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天发了帖子分析重庆股改失败原因，我的猜测有两个，一个是被高于国资委的高层突然叫停，另一个是重庆国资委的工作人员在进驻俱乐部查账后发现了问题，所以终止了股改。现在看来我的第二个猜测可能更接近事实。
《重庆队解散揭示足球股改伪命题，中超或跌入硬着陆时代》（体育大生意）
在这份草拟的股改方案中，两江集团占股60%股份，当代集团股权降至30%股权，力帆集团则继续保持10%的股权。按照约定，在股改成功后，两江集团将向新俱乐部投入3年1.5亿元。不过，在清偿俱乐部之前的债务方面，各方未能达成最终的一致。当代集团自身财务状况也急转直下，希望接盘者能够承担部分债务，但两江集团只肯同意在2021年4月30之后的债务由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分担。由于在俱乐部债务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这也造成事实上的股改方案流产。
《中国新闻周刊》的部分采访内容：
......（此处内容省略）
邵尚等两江俱乐部员工曾非常期待俱乐部股改成功。邵尚回忆，在推进俱乐部股改过程中，有关方面曾成立股改工作组，2022年春节过后，工作组派人进驻俱乐部近一个月时间，但之后“就没有再来过了”。
“这应该是没有再继续往下谈。”邵尚说，“据我们了解，最后没能进行下去的原因，是武汉当代集团想把（俱乐部）债务全部转到两江集团头上，两江集团不愿意。
......（此处内容省略）
从两篇文章都能看出，股改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债务问题，这是中国俱乐部轻资产和高负债的特征决定的。
一位自称是重庆力帆梯队球员朋友的人转述他朋友的话，这个爆料内容和《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内容很相似，只不过这个爆料又进一步升级，不但提到武汉当代集团想把俱乐部债务全部转到两江集团头上的说法，还说了俱乐部的实际债务比外界传的更高。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报道的全文
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唯一一支中超球队的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以下简称“两江俱乐部”）位于重庆市江北区繁华的洋河路段。5月18日下午，其大门口突然热闹起来：大门两侧及铁栅栏上都被贴上了白底黑字的巨型讨薪条幅。
条幅上的文字是：“为重庆而战义不容辞，欠薪两年青春不再”，“对得起重庆，对得起球迷，对不起家人”，“恳请社会各界帮助，保留重庆唯一足球火种，我们要生存，我们也要养家糊口，还我血汗钱。”
现场照片被人发布到网上，随即传播开来。
同一天，有两江俱乐部球员在新浪微博上贴出该俱乐部全体员工“致社会各界的一封信”，信中称，“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我们一直在遭受着欠薪的情况，截至目前我们中被拖欠工资最多的已达16个月……俱乐部员工大都难以维持正常生活，很多人在下班后去送外卖或跑滴滴，刷信用卡或借钱生活……”
而到了5月24日，传出了令舆论哗然的消息：两江俱乐部宣布退出中超联赛，球队解散。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其实，早在这次两江俱乐部讨薪事件被公开、球队随后宣布解散之前，该俱乐部的欠薪与债务问题已持续了很长时间，它不是孤例，而是近几年中国职业足球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此类非正常事件的频发，折射出的是中国足球职业化道路亟待突围的困局。
公开化的欠薪事件
在两江俱乐部做行政工作的邵尚（化名）是老员工了，他也被欠薪。邵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整个俱乐部有做后勤、行政方面工作的人员100多人，梯队教练、球员和教练也有七八十人。所有这些人都被欠薪。做后勤和行政工作的被欠薪10个月，“一分钱都不发，”一些一线队教练被欠薪更多，“欠了约16个月”。球员方面，据邵尚介绍，有单个球员被累计欠薪1000万元以上，欠薪五六百万的也有几个。
“整个俱乐部的欠薪应该有5000万。”邵尚说。
在邵尚等两江俱乐部员工看来，他们之所以被欠薪，直接原因是两江俱乐部的母公司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当代集团”）不再投入，“也就是说，资方不想再往球队这里花钱了”。
公开资料显示，两江俱乐部前身为1994年成立的武汉前卫足球俱乐部，1997年整体搬迁至重庆，2000年由重庆力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集团”）收购，重新组建为重庆力帆足球俱乐部。
邵尚回忆，那个时期的球队表现起伏不定，属于中下游球队，一度降到过中甲，然后返回过中超，又被降到中甲，最好的成绩是力帆集团刚接手就拿到了足协杯冠军。那个时期足球的投入还不是那么庞大，“每年力帆集团的投入几千万，球员工资也不像现在这么高，主力球员年薪也就一两百万。”在力帆集团时代，“从来没有出现过欠薪问题。”
2016年前后，因为力帆集团在财力上出现问题，球队对其负担很大，力帆集团决定把俱乐部转手。2017年1月，武汉当代集团入主，俱乐部更名为重庆当代力帆足球俱乐部。该俱乐部股东有二，作为大股东的武汉当代集团占股90%，由于重庆洋河路上的训练基地所有权属于力帆集团，力帆集团占股10%。
2021年3月，重庆当代力帆足球俱乐部更名为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查询工商资料可知，该俱乐部股东至今仍是武汉当代集团和力帆集团，两集团持股比例未变。而该球队自2014年冲超成功，至今已在中超8年。
据邵尚回忆，在武汉当代集团入主该俱乐部后，前期虽然会经常出现不按时发放奖金，工资有时拖欠几个月的情况，但问题还不严重，到了2019年，就开始出现大幅度欠薪的情况了，之后愈演愈烈，直至发生这次公开讨薪事件。
张良（化名）已经在两江俱乐部做了8年后勤，他回忆，俱乐部拖欠薪水的问题早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8年底就开始出现了，2020年上半年，武汉当代集团曾把之前的欠薪补齐过一次，但在那之后，欠薪问题就更严重了，“表现在半年发一个月工资或者打白条，”一直持续至今。
就张良所知，该俱乐部一位球队的后勤负责人，由于俱乐部没有打比赛的钱，该负责人就自掏腰包垫付，给球队购买机票、安排酒店住宿，该负责人被欠总共约150万。张良本人，则是被欠12个月薪水以及2020年度10几万元的比赛奖金。
失败的股权改革
武汉当代集团入主两江俱乐部时，正是中国足球的“金元时代”，各俱乐部不计成本，大手笔投入人力物力财力。邵尚回忆，武汉当代集团刚收购了这家俱乐部，就大幅提高球员年薪，赢球奖也大幅提高。“举例说，在力帆集团时代，赢了一场比赛，集团给球队的奖金一般都不会超过150万，当代集团进来以后，赢球奖最低都是300万。”
在两江俱乐部员工张良看来，他所在的这家俱乐部只是一个“小本经营的球队”，之所以会出现当下这么严重的欠薪危机，一个主要原因是为当年的“金元足球”所累。“球员工资开得高，一签又是签几年，其中还有很多我们搞不清楚的隐形的东西，于是债务越垒越高。”
