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打不下来不能把你撤了换人？

我觉得不一定，司马昭那时候已经非常不稳定了，弑君之后下面一堆人盯着他，如果钟会发育的好，司马昭真有可能挂了，可惜司马昭老狐狸，一方面派军队跟着钟会，一方面正大光明的抢功，灭了蜀国，他的位置才开始变得稳的。

恐日的难道不是任外交官蔡公识被残杀依然一枪不放的北伐军？

怎么不提冯玉祥先背刺郭和李景林在后方干起来了？郭起初也是和关东军打过招呼的，只是后来关东军不让郭使用南满铁路运兵。

转。

历史本身不能假设，我们只能用事实说话。

然而，历史上的郭松龄反奉战争，一样是取得了日本谅解之后的行动，换句话说，他是日本政府认可的，可以代替张作霖的“白手套”人选。

1925年秋，郭松龄以观战武官的身份到日本观摩日军秋季大演习，郭派出联系人驹井德三向日本高层传话说：

“决定让张作霖隐退，以便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政权，并为此筹措了四千万元的经费。可是，在满洲有日本的权益，所以得不到日本政府的谅解，就不能着手进行。因此，可否把我向政府有关方面引见一下。”

驹井特意反问说：“一旦独立政权建成，和日本的悬案就能解决吗？”

郭立即回答：“一定要一举解决问题。”

随即，驹井把郭引见给日军总参谋部第一课长小矶国昭（后来的甲级战犯）。小矶国昭表示说：“日本陆军决不干涉。”

郭松龄回国后，驹井认为只是一个课长的保证不足为凭，于是又到陆相宇垣一成那里取得了“严守中立”的诺言。驹井一经把对宇垣进言的成功信息通知给郭，郭立即发动了反奉战争。（顾明义：《郭松龄事件与日本》，《日本研究》杂志1986年第4期）

过往对于郭松龄反奉战争的解释，常常说是由于张作霖签订了新的卖国条约，收获了日本政府的支持，事实却是日本政府上至首相、下至外相币原、陆相宇垣都纷纷表态对张作霖的不支持、不反对，这种表态的背景恰是在郭军高歌猛进的条件下做出的，不难看出他们对郭松龄的偏袒。

而号称由他签署的条约，其实是出走大连的杨宇霆与满铁签署的，张作霖有可能完全不知情，因为杨宇霆失联多日，他还派人寻找过杨，当然，也不排除这是张作霖为了日后不认账刻意做戏的可能性。

张作霖真正的救命稻草来自于日本关东军。据岛田俊彦在《关东军》一书中记述：

在这次郭松龄事件中，白川司令官（白川义则）为什么对支持张作霖表示出这般热情？关于这一点，不难想象，白川与张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可是，除此之外，陆军内部的对抗也驱使白川援助张作霖。

当时的陆军省向每一个重要军阀将领都派去了一个“中国通”军人。给张作霖派去的是松井七夫，给冯玉祥派去的是松室孝良，给郭松龄派去的是佐佐木到一。因此，张作霖对郭松龄的决战，在另一个侧面，可以说是白川对佐佐木的较量，张作霖的胜利可以说是一位大将对一位少佐的胜利。

但是，不管白川个人动机如何，他无视中央的行动，开创了关东军独断专行的先例，问题十分严重。以某种期待和不安，迎来他们逐步增幅为大日本帝国尖兵的过剩意识的行动，实际上即始于此。

换句话说，关东军对张作霖的支持，实际上是对日本政府“满蒙政策”的对抗，而且还押对了宝，“抗”赢了，这无疑让关东军在对中国东北的政策干预上，取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同时对东三省的政治、军事形势有了更深刻的判断，直至走向“九一八”。

06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郭松龄反奉”事件，几乎把看似强大的奉军身上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大败之后，张作霖痛定思痛，开始整军经武，他总结自己战败，不是败于谋略不精，而是装备不好、训练不精、制度不新。

接下来就是开讲武堂、办兵工厂，买飞机、买大炮、买军舰，一切买买买。

军事正规化上，也下了狠心：全军和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副，全数改由军校出身的人充任。

