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师傅在车间内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周炜皓 记者｜潘俊文
编辑｜潘莉
距离“解脱”的日子近了，李同学又看到了希望。经历过近一年的工厂车间生涯，在充满噪音和工业废气的工厂门口徘徊一圈后，李同学的人生又将走回属于他的“正轨”。 2021年夏天，他从大连外国语大学毕业，开始了工厂车间生活。回顾过去的这段日子，李同学有时候会恍惚以为自己在做着一场梦。 尤其下了工的深夜，从车间的轰鸣声与刺鼻气味里离开，一个人躺在床上，他会陷入难以自拔的怀疑里，车间里被异化的生活，不只让自己怀疑起此刻的体验，还怀疑起世界的真实性。
2022年5月2日，公众号“富士康iDPBG郑州招募”发布消息，以8500元的高昂返费招聘工人。随后不久，有媒体报道称富士康在高速路口“抢人”，该消息迅速登上热搜。
富士康的焦虑并非唯一。实际上，就在稍早前的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就曾表示，外卖、电商、网络直播等吸引大量的年轻人就业，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工厂上班，导致产业工人空心化现象愈加突出。
但在武汉大学杨艳琳教授看来，制造业面临留不住年轻人的困境，是一种必然。他指出，制造业有它的特殊性，比较单调比较枯燥，特别当代制造业采用流水线自动化流程，工作起来就更单调乏味，“而年轻人，这个年龄段是热情奔放的，希望多元化，所以制造业提供的职业或者岗位，很大程度上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
前段日子，车间外的玉兰花开了，李同学经过玉兰花旁，对着头顶的蓝天挥了几拳，他说，没事的时候对着空气挥挥拳头，是种为自己鼓劲的方式。同样的动作，经常出现在三和大神们的自拍里。直到进了厂，他切身体会到了他们对未来的迷茫。
▲李师傅的视频截图
超长的实习期
进厂，是完全在李同学计划外的事情。
2021年毕业季的时候，他通过校招进入了现在就职的这家企业，人力部门跟他说，会有几个月在车间一线的实习期。据他了解，许多制造业企业都会有类似的要求，有的实习期短一点，3个月，有的长一些，6个月，但他没想到，自己的实习期会长达一年。
人力部门向李同学许诺，说进车间实习只是“一个学习产品工艺的过程”，他以为自己只需要在旁边跟着观摩、记录就够了，直到工人师傅把气枪递到他手上，让他学习怎么吹干净车身焊接后残留的金属漆和金属灰，他才察觉到事情不对劲。
实际上他的父亲就在工厂里担任技术员，但在成长的过程里，和车间里的一线工人之间几乎没有交集。
李同学成为了李师傅。
不知所措地学了几天，涂装车间浓烈的油漆味实在难以忍受，李师傅找到人力提出换岗，对方说给他的已经是“最轻松的岗位”。
实习的日子，他进过5个不同的车间，轮换了许多岗位，也跟过不同的师傅，有的看他大学刚毕业，不做什么严格要求，只要他辅助做些工作，也有的主张既来之则安之，让李师傅安排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没有任何特殊关照。
工厂里的时间是片段式的，早八晚九这一段，所有注意力都要放在眼前的工作上。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加上高度封闭的环境，李师傅说，人很容易陷入一种“脑子木掉”的状态，不知道自己在哪，在干什么，但身体还是在按照工序运动着。
没进厂的时候，他看视频里的三和大神白天上班晚上打游戏，觉得这些人不求上进，进厂以后，他理解了不求上进的实质：“没有精力和体力再做别的事情，打游戏已经是相对轻松的一个缓解方式了”。
李师傅不喜欢打游戏，他的消遣是看电影、听歌，这段时间他看了不少老电影，其中包括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在这部1936年上映的影片里，李师傅照见了困在车间里的自己，夸张荒诞的喜剧片外壳下，包裹着的情感和思想击中了他。
在自己记录工厂生活的vlog里，李师傅截取了《摩登时代》的片段，他用近似于告解的语气说：“很多事情，好像都变了，又好像都没变”。
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2022年5月2日，公众号“富士康iDPBG郑州招募”发布消息，以8500元的高昂返费招聘工人。随后不久，有媒体报道称富士康在高速路口“抢人”，该消息迅速登上热搜。
▲富士康招工现场
实际上，就在稍早前的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就曾指出，外卖、电商、网络直播等吸引大量的年轻人就业，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工厂上班，导致产业工人空心化现象愈加突出。他因此建议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面应共同努力，鼓励支持年轻人争当产业工人，缓解制造业招工难、用工难问题。
李师傅创作视频之初，是受了B站另一位up主“大猛子ym”的启发，在他看来，大猛子视频里的劝退、“牛马”背后，是对自我痛苦的排解。
李师傅的车间vlog里也能看到这种排解的痕迹。在他最早的作品里，面对才进厂的迷茫，他犹疑地发问：“不知道我的时代会不会来”。而在最新发布的视频里，他开始戏谑自己的生活：“不如去做焊工，至少让我枯燥的生活眼前一亮”。
但除了排解，对于自己的表达，李师傅还寄予了更深的含义，他希望可以展现出制造业从业人员面临的困难处境，这一点上，他认为自己和大猛子应该是一致的。
李师傅还记得，自己进过的制件车间里，工人们被6台800砘液压机包围，即使戴着耳塞、耳塞外罩着隔音耳罩，轰鸣声依然清晰，“不夸张地说，地都在抖，像在战场一样”。
