说自己的语言，不能用自己的语文命名新生的婴孩，不能提倡本地的文化；而它的一切荣光（例如圣家大教堂），则都属于全西班牙共有。
那时候当然还没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地上最强”，也还没有名震江湖的“Tiki Taka”。克鲁伊夫到来之前，“巴塞罗那”这只古老的俱乐部在近百年的历史当中居然只赢过十次不到的联赛冠军，欧洲冠军更是连门都没有。
可自从克鲁伊夫加盟，尤其是他第二次回来以教练的身份主掌具乐部之后，“巴萨”至今已经拿到了十三次西班牙联赛冠军，五次欧洲冠军。
难怪当地有人这么划分“巴萨”的历史，将克鲁伊夫之前的岁月称为“B.C.”：Before Cruyff，可见其地位直如“巴萨”的救主基督
克鲁伊夫在1973年转会到巴塞罗那，那时候它的官方名字还不是现在的“Futbol Club Barcelona”，而是以西班牙文格式重新拼写的“Club de Fútbol Barcelona”。俱乐部徽章当中原有的加泰罗尼亚旗帜当然也必须拿掉。
在独裁者佛朗哥元帅的铁腕统治之下，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这两个当年共和国政府军的重镇，自然要受到最严厉的处分。光是巴塞罗那这一座城市，就有两万五千人在西班牙内战结束之后遭到处决。
既然足球在这两个地区的百姓生活里头扮演了那么重要的角色，它们的代表俱乐部自然也要遭到马德里中央政府的压制。
今天中国的年轻西甲球迷也会分成“皇马”和“巴萨”两派，为了梅西和C罗吵架，争论谁才是当今世上最了不起的球员，哪一个具乐部才是真正的地球王者。
他们不一定晓得历史，不知道“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间的敌对真可以用“血海深仇”四个字来形容。
其实这是好事，过去的已经过去，现在的“皇马”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皇马”，大家没有必要重揭历史的伤疤，释放昔日的幽灵来打扰当下的乐趣。但在不少加泰罗尼亚人那里，这段记忆却是始终放不下的。
1936年8月6日，西班牙内战爆发还不到一月，“巴萨”会长Josep Sunyol在开车经过一处检查站时，因为误会，对着佛朗哥的士兵高喊“共和国万岁”，于是魂断枪下。
他的尸体要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被人重新发掘出来，“巴萨”为他举行盛大的安葬仪式。
1943年“总司令杯”（也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国王杯”）打到了半决赛的阶段，“巴萨”对敌“皇马”，第一轮“巴萨”在主场轻松胜出三比零。
第二轮换成“皇马”主场，西班牙国安部部长在赛前探访“巴萨”球员，告诉他们国家真是宽大，容许加泰罗尼亚留在西班牙这个大家庭，同时还亲切地问起他们家人的近况，嘱咐他们要多多珍惜自己的人生未来和家庭的幸福。
这是什么意思？你懂的，“巴萨”球员当然也懂，所以这一轮比赛他们就输给“皇马”十一比一。
为什么佛朗哥偏爱“皇马”？他厚待“皇马”的理由，恰恰也就是克鲁伊夫公开和母会“阿贾克斯”翻脸，打破他们和“皇马”的私下协议，极力要求转入“巴萨”的理由。
二
克鲁伊夫确实是个先驱，包括在争取权益这一点上，那年头没有太多足球员会像他那样，为了个人的利益，也为了球员集体的权利，动不动就和俱乐部甚至国家队争吵，闹到公开翻脸的地步。
难怪也有人诟病他贪图私利，批评他不像是个大家期望的那种与一只球队生死与共的忠诚老球员（现在还有多少这种人？）。
可是1973年他离开“阿贾克斯”的情况是不同的，这一次他对抗栽培他出身的母会，坚持不依安排前赴“皇马”，执意转去“巴萨”，除了是为了跟随早在“巴萨”的恩师米高斯（Rinus Michels，“全能足球”之父）之外，他还有一个更崇高的理由。
打从西班牙内战爆发，佛朗哥将军就是个全球左翼知识分子共同诅咒的名字。他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他勾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成了欧洲法西斯主义的三大旗手之一。
他为了对付敌人，不惜召来纳粹德国空军，在自己的祖国土地上发动人类史上第一次无差别的地毯式轰炸，于是有了毕加索那幅令人失眠的《格尔尼卡》。
