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五马的兴衰
“五马”家族虽然同是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人，又均系回族穆斯林同胞，且皆为马姓，但他们在祖籍地和祖源上却出于不同省区、互不相关的3个家庭———祖籍陕西省的马占鳌家族、祖籍甘肃省的马千龄家族和祖籍青海省的马海晏家族。
一、西北回族武装力量的生成
自乾隆末年起，西北回族穆斯林人民反清斗争屡兴不已，至同治年间则汇集成为一场持续十余年、遍及陕、甘、宁、青、新五省的巨大民族运动。这次运动正是诸马起家的开端。
近代以来，国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清王朝遭内外打击，逐渐衰落。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政-府忙于东南战争，对西北的控制松弛。与清王朝统治存在深刻矛盾的回族，趁时再起。1862年（同治元年）春，太平军与捻军陈得才、赖文光部由河南打进陕西，四川农民军兰大顺部也攻入陕西商州一带，全陕震动。5月，渭南地区发生回汉械斗，由于当局处处失公，结果造成回族民众杀死陕西团练大臣张芾，民族纠纷演化为反清斗争。陕西回族发送传贴到甘肃，当时属于甘肃省的甘宁青各地回族便起而响应。河州一带众多回民到陕西参加战斗，宁夏回民积极准备起事呼应，西北地区的回族在咸丰末年已教争不断，械斗屡有发生，西北各地的局势犹如干柴烈火，呈一触即发之势。
宁夏回族群众首先发难。同年9月，宁夏平远所（今同心县豫旺堡）清军回族把总马兆元率先举旗反清，“布散传贴，且称奉上司檄，官兵刻期歼除回头（类）。各庄回民闻而惊怖，群往附焉。”接着，回族哲合忍耶门宦第五代掌教人马化龙率领灵州、吴忠、金积堡回族人民揭竿而起。陇东固原、平凉、清水，宁北平罗、石嘴子（山）等地的穆斯林群众纷纷响应马化龙，宁夏全境皆变。回民军攻打灵州城、平罗县城，清军南北不能兼顾，坐困于宁夏府城。
此时，西宁回族、撒拉族亦在马文义的领导下攻打西宁南川。官府不能控制，即利用门宦教主马桂源平息事变。而实际上马桂源与马文义互为表里，一面以回族斗争打击清官府的统治，一面借官府名义巩固其在西宁地区的地位。这两种活动的结果，使得清官府在西宁的统治权力逐步转移到马桂源等人手中。
甘肃各地回族反清的胜利鼓舞了河州回族民众。同年11月，河州回民聚众千余，进攻洮河东岸，“争渡起衅”。各门宦亦相继打起了反清旗帜。北庄门宦马悟真，花寺门宦马永瑞、马永琳，南乡闵殿臣等掌教人一时俱起，“狄、河不安分之回民皆从乱”。河州回族反清斗争全面爆发。
河州门宦和教派错综林立，回民分属不同教派系统，故力量不易统一。虽然各门宦的反清目标是一致的，但民户所属不一，则行动分散。回民武装先攻狄道，遭清军伏击，又攻河州城，亦未奏效。为改变这种状况，1863年，各门宦共推著名阿訇马占鳌统一指挥军事。马占鳌认为，反清不是寻常事情，要求河州各门宦齐心协力，共同维护民族和宗教。马占鳌的这个要求表面上针对当时的河州回民军的分散状态，实际上是要各门宦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他，这样才能有效地指挥军事。迫于斗争的需要，各门宦答应了马占鳌的要求。从此，马占鳌自称“都招讨”，成为河州回族反清斗争的领袖人物。
马占鳌，字魁峰、鼎臣，经名阿卜都里阿则兹。1830年生于陕西大荔县王阁庄，清初移居河州莫泥沟。其家族世代念经，马占鳌自幼读经，曾延请名师学习，后又赴西安清真寺研求伊斯兰教经典。“穿衣”（毕业）后回到家乡，先后在莫泥沟和大沙家清真寺做开学阿訇。马占鳌为人“能言利嘴，敢作敢为，得到教下的信仰”。在回族内部教争、外部民族矛盾尖锐的环境中，他常能机智处理纠纷，表现出出众的才干，赢得了很高的威望。每当斗争的关键时刻，马占鳌便被推举出来，委以重任。
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宁夏、西宁、河州等地区的回族反清斗争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逐步走向高潮。东路宁夏平固回民军在马化龙的领导下，曾一度攻占平凉、固原、宁夏、灵州等州府重城，以金积堡为中心，控制了北起石嘴山、平罗，南达平凉、固原的广大地区；清廷在西宁的统治极为薄弱，自回族反清以来，西宁办事大臣玉通主持抚议，马桂源被授为西宁知府，马桂源兄马本源授游击、署理西宁镇总兵，西宁政权遂落入马桂源兄弟之手，这种状况维持了近十年。1864年11月，马占鳌率领回民军攻占河州城后，又攻占了河州西北的永登牛站堡和西面的循化县，建立了河州外围据点。马占鳌扩大了河州回民军战果，赢得了河州东西乡各门宦的信服和支持。他的势力北至黄河，东至洮河一带，北与宁夏马化龙相呼应，西与马桂源相联系，又支持由陕西退入甘肃的陕西回民军，有力地动摇了清朝在西北的统治。陕甘总督杨岳斌向清廷报告：“现在河州之贼扰于南，平固之贼扰于东，宁灵之贼扰于北，凉肃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臣若株守省城，则饥军终成坐困。若出城剿办，则根本时虞动摇。外察贼势，内度兵力，实属不敷分拨。”他因而连向清廷乞病还乡，清廷在甘肃的统治陷入瘫痪。
1866（同治五年）年，当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东南各地的局势基本稳定以后，清廷度过了最严重的危机，使其得以调集主力，用兵西北，恢复在陕甘的统治秩序。9月，清廷调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经过一番准备，左宗棠于1868年底率十数万大军，分3路进兵甘肃：湘军大将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经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攻金积堡，是为北路之师；李耀南、吴士迈部由陇州、宝鸡趋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监视和阻止河、狄、陕西回民军入陕，是为南路之师；左宗棠自居中路，由乾州赴泾州，最后到达平凉。其分兵3路，目的在于“使诸回各部自顾，莫相应援”。这是一个分割回民军，最终进攻金积堡的战略。
同治十年（1871年）初，当左宗棠指挥湘楚各军将宁夏回民军镇-压下去，杀害马化龙全家以后，立即调转枪口，把征剿矛头指向了河州，急命记名提督、凉州镇总兵傅先宗率部由狄道进洮河西岸，是为攻河州中路之师；以记名提督杨世俊、提督张仲春、宗岳诸部取道南关坪，进峡城，是为左路之师；以记名提督刘明灯部由马营监西进红窟、安定，据守洮河东崖之康家崖，记名提督徐文秀部继之，是为右路之师。3路清军互相支援，准备会战河州。
时河州回民军总指挥马占鳌多次求抚不成，清军压境，被迫准备应战。10月中旬，傅先宗、杨世俊部渡过洮河，并于西岸山头立营。而洮河西岸各山头多为回民军控制，其中黑山头是进军三甲集必经的制高点。11月中旬，傅先宗部仰攻黑山头失败。左宗棠派前福建布政使王法榜、道员朱明亮率军增援，清军夜攻另一高地———石鼓墩，扎垒于其上，又派兵一支插入回民军山垒之间，“左扫黑山，右扫边湾，均为得势”。回民军数次争夺石鼓墩，均未得手。清军占领三甲集南山之巅，对三甲集形成东西包围之势。
回民军太子寺大胜后，士气高涨，有人建议乘胜攻打安定左宗棠大营。而马占鳌却召集各回民军首领开会，提出投降清廷，大多数人赞成急流勇退，乘胜而降以留后路。
于是，马占鳌命令部队停止进攻清军，并表示自己要亲自去安定大营向左宗棠求降。由于部众不同意，最后派回民军各主要首领的儿子求降，其中包括马占鳌的长子马七五、马永瑞的长子马如蛟、马万有的长子马福才共10人，当时被称作“十大少爷”。
左宗棠得知河州回民军乞降，既惊且喜。为了尽早出征新疆，解决阿古柏的叛乱，保卫国家领土的完整，左宗棠决定收降马占鳌。他接待了河州“十大少爷”，亲给马占鳌之子马七五取名“安良”，还赠了“翰如”的表字，并表示决不会亏待马占鳌等人。
“十大少爷”回河州后，马占鳌立即按照左宗棠的要求交纳枪马。一月之内，向清军呈缴马匹4000余、枪矛1.4万余。马占鳌、马悟真、马永瑞、马万有、马荣及其子弟12人又赴兰州晋见左宗棠，马占鳌等向左宗棠献梅花鹿一双，鹿角悬横幅，上书“天下太平”4个字。马占鳌以铁链自锁，向左宗棠请罪。左宗棠对马占鳌颇为注重，曾以军事攻守策略试马占鳌才略，马占鳌对答得当，左宗棠大为高兴，与马占鳌谈论竟夜。左宗棠入甘以来，深感官府吏治腐败，客籍官员无久留之计，须选用当地人士，特别是回族中人士入官府系统，达到“以回制回”的目的，他认定马占鳌能当此选，说“马占鳌固回中之杰，乃其子者亦非凡品。将来弹压河州，其在马氏父子乎？”因而，他让马占鳌举荐人员，作为恢复清廷在河州统治的依靠力量。马占鳌所引用的无非河州回民军各首领人物，这样，河州回民军首领大部分转化成了清政-府爪牙。