而他和工友们，是这个战场上无声的士兵，沉默着在各自的岗位上运行，即使这轰鸣的巨大噪声，可能对他们的精神和听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已故诗人许立志，曾经这么描写工厂里的景象：
沿线站着/夏丘/张子凤/肖朋/李孝定/唐秀猛/雷兰娇/许立志/朱正武/潘霞/苒雪梅/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 ——许立志《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李师傅所在的制件车间
最难熬的日子
许立志死于2014年9月30日，享年24岁。
对于这位年轻的诗人，诗歌评论家秦晓宇的评价是：“工人的写作，哪怕仅仅书写的是自己的生活，也是在为这两亿多工人群体、命运的同路人立言，为底层的生活作证。”
李师傅很喜欢许立志，在学生时代，他也读过不少许立志的诗，这些诗歌在进入工厂以后，开始不受控制地从脑海里翻飞出来。李师傅说，有时候半夜下了工，喧闹的工厂沉入静谧，他会在宿舍里把许立志的诗找出来，一首一首细读。
李师傅对许立志的诗最深有同感的时候，是进厂的第5个月左右。那段时间加班很密集，面对每天无休无止低端、简单、重复的工作，他控制不住产生了辞职的想法，按照“厂狗”们的网络方言，就是“提桶跑路”。
在过去20多年的成长经验里，李师傅从来没从事过这么大体力的劳动，每天往返于需要装配的产品和承载物料的配送车之间，十几米的距离，在计步器里累计出两三万步。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重复，早上8:15到车间开晨会，8:30开始工作，在车上装配检修口、内饰等物料，每台车半个小时，闲的时候一天装九台车，忙起来可能十几台。
尤其新年前工作量提升，双休变成单休，李师傅的体力和精神都到了极限，组长找他加班的时候，他已经不想作出回应，“开始直接摆烂”。活撂在那没人干，组长打电话给李师傅，李师傅干脆关机，第二天早会上组长批评了他一顿，重新安排了工作，也没有向李师傅转正后要去的原单位告状，这事就此翻篇。
后来，李师傅觉得自己还是得到了特殊关照，大学毕业生身份，以及早晚要转正进入销售岗位的处境，都让他没有遭遇过多的恶意。而相对的，那些没有学历的普工，很难获得和他一样的优待。
在车间里的时候，李师傅很少能遇见年轻人，身边的工人师傅年龄普遍在三四十岁，偶尔会来几个被学校要求实习的中专、大专生，也都匆匆地来，熬够了实习时长就匆匆地走。但无论年纪如何，有一点是共通的，进入车间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同样的麻木。
在看一档对谈类节目的时候，李师傅听到一段对许立志的讨论，“现在一个假象是，什么选择都在，而另一个逼到你面前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多少选择”。
他还是选择了坚持，熬过最难熬的那段日子，继续在车间里等待转正的时刻到来。
巨大的焦虑
5月11日，前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储殷发表视频，呼吁双非院校毕业生不要介意下工厂，留在一线城市有挑战，可以看看新一线。
李师傅看到了这条视频，看完以后，他觉得储殷在“故意贩卖焦虑”。在他看来，进厂永远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除非薪水很高，或者工作环境好一点，能脱离生产线，“工厂目前来说，整体的效益和工作环境都不是很理想”。
但一个问题是，脱离生产线的岗位并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在工厂有过12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工艺师赵工（化名）指出，大多数工厂的配置都是职高技校生做工人，大专本科生做工艺和管理，工人是工厂里的绝大多数，工艺和管理不需要太多人，比如一个500人的工厂，工艺师可能十几个就够了。
2010年，赵工从一所中游二本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通过校园招聘进入一家大型民营企业，成为了一名工艺师，负责制订生产工艺，把零件的生产流程用本单位的设备来实现，形成流程文件，指导工人加工制造，不断改进工艺，提高制造质量。
在制造业浸淫多年，对于专业对口的大学生们，赵工推荐了三个就业方向，分别是工艺师、生产管理和支持方向。这些岗位的劳动环境都和工人相似，虽然不需要亲自操作设备加工，但要在车间里随时给车间工人服务。
至于专业不对口的大学生进厂，赵工并不看好，在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前提下，这些大学生可能不如中职生好用，“工人的活不是谁都能干的”。
▲冲压工段
进入工厂以后，李师傅花了两个多月才开始适应工厂的环境，而比起技能、体力上的不足，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焦虑和迷茫：不知道现在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不知道这个工作结束之后会带来什么，也不知道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流水线上看到的产品都一模一样，工作内容也一模一样，李师傅发觉自己从事的工作没有任何创造性，跟流水线上的机器和机械手没有多少区别。
只是偶尔，在朋友圈里看到那些保研、考研、考公或进了互联网大厂的同学们发的动态，他才会察觉自己内心巨大的焦虑来源于何处。