他是个狡诈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和希特勒等人是盟友，却在二战期间维持（表面上的）中立；战后又加入了所谓西方“自由世界”，得到“北约”的保护。
他残酷无情，兴建集中营，把政治上可疑的人物送去劳改，在位期间一共处决了四十万人。他公然宣称自己的政权是“集权主义”政权，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他禁绝一切公民运动，长年压制文化艺术和言论自由（西班牙最伟大的诗人洛尔珈（Federico Garcia Lorca）就是被他的部队残酷杀死的，其作品在身后又遭到他的政府封禁三十多年）。
这样的“总司令”，这样的政府，就算他们得到了多少“自由世界”的奥援，在国际民间交流上的形象也不可能好得到哪里，面对各地（特别是欧洲）的冷待，他打破文化孤立的办法就是足球。
“皇马”正正是他宣扬国威，展示他辉煌政绩的最好工具，好好的一只球队，硬是被他扯进政治漩涡的核心。
除了上次提过的1953年“元帅杯”事件，另一桩被老“巴萨”球迷咬牙切齿地骂到今天的风波，就是“Afredo Di Stéfano转会案”了。号称“金箭头”的阿根廷前锋Afredo Di Stéfano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超级巨星，地位堪比后来的马拉多纳和梅西。
本来他已经和“巴萨”签定合约，还替他们打过一场季前热身赛。但不知怎的，一转身，他竟然投向了“皇马”的怀抱。后来八年，他不只为“皇马”取得了八届西甲联赛冠军，更在1956至1960年间与“皇马”一起创下欧联五连冠的惊人纪录。
早已选择加盟“巴萨”的球王，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奔向“皇马”？这是个细节繁复，真相至今扑朔迷离的历史悬案。
不过，百分之九十九的“巴萨”粉丝都相信那是佛朗哥从中做梗，为了协助他的御用具乐部，出动政府机器在“巴萨”手中夺爱。于是“皇马”全靠佛朗哥撑腰才变得这么厉害的传说，自此不胫而走。
的确，佛朗哥是把“皇马”当成招牌，时常亲临主场观战，替他们打气助威。每回“皇马”出国远征，来回都会得到国宾级的待遇。在外头，“皇马”是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象征，他们在欧联赛场上的荣耀被宣传成总司令他本人的荣耀。
在国内，这只首都王者则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它每回碰上“巴萨”和“毕尔包”，都像是中央压制地方的内战；长胜的“皇马”每一次碾碎那两只球队，都象征了统一王权成功克服了分离势力。
你去随便问问“毕尔包”或者“巴萨”的当地球迷，对于这段历史，他们一定还能说出更多令人发指的故事。比如说“毕尔包”的球员身份，大家常常夸赞这个俱乐部有种，不只从不引用外国球员，而且从1912年创会以来就只坚持聘用巴斯克本土球员，连一般西班牙人都不许加入。
事实上，这个传统也曾中断过好几十年，因为佛朗哥政府不准他们如此本土，硬逼他们改变原则，要向全西班牙球员打开自己的大门。
只不过，绝大部份围绕着“皇马”和佛朗哥关系的故事都和“Afredo Di Stéfano转会案”一样，是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罗生门，是非真假往往定夺于你是哪只俱乐部的球迷。
便说“皇马”的成功全仗佛朗哥支持这个经典敍述好了，仔细一想，就能发现其中漏洞，要玩足球政治，佛朗哥确实应该利用首都俱乐部；可是首都马德里除了“皇马”，还有一个“马德里竞技俱乐部”呀，为什么他老人家不捧捧“马竞”呢？
答案很简单，佛朗哥到底是个政治动物，找朋友当然要找赢家。换句话说，不是因为有了佛朗哥，“皇马”才变成威震四方的“皇马”；而是因为“皇马”原本就非常出色，所以佛朗哥才选择了它。但不管怎么讲也好，当年“皇马”被当成是这个独裁政权的棋子，殆无疑义。
有些人容易戴着自己的眼镜去看世界，每每看见其他国家闹分裂就自动地把主张统一的中央政府划到正义那边，视人家的“分离势力”为滋事分子。
要是因此以为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这两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西班牙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想要独立的人全部居心叵测，那可就大大地误会了。