在左宗棠的批准下，马占鳌挑选原回民军中亲信和精锐组成马队三旗，马占鳌任督带自兼中旗管带，马悟真、马永瑞为左、右旗管带，马海晏为督标中营步队管带。
马占鳌等人降清受到重用，极大地瓦解了回民军军心。此后，陕西回民军纷纷受降，很多人步马占鳌后尘，被编为“锦善马队”供清军役使。西宁门宦家族马永福亦主动向左宗棠乞降，西北形势由此一变。可以看出，河州之役后，西宁、肃州很多地方不战而下，这与金积堡争夺战的艰难战斗形成了强烈对比，清军未费大力，轻易平息了这两地的事变，这种形势的出现，与马占鳌的“榜样”作用是密不可分的，而这正是左宗棠所期待的“以回攻回之效”。所以，马占鳌的表现和作用，不能不被清廷重视，尤其得到左宗棠的赞赏。左氏上奏清廷，称“河州回目马占鳌、马永瑞自就抚后，叠经委办各务，均极妥慎。嗣搜捕河州土匪及各处窜匿回目多名。臣察其悔罪输诚切实可靠”，请赏给马占鳌花翎五品顶戴，马永瑞、马悟真五品顶戴。至此，马占鳌等完成了从回族反清领袖到清廷官员的转化，他们所率领的三旗马队作为西北回族军阀的胚胎便形成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逐步壮大。
如果说1872年（同治十一年）马占鳌等人投降清军时还有河州回民免遭屠戮的用意的话，那么，后来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不惜镇-压同胞，这种态度正适应了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要求，这就是他们既充当回族的代表，在回族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和号召力，又不完全站在回族人民的立场上，而是兼顾着中央王朝的统治利益，这种源于回族而又多少脱离回族的状态正是回族军事政治集团选择的成长发展道路。王朝统治与回族利益的缝隙中为回族军事政治集团成长留下了一条通道，马占鳌等头人执著地从这条夹缝中走出，抛弃了拥护他造反抗清的广大回族人民，并以屠杀同胞而向清廷表示立功悔罪，换取满洲贵族赐予这批上层人物正式的兵权，这就是西北回族武装地方军阀集团生成的渊源。
二、“西北五马”首次集体亮相
辛亥革-命后，甘肃省出现地方实力派小军阀割据的局面，形成“陇上八镇”。八镇之中，回汉各半。回族方面有：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宁海（青海）镇守使马麟、凉州镇守使马廷勷（马安良之子）、甘州镇守使马璘；汉族方面有：陇东镇守使陆洪涛、肃州镇守使吴桐仁、陇南镇守使孔繁锦、河州镇守使裴建准。这样就没有形成全省统一的军事力量和指挥中心，这是民国初甘肃政局的特点，它反映了这里的封建经济的分散性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八镇小军阀互不统属，且矛盾重重。这就为北洋政-府势力插足甘肃创造了条件。所以，1913年当甘肃督军赵惟熙离甘后，袁世凯便派其部将皖系人物张广建为甘肃督军兼民政长，一举取得甘肃政权。
张广建督甘七年间，首先集中力量打击以马安良（马占鳌长子）为代表的回族小军阀实力派，由于无其他人敢与张广建为敌，于是他便放手任用皖籍同乡亲信，在甘推行军阀暴政。他们滥征赋税，征收鸦片走私贩运款，搜求名画古玩，不惜冤狱陷害，贪赃枉法，上下成风；起用封建余孽，恢复旧礼教；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中积极响应配合，祭孔易服。所以，在张广建督甘的年月，人民困苦，怨声载道，地方回汉军阀势力都在积极准备，伺机驱张。
1916年，当袁世凯称帝败死，护国战争爆发之后，北洋势力走向分裂。经过张勋复辟，段祺瑞破坏约法，丑剧不断出现，人民屡经战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迫切要求改变这种黑暗的现实。1917年8月，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领导护法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势力，甘肃督军张广建亦属被打击的对象。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皖系军阀又遭打击。此时，军阀矛盾亦趋尖锐，直奉联合反皖，形成7省反皖联盟。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求和，段祺瑞被免去各项职务，皖系军阀势力从此一蹶不振。直皖战争之后，“联省自治”的呼声日高，各地驱逐皖系督军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甘肃回族诸马久蓄驱张之意，此时便闻风而动，并打出“甘人治甘”的旗号。此时，甘肃地方各派小军阀纷纷响应这一口号，掀起一次政治风潮。这个口号，当时最明确的内容就是驱逐张广建，因此，说是自治的口号，不如说是驱逐张广建的借口。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全省一致的呼声。
在逐张运动发动之前，甘肃回族小军阀的首领马安良病故，于是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成为回军中的首望人物。同马安良不同，马福祥颇有文化素养，不仅注意培养实力，还努力在全国政界树立声望。为此，他在军政要员争权夺利中极尽周旋之能事，送礼行贿，互结金兰，四面呼应，八方联络。当社会上再度发出“甘人治甘”的呼声时，马福祥抢在全省各镇军阀之前首先通电全国，表示赞成这一口号。于是，宁海镇守使马麟、凉州镇守使马廷勷、甘州镇守使马璘、宁夏新军司令马鸿宾和河州镇守使裴建准以及甘肃旅京同乡会，纷纷响应，并派代表赶赴宁夏府城，商讨驱张大计。这次聚会，是以回族首领为中心的军事会议，他们凭借手中的枪杆子，召集“公民大会”，公开揭露甘督张广建的祸甘罪状，激励民愤，制造舆论。会议最后决定以文武并举的方针解决问题，并决定由马福祥、马麟、马廷勷、马璘、马鸿宾联衔通电全国，列举张广建罪状，宣布甘肃驱张自治。与此同时，社会各方人士亦通电响应。甘肃地区，在“甘人治甘”的口号和马福祥等通电驱张的影响下，甘肃人民的心中如同燃起一场大火。
武力部署是：由宁夏、西宁、凉州三镇出兵进攻兰州。其中宁夏部队为主力，开赴一条山（今甘肃景泰县）后，各路会师进逼省城，迫张离甘。同时联合回族各镇军人，通电声明与张广建脱离关系，不受其节制，直接听命于北洋政-府。
皖系失势，甘肃各界群起斗争，张广建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遂于年底狼狈离甘赴京。尽管北京政-府尚未明令撤销张广建甘肃督军之职，但事实上驱张目的已达到，甘肃督军之位已空，于是“驱张自治运动”又转变为“争督风波”了。
争夺甘督更为复杂。“甘人治甘”是意在甘督由甘人出任，但北洋政-府却不放弃对甘肃省的控制，曾有调绥远督统蔡成勋为甘督之意。甘肃各界人士认为，这是去狼入虎，坚决不答应。兰州各界举行游行示威，通电全国，反对“蔡老虎”督甘，抵制了北京政-府继续伸手甘肃的企图。甘肃回族各镇军人却认为在驱张运动中马福祥出力最大，因而其出任甘督的呼声最高。马福祥更是亲自出马致电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大力为己评功摆好，争任甘督，他说：“福祥东发受书，敬恭桑梓。乙未河湟变起，团结汉藏，毁家纾难。辛亥革-命，翊赞共和，拥护中央。调停黄钺独立，弭患未形……”以表明其久孚众望，受之无愧。同时，甘肃汉族军人一致反对马福祥督甘。这与张广建的挑拨有关系，他离甘时，有意将督军印信交给陇东镇守使陆洪涛，并在北京力荐陆出任甘督。此时，陆洪涛为抵制马福祥，即令其部将张兆钾召集陇东将领歃血为盟，领衔通电北京政-府，称：“甘肃汉回世仇，如果中央不顾舆情，演成事实，我等将率部周旋到底。”北洋政-府见甘肃汉回将领为谁任甘督各持对立态度，深怕引起战乱，于是采取折中办法，于1921年1月任陆洪涛为护理甘肃督军，马福祥为绥远督统，所遗宁夏护军使一职，由马福祥之侄马鸿宾代理。
陆洪涛、张兆钾等将他们与马福祥争权夺利之举，故意说成回汉民族矛盾之争。当然，这种煽动是非、蓄意制造民族纠纷的行为，也遭到诸马的强烈反对。宁海镇守使马麟等特发表《辩驳陆督宣言汉回世仇电》予以驳斥，电文指出陆某为了个人利益，“乃挟仇视异种之见，以挑拨甘肃汉回之恶感，而贻祸地方，则麟有誓不能承认者。“中华民国以五族组成，明明载在法约，一视同仁，岂可自分畛域……改革以来，麟与翰如（指马安良）、云亭（指马福祥）诸公忝膺桑梓之责，对于治军治民，无不力持公平……所幸诚意相孚，汉回日形水乳”，所以，他号召甘肃900万同胞不可听信其个人邪说，自扰治安。此电对稳定甘肃大局是有重要影响的。马福祥度其形势，也立即表态说：“甘督问题自当服从北京政-府命令决定，本人毫无成见，不愿为个人权利而引起回汉两族之间的恶感，轻启衅端。”识时务者为俊杰，马福祥可谓有识之士了。他虽未能督甘，却取得绥远特区的政权，使宁夏和绥远连成一片，既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又猎取了顾全大局的好声誉。