武汉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和劳动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杨艳琳教授认为，制造业面临留不住年轻人的困境，是一种必然。他指出，制造业有它的特殊性，比较单调比较枯燥，特别当代制造业采用流水线自动化流程，工作起来就更单调乏味，“而年轻人，这个年龄段是热情奔放的，希望多元化，所以制造业提供的职业或者岗位，很大程度上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
至于年轻人涌入外卖、快递等互联网新型服务产业，杨艳琳教授认为，这并不应被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外卖、快递是互联网新兴业态，天然对年轻人具有吸引力，服务行业本身又是一个多姿多彩的行业，更重要的是，除了自由的就业形式，在疫情影响下，这些行业的容量和收入本身也在提升，“它符合青年人就业的倾向”。
堪忧的劳动环境
李师傅觉得，年轻人不愿意进厂的根本原因，是劳动环境太差。
他现在所处的成车车间，已经比电子厂和汽车厂的其他车间环境好很多，“绝对算是中上等的工作环境了”。即使电钻、电扳手的声音很大，但也不至于造成特别大的情绪伤害，没有粉尘，没有光污染、强光刺激，也没有登高操作。
但不同的工作环境，代表着不同的价格。据李师傅观察，在普通工人中，焊工收入是最高的，算是比较有技术的工种，有焊工证的一天能收入300块钱；再次一点的是涂装工，涂装气味对身体损害非常大，较高的劳务报酬有一部分是对身体损害的补偿；最低档的就是装配工，环境相对要好，工作也更安全。
严格来说，工厂的收入并不算低。李师傅说，普通工人在高产期拿的底薪和加班费，按一周六天早8晚10的工作量算，每个月能拿到七八千左右——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2022届毕业生的平均期望月薪为6295元，并不比普工们的月收入高。
有趣的是，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与澎湃研究所联合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2019-2021年期间，用工价格呈现总体上升趋势，研究人员认为，这一趋势可能反映了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快速上涨。
▲轰鸣的机器
低技能劳动力，大多匹配于低端制造业部门，这些部门往往缺少良好的劳动环境、晋升空间和发展机遇，只能依靠提高待遇吸引年轻人。在这方面，装配大厂富士康就是范例，实际上，除了今年郑州富士康开出的8500元返费，富士康在过去也曾多次开出过上万元返费，在旺季吸引务工者。
在李师傅看来，只要是厂，精神层面上来说就都差不多。不管电子厂、汽车厂还是什么厂，工人的社会地位、薪资待遇其实没有本质差别，最多是去电子厂做1000，去哪个厂做2000，大部分工厂处于低端状态，需要从事大量体力劳动。
杨艳琳教授则指出，从全国整体来看，正是由于产业层次还不是很高，才会有对普工的用工荒问题。至于怎么应对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走两条路径，一方面是在保障普通工人就业权利的前提下，推动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则需要提高现有普通制造业工人们的劳动报酬，提供相应就业、安全保障。
劳动报酬，也是支撑李师傅熬过来的一部分原因。由于只是进入车间实习，他的薪资按原用人单位计算，每月的收入固定在8000以上，转正以后则可以过万，“如果不是为了这个转正，和以后的职业规划，我估计车间这种工作我是一天都干不下去的，现在算是熬出头来了，算是见亮了，解脱了”。
最容易的事
经历了近一年的工厂打磨，李师傅觉得自己改变了很多。
除了体能变好，以及高压工作带来的抗压能力，他开始学会用不同的态度应对身边的工友，灵活变通地处理人际，“老实巴交的人在工厂，就跟在工地一样很受排挤，或者是很遭罪很受累的，可能把脏活累活全推给你”。
比起体力劳动，李师傅认为学习已经是最容易的事情了，全靠主观督促自己做，有目标、有方向，知道未来会达成什么成果，不管好坏都会有个成绩出来。然而在车间里，人是被动的，被人督促着在流水线上工作，没有自由，没有意义，“相对来说，学习的精神压力已经轻松很多了”。
有同样想法的不止李师傅一个。2022年2月21日，B站up主“B仔努力工作吖”（下称B仔）用视频分享了自己进入工厂又离开的经历。大学毕业后，他前往深圳一家从事通讯设备研发制造的工厂，负责管理方面工作。
面对实际的工厂生活，B仔很快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虽然车间已经实行了7S管理，但机械运行时的噪音依然难以避免，另外，工厂车间的厕所清洁问题也让他无法忍耐，“你想想一条产线上有四五十号人，一个车间有若干条产线，这么多人上厕所，即使保洁阿姨经常打扫，厕所的环境也是十分不堪的”。
工作半年后，B仔决定离开车间，找一份不加班、周末稳定双休的工作，通过广东省统考后，他如愿“上岸”。回顾自己的工厂生活，B仔建议毕业生们“能读研的一定要读研”。
同样被工厂“劝退”的小琪（化名），则通过跨考选择了另一条路。小琪就读于华中某985高校的动力与机械学院，所学专业为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实习的时候，他去了一个汽车厂，感受过一线工作的辛苦——有些热处理的厂房温度很高，有些电镀的厂房空气中有很多刺激性气体，大部分厂房都有极大的噪音，虽然有一定的防护措施，但效果有限。
实习结束后，小琪把精力都投入到跨考当中，最终成功“上岸”计算机专硕。和他同班的19个人里，只有两个人选择直接就业，其中一个还是由于定向招生必须选择就业，其余的除了个别留学、少量跨考外，都选择了本专业考研保研深造。