因为“自古以来”西班牙就和中国不同，它一向是几个王国的联盟，即便在哈布士堡家族的全盛时期，西班牙统治了大半个美洲，那些“地方势力”也还是享有了非常大的自主权。
一直要到十八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在欧洲成形，马德里的中央优势方告巩固，但这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拉锯，却始终不断地缠绕着西班牙政治。被佛朗哥推翻的那个共和国政权，宽宏包容，允许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等地高度自治，几成国中之国，以此解决矛盾。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两个地方后来会变成内战当中的共和国势力阵地，又为什么佛朗哥要在战后大力镇压这两个地方的文化、语言、身份认同，以及他们的代表俱乐部了。
说回1973年，当时克鲁伊夫的声名如日中天，便如二十年前的Afredo Di Stéfano，他是“皇马”和“巴萨”的争夺目标。
那时候的“巴萨”顶多是只成绩中上的队伍，长期被对手骑在头上。而“皇马”则还是那个全欧洲有名的豪门，要钱有钱，要奖杯有奖杯，更别提老将军的垂顾了。
然而，潇洒不羁、一向我行我素的克鲁伊夫却来到了“诺坎普”球场，理由竟是他不愿与一家和佛朗哥有关的俱乐部为伍。
多年之后，他回忆道：“我记得我搬去西班牙那时是有很大争议的，‘阿贾克斯’主席要把我卖去‘皇马’，而‘巴萨’在足球上和‘皇马’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但为一支加泰罗尼亚球队踢球是个挑战。‘巴萨’也绝不只是一家俱乐部那么简单。”
三
1974年2月17日，这是改变“巴萨”历史的一天。
在此之前，“皇马”几乎垄断了整个西甲，长达十年之久。而它的宿敌“巴萨”则只能处在它的阴影底下，表现反覆，近乎平庸。
在那十几年里头，唯一值得称道的是1968年的“总司令杯”。就在佛朗哥将军面前，在“皇马”的主场，“巴萨”以一比○战胜“皇马”。
这场球赛对加泰罗尼亚人的意义不只是他们也可以打败代表独裁政权的无敌舰队那么简单，更因为当时的“巴萨”教头Salvador Artigas在内战时还曾经做过共和国那一边的空军机师，所以这次比赛被他们当成一次伟大的精神胜利：我们输了上一回内战，但我们却赢了这一回内战。
可惜事后回顾，这更像是一次意外，正常的情况通常是“巴萨”继续被“皇马”打得抬不起头来。于是我们就能知道克鲁伊夫的到来有多重要了。
当世第一球星，竟然舍弃人人趋之若鹜的“皇马”，加入被压迫的反抗者阵营，这个举动也将使得克鲁伊夫的名字加入到当年不远万里而来，参与西班牙内战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英雄的行伍，与海明威和乔治．欧威尔等人并列，是反抗权威的国际友人豪杰。
然后故事就要说回1974年2月那传奇性的一天了。在克鲁伊夫奇诡灵活，瞻前顾后的穿引之下，“巴萨”破天荒地大胜“皇马”五比○。同年，“巴萨”赢得它1960年以来的第一座西甲冠军，而克鲁伊夫则成了当年的“欧洲足球先生”。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巴萨”，其实是从那一天才开始的。所有上了岁数的加泰罗尼亚人都记得那一天的事，而且他们还会记得克鲁伊夫儿子的名字。
因为那天本该是克鲁伊夫夫人的预定产期，克鲁伊夫为了不影响比赛，和太太商量，特地提前一周剖腹生子，克鲁伊夫替儿子取名Jordi，这是加泰罗尼亚主保圣人的名字。
按当时政策规定，加泰罗尼亚人是不准用加泰罗尼亚文来命名子女的，但克鲁伊夫不理这么多，他告诉负责官员：“去你的，我是荷兰人，我叫我儿子什么名字，关你们什么事”，然后就带着儿子飞回荷兰登记姓名。
等到这父子俩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全加泰罗尼亚人的儿子了。
未来，这对父子还要先后加入“加泰罗尼亚国家队”──一支没有几个正式国家足球队愿意承认，愿意陪他们玩的球队，先后做了它的球员跟教练。