辛亥革-命以来，政局纷乱，各大军阀征逐不已，对西北地方无暇问津。甘肃地方军阀势单力薄，亦无意问鼎中原，只是潜心经营自己的巢垒，并未引起世人注意，乃至直皖战争后，皖系衰败，诸马借以“甘人治甘”的口号，发起驱张运动，这是西北回族军阀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初出茅庐联合争夺政权，也是他们首次在全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集体亮相。马福祥、马麟、马廷勷、马璘、马鸿宾联衔驱张的通电向全国宣布，西北回族军阀作为一支军事势力，对甘肃军政大权的要求，表明他们再也不能忍受汉族大军阀对甘肃政治的任意摆布了。从此，国内各界因此电文的署名，便以“五马”作为西北回族军阀的代称，并且长期被沿用。这也说明国内各界对西北回族军阀势力的承认。所以，在这以后，无论何人，凡是涉及西北的事物，皆不能不注意“五马”的态度。由此可见，回族诸马于“争督斗争”和“易督风潮”之中，在政治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闻名全国。
当然，所谓“西北五马”，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代表人物。当西北回族武装力量的创始人马占鳌归真之后，这支回族队伍就由其子马安良接替指挥。后来，马安良部归甘肃提督董福祥统领，董对这支队伍进行了严格训练，并从中涌现出马福禄、马福祥兄弟和马海晏、马海渊兄弟。他们都追随董福祥入卫京畿，参加过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斗，并有勇敢杀敌的表现，曾被京城人民和朝廷依为“长城”。因为董军作战主力多为马安良、马福禄、马福祥、马海晏、马海渊所率的马队，故时人又称董军为“国军”或“甘军”。如果要指称“五马”的话，此五人也可算作在全国舞台上第一次露面的老“西北五马”吧。
三、“西北五马”的兴盛
1928年底，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大军事集团（分别称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共同“北伐”告成，东北张学良宣布易帜，服从中央，中国政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国活跃了15年之久的北洋各系军阀退出了政治舞台，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取得了国家政权。但好景不长，不久就爆发了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其中以蒋、冯、阎的“
中原大战”规模最大，影响深远。而“西北五马”在新军阀混战的漩涡中各有沉浮，命运不尽相同。
首先，“西北五马”的正源、主干———马占鳌族系，在新军阀的争霸战争中被牺牲了。前面已叙述过，西北回族武装力量的源头，来自于前清同光年间的马占鳌大胜后降清之举。由于他降清后以六品军功身份，带领了一支回族马队在官方与教门之间巧妙应对，艰难曲折发展，使这支回族武装力量一天天壮大，他本人也被清廷授予“勒尔津巴图鲁”勇号，官至补用总兵衔的高位。光绪十二年（1886年），马占鳌病故于河州家中，终年57岁。马占鳌生有3子：长子安良、次子国良、三子遂良。马安良，字翰如，经名阿卜都尼默知德，以游击衔接替父职，担任了这支回族武装的新指挥官。后来，马安良又带领马队归属于董福祥所指挥的甘军部队（后改编为新军武后军），跟随董军在京师一带受到锻炼、发展，并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中立下大功，从而跻身正规官军的行列。马安良步步升迁，爬到了总兵和提督大员的高位。在辛亥革-命运动中，他组建精锐军（俗称西军）武装集团，率部镇-压陕西和宁夏的民军，反对共和。但民国告成后，他又转而支持革-命党，曾一度用甘肃提督的身份，以西军为资本，拥兵自重，操纵省政，成为民初甘肃省的“太上皇”。当北洋势力控制甘肃，皖系人物张广建督甘之后，他才被迫返回河州老家，于民国九年（1904年）病故，享年66岁。马安良生有5子：长子廷辅、次子廷佑、三子廷勷、四子廷贤，五子名不详，绰号“瞎五”。三子马廷勷接统西军武装集团，四子马廷贤辅之。马廷勷，字少翰，乳名七五，人呼“三少君”。他自幼在西军挂职，依靠家族势力曾选拔贡，举“孝廉方正”，曾担任北洋政-府总统府侍从武官，历任甘肃甘凉道尹、凉州镇总兵和镇守使。1926年，冯玉祥率国民军入甘后，凉州镇被撤销，马廷勷所部老西军被改编为国民军第二十七师，他任师长。由于他暗中投靠吴佩孚和东北奉张集团，又支持马仲英武装对抗国民军，被国民军逐出凉州（今甘肃武威市）。1929年12月底，马廷勷被冯玉祥部在河南焦作杀害，时年40岁。其弟马廷贤曾一度率残部为匪，祸害地方，不久即告败灭而在政治舞台上消失。马占鳌家族在荫袭三代后，苦心经营起来的回族封建武装小集团———西军，最终也瓦解消失了。马廷贤本人于全国解放后，1962年在家乡被临夏县人民政-府处决。
其次，“宁马”和“青马”两大回族军阀集团形成。1925年，当国民军入甘之初，西北诸马武装小集团都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大家对前途均难料凶吉。结果，是马福祥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率先权且依附冯玉祥国民军集团，随后待机投蒋，把子侄马鸿宾、马鸿逵带到中原大舞台上经受了一番锻炼，使老“昭武军”逐渐跟上时代的步伐，渐渐成长为一个势力强大的西北回族军阀集团。这个集团被称为“宁马”。
“宁马”武装集团的发家史，也可追溯到前清同光年间马占鳌指挥河州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宁马”家族的老太爷名叫马千龄（字松坪），世代在河州韩家洼老家务农，初贫寒，后因兼营商业，家境渐裕。河州反清总指挥马占鳌是马千龄的堂侄女婿，马千龄也是马占鳌身边的主要谋士之一。马千龄因力主降清，而得到左宗棠的赏识，被赏赐兰翎都司，去世后又被清廷追封为建威将军。其有4子：长子福财（早故）、次子福禄、三子福寿、四子福祥。
“宁马”武装集团的创建，肇始于马福禄（字寿三）。他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中武举，六年（1880年）高中武进士，授卫守备，统带京师神机营，旋以父病而归。回乡后，他想在马安良的靖南三旗中谋一军职，而马安良不予接纳，遂改投河州镇总兵汤彦和衙门，得一挂名“随军参赞”差事，平时仍在家随父伐木经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河湟事件发生，固原提督雷正绾率军剿办，令马福禄组织回勇民团协助官军。后因“有功”，陕甘总督杨昌浚委马福禄正式招募马部两营，命名为“安宁军”，马福禄任督带兼部队管带，马福寿为帮带，马福祥为骑兵管带。“宁马”武装即来源于此。
河湟事平后，马福禄获记名总兵衔，随董福祥甘军开赴京畿，在山西平阳奉命将回队马部七营旗改编为简练军，马福禄任统领，隶属于董福祥的新编武卫后军。马福祥随军，马福寿留家务农。当八国联军由杨村（今河北省武清县）集结西进，向北京城侵犯时，董福祥命令马福禄、姚旺（汉中镇总兵）、董升官、马海晏诸将领各率所部，东出黄村（今河北省大兴县）抵抗外国侵略军。马福禄部行抵廊坊（今河北省安次县）与八国联军遭遇。
“宁马”武装集团，从马福祥（字云亭）开始逐渐得到发展壮大，到民国初年间，马福祥已成为西北诸马回族地方派的首领。马福祥青少年时代即跟随其兄马福禄练武艺，办民团，参加战斗，担任军职，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武举。当马福禄在正阳门阵亡以后，遗部由马福祥接统。从此，他在其兄开创的功业基础上步步迁升。就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前夕，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西逃，董福祥任随扈大臣，遂命马福祥为御前侍卫，护送“两宫”西狩。到达西安后，马福祥又担任宫舆禁卫，值勤操练兢兢业业，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北京议和告成，“两宫”还京，马福祥因护驾有功，被赏提督记名。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起，至清朝灭亡为止，马福祥先任靖远协、庄浪协和陕甘督标中协副将，后升任西宁镇、巴里坤镇总兵官。