学习机械自动化的小唐（化名），在2021年毕业后进入了某芯片制造厂担任设备工程师，在他看来，工作环境等方面不如人意还在其次，最难以适应的是工作强度：每年4个月夜班，夜班理论上12小时，有时候长达14个小时，上二休二，白班时候也常加班。
在小唐眼里，这份工作只是个考研失败后的过渡期，“基本进厂的都是找不到合适工作的，考研考公失败过渡的很多，算不上不错的出路，就是攒点钱能养活自己”。
过渡，意味着在短期内会离开，而考研、考公“上岸”，则是这些暂时栖身工厂的大学生们最常见的选择。
“上岸”的路并不轻松。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考研报考人数达到457万人，比去年增加80万，同比增长21.22%，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2022年国考人数也突破200万，报录比为68：1。
▲小组长的工位
升级的浪潮
在杨艳琳看来，“上岸”的热潮只是一种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年轻人就业期待和现实从业环境之间的落差。
直白来说，吸引年轻人考公、进国企的动机，无非是工作环境、职业稳定性以及职业发展前景这么几项，要改变年轻人的就业选择，与其去倡导、呼吁，不如切实地去改变那些需要人才的行业。从职业本身来看，制造业的发展显然也需要年轻人参与，也因此，制造业要提供更好的就业岗位，比如高新技术产业，从而吸纳更多高技能型人才就业。
北上广和互联网对年轻人就业的虹吸效应背后，是年轻人对更好的就业环境，更好发展前景的追求。在杨艳琳看来，产业升级的趋势这几年正在加强，广东已经有许多无灯车间投入使用，而对于知识型、技术型劳动者的需求，也会不断提高。
他指出，从未来来看，要进一步建设制造强国，就一定要对劳动者，特别是制造业企业中的工作者，提出知识化和技术化的要求。尤其今年职业教育法修订后，随着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这种变化会逐渐外显。杨艳琳判断，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内积效应加强，就业市场会形成高素质劳动者的存量，“逐步对企业的效率提高产生比较好的促进作用”。
实际上，对于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已经迫切了起来。据从事劳务中介6年的陈登科观察，企业的用人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叉车工、机修人员，以及激光、机床的缺口都很大，甚至催生了专门的培训学校，“方向就是比亚迪、富士康、立讯这些，专门针对里面的机器设备进行培训”。
人社部数据显示，在2021年三季度中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中，有58个与制造业有关。到2025年，国内制造业前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达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
这种升级的浪潮，也波及到了中小型企业。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力升机械有限公司厂长钟志军指出，近两年来，他们厂在不断升级技术，随着自动化技术的投用，工人规模从70余人缩减至如今的50余人。
相应的，对这些有技术的工人，工厂除了会抬高薪资标准、提供五险一金，还会不定期发放奖金，钟志军说：“像我们的机械自动化，操作起来调试的东西比较多，所以需要知识面广、动手能力又强的工人”。
作为工人的一员，李师傅觉得，变化的速度还是太慢了些，“这些车间的工人所从事的工作，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这些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但这些每天早出晚归勤劳工作的人，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
在他看来，知乎、B站上那么多人对土木机械这两个专业“劝退”，根源就在于此：传统制造业的工人、研发人员，甚至整个行业都不赚钱，没有人才愿意进来，行业发展不起来，就导致继续陷进不赚钱的恶性循环。
在离开车间前，李师傅觉得自己有必要为工友们争取一些什么：“他们应该获取更好的待遇，更好的生活，然后整个经济才可能更健康地发展”。
最好的选择
进厂以后，李师傅和大学同学们聊过车间生活，也有不少同学看到了他在B站上的帐号“李师傅的打工日记”，对于他的经历，同学们给出的反馈几乎都一致：同情，觉得惨，仅此而已。
这些同学们，有的选择了继续升学，有的选择了考公，有的已经进了互联网大厂，还有的正在享受GAP。看他们朋友圈的时候，李师傅总会想到1998《新华字典》修订本的那句话：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对李师傅来说，光明的前途已经近在眼前，他很快就能离开车间，完成坐进办公室的期待。
但最近，他总会想起新年后的一次对话，那时最繁忙的加班旺季已经熬了过去，他和另一位进车间实习的同事在工作的时候闲聊，感慨着哪天能坐办公室。
他们旁边，一位工人师傅边干着活边长叹一口气，说：“你们好歹有个盼头”。
李师傅突然意识到，在他们身边这些埋着头日夜苦干的人，许多已经不抱更多期待了，这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他们能看到的最好的前途，无非当个组长，再涨个几百块钱工资。
而这，或许是他们眼前最好的选择。