不过，就算克鲁伊夫再怎么向“巴萨”效忠，再怎么大无畏地表现出他对被压迫者的同情与支持也好，这都还不足以为他赢得现今他在加泰罗尼亚人心目中所享有的地位（不妨夸张点讲，那是个圣人般的地位）。
甚至，就算他1988年回来出任教练，带领球队赢了第二年的“国王杯”，加上连续四年联赛冠军，以及“巴萨”队史上的第一座欧联冠军，这也都还不算是什么。
因为这一切都比不上他为这支球队，为加泰罗尼亚人最喜欢的运动所塑造的风格重要。
当年的“巴萨”踢球可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除了克鲁伊夫当球员亲自下场那几年的灵光乍现之外，在从前大部份时间里头，“巴萨”踢的都是一种老派英式足球，而且还是坏的那一种，高球大脚，技术粗糙，冲劲胜过大脑。
然而球迷喜欢，仿佛只有这种打落牙齿和血吞的踢法才能发泄加泰罗尼亚人那股压抑已久的怒气，才叫做热血勇武，才叫做英雄气概。至于阵式，“巴萨”则跟随全球主流，不是“四四二”，就是“三五二”，以狠拼截断为尚。
但是克鲁伊夫当上教练之后，第一次召集全队球员开会，就在黑板上画出了一个叫球员们目瞪口呆的布局：后面三个守卫，中场四人，两名翼锋，一名中锋。然后他再三重申，足球的重点在于控球。
球员听话，上场试着演绎克鲁伊夫的思路，于是整队人马球风大变，速度比往常慢了不止一倍，每一个动作都像强行给人装了煞车似的。
虽说是昔日救星克鲁伊夫顶戴光环归来，但球迷们不埋单，每一场都有人开汽水喝倒采，觉得这是娘们踢的球，不够硬汉。
可克鲁伊夫不管，他说：“那些批评是我听过最白痴的废话。我们需要的，是去填满最需要球员的中场。我宁愿踢个五比四出来，也不要一比○的结果。”
这种踢法，很在乎球员个人的技巧能力，所以他一口气卖走了十五个球员，签进一些他看中的未来砥柱。光是买人还不足以应付他的要求，还得按着自己的哲学培养人材方是王道。
幸好他七十年代做球员的时候就向“巴萨”会方提议，仿效“阿贾克斯”的青训系统，成立一家叫做“拉马西亚”（La Masia）球员学校，并且必须依着他的构想规划。现在，包括瓜迪奥拉在内的头几批年轻学子恰巧已经到了收成的时候，全都派上用场。
这批孩子就和未来的哈维、梅西，以及伊涅斯塔等一众球星一样，都不具备往常“巴萨”球迷所欣赏的身体素质，都不够高大硬朗，但刚好都能在克鲁伊夫的体系里头找到位置。
于是克鲁伊夫顶着压力，坚持他的风格，一场接一场地踢，一场接一场地赢。他说：“坚守一种风格要比赢球更勇敢”。
从此之后，“巴萨”似乎就只知道一种踢足球的风格，“巴萨”的球迷也开始相信足球就只能这么踢下去，日后任何一个违反这条路线的教练多半都不会有好下场，而坚守这条路线的教练自然就会成功，同时得到尊敬。
一个人也好，一支球队也好，要是不问短期成败地去坚持某种风格，视之为美学上必然无二的选择，那就已经不只是风格这么简单了；这叫做格调。
终于，加泰罗尼亚人在足球上也找到了配得起他们的高迪、米罗和卡萨尔斯的优雅格调，让它成为一股人人都看得见、认得出的审美态度。
后来的事，套句陈腔滥调，就都是历史了，“巴萨”的霸业和西班牙的王朝，以及拜仁慕尼黑乃至于德国和今日曼城的转型，考其源流，皆尽在一人而已。这人虽然是个荷兰人，但却是加泰罗尼亚最了不起的养子。
加泰罗尼亚风格源流考
文 | 梁文道
一
听说好几年前荷兰有人出了一本小书，专门收录克鲁伊夫公开说过的警句。这本书被书店放在“幽默”类别的书架上头，当成笑话集来卖。
因为克鲁伊夫确实说过不少很搞笑的儍话，例如“你必须比你的对手多进一球才能赢球”，以及“球是球赛的必要元素”。
我还听说，克鲁伊夫是今天荷兰百姓日常生活谈话里头最常被引述的一个人物，每一个荷兰人至少都能记住他说过的两三句话，比方说：“我很少犯错，因为我对犯错这种事情是有障碍的”。
当然，他之所以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足坛的哲人王，之所以被全球球迷尊崇，绝不可能只是为了几句这类让人发噱的怪论；关于足球，他还说过更多深富哲理的名言。
假如足球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运动，又假如真是克鲁伊夫建成了这种运动当中的西斯汀礼拜堂，那么他那些话语里头的洞见，就一定是这座教堂穹顶上的辉煌壁画了。
正如他的门人瓜迪奥拉所说的：“我们后来者的任务就是要保存它，维护它而已”。
不管他还说过多少有道理的格言，令我印象最深的却是这一句：“你知道吗？来到这里之后（他指的是巴塞罗那），每次赢球，最令我感兴趣的是球迷会走过来说‘谢谢’，而非‘恭喜’”。
