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室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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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希尔斯堡惨案对于利物浦俱乐部发展的重要影响无须赘述，达格利什的离开也和此事紧密相关；今年，当利物浦重新迎回达格利什，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国王的回归也使得这次周年纪念显得格外特殊。

多年来，人们总是有这样一个疑问——当时的达格利什究竟经历了什么以至于让这位红军战士竟然选择了离开安菲尔德？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选取了达格利什自传中关于那次事件的的回忆，与利物浦球迷分享，看看国王作为当事人有怎样的亲身经历，同时也向逝去的96条生命致以我们深深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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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1989年4月15日星期六那天发生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充满痛苦与愤怒，令人沮丧的任务。二十一年过去了，我仍然很难让我自己写下或者说出它的名字——希尔斯堡仍然是我心头拔不去的那根刺。那一年，我们连续第二个赛季和诺丁汉森林在足总杯半决赛中相遇，比赛的地点也依然被定在谢菲尔德星期三队的主场希尔斯堡球场。星期五的早晨天气清冷，在梅尔伍德基地完成训练后，全队一起驱车穿过奔宁山脉，前往谢菲尔德。M1公路上的施工耽误了点时间，使得我们在午后才到达谢菲尔德的Hallam Towers酒店。我对此有些恼怒却又无可奈何，但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路上的交通管制只是后面一系列悲剧的开始。



作为主教练，我信任管理机构会确保球队安全地到达球场，也期待球迷们能够得到同样的待遇。经历了来时的道路施工，我猜想警察部门会考虑到球迷的心情，为他们前往希尔斯堡提供方便。施工的计划早在几周前就已经确定，有关方面有充足的时间就道路造成的延误通知包括足总在内的所有人。到现在，我仍强烈的感觉到，希尔斯堡的悲剧最早就是从各个郡的警察部门缺乏沟通开始的。为什么他们没有事先交流？为什么南约克郡的警方没有和默西塞德的警方沟通，让他们告诉球迷早些动身？通信手段和渠道都是存在的，就像我们在事发后的星期一从安菲尔德动身去看望受伤的球迷时证明的那样，从利物浦到谢菲尔德这段旅程需要的到三个郡警方的通力合作。一路上我们分别得到了默西塞德，大曼彻斯特和南约克郡警方的护送。各方通过无线电顺利完成了接力护送的任务。既然他们可以为利物浦俱乐部做到这一点，为什么球迷们就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呢？有些人把事情给搞砸了。


下榻在Hallam Towers酒店，我们把自己和外界分隔开。星期六早晨，阳光明媚，我带着队员外出散步，在午饭前做做拉伸。一切都和以往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又一个由各种例行公事组成的普通比赛日。快到下午一点时，我和Ronnie(罗尼-莫兰)和Roy(罗伊-埃文斯)谈起把Al(阿兰-汉森)排入对阵诺丁汉森林的首发阵容。赛季之初Al在拉科鲁尼亚受伤，几个星期前才刚刚恢复训练，所以派他上场有些冒险。“这是半决赛，重要的较量，我需要Al的经验，”我解释到。他们点头表示同意，他们俩也有信心Al能够顺利回归比赛。我让Roy上楼去找Al。



“来吧，我们要派你首发了。”Al一露面我就对他说。

“啊，我还不能踢，我还没有准备好。”

“这不是你的问题，Al，问题在我。我对此你上场比赛负责。你不会担当队长，这对Vitch(罗尼-惠兰)不公平。你受伤时，他已经当了一个赛季的队长了。”