▲李师傅在车间内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周炜皓 记者｜潘俊文
编辑｜潘莉
距离“解脱”的日子近了，李同学又看到了希望。经历过近一年的工厂车间生涯，在充满噪音和工业废气的工厂门口徘徊一圈后，李同学的人生又将走回属于他的“正轨”。 2021年夏天，他从大连外国语大学毕业，开始了工厂车间生活。回顾过去的这段日子，李同学有时候会恍惚以为自己在做着一场梦。 尤其下了工的深夜，从车间的轰鸣声与刺鼻气味里离开，一个人躺在床上，他会陷入难以自拔的怀疑里，车间里被异化的生活，不只让自己怀疑起此刻的体验，还怀疑起世界的真实性。
2022年5月2日，公众号“富士康iDPBG郑州招募”发布消息，以8500元的高昂返费招聘工人。随后不久，有媒体报道称富士康在高速路口“抢人”，该消息迅速登上热搜。
富士康的焦虑并非唯一。实际上，就在稍早前的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就曾表示，外卖、电商、网络直播等吸引大量的年轻人就业，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工厂上班，导致产业工人空心化现象愈加突出。
但在武汉大学杨艳琳教授看来，制造业面临留不住年轻人的困境，是一种必然。他指出，制造业有它的特殊性，比较单调比较枯燥，特别当代制造业采用流水线自动化流程，工作起来就更单调乏味，“而年轻人，这个年龄段是热情奔放的，希望多元化，所以制造业提供的职业或者岗位，很大程度上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
前段日子，车间外的玉兰花开了，李同学经过玉兰花旁，对着头顶的蓝天挥了几拳，他说，没事的时候对着空气挥挥拳头，是种为自己鼓劲的方式。同样的动作，经常出现在三和大神们的自拍里。直到进了厂，他切身体会到了他们对未来的迷茫。
▲李师傅的视频截图
超长的实习期
进厂，是完全在李同学计划外的事情。
2021年毕业季的时候，他通过校招进入了现在就职的这家企业，人力部门跟他说，会有几个月在车间一线的实习期。据他了解，许多制造业企业都会有类似的要求，有的实习期短一点，3个月，有的长一些，6个月，但他没想到，自己的实习期会长达一年。
人力部门向李同学许诺，说进车间实习只是“一个学习产品工艺的过程”，他以为自己只需要在旁边跟着观摩、记录就够了，直到工人师傅把气枪递到他手上，让他学习怎么吹干净车身焊接后残留的金属漆和金属灰，他才察觉到事情不对劲。
实际上他的父亲就在工厂里担任技术员，但在成长的过程里，和车间里的一线工人之间几乎没有交集。
李同学成为了李师傅。
不知所措地学了几天，涂装车间浓烈的油漆味实在难以忍受，李师傅找到人力提出换岗，对方说给他的已经是“最轻松的岗位”。
实习的日子，他进过5个不同的车间，轮换了许多岗位，也跟过不同的师傅，有的看他大学刚毕业，不做什么严格要求，只要他辅助做些工作，也有的主张既来之则安之，让李师傅安排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没有任何特殊关照。
工厂里的时间是片段式的，早八晚九这一段，所有注意力都要放在眼前的工作上。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加上高度封闭的环境，李师傅说，人很容易陷入一种“脑子木掉”的状态，不知道自己在哪，在干什么，但身体还是在按照工序运动着。
没进厂的时候，他看视频里的三和大神白天上班晚上打游戏，觉得这些人不求上进，进厂以后，他理解了不求上进的实质：“没有精力和体力再做别的事情，打游戏已经是相对轻松的一个缓解方式了”。
李师傅不喜欢打游戏，他的消遣是看电影、听歌，这段时间他看了不少老电影，其中包括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在这部1936年上映的影片里，李师傅照见了困在车间里的自己，夸张荒诞的喜剧片外壳下，包裹着的情感和思想击中了他。
在自己记录工厂生活的vlog里，李师傅截取了《摩登时代》的片段，他用近似于告解的语气说：“很多事情，好像都变了，又好像都没变”。
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2022年5月2日，公众号“富士康iDPBG郑州招募”发布消息，以8500元的高昂返费招聘工人。随后不久，有媒体报道称富士康在高速路口“抢人”，该消息迅速登上热搜。
▲富士康招工现场
实际上，就在稍早前的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就曾指出，外卖、电商、网络直播等吸引大量的年轻人就业，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工厂上班，导致产业工人空心化现象愈加突出。他因此建议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面应共同努力，鼓励支持年轻人争当产业工人，缓解制造业招工难、用工难问题。
李师傅创作视频之初，是受了B站另一位up主“大猛子ym”的启发，在他看来，大猛子视频里的劝退、“牛马”背后，是对自我痛苦的排解。
李师傅的车间vlog里也能看到这种排解的痕迹。在他最早的作品里，面对才进厂的迷茫，他犹疑地发问：“不知道我的时代会不会来”。而在最新发布的视频里，他开始戏谑自己的生活：“不如去做焊工，至少让我枯燥的生活眼前一亮”。
但除了排解，对于自己的表达，李师傅还寄予了更深的含义，他希望可以展现出制造业从业人员面临的困难处境，这一点上，他认为自己和大猛子应该是一致的。
李师傅还记得，自己进过的制件车间里，工人们被6台800砘液压机包围，即使戴着耳塞、耳塞外罩着隔音耳罩，轰鸣声依然清晰，“不夸张地说，地都在抖，像在战场一样”。