两江俱乐部签下的球员，年薪高的达上千万。“足球这个行业很特殊，签了球员后，如果不用他上场，还是要给他钱。比如，一个球员签的年薪是600万，他在这儿待了三年，只在下面训练，比赛都没打过，1800万照样拿。”张良说，“这种情况很多，债务就垒高了，资方也感觉签起来没用，就拖工资，不想给。”
两江俱乐部欠薪问题不是孤例，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该年度中超16家俱乐部中，就有超过10家存在欠薪。2020年12月，中国足协公布了有关各级职业联赛的一系列新规定，包括俱乐部中性名、俱乐部限支出和球员限薪。2021年3月，有关部门开始推进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
而两江俱乐部就是最早启动股权改革的中超俱乐部之一。2021年7月，重庆市体育局曾起草过一份《关于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股权改革相关情况的告知函》，就俱乐部债务清偿、股权改革等事宜进行说明。在这份草拟的股改方案中，重庆两江新区国企将持有俱乐部60%股份，武汉当代集团保留30%股权，力帆集团则以训练基地作价，保持10%股权不变；2021年4月30日前的各种债务，由武汉当代集团解决；2021年4月30之后的债务，将由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分担。据媒体报道，在此之后，重庆两江新区的国企两江集团做出了3年投入1.5亿元的方案，首期5000万元资金也已打入两江俱乐部的账户。
邵尚等两江俱乐部员工曾非常期待俱乐部股改成功。邵尚回忆，在推进俱乐部股改过程中，有关方面曾成立股改工作组，2022年春节过后，工作组派人进驻俱乐部近一个月时间，但之后“就没有再来过了”。
“这应该是没有再继续往下谈。”邵尚说，“据我们了解，最后没能进行下去的原因，是武汉当代集团想把债务全部转到两江集团头上，两江集团不愿意。据我们所知，俱乐部现在至少欠债两个多亿，欠税也有几千万。”
宣布解散：中超再无重庆队？
其实，在5月18日公开讨薪之前几天，两江俱乐部的球员就已经停止训练了。这是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因为官方已经宣布，2022中超联赛将于6月3日开幕，比赛会在大连、海口、梅州三个赛区进行。
两江俱乐部本被分在海口赛区。5月20日，跟队的后勤张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如果是正常情况，他们本要在5月27号进入赛区，海口方面的工作人员已经就后勤工作联系过他，他只能回话说“我没办法回答你们，因为现在我们球队还有没有都不知道”。
这不是两江俱乐部球员因为讨薪问题第一次罢训。在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二阶段进驻赛场前，因为被欠薪，两江俱乐部球员就曾罢赛。2021年12月5日，重庆市体育局和两江新区管委会的领导对球员们做赛区前的动员，《中国新闻周刊》得到的现场录音显示，他们希望球员们能在该月9号顺利进入赛区，能完成比赛并顺利完成保级任务，而就欠薪问题，他们承诺，开会次日就能有500万进来，以解决队伍运行问题，并且在当年12月内，有关方面主导4家股东单位，力求一次性补发完毕2021年度5月1日到12月份的欠薪，同时要求武汉当代集团在2022年2月之前，把其他所有债务全部清除。
在这个“动员会”之后，两江俱乐部球员重新披挂上阵。邵尚回忆，在该赛季，“我们球队不但是打完了比赛，而且成功把级给保住了。”但是，“动员会”上对于欠薪问题的解决承诺，一直未得兑现。
而到了2022年中超新赛季开始前，两江俱乐部球员与员工先以拉条幅、发公开信的方式讨薪，却未能得到有关方面的回应。5月20日晚，两江俱乐部官方微博发布了全体教练球员“致社会各界的公开信”，愿意自动放弃2021年4月30日前俱乐部拖欠的薪水，“只要俱乐部与我们签署2021年5月1日之后的欠薪按照一定比例在一定时间内逐步偿还的解决方案，我们就愿意为这家俱乐部为城市在中超战场上战斗。”但是，之后几日，这一声明仍没得到回应。
到了5月24日，两江俱乐部向“全体同仁”发布了“关于退出中超联赛及停止运营的通知”。通知说，2016年底，武汉当代集团斥资5.4亿元接手俱乐部，六年多来累计投入逾30亿元，然而受疫情和足球行业发展模式的影响，俱乐部已负债累累，无力再维持运营；自2021年初起，武汉当代集团和政府相关部门多次探讨股改工作，以期保留重庆职业足球的火种，然而时至今日，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股改工作未能如期推进，俱乐部债务不断增加，账户被冻结，员工生活极度困难；经俱乐部股东会慎重研究，决定退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并解散球队。
对于欠薪问题，该通知说，“将通过后期的诉讼追偿、债务回款、资产出售以及集团借款等方式，持续筹措资金，尽最大可能逐步清偿。”
而球队被宣布解散，对于俱乐部的一些员工来说，早有心理准备。5月20日，邵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就表示：“如果宣布解散，就在下周。用我们领队的一句话说，我们俱乐部就是住进ICU的病人，现在就差拔掉氧气管一个动作了。”
5月24日，《中国新闻周刊》就两江俱乐部宣布解散一事致电重庆市体育局宣传处，该处工作人员表示，俱乐部宣布球队解散，这是俱乐部自己的行为，不需要政府部门来审批；对于欠薪问题，现在政府部门也很重视，正在做相关工作。
两江俱乐部已是三年内被解散的第三支中超球队，此前，天津天海俱乐部于2020年5月解散，2021年2月，作为卫冕冠军的江苏足球俱乐部也停止运营，江苏足球俱乐部前球员讨薪的消息已多次成为舆论焦点，至今未了。
“不仅仅是江苏队、重庆队，很多球队都出现过这类欠薪、解散的问题，这是批量出现的。”一位21世纪初曾在国家队任科研教练的足球界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时候，就需要反思一下职业足球的路，这个职业该怎么搭建，是要缩小规模，在一个小的环境里去想怎么降低成本，让它良性循环，还是打破体系，半职业半专业，回归一下再往前走。但是不管怎么走，不能任它再这样走下去。这需要进行整体谋划，需要大魄力来改变目前的状况。”
《重庆队解散揭示足球股改伪命题，中超或跌入硬着陆时代》（体育大生意）
经济鼎盛时，足球是中国企业彰显自身实力、养护政商关系的最佳名片，但当潮水退却时，足球却往往是那个率先被抛弃的蔽履，连个体面的告别都欠奉。
5月24日，中超的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公告，由于俱乐部债务不断增加，账户已被冻结，只能宣布退出中超联赛并解散球队，并勒令所有人必须在当天12点之前离开。
尽管此前重庆球员们多番讨薪未果已让外界有了球队随时可能宣布解散的心理准备，但当靴子正式落地时还是让所有人都倍感遗憾。不仅重庆球员和球迷悲鸣不已，所有中国体育产业人或许都有一种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无力感。