辛亥革-命时期，马福祥统昭武军驻扎兰州，首鼠两端，坐观时局演变。清帝退位后，他即与护督赵惟熙、省咨议局议长张林炎3人自命为全省行政、民意和军界的代表，于公历
民国建元，马福祥由两宁镇总兵改任阿尔泰护军使，旋迁宁夏镇总兵。民国二年，又被授陆军中将和二等文虎章，升任宁夏护军使兼满营将军，并节制阿拉善、乌审、鄂托克三旗军务。
1921年，马福祥升任绥远督统，宁夏护军使（旋改为镇守使）由其侄马鸿宾接任，其子马鸿逵亦由骑兵营长升任第五混成旅旅长，随往绥远驻防，使绥远、宁夏两地连为一体，大大加强了马福祥家族的声势。甘肃回族军阀各集团皆以马福祥为盟主，互相勾结利用，实行封建割据。所谓“西北五马”，这个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已叫得很响，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五马者，系指绥远督统马福祥、宁夏镇守使马鸿宾、西宁镇守使马麒、凉州镇守使马廷勷和甘州镇守使马璘（即马占鳌时代东乡门宦教主马悟真的侄孙）。
四、“宁马”与“青马”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任西北边防督办，以西北地区为势力范围。冯派李鸣钟为绥远都统，改任马福祥为西北边防会办的虚职，旋任北京政-府航空督办，卸任后，马福祥即蛰居京津以待时机。
1927年，马福祥南下投靠了蒋介石，以后历任青岛特别市市长、安徽省主席和中央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要职。1932年春，因心脏病而辞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居天津养病。不久病故，享年57岁。其有3子：长子马鸿逵、次子马鸿炳、三子马鸿燐（早死）。
“宁马”武装集团从一个地方实力派发展为独霸一方的军阀集团，完成在马鸿逵、马鸿宾兄弟之手。
马鸿逵：字少云、乳名三元，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生，毕业于清代的兰州陆军小学堂，曾任昭武军骑兵营帮带、营长。1921年，任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驻绥远。1925年归隶于西北军，所部改编为陆军第7师，任师长。陆军第7师从包头、五原移驻磴口，后迁宁夏金积、灵武。次年在援陕途中，被改编为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升任总指挥兼第7师师长。西安解围以后，1927年，马鸿逵随同冯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军军长。北伐告成，于“编遣会议”后，第四军缩编为陆军暂编第17师，马鸿逵因此对冯不满，遂于1929年5月与韩复榘、石友三共同倒冯投蒋，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赏现洋30万元，其部改暂编师为陆军第64师，旋扩编为第11军，马任军长兼64师师长。在1930年爆发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中，马部进一步扩大为讨逆军第15路军，马鸿逵爬上了总司令的高位。
1932年8月，马福祥病故以后，蒋中央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即以15路军总指挥兼35师师长的身份，率部于11月由信阳乘火车北上，经绥远转赴宁夏，于
马鸿宾：字子寅，在马福祥任宁夏护军使时期，先任昭武军骑兵营管带，后任甘肃新军司令。1921年继马福祥任宁夏镇守使，北洋政-府曾先后授予他二等大绶文虎、嘉禾章，并晋授陆军中将和将军府锐威将军、璞威将军，授勋四位。
1926年，国民军五原誓师后，马鸿宾部被改编为国民联军第22师，马鸿宾任师长，旋兼甘肃剿匪司令，率22师离宁进驻陕甘交界地区，担任剿匪任务，不久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24军军长，仍留驻陕西。
国民军势力东去后，从1930年至1933年，马鸿宾先后担任宁夏省主席、甘肃省主席和再度代理宁夏省主席等职。马鸿逵主政宁夏以后，马鸿宾即率部移驻金积、灵武一带，专任35师师长。“七七事变”以后，35师扩编为81军，马鸿宾以军长兼任第17集团军副总司令，曾率部开赴临河，担任绥西防守司令，配合傅作义部进行抗日。解放战争中，马鸿宾升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81军军长由其三子马惇靖接任。马惇靖部曾多次侵入我三边解放区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西北解放战争后期，马惇靖的81军和白海风的骑兵军合组为固原兵团，以马惇靖为兵团司令，追随马鸿逵、马步芳、胡宗南，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北进军。
至于“青马”武装集团的发家史，与“宁马”武装集团几乎同步发展，走过了一条基本相同的道路。这个集团的创始人是马海晏（字德庵），祖居青海柴冬岭（今甘肃省临夏县马集乡），后迁居藏（今青海省积石山自治县）。清同光年间西北回民大起义时，马海晏为河州回军先行官，是当时义军首领马占鳌的得力助手。左宗棠由宁夏调军进剿河州时，马海晏在新路坡大败湘军，为马占鳌创造了胜利投降的条件。其降后得七品军功顶带，任马占鳌靖南马队中旗帮带。西北的“青马”军阀就是从这时登台的。
庚子事件前，马海晏随董福祥武卫后军驻防京畿，任简练军旗官，曾与马福禄、马福祥兄弟并肩抗击过八国联军，退驻北京后，守卫于正阳门左侧。慈禧西逃时，护驾行抵宣化府病故。其有3子：长子马麒、次子马麟、三子马凤。
马麒：字阁臣，乳名尕七。其父马海晏死后，马麒由简练军哨官承袭父职。返甘后，率部驻防于巴燕戎格厅（今化隆回族自治县）的扎巴镇，依仗马安良的势力，由旗官一跃而为花翎衔循化营参将。他在马安良大旗的庇护下，利用手中的一点军权，把持地方政权，并与民族宗教势力相结合，取得了对该地区的撒拉、回等人民的绝对统治权，为其家族统治青海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中，马麒充当西北顽固派的打手，任马安良精锐军（西军）的帮统兼前军分统，率队将宁夏各地的民军镇-压下去，在宁夏府城、平罗县城等地对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和抢劫，使宁夏人民蒙受了一场浩劫。甘肃光复后，马麒投靠新都督赵惟熙，得任西宁镇总兵（后改镇守使），此时羽毛已渐丰满，即脱离了马安良的西军系统，自立“宁海军”，成为西北另一支独立的回族武装势力，从此“青马”军阀体系完全形成，正式开始了对青海各族人民长达40年的黑暗统治。
西北军入甘后，马麒的宁海军被改编为国民军第26师，任师长。1929年青海建省，马麒被任命为青海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未就职）。至中原大战紧张之际，青海省主席孙连仲东调参战，国民军无暇顾及后方，于是马麒东山再起。1930年1月，南京政-府任命马麒为青海省主席兼第一师师长，与蒋介石集团开始了结合。是年7月病故，享年63岁。其有3子：长子马步青、次子马步芳、三子马步瀛。
马麟：字勋臣，一直佐其兄马麒为开创青海的马家小朝廷，马麒死后继任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太子党势力壮大后，对其叔多方压迫与排挤，马麟无奈，赴麦加朝觐，归来后不久就失去了省主席的宝座，以国民政-府委员虚衔返回原籍居住，不久死去，享年73岁。其有两子：马步荣、马步援，均在青海任军职。
“青马”武装集团从一个地方实力派发展成为独霸一方的军阀集团，完成在马步芳、马步青兄弟之手。
马步芳：字子香，在青海军中历任营、团、旅、师长，1938年3月继任青海省主席后，兼82军军长，接着夺取了其兄马步青陆军骑兵第五军军长的军权。马步青被排挤出青海后，气愤不过，去重庆向蒋介石告状，遂以蒙藏委员会委员一职回河州居住，从此两兄弟互为水火。
马步芳在集军、政、特、教大权于一身后，便在青海大搞封建、军阀和特务相结合的法西斯统治，俨然以土皇帝自居。不仅广大回、汉族人民陷入苦海，连同海南广大藏族同胞亦受到压榨和屠杀。他还不断窥视新疆，1945年派马呈祥率骑五军入新疆，以协助维持局面为由，企图待机把新疆据为己有。
从以上西北诸马武装集团的发展史中可以发现，在老“西北五马”之后，还存在一个中间时代的“西北五马”，他们应是马麒、马麟、马廷勷、马璘、马福祥，然后就是军阀时代的新“西北五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和马仲英。