“没问题，头儿。”说完，我们一起坐上球队大巴前往球场。





过去我总是很享受在希尔斯堡的比赛，旧式的球场，热烈的氛围还有宽大的看台，钢筋柱子在看台中间竖起，支撑着顶棚。在1989年4月15日之前，每当我走入这座球场，我都会回想起英格兰足球的悠久历史。和维拉公园以及偶尔的埃兰路球场一样，希尔斯堡是其中一个传统的足总杯半决赛比赛地，一座足总信任的球场。但就我从安菲尔德内部的讨论中听到的消息，利物浦对那场比赛的球票分配——把利物浦球迷单独安排在Leppings Lane看台(西端看台)的做法——很不满意。在利物浦队看来，KOP们理应得到更多的位置，因为他们在数量上更为庞大。森林队的球迷对他们的球队同样忠诚，同样狂热，但在数量上他们确实不如利物浦球迷。但相对于利物浦队的得到Leppings Lane看台的24000张球票，森林队球迷却得到了对面能够容纳28000人的KOP看台(希尔斯堡的东端看台)。这样的分配是极其错误的，很明显没有考虑到双方球迷数量的对比。



PBR(皮特-罗宾逊：前利物浦CEO)在当时也要求足总能够将KOP看台分给利物浦球迷，在他看来足总的逻辑是有误的。我或多或少还是能够理解足总的做法，他们不过是照章办事，并且前一个赛季的位置分配也是如此，并且没有造成悲剧的后果。但只要有谁翻一翻历史就会知道，1981年在这里举行的足总杯半决赛热刺对狼队的比赛中就曾经发生过踩踏事件。我一直强烈地感觉到，希尔斯堡惨剧是注定会发生的。



根据官方的说法，之所以森林队球迷被分配到KOP看台仅仅只是因为方位原因。从我多次来到希尔斯堡的经历看来，我不同意官方的“因为森林队球迷从南边而来所以更方便进入KOP看台(诺丁汉在谢菲尔德南边，利物浦在谢菲尔德西边)”的说法。前往希尔斯堡球场，两队的球迷都需要在M1公路的36号路口转下，然后沿A61号路前往KOP看台。不管是沿高速公路南下的利物浦球迷还是北上的诺丁汉森林球迷，这都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去Leppings Lane看台，或者西端看台，的路程对两队球迷来说都很复杂。因为道路施工而耽误的利物浦球迷，为了要赶上3点开球前到达球场，正在与时间赛跑。



即便是在那场比赛之前，警方就应该能够察觉对于一个足球比赛日，球迷的数量有些太少了。从他们自己的证据来看，他们也承认在下午两点时只有12000名球迷到达了球场，比一年之前同样的一场比赛的这个时候少了8000人。西端看台的1，2，6，7区空空荡荡，而3和4区已经基本坐满。法官泰勒在他事后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利物浦球迷只有23个旋转闸门供以检票入场，而森林队球迷则有60个闸口。我不是建筑师或者工程师，但这看上去确实是一个严重的设计缺陷，特别是对于那些拥有北端看台的球票的利物浦球迷来说，他们也必须通过西端看台进入球场。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的儿子Paul当时就坐在那里。



希尔斯堡的布局问题早就应该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问题在1981年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尽管1988年的半决赛没有出现问题 。但不管球场的设计有如何的缺陷，我始终坚定的认为希尔斯堡悲剧的发生归根到底是由于失败的管理。没人能够预先感知灾难的发生，但是当问题出现时，当利物浦球迷因为其他的客观原因迟到时，那些负责的人就应该拿出更好的对策。不幸的是，那天在希尔斯堡执勤的官员是第一次负责足球比赛的治安。绝大部分的责任应该归咎于总警司David Duckenfield。在面对危机时，一个警察的责任是作出迅速的反应，但Duckenfield没有。



下午两点时，当意识到球迷被堵在了高速公路上，Duckenfield就应该考虑告诉裁判Ray Lewis推迟开球时间。这场比赛没有现场直播，所以不会对转播机构有任何影响，比赛双方也不会介意将比赛时间推迟15或者20分钟。或许会有少数球员抱怨“发生了什么？”，但他们也会接受这样的决定。Ray是一个好人一个好裁判，他也不会反对这样决定，足总同样不会表示异议。但发生的事实却是，下午两点一刻，球场广播通知3和4区的球迷向前移。这表明警察们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但为什么他们只是通过广播的了了数语通知球迷而没有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呢？开球时间本可以被推迟，然后通过BBC的广播通知还在路上的球迷。西端看台一方场外的警察也本可以告诉球迷不必着急。就我从泰勒报告知道的情况，警方在两点半时讨论了推迟开球的可能但随后否决了这一建议，事实证明他们的决定是致命的。