近几年，足球人的这种无力感逐步加剧，只不过，在2020天津天海解散、2021年刚加冕中超新科冠军108天的江苏苏宁解散时，由于这两家都是一掷千金的超级土豪，所以一些业内人士还在从技术层面提出应加速股改等专业建议，幻想能让其它中超俱乐部避免重蹈覆辙。但如今当一贯精打细算的重庆队也被迫解散时，更多的人终于意识到，中超俱乐部的巨额债务问题根本不是足球层面能够解决的问题，一如昔年中超金元足球最繁荣时也与彼时的联赛运营水准并无多少直接关系。
回看最近这三年解散的这三家中超球队，确实都已尽力施救，但难挽大局。天海当年公开打出“零元卖队”的旗号，苏宁曾向江苏省多个部门发出求援信号，如今的重庆队不仅多次探讨过股改方案，球员们也宣布愿意自动放弃2021年4月30日前俱乐部拖欠的薪水。要知道，天津、重庆是直辖市，而江苏更是我国常年GDP排名前三的经济强省，但在疫情蔓延之下，私企都在削减开支、储粮过冬，国企也要聚焦主业、以稳为主，整体经济大环境如斯，自然无人敢接盘。
作为中国职业体育改革的试验田和先行者，中超（前身为甲A足球联赛）不仅引领着整个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前景，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折射中国经济潮起潮落的一面镜子。2010年恒大接盘广州队时，彼时保级成功的广州队一年运营成本为4000万元，此后恒大开启中超金元时代，作为新三板公司，恒大淘宝足球的财报显示，俱乐部多个赛季的投入均高达20多亿，比如，2019年恒大俱乐部的总成本高达28.918948亿元，单赛季亏损超出19亿元。而根据重庆队的解散公告显示，2016年底，当时也正是中超金元足球最鼎盛时，当代集团斥资5.4亿元接手俱乐部，六年多来累计投入逾30亿元。
此外，根据重庆队领队魏新透露，2021年4月30日前，俱乐部的债务高达5.5169657587亿元，2021年5月-2022年3月俱乐部累计债务2.0213070203亿元，这意味着重庆队目前的债务已超过7亿元。作为一支在中超投资规模排名中下游的球队，重庆队的烧钱程度犹且如此，那些中超豪门昔日的豪奢程度和如今的欠薪金额更会超乎想象，区别只在于何时揭开这个盖子。本赛季，中国足协划分了三个时间节点俩要求各俱乐部分批解决欠薪问题，7月31日之前必须至少解决欠薪金额的30%，而7月31日前后可能就会爆出更多欠薪问题。
重庆队此番解散，针对欠薪问题也诚恳表态，将通过后期的诉讼追偿、债务回款、资产出售以及集团借款等方式，持续筹措资金，尽最大可能逐步清偿欠薪。但据体育大生意观察过往中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解散的大量案例，球员日后拿回欠薪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便诉诸法律也难有实际效果。而随着重庆队在新赛季开始前选择主动解散，在事实上导致重庆球员很难拿到过往所有欠薪，这恐怕会在中超内部引起连锁反应，毕竟中超有至少10家俱乐部都存在长期欠薪现象，不排除会有更多球员要求及时清偿欠薪。一旦集体爆雷，中超的金元时代只能被迫全面硬着陆，而这将是无解的难题。
中国足球讨薪缺乏真正的成功案例，俱乐部解散堵死维权路径
职业体育俱乐部欠薪在我国是常见现象，但体育大生意查阅了大量案例，很少有真正解决欠薪的成功前例。以中超为例，一旦俱乐部选择解散，那么从法理层面来看，无论是求助于联赛主管部门中国足协还是直接诉诸法院，都很难再拿到薪水。
根据《体育法》第32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 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而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专业的体育仲裁机构，体育仲裁权往往属于单项体育协会内设的仲裁委员会，并且协会章程均规定，出现纠纷，各方必须遵循本协会仲裁机构的仲裁。比如，《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就规定，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足协管辖范围内与足球运动有关的行业内部纠纷，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并且协会要求各方放弃诉诸法院的权利。
《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原文明确规定：“除本章程和国际足联另有规定外，本会及本会管辖范围内的足球组织和足球从业人员不得将争议诉诸法院”。而即便球员起诉到法院，多数法院往往也选择尊重体育行业的特殊规律和体育协会自治善治原则，从而驳回起诉，并建议寻求协会的仲裁。这会导致球员在事实上维权困难。
在足球欠薪问题上，中国足协在2017年之前的规定就是，只要欠薪，就直接撤销涉事俱乐部的准入资格，据体育大生意不完全统计，在1994-2017年之间大约有60家不同联赛级别的足球俱乐部因为欠薪问题被中国足协除名。而一旦俱乐部被取消注册资格，就不再是中国足协的会员单位，自然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对欠薪单位不再具有管辖权。即便要求俱乐部解散前偿还欠薪，但往往也不具备约束力。而随着俱乐部解散并宣告破产，即便球员诉至法院，法院强制执行时也没有多少资产可供执行，最终球员还是两手空空。
近年来，鉴于足球俱乐部欠薪问题频发，如果照旧“一刀切”直接取消注册资格，那么将有大量足球俱乐部会被解散，所以中国足协对欠薪的处罚进行了分级处理。《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2019年版）》专门对欠薪的处罚做出了调整规定：“将根据欠薪的情节严重程度，给予俱乐部警告、罚款、扣分、降级或取消注册资格的处罚。”
而自疫情发生以来，中超俱乐部的欠薪情况明显加剧，中国足协做出了进一步妥协。比如本赛季开始前，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在4月3日下发的《2022赛季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相关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各俱乐部本赛季不得有新的欠薪发生，分三个阶段来解决过往的欠薪问题，即今年7月31日前解决欠薪不低于总额的30%；10月31日前解决欠薪不低于总额的70%；12月31日前解决全部欠薪。未在相应时间完成偿还的俱乐部，将受到禁止2022赛季第二次转会窗口注册球员、扣除联赛积分、降级或取消准入资格等不同程度处罚。”
具体到重庆队欠薪的问题上，如重庆队领队魏新所言，重庆队目前欠薪超过7亿元。另有知情人表示，重庆队最早在2019年就已出现过欠薪现象，但未被公众所知罢了。针对欠薪问题，重庆队的解散公告明确表示：“将通过后期的诉讼追偿、债务回款、资产出售以及集团借款等方式，持续筹措资金，尽最大可能逐步清偿欠薪……俱乐部资产，包括家具、电器、设备、车辆等，都承载着清偿欠薪的使命，希望大家尽力保证俱乐部财产安全；同时也欢迎各位同仁积极协助寻找买家，尽快完成俱乐部资产处置及欠薪清偿。”