西北五马的兴衰
“五马”家族虽然同是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人，又均系回族穆斯林同胞，且皆为马姓，但他们在祖籍地和祖源上却出于不同省区、互不相关的3个家庭———祖籍陕西省的马占鳌家族、祖籍甘肃省的马千龄家族和祖籍青海省的马海晏家族。
一、西北回族武装力量的生成
自乾隆末年起，西北回族穆斯林人民反清斗争屡兴不已，至同治年间则汇集成为一场持续十余年、遍及陕、甘、宁、青、新五省的巨大民族运动。这次运动正是诸马起家的开端。
近代以来，国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清王朝遭内外打击，逐渐衰落。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政-府忙于东南战争，对西北的控制松弛。与清王朝统治存在深刻矛盾的回族，趁时再起。1862年（同治元年）春，太平军与捻军陈得才、赖文光部由河南打进陕西，四川农民军兰大顺部也攻入陕西商州一带，全陕震动。5月，渭南地区发生回汉械斗，由于当局处处失公，结果造成回族民众杀死陕西团练大臣张芾，民族纠纷演化为反清斗争。陕西回族发送传贴到甘肃，当时属于甘肃省的甘宁青各地回族便起而响应。河州一带众多回民到陕西参加战斗，宁夏回民积极准备起事呼应，西北地区的回族在咸丰末年已教争不断，械斗屡有发生，西北各地的局势犹如干柴烈火，呈一触即发之势。
宁夏回族群众首先发难。同年9月，宁夏平远所（今同心县豫旺堡）清军回族把总马兆元率先举旗反清，“布散传贴，且称奉上司檄，官兵刻期歼除回头（类）。各庄回民闻而惊怖，群往附焉。”接着，回族哲合忍耶门宦第五代掌教人马化龙率领灵州、吴忠、金积堡回族人民揭竿而起。陇东固原、平凉、清水，宁北平罗、石嘴子（山）等地的穆斯林群众纷纷响应马化龙，宁夏全境皆变。回民军攻打灵州城、平罗县城，清军南北不能兼顾，坐困于宁夏府城。
此时，西宁回族、撒拉族亦在马文义的领导下攻打西宁南川。官府不能控制，即利用门宦教主马桂源平息事变。而实际上马桂源与马文义互为表里，一面以回族斗争打击清官府的统治，一面借官府名义巩固其在西宁地区的地位。这两种活动的结果，使得清官府在西宁的统治权力逐步转移到马桂源等人手中。
甘肃各地回族反清的胜利鼓舞了河州回族民众。同年11月，河州回民聚众千余，进攻洮河东岸，“争渡起衅”。各门宦亦相继打起了反清旗帜。北庄门宦马悟真，花寺门宦马永瑞、马永琳，南乡闵殿臣等掌教人一时俱起，“狄、河不安分之回民皆从乱”。河州回族反清斗争全面爆发。
河州门宦和教派错综林立，回民分属不同教派系统，故力量不易统一。虽然各门宦的反清目标是一致的，但民户所属不一，则行动分散。回民武装先攻狄道，遭清军伏击，又攻河州城，亦未奏效。为改变这种状况，1863年，各门宦共推著名阿訇马占鳌统一指挥军事。马占鳌认为，反清不是寻常事情，要求河州各门宦齐心协力，共同维护民族和宗教。马占鳌的这个要求表面上针对当时的河州回民军的分散状态，实际上是要各门宦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他，这样才能有效地指挥军事。迫于斗争的需要，各门宦答应了马占鳌的要求。从此，马占鳌自称“都招讨”，成为河州回族反清斗争的领袖人物。
马占鳌，字魁峰、鼎臣，经名阿卜都里阿则兹。1830年生于陕西大荔县王阁庄，清初移居河州莫泥沟。其家族世代念经，马占鳌自幼读经，曾延请名师学习，后又赴西安清真寺研求伊斯兰教经典。“穿衣”（毕业）后回到家乡，先后在莫泥沟和大沙家清真寺做开学阿訇。马占鳌为人“能言利嘴，敢作敢为，得到教下的信仰”。在回族内部教争、外部民族矛盾尖锐的环境中，他常能机智处理纠纷，表现出出众的才干，赢得了很高的威望。每当斗争的关键时刻，马占鳌便被推举出来，委以重任。
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宁夏、西宁、河州等地区的回族反清斗争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逐步走向高潮。东路宁夏平固回民军在马化龙的领导下，曾一度攻占平凉、固原、宁夏、灵州等州府重城，以金积堡为中心，控制了北起石嘴山、平罗，南达平凉、固原的广大地区；清廷在西宁的统治极为薄弱，自回族反清以来，西宁办事大臣玉通主持抚议，马桂源被授为西宁知府，马桂源兄马本源授游击、署理西宁镇总兵，西宁政权遂落入马桂源兄弟之手，这种状况维持了近十年。1864年11月，马占鳌率领回民军攻占河州城后，又攻占了河州西北的永登牛站堡和西面的循化县，建立了河州外围据点。马占鳌扩大了河州回民军战果，赢得了河州东西乡各门宦的信服和支持。他的势力北至黄河，东至洮河一带，北与宁夏马化龙相呼应，西与马桂源相联系，又支持由陕西退入甘肃的陕西回民军，有力地动摇了清朝在西北的统治。陕甘总督杨岳斌向清廷报告：“现在河州之贼扰于南，平固之贼扰于东，宁灵之贼扰于北，凉肃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臣若株守省城，则饥军终成坐困。若出城剿办，则根本时虞动摇。外察贼势，内度兵力，实属不敷分拨。”他因而连向清廷乞病还乡，清廷在甘肃的统治陷入瘫痪。
1866（同治五年）年，当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东南各地的局势基本稳定以后，清廷度过了最严重的危机，使其得以调集主力，用兵西北，恢复在陕甘的统治秩序。9月，清廷调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经过一番准备，左宗棠于1868年底率十数万大军，分3路进兵甘肃：湘军大将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经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攻金积堡，是为北路之师；李耀南、吴士迈部由陇州、宝鸡趋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监视和阻止河、狄、陕西回民军入陕，是为南路之师；左宗棠自居中路，由乾州赴泾州，最后到达平凉。其分兵3路，目的在于“使诸回各部自顾，莫相应援”。这是一个分割回民军，最终进攻金积堡的战略。
同治十年（1871年）初，当左宗棠指挥湘楚各军将宁夏回民军镇-压下去，杀害马化龙全家以后，立即调转枪口，把征剿矛头指向了河州，急命记名提督、凉州镇总兵傅先宗率部由狄道进洮河西岸，是为攻河州中路之师；以记名提督杨世俊、提督张仲春、宗岳诸部取道南关坪，进峡城，是为左路之师；以记名提督刘明灯部由马营监西进红窟、安定，据守洮河东崖之康家崖，记名提督徐文秀部继之，是为右路之师。3路清军互相支援，准备会战河州。
时河州回民军总指挥马占鳌多次求抚不成，清军压境，被迫准备应战。10月中旬，傅先宗、杨世俊部渡过洮河，并于西岸山头立营。而洮河西岸各山头多为回民军控制，其中黑山头是进军三甲集必经的制高点。11月中旬，傅先宗部仰攻黑山头失败。左宗棠派前福建布政使王法榜、道员朱明亮率军增援，清军夜攻另一高地———石鼓墩，扎垒于其上，又派兵一支插入回民军山垒之间，“左扫黑山，右扫边湾，均为得势”。回民军数次争夺石鼓墩，均未得手。清军占领三甲集南山之巅，对三甲集形成东西包围之势。
回民军太子寺大胜后，士气高涨，有人建议乘胜攻打安定左宗棠大营。而马占鳌却召集各回民军首领开会，提出投降清廷，大多数人赞成急流勇退，乘胜而降以留后路。
于是，马占鳌命令部队停止进攻清军，并表示自己要亲自去安定大营向左宗棠求降。由于部众不同意，最后派回民军各主要首领的儿子求降，其中包括马占鳌的长子马七五、马永瑞的长子马如蛟、马万有的长子马福才共10人，当时被称作“十大少爷”。
左宗棠得知河州回民军乞降，既惊且喜。为了尽早出征新疆，解决阿古柏的叛乱，保卫国家领土的完整，左宗棠决定收降马占鳌。他接待了河州“十大少爷”，亲给马占鳌之子马七五取名“安良”，还赠了“翰如”的表字，并表示决不会亏待马占鳌等人。
“十大少爷”回河州后，马占鳌立即按照左宗棠的要求交纳枪马。一月之内，向清军呈缴马匹4000余、枪矛1.4万余。马占鳌、马悟真、马永瑞、马万有、马荣及其子弟12人又赴兰州晋见左宗棠，马占鳌等向左宗棠献梅花鹿一双，鹿角悬横幅，上书“天下太平”4个字。马占鳌以铁链自锁，向左宗棠请罪。左宗棠对马占鳌颇为注重，曾以军事攻守策略试马占鳌才略，马占鳌对答得当，左宗棠大为高兴，与马占鳌谈论竟夜。左宗棠入甘以来，深感官府吏治腐败，客籍官员无久留之计，须选用当地人士，特别是回族中人士入官府系统，达到“以回制回”的目的，他认定马占鳌能当此选，说“马占鳌固回中之杰，乃其子者亦非凡品。将来弹压河州，其在马氏父子乎？”因而，他让马占鳌举荐人员，作为恢复清廷在河州统治的依靠力量。马占鳌所引用的无非河州回民军各首领人物，这样，河州回民军首领大部分转化成了清政-府爪牙。
在左宗棠的批准下，马占鳌挑选原回民军中亲信和精锐组成马队三旗，马占鳌任督带自兼中旗管带，马悟真、马永瑞为左、右旗管带，马海晏为督标中营步队管带。