当球员们2点25分步入球场热身时，他们对西端看台正在发生的悲剧浑然不觉。我留在更衣室，思考是否漏掉了任何的指示，翻阅比赛战术，上厕所，然后才慢条斯理地换上球衣，穿上球鞋。现在想起来，想到当时更衣室里的平静，和事后意识到利物浦球迷已经开始在西端看台遭受痛苦，就让人浑身发抖。在那之后，我和很多在灾难中去世的球迷的父母有过交流，其中就包括Trevor Hicks。这个令人敬畏的男人在那场灾难中失去了两个女儿Sarah和Victoria。他告诉我他当时在靠旁边的小区，相对比较空。Sarah和Victoria在在看台中央小区，根据泰勒报告，2点30分时，那里已经坐满。警察们有闭路电视，他们知道问题的存在，但他们却犹豫了。我永远都不会放弃我的观点：Duckenfield缺乏管理如此重要比赛的经验。我认为他不懂如何去指挥人群，他也不理解球迷想要进场的急切心情。他作出的唯一决定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Duckenfield需要处理两个地方的球迷拥堵——西端看台之外的和之内的。他很不明智地在2点47分下令打开出口疏散人群，但这带来的后果却是人流开始涌入已经有利物浦球迷站定的一块区域。急切想要进入球场的球迷们冲进了西端看台下的一条通道。我从泰勒报告中了解到，据警方估计，在仅仅五分钟之内，就有2000名球迷涌入了这条通道。而其中的大部分的球迷都是冲入了已经挤满了球迷的看台中央的小区。前面有铁丝网，后面是不断拥挤的人群，3号区变成了人间地狱。为了缓解场外的压力，Duckenfield却突然决定向场内疏散人群。我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警方在打开闸门时没有指导球迷向左或者右转，而是任由他们挤向中间的通道。他们当时只需要说一句“大伙儿不好意思，中区已经满了，大家往两边走”。我仍然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在瓶颈形成之前就早点打开闸门。警察们应该知道那些想要进场的球迷都是有球票的。



利物浦球迷们就像牲口一样被赶入3号和4号区。即便是区(pen)这个词听上去就像是管理牲口一样，这也很清楚地提醒我那时的管理机构是如何对待球迷的。对于那些习惯了进入安菲尔德的KOP看台然后找到自己位置的球迷来说，来到不熟悉的希尔斯堡球场，他们会更倾向于跟着大家相同一个方向移动。大量的球迷冲进中区，挤压了看台前端的球迷。有些球迷试图爬过铁丝网却被警察拦回。八十年代正是足球流氓在英国泛滥的时代，所以场外的大多数人都先入为主的认为他们和警察打起来了。而没有人意识到，球迷们只不过是想逃生而已。



我即使是现在也仍然不能理解那些站在铁丝网和球场之间的警察们的反应。他们肯定也通过收音机了解到了球场入口的情况并不是足球流氓的行为。有些不分青红皂白的人认为海瑟尔之后足球流氓的恶名就一直笼罩在利物浦球迷的身上，而警察们轻易地认为这是足球流氓惹事是情有可原的。这么说是没有根据的。警察们在之前一年在同一座球场同一场比赛中已经见证了利物浦球迷们的表现，那一次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他们却没有将看法建立在之前一年利物浦球迷的表现上。当利物浦打比赛时，人们已经不会本能地反应“要出乱子了”。利物浦球迷喜欢喝喝啤酒唱唱小歌惹点小麻烦。不是每一个KOP都是天使，但他们永远不会主动寻求暴力。