不过，随着重庆队解散，中国足协将对其不再具备管辖权。即便球员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发起仲裁请求，仲裁委员会大概率会以不再具有管辖权而婉拒，即便给重庆当地足协发文要求协助解决问题，恐怕也没有多少约束力可言。而在重庆队解散后，球员们当然可以通过法院起诉来追讨欠款，但考虑到重庆队的轻资产模式以及俱乐部的有限责任公司属性，法院虽然会强制重庆队偿还欠薪，但由于重庆队大概也没有多少资产可以处置，球员依旧很难拿到实际的薪水。
在重庆队之前，中国足坛曾零星出现过多次欠薪事件，多以俱乐部解散而告终。无论是广受瞩目的辽足欠薪还是苏宁解散，球员们虽然事后均穷尽了各种法律救济手段试图追讨欠薪，但就目前来看，没有多少实际效果。面对这种局面，中国足协应该担负时及早敦促俱乐部偿还欠薪的责任，不能总是眼睁睁看着俱乐部长达数月欠薪、最后靠解散一了百了。
中国足协未来也应参考国际足球联赛的财务信披模式来推进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可持续发展。比如欧足联推出的《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就倡导俱乐部财务公开透明，建立可持续的财务运营机制，通过信披来确保财务风险可控。但相比之下，中超足球俱乐部由于母集团奉行金元战略，疯狂烧钱，母集团不愿意向外界公开财务信息，再加之，俱乐部股权架构单一，也没义务向外界披露财务数据。所以，中超俱乐部的薪资情况外界很难有清晰的了解，往往只看到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盛况，一旦俱乐部被迫选择公开财务时，往往也就是债务如山、濒临破产之际。
中超倡导股改却难落实，俱乐部巨额债务成最大阻碍
在企业加速扩张时，金元足球无疑是企业实力的点缀饰品，而当经济下行时，金元足球只会让大多数俱乐部不堪重负，只能断臂求生。俱乐部股改、引入多元化股东曾被视为化解金元足球风险的好办法。
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方案》也专门提出通过股改来打造百年足球俱乐部：“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立足长远，系统规划，努力打造百年俱乐部。”
在2020年疫情发生后，中超俱乐部的母公司纷纷出现资金链紧张现象，股改正式被提上议程，但真正实现股改的成功案例犹如凤毛麟角，河南嵩山龙门俱乐部股改可能唯一值得分析的案例，该俱乐部从此前由河南建业集团投资，此后引入郑州和洛阳的两家国企并更名为河南嵩山龙门俱乐部，该俱乐部由郑州市国企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洛阳市国企洛阳旅游发展集团和建业集团各占40%、30%和30%的股份。但客观而言，该俱乐部的处境依旧非常微妙，并没有靠股改脱胎重生。
至于重庆队也曾试图通过股改而自救。重庆队在此番解散公告中专门强调：“自2021年初起，当代集团曾和重庆相关部门多次探讨股改工作，以期保留重庆职业足球的火种。然而时至今日，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股改工作未能如期推进，俱乐部债务不断累加，账户被冻结，员工生活极度困难。经俱乐部股东会慎重研究，我们非常遗憾的决定退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并解散球队。”
2021年初，在重庆市体育局的牵头协调下，重庆队成为中超最早推进股改方案的俱乐部之一。据体育大生意了解，重庆市体育局在此之前也曾问询过当地的几家企业，但都以“疫情之下实力不足”为由而予以婉拒。此后，经过多方协调，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集团”）终于同意参与股改。2021年7月，重庆市体育局起草《关于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股权改革相关情况的告知函》。
在这份草拟的股改方案中，两江集团占股60%股份，当代集团股权降至30%股权，力帆集团则继续保持10%的股权。按照约定，在股改成功后，两江集团将向新俱乐部投入3年1.5亿元。不过，在清偿俱乐部之前的债务方面，各方未能达成最终的一致。当代集团自身财务状况也急转直下，希望接盘者能够承担部分债务，但两江集团只肯同意在2021年4月30之后的债务由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分担。由于在俱乐部债务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这也造成事实上的股改方案流产。
显然，中超俱乐部债务问题如何清偿是阻碍中超俱乐部股改乃至转让的最大难题。此前，无论是天津天海还是江苏苏宁，都同意转让俱乐部100%的股权，但希望接盘者能消化俱乐部的债务，为此天海当时还明确提出可以零元卖队，虽然俱乐部估值超过7亿元，但只要接盘者可以承担俱乐部过往债务即可。如你所知，虽然万通等企业与俱乐部进行了接触，但最终还是在巨额债务面前选择放弃。
中超俱乐部在某种意义上是过去十余年中国房地产经济黄金时代的奢侈品，中超也随之成为各大房企掀起军备竞赛的第二战场，这也让中超俱乐部陷入揠苗助长的怪圈。虽然俱乐部在房价不断抬升时为房地产品牌进行了背书，但当房地产开始没落之际，金元足球的问题全面暴露。由于不具备自我造血能力，中超俱乐部长期入不敷出、债台高筑。根据恒大淘宝挂牌新三板时的财报显示，恒大足球俱乐部一度亏损超过70亿元，虽然恒大集团为此不断输血，但一旦需要转让俱乐部时，这些亏损就是账面的债务数字。试问今日之中国有多少企业可以坦然笑纳这么大体量的债务呢？
所以，中超足球俱乐部在事实上也沦为了经济学中的“大白象现象”（“大白象”是指一项很贵重，需要很高昂费用维持，但却难有巨大经济效益的资产。传说泰国国王如果不喜欢某人，便会送一只大白象给他，因为稀有的大白象，需要很高的成本才可养活，收到大白象礼物的人往往会因此倾家荡产）。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中超俱乐部即便是零元卖队也难以出手，是名副其实的负资产。
在重庆队解散后，曾执教过重庆队的韩国教练李章洙表示，重庆足球到了今天的地步不止是重庆足球的问题，是整个中国足球的问题。但面对中超俱乐部动辄数亿乃至数十亿的负债，考虑到体育产业是一门慢生意，这种体量的债务显然也超出了中国足球的能力范畴，这更像是叠加疫情因素后的中国房地产经济泡沫破裂后的烂尾楼。面对这种体量的硬着陆，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体育产业显然无能为力。至于未来的暴风雨如何猛烈，都只能引颈承受。
多说一句，职业体育本就是资本主义进入高度发达时代的产物，在欧美已历百年发展，但依旧会经常出现运营层面难以解决的新课题。职业体育作为舶来品，在我国发展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十多年的历史，本就可能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所以，我国职业体育发展历程中出现各类问题实属正常，这反过来在内循环时代将促使我国寻求有特色的职业体育发展新模式。比如，在5月24日重庆队宣布解散的同时，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个引人遐想的新企业注册信息，企业名称就叫：体总国家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