马占鳌等人降清受到重用，极大地瓦解了回民军军心。此后，陕西回民军纷纷受降，很多人步马占鳌后尘，被编为“锦善马队”供清军役使。西宁门宦家族马永福亦主动向左宗棠乞降，西北形势由此一变。可以看出，河州之役后，西宁、肃州很多地方不战而下，这与金积堡争夺战的艰难战斗形成了强烈对比，清军未费大力，轻易平息了这两地的事变，这种形势的出现，与马占鳌的“榜样”作用是密不可分的，而这正是左宗棠所期待的“以回攻回之效”。所以，马占鳌的表现和作用，不能不被清廷重视，尤其得到左宗棠的赞赏。左氏上奏清廷，称“河州回目马占鳌、马永瑞自就抚后，叠经委办各务，均极妥慎。嗣搜捕河州土匪及各处窜匿回目多名。臣察其悔罪输诚切实可靠”，请赏给马占鳌花翎五品顶戴，马永瑞、马悟真五品顶戴。至此，马占鳌等完成了从回族反清领袖到清廷官员的转化，他们所率领的三旗马队作为西北回族军阀的胚胎便形成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逐步壮大。
如果说1872年（同治十一年）马占鳌等人投降清军时还有河州回民免遭屠戮的用意的话，那么，后来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不惜镇-压同胞，这种态度正适应了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要求，这就是他们既充当回族的代表，在回族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和号召力，又不完全站在回族人民的立场上，而是兼顾着中央王朝的统治利益，这种源于回族而又多少脱离回族的状态正是回族军事政治集团选择的成长发展道路。王朝统治与回族利益的缝隙中为回族军事政治集团成长留下了一条通道，马占鳌等头人执著地从这条夹缝中走出，抛弃了拥护他造反抗清的广大回族人民，并以屠杀同胞而向清廷表示立功悔罪，换取满洲贵族赐予这批上层人物正式的兵权，这就是西北回族武装地方军阀集团生成的渊源。
二、“西北五马”首次集体亮相
辛亥革-命后，甘肃省出现地方实力派小军阀割据的局面，形成“陇上八镇”。八镇之中，回汉各半。回族方面有：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宁海（青海）镇守使马麟、凉州镇守使马廷勷（马安良之子）、甘州镇守使马璘；汉族方面有：陇东镇守使陆洪涛、肃州镇守使吴桐仁、陇南镇守使孔繁锦、河州镇守使裴建准。这样就没有形成全省统一的军事力量和指挥中心，这是民国初甘肃政局的特点，它反映了这里的封建经济的分散性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八镇小军阀互不统属，且矛盾重重。这就为北洋政-府势力插足甘肃创造了条件。所以，1913年当甘肃督军赵惟熙离甘后，袁世凯便派其部将皖系人物张广建为甘肃督军兼民政长，一举取得甘肃政权。
张广建督甘七年间，首先集中力量打击以马安良（马占鳌长子）为代表的回族小军阀实力派，由于无其他人敢与张广建为敌，于是他便放手任用皖籍同乡亲信，在甘推行军阀暴政。他们滥征赋税，征收鸦片走私贩运款，搜求名画古玩，不惜冤狱陷害，贪赃枉法，上下成风；起用封建余孽，恢复旧礼教；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中积极响应配合，祭孔易服。所以，在张广建督甘的年月，人民困苦，怨声载道，地方回汉军阀势力都在积极准备，伺机驱张。
1916年，当袁世凯称帝败死，护国战争爆发之后，北洋势力走向分裂。经过张勋复辟，段祺瑞破坏约法，丑剧不断出现，人民屡经战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迫切要求改变这种黑暗的现实。1917年8月，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领导护法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势力，甘肃督军张广建亦属被打击的对象。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皖系军阀又遭打击。此时，军阀矛盾亦趋尖锐，直奉联合反皖，形成7省反皖联盟。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求和，段祺瑞被免去各项职务，皖系军阀势力从此一蹶不振。直皖战争之后，“联省自治”的呼声日高，各地驱逐皖系督军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甘肃回族诸马久蓄驱张之意，此时便闻风而动，并打出“甘人治甘”的旗号。此时，甘肃地方各派小军阀纷纷响应这一口号，掀起一次政治风潮。这个口号，当时最明确的内容就是驱逐张广建，因此，说是自治的口号，不如说是驱逐张广建的借口。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全省一致的呼声。
在逐张运动发动之前，甘肃回族小军阀的首领马安良病故，于是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成为回军中的首望人物。同马安良不同，马福祥颇有文化素养，不仅注意培养实力，还努力在全国政界树立声望。为此，他在军政要员争权夺利中极尽周旋之能事，送礼行贿，互结金兰，四面呼应，八方联络。当社会上再度发出“甘人治甘”的呼声时，马福祥抢在全省各镇军阀之前首先通电全国，表示赞成这一口号。于是，宁海镇守使马麟、凉州镇守使马廷勷、甘州镇守使马璘、宁夏新军司令马鸿宾和河州镇守使裴建准以及甘肃旅京同乡会，纷纷响应，并派代表赶赴宁夏府城，商讨驱张大计。这次聚会，是以回族首领为中心的军事会议，他们凭借手中的枪杆子，召集“公民大会”，公开揭露甘督张广建的祸甘罪状，激励民愤，制造舆论。会议最后决定以文武并举的方针解决问题，并决定由马福祥、马麟、马廷勷、马璘、马鸿宾联衔通电全国，列举张广建罪状，宣布甘肃驱张自治。与此同时，社会各方人士亦通电响应。甘肃地区，在“甘人治甘”的口号和马福祥等通电驱张的影响下，甘肃人民的心中如同燃起一场大火。
武力部署是：由宁夏、西宁、凉州三镇出兵进攻兰州。其中宁夏部队为主力，开赴一条山（今甘肃景泰县）后，各路会师进逼省城，迫张离甘。同时联合回族各镇军人，通电声明与张广建脱离关系，不受其节制，直接听命于北洋政-府。
皖系失势，甘肃各界群起斗争，张广建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遂于年底狼狈离甘赴京。尽管北京政-府尚未明令撤销张广建甘肃督军之职，但事实上驱张目的已达到，甘肃督军之位已空，于是“驱张自治运动”又转变为“争督风波”了。
争夺甘督更为复杂。“甘人治甘”是意在甘督由甘人出任，但北洋政-府却不放弃对甘肃省的控制，曾有调绥远督统蔡成勋为甘督之意。甘肃各界人士认为，这是去狼入虎，坚决不答应。兰州各界举行游行示威，通电全国，反对“蔡老虎”督甘，抵制了北京政-府继续伸手甘肃的企图。甘肃回族各镇军人却认为在驱张运动中马福祥出力最大，因而其出任甘督的呼声最高。马福祥更是亲自出马致电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大力为己评功摆好，争任甘督，他说：“福祥东发受书，敬恭桑梓。乙未河湟变起，团结汉藏，毁家纾难。辛亥革-命，翊赞共和，拥护中央。调停黄钺独立，弭患未形……”以表明其久孚众望，受之无愧。同时，甘肃汉族军人一致反对马福祥督甘。这与张广建的挑拨有关系，他离甘时，有意将督军印信交给陇东镇守使陆洪涛，并在北京力荐陆出任甘督。此时，陆洪涛为抵制马福祥，即令其部将张兆钾召集陇东将领歃血为盟，领衔通电北京政-府，称：“甘肃汉回世仇，如果中央不顾舆情，演成事实，我等将率部周旋到底。”北洋政-府见甘肃汉回将领为谁任甘督各持对立态度，深怕引起战乱，于是采取折中办法，于1921年1月任陆洪涛为护理甘肃督军，马福祥为绥远督统，所遗宁夏护军使一职，由马福祥之侄马鸿宾代理。
陆洪涛、张兆钾等将他们与马福祥争权夺利之举，故意说成回汉民族矛盾之争。当然，这种煽动是非、蓄意制造民族纠纷的行为，也遭到诸马的强烈反对。宁海镇守使马麟等特发表《辩驳陆督宣言汉回世仇电》予以驳斥，电文指出陆某为了个人利益，“乃挟仇视异种之见，以挑拨甘肃汉回之恶感，而贻祸地方，则麟有誓不能承认者。“中华民国以五族组成，明明载在法约，一视同仁，岂可自分畛域……改革以来，麟与翰如（指马安良）、云亭（指马福祥）诸公忝膺桑梓之责，对于治军治民，无不力持公平……所幸诚意相孚，汉回日形水乳”，所以，他号召甘肃900万同胞不可听信其个人邪说，自扰治安。此电对稳定甘肃大局是有重要影响的。马福祥度其形势，也立即表态说：“甘督问题自当服从北京政-府命令决定，本人毫无成见，不愿为个人权利而引起回汉两族之间的恶感，轻启衅端。”识时务者为俊杰，马福祥可谓有识之士了。他虽未能督甘，却取得绥远特区的政权，使宁夏和绥远连成一片，既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又猎取了顾全大局的好声誉。