是的，就是“谢谢”，我肯定任何球迷都能明白这两字的份量，这是任何一个球员和教练所能在球迷那里得到的最大赞赏。
真正的球迷从来不说“恭喜XXX替国家取得了重大成就”，那是官媒上头大伙行礼如仪的套话。因为看见一个球员为了自己的球队奋力拼抢，看见一个教练替自己的城市夺回尊严，你是不能够只说恭喜的，一说恭喜那就太见外了。
“恭喜”是专门留给领导和官方机构的用语，球迷该说“谢谢”，谢谢你为了我们所做的一切，谢谢你带给我们的快乐和骄傲。“谢谢”，是因为我真的认为你的成就与我相关，我真心相信你在绿茵场上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我而流。
荷兰要感谢克鲁伊夫，加泰罗尼亚更加要感谢克鲁伊夫。克鲁伊夫的一生，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那就是：这是一个人如何改变了两个“国家”的故事（假如加泰罗尼亚真的成了一个国家的话）。
好吧，加泰罗尼亚也许还不算是一个国家。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它甚至什么都不是。不能说自己的语言，不能用自己的语文命名新生的婴孩，不能提倡本地的文化；而它的一切荣光（例如圣家大教堂），则都属于全西班牙共有。
那时候当然还没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地上最强”，也还没有名震江湖的“Tiki Taka”。克鲁伊夫到来之前，“巴塞罗那”这只古老的俱乐部在近百年的历史当中居然只赢过十次不到的联赛冠军，欧洲冠军更是连门都没有。
可自从克鲁伊夫加盟，尤其是他第二次回来以教练的身份主掌具乐部之后，“巴萨”至今已经拿到了十三次西班牙联赛冠军，五次欧洲冠军。
难怪当地有人这么划分“巴萨”的历史，将克鲁伊夫之前的岁月称为“B.C.”：Before Cruyff，可见其地位直如“巴萨”的救主基督
克鲁伊夫在1973年转会到巴塞罗那，那时候它的官方名字还不是现在的“Futbol Club Barcelona”，而是以西班牙文格式重新拼写的“Club de Fútbol Barcelona”。俱乐部徽章当中原有的加泰罗尼亚旗帜当然也必须拿掉。
在独裁者佛朗哥元帅的铁腕统治之下，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这两个当年共和国政府军的重镇，自然要受到最严厉的处分。光是巴塞罗那这一座城市，就有两万五千人在西班牙内战结束之后遭到处决。
既然足球在这两个地区的百姓生活里头扮演了那么重要的角色，它们的代表俱乐部自然也要遭到马德里中央政府的压制。
今天中国的年轻西甲球迷也会分成“皇马”和“巴萨”两派，为了梅西和C罗吵架，争论谁才是当今世上最了不起的球员，哪一个具乐部才是真正的地球王者。
他们不一定晓得历史，不知道“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间的敌对真可以用“血海深仇”四个字来形容。
其实这是好事，过去的已经过去，现在的“皇马”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皇马”，大家没有必要重揭历史的伤疤，释放昔日的幽灵来打扰当下的乐趣。但在不少加泰罗尼亚人那里，这段记忆却是始终放不下的。
1936年8月6日，西班牙内战爆发还不到一月，“巴萨”会长Josep Sunyol在开车经过一处检查站时，因为误会，对着佛朗哥的士兵高喊“共和国万岁”，于是魂断枪下。
他的尸体要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被人重新发掘出来，“巴萨”为他举行盛大的安葬仪式。
1943年“总司令杯”（也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国王杯”）打到了半决赛的阶段，“巴萨”对敌“皇马”，第一轮“巴萨”在主场轻松胜出三比零。
第二轮换成“皇马”主场，西班牙国安部部长在赛前探访“巴萨”球员，告诉他们国家真是宽大，容许加泰罗尼亚留在西班牙这个大家庭，同时还亲切地问起他们家人的近况，嘱咐他们要多多珍惜自己的人生未来和家庭的幸福。
这是什么意思？你懂的，“巴萨”球员当然也懂，所以这一轮比赛他们就输给“皇马”十一比一。