而他和工友们，是这个战场上无声的士兵，沉默着在各自的岗位上运行，即使这轰鸣的巨大噪声，可能对他们的精神和听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已故诗人许立志，曾经这么描写工厂里的景象：
沿线站着/夏丘/张子凤/肖朋/李孝定/唐秀猛/雷兰娇/许立志/朱正武/潘霞/苒雪梅/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 ——许立志《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李师傅所在的制件车间
最难熬的日子
许立志死于2014年9月30日，享年24岁。
对于这位年轻的诗人，诗歌评论家秦晓宇的评价是：“工人的写作，哪怕仅仅书写的是自己的生活，也是在为这两亿多工人群体、命运的同路人立言，为底层的生活作证。”
李师傅很喜欢许立志，在学生时代，他也读过不少许立志的诗，这些诗歌在进入工厂以后，开始不受控制地从脑海里翻飞出来。李师傅说，有时候半夜下了工，喧闹的工厂沉入静谧，他会在宿舍里把许立志的诗找出来，一首一首细读。
李师傅对许立志的诗最深有同感的时候，是进厂的第5个月左右。那段时间加班很密集，面对每天无休无止低端、简单、重复的工作，他控制不住产生了辞职的想法，按照“厂狗”们的网络方言，就是“提桶跑路”。
在过去20多年的成长经验里，李师傅从来没从事过这么大体力的劳动，每天往返于需要装配的产品和承载物料的配送车之间，十几米的距离，在计步器里累计出两三万步。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重复，早上8:15到车间开晨会，8:30开始工作，在车上装配检修口、内饰等物料，每台车半个小时，闲的时候一天装九台车，忙起来可能十几台。
尤其新年前工作量提升，双休变成单休，李师傅的体力和精神都到了极限，组长找他加班的时候，他已经不想作出回应，“开始直接摆烂”。活撂在那没人干，组长打电话给李师傅，李师傅干脆关机，第二天早会上组长批评了他一顿，重新安排了工作，也没有向李师傅转正后要去的原单位告状，这事就此翻篇。
后来，李师傅觉得自己还是得到了特殊关照，大学毕业生身份，以及早晚要转正进入销售岗位的处境，都让他没有遭遇过多的恶意。而相对的，那些没有学历的普工，很难获得和他一样的优待。
在车间里的时候，李师傅很少能遇见年轻人，身边的工人师傅年龄普遍在三四十岁，偶尔会来几个被学校要求实习的中专、大专生，也都匆匆地来，熬够了实习时长就匆匆地走。但无论年纪如何，有一点是共通的，进入车间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同样的麻木。
在看一档对谈类节目的时候，李师傅听到一段对许立志的讨论，“现在一个假象是，什么选择都在，而另一个逼到你面前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多少选择”。
他还是选择了坚持，熬过最难熬的那段日子，继续在车间里等待转正的时刻到来。
巨大的焦虑
5月11日，前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储殷发表视频，呼吁双非院校毕业生不要介意下工厂，留在一线城市有挑战，可以看看新一线。
李师傅看到了这条视频，看完以后，他觉得储殷在“故意贩卖焦虑”。在他看来，进厂永远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除非薪水很高，或者工作环境好一点，能脱离生产线，“工厂目前来说，整体的效益和工作环境都不是很理想”。
但一个问题是，脱离生产线的岗位并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在工厂有过12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工艺师赵工（化名）指出，大多数工厂的配置都是职高技校生做工人，大专本科生做工艺和管理，工人是工厂里的绝大多数，工艺和管理不需要太多人，比如一个500人的工厂，工艺师可能十几个就够了。
2010年，赵工从一所中游二本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通过校园招聘进入一家大型民营企业，成为了一名工艺师，负责制订生产工艺，把零件的生产流程用本单位的设备来实现，形成流程文件，指导工人加工制造，不断改进工艺，提高制造质量。
在制造业浸淫多年，对于专业对口的大学生们，赵工推荐了三个就业方向，分别是工艺师、生产管理和支持方向。这些岗位的劳动环境都和工人相似，虽然不需要亲自操作设备加工，但要在车间里随时给车间工人服务。
至于专业不对口的大学生进厂，赵工并不看好，在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前提下，这些大学生可能不如中职生好用，“工人的活不是谁都能干的”。
▲冲压工段
进入工厂以后，李师傅花了两个多月才开始适应工厂的环境，而比起技能、体力上的不足，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焦虑和迷茫：不知道现在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不知道这个工作结束之后会带来什么，也不知道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流水线上看到的产品都一模一样，工作内容也一模一样，李师傅发觉自己从事的工作没有任何创造性，跟流水线上的机器和机械手没有多少区别。
只是偶尔，在朋友圈里看到那些保研、考研、考公或进了互联网大厂的同学们发的动态，他才会察觉自己内心巨大的焦虑来源于何处。