辛亥革-命以来，政局纷乱，各大军阀征逐不已，对西北地方无暇问津。甘肃地方军阀势单力薄，亦无意问鼎中原，只是潜心经营自己的巢垒，并未引起世人注意，乃至直皖战争后，皖系衰败，诸马借以“甘人治甘”的口号，发起驱张运动，这是西北回族军阀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初出茅庐联合争夺政权，也是他们首次在全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集体亮相。马福祥、马麟、马廷勷、马璘、马鸿宾联衔驱张的通电向全国宣布，西北回族军阀作为一支军事势力，对甘肃军政大权的要求，表明他们再也不能忍受汉族大军阀对甘肃政治的任意摆布了。从此，国内各界因此电文的署名，便以“五马”作为西北回族军阀的代称，并且长期被沿用。这也说明国内各界对西北回族军阀势力的承认。所以，在这以后，无论何人，凡是涉及西北的事物，皆不能不注意“五马”的态度。由此可见，回族诸马于“争督斗争”和“易督风潮”之中，在政治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闻名全国。
当然，所谓“西北五马”，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代表人物。当西北回族武装力量的创始人马占鳌归真之后，这支回族队伍就由其子马安良接替指挥。后来，马安良部归甘肃提督董福祥统领，董对这支队伍进行了严格训练，并从中涌现出马福禄、马福祥兄弟和马海晏、马海渊兄弟。他们都追随董福祥入卫京畿，参加过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斗，并有勇敢杀敌的表现，曾被京城人民和朝廷依为“长城”。因为董军作战主力多为马安良、马福禄、马福祥、马海晏、马海渊所率的马队，故时人又称董军为“国军”或“甘军”。如果要指称“五马”的话，此五人也可算作在全国舞台上第一次露面的老“西北五马”吧。
三、“西北五马”的兴盛
1928年底，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大军事集团（分别称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共同“北伐”告成，东北张学良宣布易帜，服从中央，中国政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国活跃了15年之久的北洋各系军阀退出了政治舞台，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取得了国家政权。但好景不长，不久就爆发了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其中以蒋、冯、阎的“
中原大战”规模最大，影响深远。而“西北五马”在新军阀混战的漩涡中各有沉浮，命运不尽相同。
首先，“西北五马”的正源、主干———马占鳌族系，在新军阀的争霸战争中被牺牲了。前面已叙述过，西北回族武装力量的源头，来自于前清同光年间的马占鳌大胜后降清之举。由于他降清后以六品军功身份，带领了一支回族马队在官方与教门之间巧妙应对，艰难曲折发展，使这支回族武装力量一天天壮大，他本人也被清廷授予“勒尔津巴图鲁”勇号，官至补用总兵衔的高位。光绪十二年（1886年），马占鳌病故于河州家中，终年57岁。马占鳌生有3子：长子安良、次子国良、三子遂良。马安良，字翰如，经名阿卜都尼默知德，以游击衔接替父职，担任了这支回族武装的新指挥官。后来，马安良又带领马队归属于董福祥所指挥的甘军部队（后改编为新军武后军），跟随董军在京师一带受到锻炼、发展，并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中立下大功，从而跻身正规官军的行列。马安良步步升迁，爬到了总兵和提督大员的高位。在辛亥革-命运动中，他组建精锐军（俗称西军）武装集团，率部镇-压陕西和宁夏的民军，反对共和。但民国告成后，他又转而支持革-命党，曾一度用甘肃提督的身份，以西军为资本，拥兵自重，操纵省政，成为民初甘肃省的“太上皇”。当北洋势力控制甘肃，皖系人物张广建督甘之后，他才被迫返回河州老家，于民国九年（1904年）病故，享年66岁。马安良生有5子：长子廷辅、次子廷佑、三子廷勷、四子廷贤，五子名不详，绰号“瞎五”。三子马廷勷接统西军武装集团，四子马廷贤辅之。马廷勷，字少翰，乳名七五，人呼“三少君”。他自幼在西军挂职，依靠家族势力曾选拔贡，举“孝廉方正”，曾担任北洋政-府总统府侍从武官，历任甘肃甘凉道尹、凉州镇总兵和镇守使。1926年，冯玉祥率国民军入甘后，凉州镇被撤销，马廷勷所部老西军被改编为国民军第二十七师，他任师长。由于他暗中投靠吴佩孚和东北奉张集团，又支持马仲英武装对抗国民军，被国民军逐出凉州（今甘肃武威市）。1929年12月底，马廷勷被冯玉祥部在河南焦作杀害，时年40岁。其弟马廷贤曾一度率残部为匪，祸害地方，不久即告败灭而在政治舞台上消失。马占鳌家族在荫袭三代后，苦心经营起来的回族封建武装小集团———西军，最终也瓦解消失了。马廷贤本人于全国解放后，1962年在家乡被临夏县人民政-府处决。
其次，“宁马”和“青马”两大回族军阀集团形成。1925年，当国民军入甘之初，西北诸马武装小集团都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大家对前途均难料凶吉。结果，是马福祥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率先权且依附冯玉祥国民军集团，随后待机投蒋，把子侄马鸿宾、马鸿逵带到中原大舞台上经受了一番锻炼，使老“昭武军”逐渐跟上时代的步伐，渐渐成长为一个势力强大的西北回族军阀集团。这个集团被称为“宁马”。
“宁马”武装集团的发家史，也可追溯到前清同光年间马占鳌指挥河州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宁马”家族的老太爷名叫马千龄（字松坪），世代在河州韩家洼老家务农，初贫寒，后因兼营商业，家境渐裕。河州反清总指挥马占鳌是马千龄的堂侄女婿，马千龄也是马占鳌身边的主要谋士之一。马千龄因力主降清，而得到左宗棠的赏识，被赏赐兰翎都司，去世后又被清廷追封为建威将军。其有4子：长子福财（早故）、次子福禄、三子福寿、四子福祥。
“宁马”武装集团的创建，肇始于马福禄（字寿三）。他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中武举，六年（1880年）高中武进士，授卫守备，统带京师神机营，旋以父病而归。回乡后，他想在马安良的靖南三旗中谋一军职，而马安良不予接纳，遂改投河州镇总兵汤彦和衙门，得一挂名“随军参赞”差事，平时仍在家随父伐木经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河湟事件发生，固原提督雷正绾率军剿办，令马福禄组织回勇民团协助官军。后因“有功”，陕甘总督杨昌浚委马福禄正式招募马部两营，命名为“安宁军”，马福禄任督带兼部队管带，马福寿为帮带，马福祥为骑兵管带。“宁马”武装即来源于此。
河湟事平后，马福禄获记名总兵衔，随董福祥甘军开赴京畿，在山西平阳奉命将回队马部七营旗改编为简练军，马福禄任统领，隶属于董福祥的新编武卫后军。马福祥随军，马福寿留家务农。当八国联军由杨村（今河北省武清县）集结西进，向北京城侵犯时，董福祥命令马福禄、姚旺（汉中镇总兵）、董升官、马海晏诸将领各率所部，东出黄村（今河北省大兴县）抵抗外国侵略军。马福禄部行抵廊坊（今河北省安次县）与八国联军遭遇。
“宁马”武装集团，从马福祥（字云亭）开始逐渐得到发展壮大，到民国初年间，马福祥已成为西北诸马回族地方派的首领。马福祥青少年时代即跟随其兄马福禄练武艺，办民团，参加战斗，担任军职，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武举。当马福禄在正阳门阵亡以后，遗部由马福祥接统。从此，他在其兄开创的功业基础上步步迁升。就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前夕，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西逃，董福祥任随扈大臣，遂命马福祥为御前侍卫，护送“两宫”西狩。到达西安后，马福祥又担任宫舆禁卫，值勤操练兢兢业业，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北京议和告成，“两宫”还京，马福祥因护驾有功，被赏提督记名。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起，至清朝灭亡为止，马福祥先任靖远协、庄浪协和陕甘督标中协副将，后升任西宁镇、巴里坤镇总兵官。