为什么佛朗哥偏爱“皇马”？他厚待“皇马”的理由，恰恰也就是克鲁伊夫公开和母会“阿贾克斯”翻脸，打破他们和“皇马”的私下协议，极力要求转入“巴萨”的理由。
二
克鲁伊夫确实是个先驱，包括在争取权益这一点上，那年头没有太多足球员会像他那样，为了个人的利益，也为了球员集体的权利，动不动就和俱乐部甚至国家队争吵，闹到公开翻脸的地步。
难怪也有人诟病他贪图私利，批评他不像是个大家期望的那种与一只球队生死与共的忠诚老球员（现在还有多少这种人？）。
可是1973年他离开“阿贾克斯”的情况是不同的，这一次他对抗栽培他出身的母会，坚持不依安排前赴“皇马”，执意转去“巴萨”，除了是为了跟随早在“巴萨”的恩师米高斯（Rinus Michels，“全能足球”之父）之外，他还有一个更崇高的理由。
打从西班牙内战爆发，佛朗哥将军就是个全球左翼知识分子共同诅咒的名字。他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他勾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成了欧洲法西斯主义的三大旗手之一。
他为了对付敌人，不惜召来纳粹德国空军，在自己的祖国土地上发动人类史上第一次无差别的地毯式轰炸，于是有了毕加索那幅令人失眠的《格尔尼卡》。
他是个狡诈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和希特勒等人是盟友，却在二战期间维持（表面上的）中立；战后又加入了所谓西方“自由世界”，得到“北约”的保护。
他残酷无情，兴建集中营，把政治上可疑的人物送去劳改，在位期间一共处决了四十万人。他公然宣称自己的政权是“集权主义”政权，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他禁绝一切公民运动，长年压制文化艺术和言论自由（西班牙最伟大的诗人洛尔珈（Federico Garcia Lorca）就是被他的部队残酷杀死的，其作品在身后又遭到他的政府封禁三十多年）。
这样的“总司令”，这样的政府，就算他们得到了多少“自由世界”的奥援，在国际民间交流上的形象也不可能好得到哪里，面对各地（特别是欧洲）的冷待，他打破文化孤立的办法就是足球。
“皇马”正正是他宣扬国威，展示他辉煌政绩的最好工具，好好的一只球队，硬是被他扯进政治漩涡的核心。
除了上次提过的1953年“元帅杯”事件，另一桩被老“巴萨”球迷咬牙切齿地骂到今天的风波，就是“Afredo Di Stéfano转会案”了。号称“金箭头”的阿根廷前锋Afredo Di Stéfano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超级巨星，地位堪比后来的马拉多纳和梅西。
本来他已经和“巴萨”签定合约，还替他们打过一场季前热身赛。但不知怎的，一转身，他竟然投向了“皇马”的怀抱。后来八年，他不只为“皇马”取得了八届西甲联赛冠军，更在1956至1960年间与“皇马”一起创下欧联五连冠的惊人纪录。
早已选择加盟“巴萨”的球王，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奔向“皇马”？这是个细节繁复，真相至今扑朔迷离的历史悬案。
不过，百分之九十九的“巴萨”粉丝都相信那是佛朗哥从中做梗，为了协助他的御用具乐部，出动政府机器在“巴萨”手中夺爱。于是“皇马”全靠佛朗哥撑腰才变得这么厉害的传说，自此不胫而走。
的确，佛朗哥是把“皇马”当成招牌，时常亲临主场观战，替他们打气助威。每回“皇马”出国远征，来回都会得到国宾级的待遇。在外头，“皇马”是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象征，他们在欧联赛场上的荣耀被宣传成总司令他本人的荣耀。
在国内，这只首都王者则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它每回碰上“巴萨”和“毕尔包”，都像是中央压制地方的内战；长胜的“皇马”每一次碾碎那两只球队，都象征了统一王权成功克服了分离势力。
你去随便问问“毕尔包”或者“巴萨”的当地球迷，对于这段历史，他们一定还能说出更多令人发指的故事。比如说“毕尔包”的球员身份，大家常常夸赞这个俱乐部有种，不只从不引用外国球员，而且从1912年创会以来就只坚持聘用巴斯克本土球员，连一般西班牙人都不许加入。
事实上，这个传统也曾中断过好几十年，因为佛朗哥政府不准他们如此本土，硬逼他们改变原则，要向全西班牙球员打开自己的大门。