球员们最先在2点54分意识到了问题，布鲁斯-格罗贝拉正和约翰-巴恩斯在西端看台那一侧的球门进行射门扑救热身。在拣球时，布鲁斯看到大量的球迷正涌入看台中区。“把那该死的门打开啊！”他对警察大声喊。



利物浦球迷向警察呼喊，希望能够把门打开，救救他们，但当值得警察需要上级的批准。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我能够部分理解他们不对球迷作出回应的原因。如果哪位警察擅自打开了门，而球迷又在拥挤时身亡，那么他将为此而负责。我再说一次，这些警察缺乏上级的指令，特别是来自Duckenfield的指令。上级没有命令，你能让那些场地内的警察做什么呢？



我对那些西端看台下的警察感到同情。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球迷被踩塌挤压致死却无能为力。到目前为止，所有有关于希尔斯堡的调查都没有解释Duckenfield是如何与场地内的下属们沟通的。



就这样，随着球迷们在看台前端因拥挤而丧命，比赛在三点整准时开始了。当比赛开始哨音响起时，球场内通常会有一阵骚动和呼喊，但是在1989年4月15号的下午三点，球场里的气氛却是那么的不同。大家的情绪明显有所抑制，没有了往常的激动。即便是彼得-比尔兹利3点04分在KOP看台前击中森林队门框，球场的喊声也明显缺乏力度。一名球迷冲进球场，恳求大家停止比赛，谢天谢地他这么做了，他的举动迫使管理当局做出了更快的反应。布鲁斯-格罗贝拉再一次向警察呼喊“把那该死的门打开”。灾难的程度到现在已经越发明显。布鲁斯事后回忆起球迷对他的呼喊“他们在杀死我们，布鲁斯，他们在杀死我们。”3点06分，终于有一位警察走进球场告诉Ray Lewis停止比赛。



“赶紧，”Lewis向球员喊道，“大家赶紧下场。”当我们聚集到更衣室，Lewis冲着门外瞧了瞧。“大家保持身体热量。警察通知我们外面大概需要五到十分钟。”Lewis说，“我会及时通知你们的。恢复比赛前你们可以再做一做热身。”



后来我短暂地回到了球场，站在边线十码外，目睹了这有如战场的一幕，我知道恢复比赛是不可能了。尽管我当时并未意识到伤亡的严重程度，场面的惨烈仍然让我心惊。利物浦球迷将广告牌拆开做成临时担架运送死伤者。当利物浦球迷爬过铁丝网时，有些警察还害怕他们是要去攻击场地另一端的森林球迷，他们甚至在场上排成人墙试图阻挡利物浦球迷。森林球迷们比警察更快地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开始还少数人有人高喊“足球流氓”，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而转向支持利物浦球迷，为他们的做法鼓掌。那些利物浦球迷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解救那些被压在西端看台下的朋友和亲人。他们是希尔斯堡的英雄。



利物浦球迷比救援人员更快做出反应，他们冲进球场拯救同胞们的生命。而希尔斯堡球场的医疗设备却极度匮乏。我不敢相信当比赛在3点06分被暂停时，球场外只有一辆救护车前来处理紧急情况，而警方从下午两点开始就已经知道球场有可能出现惨剧。希尔斯堡球场的混乱管理是一个公共丑闻。为什么他们没有召来更多的救护人员和设备，或者至少让他们做好准备？浪费的每一秒都意味着更多的利物浦球迷因窒息而丧命。整个现场只有一个氧气瓶，所以当警司Peter Wells走上前，给那些被压在铁丝网上挣扎的球迷吸氧时，那些已经被压在地下的球迷怎么办？Wells的做法是对的，为那些被压在铁丝网上球迷延续生命，但如果希尔斯堡球场能有更多氧气瓶，那更多的生命就可能被解救。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强调，希尔斯堡是一场迟早会发生的悲剧。