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参谋长、团副以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

军需、军械和军法等也都做到了独立。（陈崇桥：《张作霖的崛起与覆灭》，《辽宁文史资料》第一辑）

截至1930年，驻辽宁的东北军，连长以上的军官几乎全是正规军校毕业的，各连的排长，大多数也是讲武堂毕业生。

在招兵上，1922年后奉系下发一系列文件，禁止收编土匪，如《不再收降胡匪》电；1923年12月后，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又下达命令，除重申1920年招募17-40岁的土生良家子要求外，还要求入伍士兵必须具备初小文化。

张作霖至少完成了自己嫡系奉军部队的正规化改造，这部分部队正是由他的亲儿子张学良统带，其正规化程度甚至超越了蒋介石的中央军，至于武器装备上，仅九一八时丢弃的250门山野炮，虽然大部分是淘汰下来的旧炮，也已经超过了中央军拥有的总和。

然而，奉军完全是一支纸面上的“强军”，一只纯粹的纸老虎。

1925年11月，郭松龄刚刚率7万大军起兵反奉，一路势如破竹。

12月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向郭松龄和奉军发布第一次警告，要求战争中保护日本权益。13日，日军守备队干脆出兵阻止郭军渡过辽河，当日，关东军又以战线接近南满附属地为由，禁止双方在铁路周围30公里范围交战，15日，关东军司令部又瞒着日本国内，给郭军的警告加了一条，“如不听劝阻，立即解除你们的武装。”（岛田俊彦著《关东军》）

关东军的表态和行动，让奉军上下有了底气，不久后，在巨流河畔，张学良亲自出马抵御，黑、吉两省援军云集，2万郭军面对5万奉军迅速瓦解，所谓的激战仅仅造成了1000多人的伤亡，郭松龄等人弃军逃亡。

哪怕在之前顺风顺水的情况下，“虎将”郭松龄在战争中，坐拥7万奉军精锐，却害怕部队倒戈，只敢把军饷、经费和夫人、幕僚放在铁路上的一趟列车上，临战时，往往只用炮兵猛轰驱赶敌军而不敢出动步兵进攻。

郭军斗志之低下也令人无语，根据参战者回忆，郭军的各旅旅长，绝大部分没有战斗欲望，而下级军官则在张学良的喊话下，整营、整连地倒戈。在黑龙江骑兵突袭郭军后勤得手后，郭军已基本处于瓦解状态。

而对面的奉张部队的表现也并不光彩，往往在郭军并不猛烈的炮火轰击中即告溃散，扔下阵地，任由郭军占领。

郭军在战时的主要伤亡，甚至主要是由于缺乏棉衣而冻伤的……

而奉军精锐在此战中表现出的德行，并没有因为“内战”、“国战”的区别而有所变化，在张学良发动的“中东路事件”中，日本观战军官对东北军表现的评价是：

在中苏发生纠纷时，张学良军简直是乌合之众。他们只靠人多，可是一受到苏军攻击便立即溃逃。之所以如此脆弱，是由于装备陈旧，官兵素质低下，教育训练不足，斗志不旺，团结力弱等因素。

尤其在受到炮击的情况下，张学良军的脆弱性暴露得更为明显。（林三郎编著《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

就此而言，“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精锐第七旅和卫队统带部第二队的表现也就毫不奇怪了，哪怕他们得到了抵抗的命令，也不会打得多么漂亮。

日本人说东北是谁的，东北就是谁的，这一点早在张作霖起家的时候就是了，宽城子事件日本人就把吉林给了张作霖，北洋政府连屁都不敢放
郭乱之中，张郭双方也是在日本人那里寻求支持，只不过最后支持张作霖的日本人占了上风（或者说敢下手，直接派军队下场打），就像皇姑屯后支持张家的日本人占了上风一样，张家保住了东北王的地位
等918的时候，不支持张家的势力取得了胜利，张学良就滚蛋了

邓艾：那你去问刘禅啊，我都没想到他能投得这么干脆

邓艾可能200年前那个邓禹有点亲戚关系   有样学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