只不过，绝大部份围绕着“皇马”和佛朗哥关系的故事都和“Afredo Di Stéfano转会案”一样，是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罗生门，是非真假往往定夺于你是哪只俱乐部的球迷。
便说“皇马”的成功全仗佛朗哥支持这个经典敍述好了，仔细一想，就能发现其中漏洞，要玩足球政治，佛朗哥确实应该利用首都俱乐部；可是首都马德里除了“皇马”，还有一个“马德里竞技俱乐部”呀，为什么他老人家不捧捧“马竞”呢？
答案很简单，佛朗哥到底是个政治动物，找朋友当然要找赢家。换句话说，不是因为有了佛朗哥，“皇马”才变成威震四方的“皇马”；而是因为“皇马”原本就非常出色，所以佛朗哥才选择了它。但不管怎么讲也好，当年“皇马”被当成是这个独裁政权的棋子，殆无疑义。
有些人容易戴着自己的眼镜去看世界，每每看见其他国家闹分裂就自动地把主张统一的中央政府划到正义那边，视人家的“分离势力”为滋事分子。
要是因此以为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这两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西班牙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想要独立的人全部居心叵测，那可就大大地误会了。
因为“自古以来”西班牙就和中国不同，它一向是几个王国的联盟，即便在哈布士堡家族的全盛时期，西班牙统治了大半个美洲，那些“地方势力”也还是享有了非常大的自主权。
一直要到十八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在欧洲成形，马德里的中央优势方告巩固，但这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拉锯，却始终不断地缠绕着西班牙政治。被佛朗哥推翻的那个共和国政权，宽宏包容，允许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等地高度自治，几成国中之国，以此解决矛盾。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两个地方后来会变成内战当中的共和国势力阵地，又为什么佛朗哥要在战后大力镇压这两个地方的文化、语言、身份认同，以及他们的代表俱乐部了。
说回1973年，当时克鲁伊夫的声名如日中天，便如二十年前的Afredo Di Stéfano，他是“皇马”和“巴萨”的争夺目标。
那时候的“巴萨”顶多是只成绩中上的队伍，长期被对手骑在头上。而“皇马”则还是那个全欧洲有名的豪门，要钱有钱，要奖杯有奖杯，更别提老将军的垂顾了。
然而，潇洒不羁、一向我行我素的克鲁伊夫却来到了“诺坎普”球场，理由竟是他不愿与一家和佛朗哥有关的俱乐部为伍。
多年之后，他回忆道：“我记得我搬去西班牙那时是有很大争议的，‘阿贾克斯’主席要把我卖去‘皇马’，而‘巴萨’在足球上和‘皇马’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但为一支加泰罗尼亚球队踢球是个挑战。‘巴萨’也绝不只是一家俱乐部那么简单。”
三
1974年2月17日，这是改变“巴萨”历史的一天。
在此之前，“皇马”几乎垄断了整个西甲，长达十年之久。而它的宿敌“巴萨”则只能处在它的阴影底下，表现反覆，近乎平庸。
在那十几年里头，唯一值得称道的是1968年的“总司令杯”。就在佛朗哥将军面前，在“皇马”的主场，“巴萨”以一比○战胜“皇马”。
这场球赛对加泰罗尼亚人的意义不只是他们也可以打败代表独裁政权的无敌舰队那么简单，更因为当时的“巴萨”教头Salvador Artigas在内战时还曾经做过共和国那一边的空军机师，所以这次比赛被他们当成一次伟大的精神胜利：我们输了上一回内战，但我们却赢了这一回内战。
可惜事后回顾，这更像是一次意外，正常的情况通常是“巴萨”继续被“皇马”打得抬不起头来。于是我们就能知道克鲁伊夫的到来有多重要了。
当世第一球星，竟然舍弃人人趋之若鹜的“皇马”，加入被压迫的反抗者阵营，这个举动也将使得克鲁伊夫的名字加入到当年不远万里而来，参与西班牙内战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英雄的行伍，与海明威和乔治．欧威尔等人并列，是反抗权威的国际友人豪杰。