我在球场上寻找Paul的身影，和他同行的还有罗伊-埃文斯的儿子Stephen以及我们一位来自利物浦欧洲球迷会的朋友Alan Brown。自从利物浦在第三轮客场4比0击败卡莱尔联队之后，跟随球队征战足总杯就成为了他们三人的习惯。当我意识到西端看台问题的严重程度时，我开始焦躁起来。Paul，Stephen和Alan必须通过西端看台达到他们的座位。如果他们迟到了，他们就有可能被卷入人潮当中。



突然我看见Paul穿过草坪，身边还有Stephen和Alan，我的心突然地跳动起来。感谢上帝。我没有对Paul说什么，只是用一个大大的拥抱表达了我的感情。我很幸运，Paul也很幸运。因为在我们身边，很多人正在死去。谢天谢地他们在两点钟之前就穿过了西端看台。他们想提早到那里和球迷一起唱歌，幸运地躲过了灾难。我觉得Paul知道他自己有多幸运。至今我仍没有和他谈起过希尔斯堡。我做不到。那种伤痛感太强烈了。我不能想象如果失去了Paul我会怎么办，所以我尽量阻止自己去那么想。和Paul一样，Stephen也知道他很幸运。Alan也是。还好他们都躲过了灾难。



当我回到更衣室，警察要我和布莱恩-克拉夫(诺丁汉森林队主教练)让球场内的球迷保持镇定。警察带着我们穿过主看台，其间经过厨房，里面有一台收音机正开着，还在播报其他比赛的比分，有些诡异地提醒着我们在希尔斯堡的地狱之外，生活还在照常继续。来到警察的控制间，我们发现麦克风突然坏了。



“等一下，我们正在修理。”一个警察说。

克拉夫耸耸肩。“我撤了，”他说着，然后就离开了。麦克风还是没有修好，警察带着我去了DJ室，我在那儿作了个简短的声明。

“请大家都冷静一下，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我说，“我们对你们保持冷静表示尊重。请大家继续保持镇静，尽全力帮助那些受伤的人。”在我离开时，我看见两个人向我鼓掌。当我回到更衣室时，我听见有些球迷开始用言语攻击警察。“这是个耻辱，”有人说。走进更衣室，里面静悄悄的。大家都感觉到了外面发生的一切，都不敢动弹。他们只能坐在那儿，倚靠在板凳上。过了一会儿，Lewis走了进来。



“比赛结束了，”他说，然后球员们开始冲凉，更衣。即使是那个时候，我仍然没有事情会有那么的严重，直到我们走上楼，打开电视。“希尔斯堡发生一场悲剧，”Des Lynam(BBC的电视主播)说，“很多人已经丧生。”我试想着最坏的结果，可能有四五个人丧生，但是当Des说到可能已经有75人失去生命时，我一下子惊呆了。75个人？大家都没有说话，鸦雀无声。森林队球员也在休息室里，我也对他们感到同情。克拉夫的队员们是这一事件中被遗忘的一方。







下午5点30，大家拖着疲惫的身体登上大巴返回利物浦。我在利物浦那么多年，无论是去训练还是载誉而归，球队的大巴一直都是充满着喧闹，快乐以及各种的玩笑。而现在，大巴里弥漫的只有安静与悲伤。瘫倒在座位上，我告诉司机关掉收音机。没有什么应该破坏此时的静默。在我们经历了刚刚发生的那一切之后，其他的东西都变得毫无关联。没有人愿意说话。每个球员都陷入沉思，努力寻找着答案。我只是坐在那儿，牵着Marina(达格利什的妻子)的手，想着我的家人以及那些受难的球迷中有没有我认识的人。看过新闻，大家都知道了遇难人数，但大家更需要知道确切的名字。作为一家深深植根于社区的俱乐部，场上的队员跟看台上的观众有着很深的关联，大家都害怕遇难的球迷中有自己的朋友。