我前天发了帖子分析重庆股改失败原因，我的猜测有两个，一个是被高于国资委的高层突然叫停，另一个是重庆国资委的工作人员在进驻俱乐部查账后发现了问题，所以终止了股改。现在看来我的第二个猜测可能更接近事实。
《重庆队解散揭示足球股改伪命题，中超或跌入硬着陆时代》（体育大生意）
在这份草拟的股改方案中，两江集团占股60%股份，当代集团股权降至30%股权，力帆集团则继续保持10%的股权。按照约定，在股改成功后，两江集团将向新俱乐部投入3年1.5亿元。不过，在清偿俱乐部之前的债务方面，各方未能达成最终的一致。当代集团自身财务状况也急转直下，希望接盘者能够承担部分债务，但两江集团只肯同意在2021年4月30之后的债务由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分担。由于在俱乐部债务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这也造成事实上的股改方案流产。
《中国新闻周刊》的部分采访内容：
......（此处内容省略）
邵尚等两江俱乐部员工曾非常期待俱乐部股改成功。邵尚回忆，在推进俱乐部股改过程中，有关方面曾成立股改工作组，2022年春节过后，工作组派人进驻俱乐部近一个月时间，但之后“就没有再来过了”。
“这应该是没有再继续往下谈。”邵尚说，“据我们了解，最后没能进行下去的原因，是武汉当代集团想把（俱乐部）债务全部转到两江集团头上，两江集团不愿意。
......（此处内容省略）
从两篇文章都能看出，股改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债务问题，这是中国俱乐部轻资产和高负债的特征决定的。
一位自称是重庆力帆梯队球员朋友的人转述他朋友的话，这个爆料内容和《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内容很相似，只不过这个爆料又进一步升级，不但提到武汉当代集团想把俱乐部债务全部转到两江集团头上的说法，还说了俱乐部的实际债务比外界传的更高。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报道的全文
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唯一一支中超球队的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以下简称“两江俱乐部”）位于重庆市江北区繁华的洋河路段。5月18日下午，其大门口突然热闹起来：大门两侧及铁栅栏上都被贴上了白底黑字的巨型讨薪条幅。
条幅上的文字是：“为重庆而战义不容辞，欠薪两年青春不再”，“对得起重庆，对得起球迷，对不起家人”，“恳请社会各界帮助，保留重庆唯一足球火种，我们要生存，我们也要养家糊口，还我血汗钱。”
现场照片被人发布到网上，随即传播开来。
同一天，有两江俱乐部球员在新浪微博上贴出该俱乐部全体员工“致社会各界的一封信”，信中称，“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我们一直在遭受着欠薪的情况，截至目前我们中被拖欠工资最多的已达16个月……俱乐部员工大都难以维持正常生活，很多人在下班后去送外卖或跑滴滴，刷信用卡或借钱生活……”
而到了5月24日，传出了令舆论哗然的消息：两江俱乐部宣布退出中超联赛，球队解散。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其实，早在这次两江俱乐部讨薪事件被公开、球队随后宣布解散之前，该俱乐部的欠薪与债务问题已持续了很长时间，它不是孤例，而是近几年中国职业足球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此类非正常事件的频发，折射出的是中国足球职业化道路亟待突围的困局。
公开化的欠薪事件
在两江俱乐部做行政工作的邵尚（化名）是老员工了，他也被欠薪。邵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整个俱乐部有做后勤、行政方面工作的人员100多人，梯队教练、球员和教练也有七八十人。所有这些人都被欠薪。做后勤和行政工作的被欠薪10个月，“一分钱都不发，”一些一线队教练被欠薪更多，“欠了约16个月”。球员方面，据邵尚介绍，有单个球员被累计欠薪1000万元以上，欠薪五六百万的也有几个。
“整个俱乐部的欠薪应该有5000万。”邵尚说。
在邵尚等两江俱乐部员工看来，他们之所以被欠薪，直接原因是两江俱乐部的母公司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当代集团”）不再投入，“也就是说，资方不想再往球队这里花钱了”。
公开资料显示，两江俱乐部前身为1994年成立的武汉前卫足球俱乐部，1997年整体搬迁至重庆，2000年由重庆力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集团”）收购，重新组建为重庆力帆足球俱乐部。
邵尚回忆，那个时期的球队表现起伏不定，属于中下游球队，一度降到过中甲，然后返回过中超，又被降到中甲，最好的成绩是力帆集团刚接手就拿到了足协杯冠军。那个时期足球的投入还不是那么庞大，“每年力帆集团的投入几千万，球员工资也不像现在这么高，主力球员年薪也就一两百万。”在力帆集团时代，“从来没有出现过欠薪问题。”
2016年前后，因为力帆集团在财力上出现问题，球队对其负担很大，力帆集团决定把俱乐部转手。2017年1月，武汉当代集团入主，俱乐部更名为重庆当代力帆足球俱乐部。该俱乐部股东有二，作为大股东的武汉当代集团占股90%，由于重庆洋河路上的训练基地所有权属于力帆集团，力帆集团占股10%。
2021年3月，重庆当代力帆足球俱乐部更名为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查询工商资料可知，该俱乐部股东至今仍是武汉当代集团和力帆集团，两集团持股比例未变。而该球队自2014年冲超成功，至今已在中超8年。
据邵尚回忆，在武汉当代集团入主该俱乐部后，前期虽然会经常出现不按时发放奖金，工资有时拖欠几个月的情况，但问题还不严重，到了2019年，就开始出现大幅度欠薪的情况了，之后愈演愈烈，直至发生这次公开讨薪事件。
张良（化名）已经在两江俱乐部做了8年后勤，他回忆，俱乐部拖欠薪水的问题早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8年底就开始出现了，2020年上半年，武汉当代集团曾把之前的欠薪补齐过一次，但在那之后，欠薪问题就更严重了，“表现在半年发一个月工资或者打白条，”一直持续至今。
就张良所知，该俱乐部一位球队的后勤负责人，由于俱乐部没有打比赛的钱，该负责人就自掏腰包垫付，给球队购买机票、安排酒店住宿，该负责人被欠总共约150万。张良本人，则是被欠12个月薪水以及2020年度10几万元的比赛奖金。
失败的股权改革
武汉当代集团入主两江俱乐部时，正是中国足球的“金元时代”，各俱乐部不计成本，大手笔投入人力物力财力。邵尚回忆，武汉当代集团刚收购了这家俱乐部，就大幅提高球员年薪，赢球奖也大幅提高。“举例说，在力帆集团时代，赢了一场比赛，集团给球队的奖金一般都不会超过150万，当代集团进来以后，赢球奖最低都是300万。”
在两江俱乐部员工张良看来，他所在的这家俱乐部只是一个“小本经营的球队”，之所以会出现当下这么严重的欠薪危机，一个主要原因是为当年的“金元足球”所累。“球员工资开得高，一签又是签几年，其中还有很多我们搞不清楚的隐形的东西，于是债务越垒越高。”