辛亥革-命时期，马福祥统昭武军驻扎兰州，首鼠两端，坐观时局演变。清帝退位后，他即与护督赵惟熙、省咨议局议长张林炎3人自命为全省行政、民意和军界的代表，于公历
民国建元，马福祥由两宁镇总兵改任阿尔泰护军使，旋迁宁夏镇总兵。民国二年，又被授陆军中将和二等文虎章，升任宁夏护军使兼满营将军，并节制阿拉善、乌审、鄂托克三旗军务。
1921年，马福祥升任绥远督统，宁夏护军使（旋改为镇守使）由其侄马鸿宾接任，其子马鸿逵亦由骑兵营长升任第五混成旅旅长，随往绥远驻防，使绥远、宁夏两地连为一体，大大加强了马福祥家族的声势。甘肃回族军阀各集团皆以马福祥为盟主，互相勾结利用，实行封建割据。所谓“西北五马”，这个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已叫得很响，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五马者，系指绥远督统马福祥、宁夏镇守使马鸿宾、西宁镇守使马麒、凉州镇守使马廷勷和甘州镇守使马璘（即马占鳌时代东乡门宦教主马悟真的侄孙）。
四、“宁马”与“青马”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任西北边防督办，以西北地区为势力范围。冯派李鸣钟为绥远都统，改任马福祥为西北边防会办的虚职，旋任北京政-府航空督办，卸任后，马福祥即蛰居京津以待时机。
1927年，马福祥南下投靠了蒋介石，以后历任青岛特别市市长、安徽省主席和中央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要职。1932年春，因心脏病而辞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居天津养病。不久病故，享年57岁。其有3子：长子马鸿逵、次子马鸿炳、三子马鸿燐（早死）。
“宁马”武装集团从一个地方实力派发展为独霸一方的军阀集团，完成在马鸿逵、马鸿宾兄弟之手。
马鸿逵：字少云、乳名三元，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生，毕业于清代的兰州陆军小学堂，曾任昭武军骑兵营帮带、营长。1921年，任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驻绥远。1925年归隶于西北军，所部改编为陆军第7师，任师长。陆军第7师从包头、五原移驻磴口，后迁宁夏金积、灵武。次年在援陕途中，被改编为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升任总指挥兼第7师师长。西安解围以后，1927年，马鸿逵随同冯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军军长。北伐告成，于“编遣会议”后，第四军缩编为陆军暂编第17师，马鸿逵因此对冯不满，遂于1929年5月与韩复榘、石友三共同倒冯投蒋，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赏现洋30万元，其部改暂编师为陆军第64师，旋扩编为第11军，马任军长兼64师师长。在1930年爆发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中，马部进一步扩大为讨逆军第15路军，马鸿逵爬上了总司令的高位。
1932年8月，马福祥病故以后，蒋中央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即以15路军总指挥兼35师师长的身份，率部于11月由信阳乘火车北上，经绥远转赴宁夏，于
马鸿宾：字子寅，在马福祥任宁夏护军使时期，先任昭武军骑兵营管带，后任甘肃新军司令。1921年继马福祥任宁夏镇守使，北洋政-府曾先后授予他二等大绶文虎、嘉禾章，并晋授陆军中将和将军府锐威将军、璞威将军，授勋四位。
1926年，国民军五原誓师后，马鸿宾部被改编为国民联军第22师，马鸿宾任师长，旋兼甘肃剿匪司令，率22师离宁进驻陕甘交界地区，担任剿匪任务，不久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24军军长，仍留驻陕西。
国民军势力东去后，从1930年至1933年，马鸿宾先后担任宁夏省主席、甘肃省主席和再度代理宁夏省主席等职。马鸿逵主政宁夏以后，马鸿宾即率部移驻金积、灵武一带，专任35师师长。“七七事变”以后，35师扩编为81军，马鸿宾以军长兼任第17集团军副总司令，曾率部开赴临河，担任绥西防守司令，配合傅作义部进行抗日。解放战争中，马鸿宾升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81军军长由其三子马惇靖接任。马惇靖部曾多次侵入我三边解放区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西北解放战争后期，马惇靖的81军和白海风的骑兵军合组为固原兵团，以马惇靖为兵团司令，追随马鸿逵、马步芳、胡宗南，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北进军。
至于“青马”武装集团的发家史，与“宁马”武装集团几乎同步发展，走过了一条基本相同的道路。这个集团的创始人是马海晏（字德庵），祖居青海柴冬岭（今甘肃省临夏县马集乡），后迁居藏（今青海省积石山自治县）。清同光年间西北回民大起义时，马海晏为河州回军先行官，是当时义军首领马占鳌的得力助手。左宗棠由宁夏调军进剿河州时，马海晏在新路坡大败湘军，为马占鳌创造了胜利投降的条件。其降后得七品军功顶带，任马占鳌靖南马队中旗帮带。西北的“青马”军阀就是从这时登台的。
庚子事件前，马海晏随董福祥武卫后军驻防京畿，任简练军旗官，曾与马福禄、马福祥兄弟并肩抗击过八国联军，退驻北京后，守卫于正阳门左侧。慈禧西逃时，护驾行抵宣化府病故。其有3子：长子马麒、次子马麟、三子马凤。
马麒：字阁臣，乳名尕七。其父马海晏死后，马麒由简练军哨官承袭父职。返甘后，率部驻防于巴燕戎格厅（今化隆回族自治县）的扎巴镇，依仗马安良的势力，由旗官一跃而为花翎衔循化营参将。他在马安良大旗的庇护下，利用手中的一点军权，把持地方政权，并与民族宗教势力相结合，取得了对该地区的撒拉、回等人民的绝对统治权，为其家族统治青海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中，马麒充当西北顽固派的打手，任马安良精锐军（西军）的帮统兼前军分统，率队将宁夏各地的民军镇-压下去，在宁夏府城、平罗县城等地对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和抢劫，使宁夏人民蒙受了一场浩劫。甘肃光复后，马麒投靠新都督赵惟熙，得任西宁镇总兵（后改镇守使），此时羽毛已渐丰满，即脱离了马安良的西军系统，自立“宁海军”，成为西北另一支独立的回族武装势力，从此“青马”军阀体系完全形成，正式开始了对青海各族人民长达40年的黑暗统治。
西北军入甘后，马麒的宁海军被改编为国民军第26师，任师长。1929年青海建省，马麒被任命为青海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未就职）。至中原大战紧张之际，青海省主席孙连仲东调参战，国民军无暇顾及后方，于是马麒东山再起。1930年1月，南京政-府任命马麒为青海省主席兼第一师师长，与蒋介石集团开始了结合。是年7月病故，享年63岁。其有3子：长子马步青、次子马步芳、三子马步瀛。
马麟：字勋臣，一直佐其兄马麒为开创青海的马家小朝廷，马麒死后继任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太子党势力壮大后，对其叔多方压迫与排挤，马麟无奈，赴麦加朝觐，归来后不久就失去了省主席的宝座，以国民政-府委员虚衔返回原籍居住，不久死去，享年73岁。其有两子：马步荣、马步援，均在青海任军职。
“青马”武装集团从一个地方实力派发展成为独霸一方的军阀集团，完成在马步芳、马步青兄弟之手。
马步芳：字子香，在青海军中历任营、团、旅、师长，1938年3月继任青海省主席后，兼82军军长，接着夺取了其兄马步青陆军骑兵第五军军长的军权。马步青被排挤出青海后，气愤不过，去重庆向蒋介石告状，遂以蒙藏委员会委员一职回河州居住，从此两兄弟互为水火。
马步芳在集军、政、特、教大权于一身后，便在青海大搞封建、军阀和特务相结合的法西斯统治，俨然以土皇帝自居。不仅广大回、汉族人民陷入苦海，连同海南广大藏族同胞亦受到压榨和屠杀。他还不断窥视新疆，1945年派马呈祥率骑五军入新疆，以协助维持局面为由，企图待机把新疆据为己有。
从以上西北诸马武装集团的发展史中可以发现，在老“西北五马”之后，还存在一个中间时代的“西北五马”，他们应是马麒、马麟、马廷勷、马璘、马福祥，然后就是军阀时代的新“西北五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和马仲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