我短暂地想起了1971年发生在埃布罗克斯球场的灾难，66名流浪者队球迷在13号楼梯发生的踩踏事件中遇难。比赛的对手是凯尔特人，作为一名前凯尔特人球员，我也在现场，不过当时只是作为一名观众，并且很幸运地坐在球场的另一端。两次惨剧发生的原因有所不同，在埃布罗克斯球场，已经下楼的球迷听到球场内最后时刻进球的欢呼声，于是掉转头来准备回到球场，却被冲下楼梯球迷踩在了脚下。和希尔斯堡不同，埃布罗克斯的悲剧和警察的管理没有关系。



回到家，我没办法打开电视机收看Match of the Day，我不能承受再看一次球场内的情形。拥抱了孩子们之后，我上床睡觉，但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接下来的那天早上，绝望的情绪还在继续，一直到10点钟电话铃响我才回过神来。来电话的是PBR，一心一意为俱乐部服务，永远都会为别人着想球队CEO。



“肯尼，有很多人聚集在球场外，所以我决定打开大门让他们进来，也让他们有个地方待，”皮特说，同时他还告诉我有关晚上在圣安德鲁大教堂举行悼念仪式的细节。晚上刚过六点，我就走进教堂，紧紧牵着Marina的手，走过坐在长椅上悲痛伤心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因为一少部分警员的优柔寡断而被生生打碎。布鲁斯-格罗贝拉勇敢地读着圣经中的段落，他的声音微微发颤，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抚慰那些受伤的心灵。我知道这场灾难对他的影响有多么的大，布鲁斯和西端看台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他清晰地听到球迷们乞求救命的呼喊。我也知道在俱乐部需要他的时候，他会是俱乐部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会为这个遭受苦难的社区送去帮助与力量。 我更知道，这时候我必须站出来做出表率，更多的露面，向媒体传达信息，尽管这有悖于我本来的性格。我主动地，诚实地，直接地和球迷们接触，卸下我的防备，以一个父亲而不是教练的身份和球迷们沟通。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利物浦的人们是，也永远会是，我的家庭的一部分。



我想要帮助的大家的愿望在Graham Kelly关于足总将会“非常厌恶取消比赛”的言论之后变得更加强烈了。我对Graham的处境表示同情，他只是代表足总回答记者的提问而已，但是足总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更加敏感。他们不应该在那些遇难的利物浦球迷还躺在停尸间或者病床上的时候就做出这样的决定，更何况死亡人数还在上升。他们处理这件事的手段往好了说是不圆通，往坏了说是可耻的。他们更应该考虑到受害者的心情并且注意那些针对足总的批评。只有当灾难发生之后他们才开始听取意见。他们选择了比赛地，他们付钱请警察来维持秩序，他们需要为上面的这两点决定做出解释，而不是武断地为足总杯后面的比赛做出安排。足总自我宣称的“比赛监管人”的角色在那一刻变得如此的空洞。



忘了伦敦那些自私的人吧，默西塞德的人们都在受害者的周围团结了起来。星期一的早上Marina给所有球员的妻子打了电话，讨论她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我也联系了所有的球员，简单地说了说我们应该如何回应那些受害者的亲属们。“他们一直都那么支持我们，现在是我们支持他们的时候了，”我说，“这就是家庭的意义，而咱们俱乐部就是一个大家庭。”



队员们都很清楚这一点。我的话只是回应了他们的想法而已。他们都是好孩子，非常平易近人，并且都了解俱乐部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患难见真情，虽然我嘴上没有说，但我对他们在困难时期表现出的尊严和同情心感到自豪。因为有那么一段经历，那支球队永远地被一种特殊的纽带联系在了一起。





星期一，大家都等不及去安菲尔德帮忙了。PBR打开了球场所有的入口，让大家进来在KOP看台前敬献鲜花，救世军乐队在一旁演奏着“与主同住”。我也以达格利什家庭的名义表达了敬意。我把那天早上出门前Paul和Kelly给我的泰迪熊绑在了球门的立柱上。KOP看台前献花和围巾的海洋随着前来的人越来越多变得越来越大。遇难者的家属们被领进了Candy休息室休息，Marina在那里和其他球员的妻子们还有清洁工们一起帮忙。在希尔斯堡之后，我越发真切的感受到这支俱乐部内在的凝聚力。每个人之间的紧密关系，从清洁工到球员，非常的重要。很可惜，现在不同了，梅尔伍德和安菲尔德的员工被分成两部分，我担心利物浦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具有凝聚力了。