两江俱乐部签下的球员，年薪高的达上千万。“足球这个行业很特殊，签了球员后，如果不用他上场，还是要给他钱。比如，一个球员签的年薪是600万，他在这儿待了三年，只在下面训练，比赛都没打过，1800万照样拿。”张良说，“这种情况很多，债务就垒高了，资方也感觉签起来没用，就拖工资，不想给。”
两江俱乐部欠薪问题不是孤例，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该年度中超16家俱乐部中，就有超过10家存在欠薪。2020年12月，中国足协公布了有关各级职业联赛的一系列新规定，包括俱乐部中性名、俱乐部限支出和球员限薪。2021年3月，有关部门开始推进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
而两江俱乐部就是最早启动股权改革的中超俱乐部之一。2021年7月，重庆市体育局曾起草过一份《关于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股权改革相关情况的告知函》，就俱乐部债务清偿、股权改革等事宜进行说明。在这份草拟的股改方案中，重庆两江新区国企将持有俱乐部60%股份，武汉当代集团保留30%股权，力帆集团则以训练基地作价，保持10%股权不变；2021年4月30日前的各种债务，由武汉当代集团解决；2021年4月30之后的债务，将由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分担。据媒体报道，在此之后，重庆两江新区的国企两江集团做出了3年投入1.5亿元的方案，首期5000万元资金也已打入两江俱乐部的账户。
邵尚等两江俱乐部员工曾非常期待俱乐部股改成功。邵尚回忆，在推进俱乐部股改过程中，有关方面曾成立股改工作组，2022年春节过后，工作组派人进驻俱乐部近一个月时间，但之后“就没有再来过了”。
“这应该是没有再继续往下谈。”邵尚说，“据我们了解，最后没能进行下去的原因，是武汉当代集团想把债务全部转到两江集团头上，两江集团不愿意。据我们所知，俱乐部现在至少欠债两个多亿，欠税也有几千万。”
宣布解散：中超再无重庆队？
其实，在5月18日公开讨薪之前几天，两江俱乐部的球员就已经停止训练了。这是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因为官方已经宣布，2022中超联赛将于6月3日开幕，比赛会在大连、海口、梅州三个赛区进行。
两江俱乐部本被分在海口赛区。5月20日，跟队的后勤张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如果是正常情况，他们本要在5月27号进入赛区，海口方面的工作人员已经就后勤工作联系过他，他只能回话说“我没办法回答你们，因为现在我们球队还有没有都不知道”。
这不是两江俱乐部球员因为讨薪问题第一次罢训。在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二阶段进驻赛场前，因为被欠薪，两江俱乐部球员就曾罢赛。2021年12月5日，重庆市体育局和两江新区管委会的领导对球员们做赛区前的动员，《中国新闻周刊》得到的现场录音显示，他们希望球员们能在该月9号顺利进入赛区，能完成比赛并顺利完成保级任务，而就欠薪问题，他们承诺，开会次日就能有500万进来，以解决队伍运行问题，并且在当年12月内，有关方面主导4家股东单位，力求一次性补发完毕2021年度5月1日到12月份的欠薪，同时要求武汉当代集团在2022年2月之前，把其他所有债务全部清除。
在这个“动员会”之后，两江俱乐部球员重新披挂上阵。邵尚回忆，在该赛季，“我们球队不但是打完了比赛，而且成功把级给保住了。”但是，“动员会”上对于欠薪问题的解决承诺，一直未得兑现。
而到了2022年中超新赛季开始前，两江俱乐部球员与员工先以拉条幅、发公开信的方式讨薪，却未能得到有关方面的回应。5月20日晚，两江俱乐部官方微博发布了全体教练球员“致社会各界的公开信”，愿意自动放弃2021年4月30日前俱乐部拖欠的薪水，“只要俱乐部与我们签署2021年5月1日之后的欠薪按照一定比例在一定时间内逐步偿还的解决方案，我们就愿意为这家俱乐部为城市在中超战场上战斗。”但是，之后几日，这一声明仍没得到回应。
到了5月24日，两江俱乐部向“全体同仁”发布了“关于退出中超联赛及停止运营的通知”。通知说，2016年底，武汉当代集团斥资5.4亿元接手俱乐部，六年多来累计投入逾30亿元，然而受疫情和足球行业发展模式的影响，俱乐部已负债累累，无力再维持运营；自2021年初起，武汉当代集团和政府相关部门多次探讨股改工作，以期保留重庆职业足球的火种，然而时至今日，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股改工作未能如期推进，俱乐部债务不断增加，账户被冻结，员工生活极度困难；经俱乐部股东会慎重研究，决定退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并解散球队。
对于欠薪问题，该通知说，“将通过后期的诉讼追偿、债务回款、资产出售以及集团借款等方式，持续筹措资金，尽最大可能逐步清偿。”
而球队被宣布解散，对于俱乐部的一些员工来说，早有心理准备。5月20日，邵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就表示：“如果宣布解散，就在下周。用我们领队的一句话说，我们俱乐部就是住进ICU的病人，现在就差拔掉氧气管一个动作了。”
5月24日，《中国新闻周刊》就两江俱乐部宣布解散一事致电重庆市体育局宣传处，该处工作人员表示，俱乐部宣布球队解散，这是俱乐部自己的行为，不需要政府部门来审批；对于欠薪问题，现在政府部门也很重视，正在做相关工作。
两江俱乐部已是三年内被解散的第三支中超球队，此前，天津天海俱乐部于2020年5月解散，2021年2月，作为卫冕冠军的江苏足球俱乐部也停止运营，江苏足球俱乐部前球员讨薪的消息已多次成为舆论焦点，至今未了。
“不仅仅是江苏队、重庆队，很多球队都出现过这类欠薪、解散的问题，这是批量出现的。”一位21世纪初曾在国家队任科研教练的足球界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时候，就需要反思一下职业足球的路，这个职业该怎么搭建，是要缩小规模，在一个小的环境里去想怎么降低成本，让它良性循环，还是打破体系，半职业半专业，回归一下再往前走。但是不管怎么走，不能任它再这样走下去。这需要进行整体谋划，需要大魄力来改变目前的状况。”
《重庆队解散揭示足球股改伪命题，中超或跌入硬着陆时代》（体育大生意）
经济鼎盛时，足球是中国企业彰显自身实力、养护政商关系的最佳名片，但当潮水退却时，足球却往往是那个率先被抛弃的蔽履，连个体面的告别都欠奉。
5月24日，中超的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公告，由于俱乐部债务不断增加，账户已被冻结，只能宣布退出中超联赛并解散球队，并勒令所有人必须在当天12点之前离开。
尽管此前重庆球员们多番讨薪未果已让外界有了球队随时可能宣布解散的心理准备，但当靴子正式落地时还是让所有人都倍感遗憾。不仅重庆球员和球迷悲鸣不已，所有中国体育产业人或许都有一种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无力感。