然后故事就要说回1974年2月那传奇性的一天了。在克鲁伊夫奇诡灵活，瞻前顾后的穿引之下，“巴萨”破天荒地大胜“皇马”五比○。同年，“巴萨”赢得它1960年以来的第一座西甲冠军，而克鲁伊夫则成了当年的“欧洲足球先生”。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巴萨”，其实是从那一天才开始的。所有上了岁数的加泰罗尼亚人都记得那一天的事，而且他们还会记得克鲁伊夫儿子的名字。
因为那天本该是克鲁伊夫夫人的预定产期，克鲁伊夫为了不影响比赛，和太太商量，特地提前一周剖腹生子，克鲁伊夫替儿子取名Jordi，这是加泰罗尼亚主保圣人的名字。
按当时政策规定，加泰罗尼亚人是不准用加泰罗尼亚文来命名子女的，但克鲁伊夫不理这么多，他告诉负责官员：“去你的，我是荷兰人，我叫我儿子什么名字，关你们什么事”，然后就带着儿子飞回荷兰登记姓名。
等到这父子俩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全加泰罗尼亚人的儿子了。
未来，这对父子还要先后加入“加泰罗尼亚国家队”──一支没有几个正式国家足球队愿意承认，愿意陪他们玩的球队，先后做了它的球员跟教练。
不过，就算克鲁伊夫再怎么向“巴萨”效忠，再怎么大无畏地表现出他对被压迫者的同情与支持也好，这都还不足以为他赢得现今他在加泰罗尼亚人心目中所享有的地位（不妨夸张点讲，那是个圣人般的地位）。
甚至，就算他1988年回来出任教练，带领球队赢了第二年的“国王杯”，加上连续四年联赛冠军，以及“巴萨”队史上的第一座欧联冠军，这也都还不算是什么。
因为这一切都比不上他为这支球队，为加泰罗尼亚人最喜欢的运动所塑造的风格重要。
当年的“巴萨”踢球可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除了克鲁伊夫当球员亲自下场那几年的灵光乍现之外，在从前大部份时间里头，“巴萨”踢的都是一种老派英式足球，而且还是坏的那一种，高球大脚，技术粗糙，冲劲胜过大脑。
然而球迷喜欢，仿佛只有这种打落牙齿和血吞的踢法才能发泄加泰罗尼亚人那股压抑已久的怒气，才叫做热血勇武，才叫做英雄气概。至于阵式，“巴萨”则跟随全球主流，不是“四四二”，就是“三五二”，以狠拼截断为尚。
但是克鲁伊夫当上教练之后，第一次召集全队球员开会，就在黑板上画出了一个叫球员们目瞪口呆的布局：后面三个守卫，中场四人，两名翼锋，一名中锋。然后他再三重申，足球的重点在于控球。
球员听话，上场试着演绎克鲁伊夫的思路，于是整队人马球风大变，速度比往常慢了不止一倍，每一个动作都像强行给人装了煞车似的。
虽说是昔日救星克鲁伊夫顶戴光环归来，但球迷们不埋单，每一场都有人开汽水喝倒采，觉得这是娘们踢的球，不够硬汉。
可克鲁伊夫不管，他说：“那些批评是我听过最白痴的废话。我们需要的，是去填满最需要球员的中场。我宁愿踢个五比四出来，也不要一比○的结果。”
这种踢法，很在乎球员个人的技巧能力，所以他一口气卖走了十五个球员，签进一些他看中的未来砥柱。光是买人还不足以应付他的要求，还得按着自己的哲学培养人材方是王道。
幸好他七十年代做球员的时候就向“巴萨”会方提议，仿效“阿贾克斯”的青训系统，成立一家叫做“拉马西亚”（La Masia）球员学校，并且必须依着他的构想规划。现在，包括瓜迪奥拉在内的头几批年轻学子恰巧已经到了收成的时候，全都派上用场。
这批孩子就和未来的哈维、梅西，以及伊涅斯塔等一众球星一样，都不具备往常“巴萨”球迷所欣赏的身体素质，都不够高大硬朗，但刚好都能在克鲁伊夫的体系里头找到位置。
于是克鲁伊夫顶着压力，坚持他的风格，一场接一场地踢，一场接一场地赢。他说：“坚守一种风格要比赢球更勇敢”。
从此之后，“巴萨”似乎就只知道一种踢足球的风格，“巴萨”的球迷也开始相信足球就只能这么踢下去，日后任何一个违反这条路线的教练多半都不会有好下场，而坚守这条路线的教练自然就会成功，同时得到尊敬。
一个人也好，一支球队也好，要是不问短期成败地去坚持某种风格，视之为美学上必然无二的选择，那就已经不只是风格这么简单了；这叫做格调。
终于，加泰罗尼亚人在足球上也找到了配得起他们的高迪、米罗和卡萨尔斯的优雅格调，让它成为一股人人都看得见、认得出的审美态度。
后来的事，套句陈腔滥调，就都是历史了，“巴萨”的霸业和西班牙的王朝，以及拜仁慕尼黑乃至于德国和今日曼城的转型，考其源流，皆尽在一人而已。这人虽然是个荷兰人，但却是加泰罗尼亚最了不起的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