对于那些受害者的家人，安菲尔德已经成为了一种慰藉，他们能够来这里谈谈心，倾吐自己的悲伤。他们都很坚强，通常都是用故意挖苦他们逝去的亲人对利物浦的热爱的自嘲来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如果他知道我们在这儿，他肯定会非常失望的，”其中一位对我说。“他这个倒霉的家伙，不过他现在肯定很开心，因为以后他从天堂上看利物浦的比赛再也不用花钱了。”另一个人说。来安菲尔德看一看聊聊天对抚慰他们的心情来说是很有帮助的。这些受害者的家人们知道他们周围有一群关心并且理解他们的人。那时，遇难者的父母们甚至都不能哀悼自己孩子的遗体——很多遗体并没有立即被送回利物浦，当局这样的决定在今天想起来仍然让人感到愤怒。他们只是透过停尸间的玻璃看到过他们的孩子。警察们甚至扣留了遇难者的衣物和财物。为什么他们要留着那些衣服？直到现在，关于希尔斯堡的很多疑问仍然没有得到解答。



我站在休息室里，试着去安慰那些家属们，我听到了很多让人心碎的故事，包括Trevor Hicks谈到他的“苏菲的抉择”。他是应该和他的其中一个女儿一起随救护车前往医院，还是应该留下来陪着他的另外一个躺在草坪上的女儿。没有父亲应该被逼着做出如此让人撕心裂肺的选择。那些心碎的故事带来的恐惧感让我无法承受。亲属们谈到他们在停尸间绝望的寻找着亲人的遗体，以及当局迟迟不将遗体送回利物浦的愤怒。事后不负责任的检讨，警察的调查和官僚们拖沓的办事作风让他们觉得权力机关在和他们对着干，这也使得他们越来越多转向利物浦俱乐部寻求帮助。



“告诉我们有什么能帮忙的，不管什么形式，”我对Trevor和其他的亲属说。有人需要球衣，我们就将球衣存放间“洗劫一空”，把所有东西都分给大家。有人需要书或者一些纪念品，不管什么只要有利物鸟在上面的东西，于是我们又把储藏室给搬空了。有些球员为那些躺在谢菲尔德的医院仍处于昏迷状态的球迷录制了录音，说了些鼓励的话。Macca(史蒂芬-麦克马洪)的话是：“快给我起来你这个笨蛋，你不能整天都躺在床上！”



队员们都被报纸上球迷的脸被挤压在铁丝网上的照片震惊了。特别是两个小女孩Debbie和Lisa的照片，她们过去曾站在梅尔伍德基地外向球员们要签名。我们认识她们，还曾给她们招手，看到他们被压在人群下面的样子确实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但是还好，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Debbie和Lisa在死亡看台下死里逃生了。



我回到办公室，心里的眼泪快要被哭光了。我坐在桌前，知道自己应该打几个电话，特别是给Ray Lewis。大家一直都忽略了他也在悲剧发生的现场，他也亲眼目睹了那些令人害怕的场面。



“Ray，我是肯尼-达格利什。我打电话来只是想问问你怎么样，”我说。我们的对话很短，大家都不想提起那天的事情，但是我有感觉，Ray对利物浦俱乐部在那个时候依然关心着他的情况是很感谢的。在安菲尔德，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但Ray却只有一个人，所以给他打电话报以慰问很重要。



电话铃声开始响起，大家都想提供帮助。Ian Woosnam，以在Hillside高尔夫俱乐部打出小鸟球的方式来为受害者筹款。电话不断从四面八方打来，Craig Johnston从澳大利亚打电话说他想要飞回来。其他球队的主教练也打来电话，他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很可能也会发生在自己球队身上。