武汉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和劳动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杨艳琳教授认为，制造业面临留不住年轻人的困境，是一种必然。他指出，制造业有它的特殊性，比较单调比较枯燥，特别当代制造业采用流水线自动化流程，工作起来就更单调乏味，“而年轻人，这个年龄段是热情奔放的，希望多元化，所以制造业提供的职业或者岗位，很大程度上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
至于年轻人涌入外卖、快递等互联网新型服务产业，杨艳琳教授认为，这并不应被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外卖、快递是互联网新兴业态，天然对年轻人具有吸引力，服务行业本身又是一个多姿多彩的行业，更重要的是，除了自由的就业形式，在疫情影响下，这些行业的容量和收入本身也在提升，“它符合青年人就业的倾向”。
堪忧的劳动环境
李师傅觉得，年轻人不愿意进厂的根本原因，是劳动环境太差。
他现在所处的成车车间，已经比电子厂和汽车厂的其他车间环境好很多，“绝对算是中上等的工作环境了”。即使电钻、电扳手的声音很大，但也不至于造成特别大的情绪伤害，没有粉尘，没有光污染、强光刺激，也没有登高操作。
但不同的工作环境，代表着不同的价格。据李师傅观察，在普通工人中，焊工收入是最高的，算是比较有技术的工种，有焊工证的一天能收入300块钱；再次一点的是涂装工，涂装气味对身体损害非常大，较高的劳务报酬有一部分是对身体损害的补偿；最低档的就是装配工，环境相对要好，工作也更安全。
严格来说，工厂的收入并不算低。李师傅说，普通工人在高产期拿的底薪和加班费，按一周六天早8晚10的工作量算，每个月能拿到七八千左右——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2022届毕业生的平均期望月薪为6295元，并不比普工们的月收入高。
有趣的是，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与澎湃研究所联合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2019-2021年期间，用工价格呈现总体上升趋势，研究人员认为，这一趋势可能反映了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快速上涨。
▲轰鸣的机器
低技能劳动力，大多匹配于低端制造业部门，这些部门往往缺少良好的劳动环境、晋升空间和发展机遇，只能依靠提高待遇吸引年轻人。在这方面，装配大厂富士康就是范例，实际上，除了今年郑州富士康开出的8500元返费，富士康在过去也曾多次开出过上万元返费，在旺季吸引务工者。
在李师傅看来，只要是厂，精神层面上来说就都差不多。不管电子厂、汽车厂还是什么厂，工人的社会地位、薪资待遇其实没有本质差别，最多是去电子厂做1000，去哪个厂做2000，大部分工厂处于低端状态，需要从事大量体力劳动。
杨艳琳教授则指出，从全国整体来看，正是由于产业层次还不是很高，才会有对普工的用工荒问题。至于怎么应对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走两条路径，一方面是在保障普通工人就业权利的前提下，推动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则需要提高现有普通制造业工人们的劳动报酬，提供相应就业、安全保障。
劳动报酬，也是支撑李师傅熬过来的一部分原因。由于只是进入车间实习，他的薪资按原用人单位计算，每月的收入固定在8000以上，转正以后则可以过万，“如果不是为了这个转正，和以后的职业规划，我估计车间这种工作我是一天都干不下去的，现在算是熬出头来了，算是见亮了，解脱了”。
最容易的事
经历了近一年的工厂打磨，李师傅觉得自己改变了很多。
除了体能变好，以及高压工作带来的抗压能力，他开始学会用不同的态度应对身边的工友，灵活变通地处理人际，“老实巴交的人在工厂，就跟在工地一样很受排挤，或者是很遭罪很受累的，可能把脏活累活全推给你”。
比起体力劳动，李师傅认为学习已经是最容易的事情了，全靠主观督促自己做，有目标、有方向，知道未来会达成什么成果，不管好坏都会有个成绩出来。然而在车间里，人是被动的，被人督促着在流水线上工作，没有自由，没有意义，“相对来说，学习的精神压力已经轻松很多了”。
有同样想法的不止李师傅一个。2022年2月21日，B站up主“B仔努力工作吖”（下称B仔）用视频分享了自己进入工厂又离开的经历。大学毕业后，他前往深圳一家从事通讯设备研发制造的工厂，负责管理方面工作。
面对实际的工厂生活，B仔很快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虽然车间已经实行了7S管理，但机械运行时的噪音依然难以避免，另外，工厂车间的厕所清洁问题也让他无法忍耐，“你想想一条产线上有四五十号人，一个车间有若干条产线，这么多人上厕所，即使保洁阿姨经常打扫，厕所的环境也是十分不堪的”。
工作半年后，B仔决定离开车间，找一份不加班、周末稳定双休的工作，通过广东省统考后，他如愿“上岸”。回顾自己的工厂生活，B仔建议毕业生们“能读研的一定要读研”。
同样被工厂“劝退”的小琪（化名），则通过跨考选择了另一条路。小琪就读于华中某985高校的动力与机械学院，所学专业为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实习的时候，他去了一个汽车厂，感受过一线工作的辛苦——有些热处理的厂房温度很高，有些电镀的厂房空气中有很多刺激性气体，大部分厂房都有极大的噪音，虽然有一定的防护措施，但效果有限。
实习结束后，小琪把精力都投入到跨考当中，最终成功“上岸”计算机专硕。和他同班的19个人里，只有两个人选择直接就业，其中一个还是由于定向招生必须选择就业，其余的除了个别留学、少量跨考外，都选择了本专业考研保研深造。