近几年，足球人的这种无力感逐步加剧，只不过，在2020天津天海解散、2021年刚加冕中超新科冠军108天的江苏苏宁解散时，由于这两家都是一掷千金的超级土豪，所以一些业内人士还在从技术层面提出应加速股改等专业建议，幻想能让其它中超俱乐部避免重蹈覆辙。但如今当一贯精打细算的重庆队也被迫解散时，更多的人终于意识到，中超俱乐部的巨额债务问题根本不是足球层面能够解决的问题，一如昔年中超金元足球最繁荣时也与彼时的联赛运营水准并无多少直接关系。
回看最近这三年解散的这三家中超球队，确实都已尽力施救，但难挽大局。天海当年公开打出“零元卖队”的旗号，苏宁曾向江苏省多个部门发出求援信号，如今的重庆队不仅多次探讨过股改方案，球员们也宣布愿意自动放弃2021年4月30日前俱乐部拖欠的薪水。要知道，天津、重庆是直辖市，而江苏更是我国常年GDP排名前三的经济强省，但在疫情蔓延之下，私企都在削减开支、储粮过冬，国企也要聚焦主业、以稳为主，整体经济大环境如斯，自然无人敢接盘。
作为中国职业体育改革的试验田和先行者，中超（前身为甲A足球联赛）不仅引领着整个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前景，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折射中国经济潮起潮落的一面镜子。2010年恒大接盘广州队时，彼时保级成功的广州队一年运营成本为4000万元，此后恒大开启中超金元时代，作为新三板公司，恒大淘宝足球的财报显示，俱乐部多个赛季的投入均高达20多亿，比如，2019年恒大俱乐部的总成本高达28.918948亿元，单赛季亏损超出19亿元。而根据重庆队的解散公告显示，2016年底，当时也正是中超金元足球最鼎盛时，当代集团斥资5.4亿元接手俱乐部，六年多来累计投入逾30亿元。
此外，根据重庆队领队魏新透露，2021年4月30日前，俱乐部的债务高达5.5169657587亿元，2021年5月-2022年3月俱乐部累计债务2.0213070203亿元，这意味着重庆队目前的债务已超过7亿元。作为一支在中超投资规模排名中下游的球队，重庆队的烧钱程度犹且如此，那些中超豪门昔日的豪奢程度和如今的欠薪金额更会超乎想象，区别只在于何时揭开这个盖子。本赛季，中国足协划分了三个时间节点俩要求各俱乐部分批解决欠薪问题，7月31日之前必须至少解决欠薪金额的30%，而7月31日前后可能就会爆出更多欠薪问题。
重庆队此番解散，针对欠薪问题也诚恳表态，将通过后期的诉讼追偿、债务回款、资产出售以及集团借款等方式，持续筹措资金，尽最大可能逐步清偿欠薪。但据体育大生意观察过往中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解散的大量案例，球员日后拿回欠薪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便诉诸法律也难有实际效果。而随着重庆队在新赛季开始前选择主动解散，在事实上导致重庆球员很难拿到过往所有欠薪，这恐怕会在中超内部引起连锁反应，毕竟中超有至少10家俱乐部都存在长期欠薪现象，不排除会有更多球员要求及时清偿欠薪。一旦集体爆雷，中超的金元时代只能被迫全面硬着陆，而这将是无解的难题。
中国足球讨薪缺乏真正的成功案例，俱乐部解散堵死维权路径
职业体育俱乐部欠薪在我国是常见现象，但体育大生意查阅了大量案例，很少有真正解决欠薪的成功前例。以中超为例，一旦俱乐部选择解散，那么从法理层面来看，无论是求助于联赛主管部门中国足协还是直接诉诸法院，都很难再拿到薪水。
根据《体育法》第32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 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而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专业的体育仲裁机构，体育仲裁权往往属于单项体育协会内设的仲裁委员会，并且协会章程均规定，出现纠纷，各方必须遵循本协会仲裁机构的仲裁。比如，《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就规定，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足协管辖范围内与足球运动有关的行业内部纠纷，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并且协会要求各方放弃诉诸法院的权利。
《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原文明确规定：“除本章程和国际足联另有规定外，本会及本会管辖范围内的足球组织和足球从业人员不得将争议诉诸法院”。而即便球员起诉到法院，多数法院往往也选择尊重体育行业的特殊规律和体育协会自治善治原则，从而驳回起诉，并建议寻求协会的仲裁。这会导致球员在事实上维权困难。
在足球欠薪问题上，中国足协在2017年之前的规定就是，只要欠薪，就直接撤销涉事俱乐部的准入资格，据体育大生意不完全统计，在1994-2017年之间大约有60家不同联赛级别的足球俱乐部因为欠薪问题被中国足协除名。而一旦俱乐部被取消注册资格，就不再是中国足协的会员单位，自然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对欠薪单位不再具有管辖权。即便要求俱乐部解散前偿还欠薪，但往往也不具备约束力。而随着俱乐部解散并宣告破产，即便球员诉至法院，法院强制执行时也没有多少资产可供执行，最终球员还是两手空空。
近年来，鉴于足球俱乐部欠薪问题频发，如果照旧“一刀切”直接取消注册资格，那么将有大量足球俱乐部会被解散，所以中国足协对欠薪的处罚进行了分级处理。《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2019年版）》专门对欠薪的处罚做出了调整规定：“将根据欠薪的情节严重程度，给予俱乐部警告、罚款、扣分、降级或取消注册资格的处罚。”
而自疫情发生以来，中超俱乐部的欠薪情况明显加剧，中国足协做出了进一步妥协。比如本赛季开始前，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在4月3日下发的《2022赛季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相关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各俱乐部本赛季不得有新的欠薪发生，分三个阶段来解决过往的欠薪问题，即今年7月31日前解决欠薪不低于总额的30%；10月31日前解决欠薪不低于总额的70%；12月31日前解决全部欠薪。未在相应时间完成偿还的俱乐部，将受到禁止2022赛季第二次转会窗口注册球员、扣除联赛积分、降级或取消准入资格等不同程度处罚。”
具体到重庆队欠薪的问题上，如重庆队领队魏新所言，重庆队目前欠薪超过7亿元。另有知情人表示，重庆队最早在2019年就已出现过欠薪现象，但未被公众所知罢了。针对欠薪问题，重庆队的解散公告明确表示：“将通过后期的诉讼追偿、债务回款、资产出售以及集团借款等方式，持续筹措资金，尽最大可能逐步清偿欠薪……俱乐部资产，包括家具、电器、设备、车辆等，都承载着清偿欠薪的使命，希望大家尽力保证俱乐部财产安全；同时也欢迎各位同仁积极协助寻找买家，尽快完成俱乐部资产处置及欠薪清偿。”