学习机械自动化的小唐（化名），在2021年毕业后进入了某芯片制造厂担任设备工程师，在他看来，工作环境等方面不如人意还在其次，最难以适应的是工作强度：每年4个月夜班，夜班理论上12小时，有时候长达14个小时，上二休二，白班时候也常加班。
在小唐眼里，这份工作只是个考研失败后的过渡期，“基本进厂的都是找不到合适工作的，考研考公失败过渡的很多，算不上不错的出路，就是攒点钱能养活自己”。
过渡，意味着在短期内会离开，而考研、考公“上岸”，则是这些暂时栖身工厂的大学生们最常见的选择。
“上岸”的路并不轻松。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考研报考人数达到457万人，比去年增加80万，同比增长21.22%，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2022年国考人数也突破200万，报录比为68：1。
▲小组长的工位
升级的浪潮
在杨艳琳看来，“上岸”的热潮只是一种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年轻人就业期待和现实从业环境之间的落差。
直白来说，吸引年轻人考公、进国企的动机，无非是工作环境、职业稳定性以及职业发展前景这么几项，要改变年轻人的就业选择，与其去倡导、呼吁，不如切实地去改变那些需要人才的行业。从职业本身来看，制造业的发展显然也需要年轻人参与，也因此，制造业要提供更好的就业岗位，比如高新技术产业，从而吸纳更多高技能型人才就业。
北上广和互联网对年轻人就业的虹吸效应背后，是年轻人对更好的就业环境，更好发展前景的追求。在杨艳琳看来，产业升级的趋势这几年正在加强，广东已经有许多无灯车间投入使用，而对于知识型、技术型劳动者的需求，也会不断提高。
他指出，从未来来看，要进一步建设制造强国，就一定要对劳动者，特别是制造业企业中的工作者，提出知识化和技术化的要求。尤其今年职业教育法修订后，随着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这种变化会逐渐外显。杨艳琳判断，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内积效应加强，就业市场会形成高素质劳动者的存量，“逐步对企业的效率提高产生比较好的促进作用”。
实际上，对于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已经迫切了起来。据从事劳务中介6年的陈登科观察，企业的用人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叉车工、机修人员，以及激光、机床的缺口都很大，甚至催生了专门的培训学校，“方向就是比亚迪、富士康、立讯这些，专门针对里面的机器设备进行培训”。
人社部数据显示，在2021年三季度中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中，有58个与制造业有关。到2025年，国内制造业前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达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
这种升级的浪潮，也波及到了中小型企业。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力升机械有限公司厂长钟志军指出，近两年来，他们厂在不断升级技术，随着自动化技术的投用，工人规模从70余人缩减至如今的50余人。
相应的，对这些有技术的工人，工厂除了会抬高薪资标准、提供五险一金，还会不定期发放奖金，钟志军说：“像我们的机械自动化，操作起来调试的东西比较多，所以需要知识面广、动手能力又强的工人”。
作为工人的一员，李师傅觉得，变化的速度还是太慢了些，“这些车间的工人所从事的工作，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这些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但这些每天早出晚归勤劳工作的人，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
在他看来，知乎、B站上那么多人对土木机械这两个专业“劝退”，根源就在于此：传统制造业的工人、研发人员，甚至整个行业都不赚钱，没有人才愿意进来，行业发展不起来，就导致继续陷进不赚钱的恶性循环。
在离开车间前，李师傅觉得自己有必要为工友们争取一些什么：“他们应该获取更好的待遇，更好的生活，然后整个经济才可能更健康地发展”。
最好的选择
进厂以后，李师傅和大学同学们聊过车间生活，也有不少同学看到了他在B站上的帐号“李师傅的打工日记”，对于他的经历，同学们给出的反馈几乎都一致：同情，觉得惨，仅此而已。
这些同学们，有的选择了继续升学，有的选择了考公，有的已经进了互联网大厂，还有的正在享受GAP。看他们朋友圈的时候，李师傅总会想到1998《新华字典》修订本的那句话：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对李师傅来说，光明的前途已经近在眼前，他很快就能离开车间，完成坐进办公室的期待。
但最近，他总会想起新年后的一次对话，那时最繁忙的加班旺季已经熬了过去，他和另一位进车间实习的同事在工作的时候闲聊，感慨着哪天能坐办公室。
他们旁边，一位工人师傅边干着活边长叹一口气，说：“你们好歹有个盼头”。
李师傅突然意识到，在他们身边这些埋着头日夜苦干的人，许多已经不抱更多期待了，这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他们能看到的最好的前途，无非当个组长，再涨个几百块钱工资。
而这，或许是他们眼前最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