不过，随着重庆队解散，中国足协将对其不再具备管辖权。即便球员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发起仲裁请求，仲裁委员会大概率会以不再具有管辖权而婉拒，即便给重庆当地足协发文要求协助解决问题，恐怕也没有多少约束力可言。而在重庆队解散后，球员们当然可以通过法院起诉来追讨欠款，但考虑到重庆队的轻资产模式以及俱乐部的有限责任公司属性，法院虽然会强制重庆队偿还欠薪，但由于重庆队大概也没有多少资产可以处置，球员依旧很难拿到实际的薪水。
在重庆队之前，中国足坛曾零星出现过多次欠薪事件，多以俱乐部解散而告终。无论是广受瞩目的辽足欠薪还是苏宁解散，球员们虽然事后均穷尽了各种法律救济手段试图追讨欠薪，但就目前来看，没有多少实际效果。面对这种局面，中国足协应该担负时及早敦促俱乐部偿还欠薪的责任，不能总是眼睁睁看着俱乐部长达数月欠薪、最后靠解散一了百了。
中国足协未来也应参考国际足球联赛的财务信披模式来推进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可持续发展。比如欧足联推出的《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就倡导俱乐部财务公开透明，建立可持续的财务运营机制，通过信披来确保财务风险可控。但相比之下，中超足球俱乐部由于母集团奉行金元战略，疯狂烧钱，母集团不愿意向外界公开财务信息，再加之，俱乐部股权架构单一，也没义务向外界披露财务数据。所以，中超俱乐部的薪资情况外界很难有清晰的了解，往往只看到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盛况，一旦俱乐部被迫选择公开财务时，往往也就是债务如山、濒临破产之际。
中超倡导股改却难落实，俱乐部巨额债务成最大阻碍
在企业加速扩张时，金元足球无疑是企业实力的点缀饰品，而当经济下行时，金元足球只会让大多数俱乐部不堪重负，只能断臂求生。俱乐部股改、引入多元化股东曾被视为化解金元足球风险的好办法。
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方案》也专门提出通过股改来打造百年足球俱乐部：“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立足长远，系统规划，努力打造百年俱乐部。”
在2020年疫情发生后，中超俱乐部的母公司纷纷出现资金链紧张现象，股改正式被提上议程，但真正实现股改的成功案例犹如凤毛麟角，河南嵩山龙门俱乐部股改可能唯一值得分析的案例，该俱乐部从此前由河南建业集团投资，此后引入郑州和洛阳的两家国企并更名为河南嵩山龙门俱乐部，该俱乐部由郑州市国企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洛阳市国企洛阳旅游发展集团和建业集团各占40%、30%和30%的股份。但客观而言，该俱乐部的处境依旧非常微妙，并没有靠股改脱胎重生。
至于重庆队也曾试图通过股改而自救。重庆队在此番解散公告中专门强调：“自2021年初起，当代集团曾和重庆相关部门多次探讨股改工作，以期保留重庆职业足球的火种。然而时至今日，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股改工作未能如期推进，俱乐部债务不断累加，账户被冻结，员工生活极度困难。经俱乐部股东会慎重研究，我们非常遗憾的决定退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并解散球队。”
2021年初，在重庆市体育局的牵头协调下，重庆队成为中超最早推进股改方案的俱乐部之一。据体育大生意了解，重庆市体育局在此之前也曾问询过当地的几家企业，但都以“疫情之下实力不足”为由而予以婉拒。此后，经过多方协调，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集团”）终于同意参与股改。2021年7月，重庆市体育局起草《关于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股权改革相关情况的告知函》。
在这份草拟的股改方案中，两江集团占股60%股份，当代集团股权降至30%股权，力帆集团则继续保持10%的股权。按照约定，在股改成功后，两江集团将向新俱乐部投入3年1.5亿元。不过，在清偿俱乐部之前的债务方面，各方未能达成最终的一致。当代集团自身财务状况也急转直下，希望接盘者能够承担部分债务，但两江集团只肯同意在2021年4月30之后的债务由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分担。由于在俱乐部债务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这也造成事实上的股改方案流产。
显然，中超俱乐部债务问题如何清偿是阻碍中超俱乐部股改乃至转让的最大难题。此前，无论是天津天海还是江苏苏宁，都同意转让俱乐部100%的股权，但希望接盘者能消化俱乐部的债务，为此天海当时还明确提出可以零元卖队，虽然俱乐部估值超过7亿元，但只要接盘者可以承担俱乐部过往债务即可。如你所知，虽然万通等企业与俱乐部进行了接触，但最终还是在巨额债务面前选择放弃。
中超俱乐部在某种意义上是过去十余年中国房地产经济黄金时代的奢侈品，中超也随之成为各大房企掀起军备竞赛的第二战场，这也让中超俱乐部陷入揠苗助长的怪圈。虽然俱乐部在房价不断抬升时为房地产品牌进行了背书，但当房地产开始没落之际，金元足球的问题全面暴露。由于不具备自我造血能力，中超俱乐部长期入不敷出、债台高筑。根据恒大淘宝挂牌新三板时的财报显示，恒大足球俱乐部一度亏损超过70亿元，虽然恒大集团为此不断输血，但一旦需要转让俱乐部时，这些亏损就是账面的债务数字。试问今日之中国有多少企业可以坦然笑纳这么大体量的债务呢？
所以，中超足球俱乐部在事实上也沦为了经济学中的“大白象现象”（“大白象”是指一项很贵重，需要很高昂费用维持，但却难有巨大经济效益的资产。传说泰国国王如果不喜欢某人，便会送一只大白象给他，因为稀有的大白象，需要很高的成本才可养活，收到大白象礼物的人往往会因此倾家荡产）。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中超俱乐部即便是零元卖队也难以出手，是名副其实的负资产。
在重庆队解散后，曾执教过重庆队的韩国教练李章洙表示，重庆足球到了今天的地步不止是重庆足球的问题，是整个中国足球的问题。但面对中超俱乐部动辄数亿乃至数十亿的负债，考虑到体育产业是一门慢生意，这种体量的债务显然也超出了中国足球的能力范畴，这更像是叠加疫情因素后的中国房地产经济泡沫破裂后的烂尾楼。面对这种体量的硬着陆，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体育产业显然无能为力。至于未来的暴风雨如何猛烈，都只能引颈承受。
多说一句，职业体育本就是资本主义进入高度发达时代的产物，在欧美已历百年发展，但依旧会经常出现运营层面难以解决的新课题。职业体育作为舶来品，在我国发展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十多年的历史，本就可能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所以，我国职业体育发展历程中出现各类问题实属正常，这反过来在内循环时代将促使我国寻求有特色的职业体育发展新模式。比如，在5月24日重庆队宣布解散的同时，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个引人遐想的新企业注册信息，企业名称就叫：体总国家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