“不管你需要什么，肯尼，我都在这里帮助你，”阿莱克斯-弗格森说。然后他代表球队官方提出了一个的建议。“我会派一些球迷过来表示慰问。”曼联和利物浦队的球迷之间对立情绪非常深，通常都是互相敌视，所以Fergie派球迷过来，在利物浦球迷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和我们肩并肩站在一起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Fergie当时友好的姿态。但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Fergie在当别人遇到危机时都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足球圈，大家都知道他提供帮助和建议，直来直去讲电话的风格。



在我成为利物浦主教练的时候，Fergie恰好也接过了老特拉福德的教鞭，所以我们不可避免的被媒体形容为势不两立，剑拔弩张。当然，对立情绪还是很强烈的，他是我想要击败的对手，当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时，我会予以反驳。我们是赛场上的竞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都在打仗。我们会在比赛结束之后喝上两杯，互相说些轻松的打趣的话，谈谈我们的老家Clydeside。阿莱克斯和我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他来自一个典型的格拉斯哥家庭，他从那里学到了人生的宗旨，其中就包括“照顾自己，照顾他人。”阿莱克斯的哥哥马丁也在曼联工作，他是一名出色的球探。



Marina也是来自一个传统的格拉斯哥家庭，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她的爸爸出去工作，妈妈留在家里带孩子，支撑着家里的所有人。如果有人需要帮助，她总是第一个站出来的。Marina经常去安菲尔德和家属们谈心，她坚强的性格为他们送去了温暖。她不仅和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们交谈，还有那766个在希尔斯堡受伤的球迷和他们的亲人。



星期一的晚上，球员们登上大巴返回谢菲尔德。凌晨三点，我们抵达了谢菲尔德的北中心医院。这一趟旅程交织着奇怪，泄气和压抑的感觉。我看到一个14岁的孩子，Lee Nichol，躺在病床上靠着医疗设备维持着生命。我望着他，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个没有一丝伤痕的孩子会被宣判为临床死亡。他身上没有任何痕迹，一点也没有。这简直太不合理了。医生向我们解释他们是死于窒息。脑部持续供养不足让他们送命。Lee在希尔斯堡被救出来的时候还有生命迹象，但已经陷入昏迷。他后来成为第95个遇难的球迷。希尔斯堡是他第一次跟随球队前往客场看球……



我在各个病房来回走动，试图了解他们的状况。麻醉咨询师David Edbrooke医生陪着我走了一段。他带着我走进20岁的Sean Luckett的病房，他说Sean已经摘掉了呼吸器但仍然处在昏迷中。Sean的妈妈焦急地坐在他的床边。我向她点点头。



“Sean，肯尼-达格利什来看你啦，”David Edbrooke医生说。“这是肯尼-达格利什。”突然，Sean的眼睛睁开了。我都不敢相信看到的一切。

“Sean你好，我知道你能够挺过来，”我说。Sean已经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的妈妈欣喜地叫了起来，扑向她的儿子。

“听着，这是个时间对你很特殊，所以我就先走了，”我说，然后走出病房。妈妈和儿子重新团聚，需要点私人空间。



这趟旅程让所有人都很难过，特别是看到那些年幼的孩子们，大家都在想如果病床上躺着的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会怎么样。其中有一位球迷很幸运，他只受了点轻伤，很快就可以恢复，他问Al：“你什么时候复出？”他的话表明他错过了球队的首发阵容通报，没有看到球队出场和那六分钟的比赛，他的话让我意识到人群的拥挤踩踏在比赛开始前就早已经开始了。





当大家都沉浸在悲痛的情绪中时，却传来了让人震惊的消息：足总要求利物浦在5月7号之前完成足总杯的半决赛。要么就选择弃权。他们怎么可以如此冷酷无情？要么在5月7号前就停止哀悼，要么就被赶出比赛？而足总在做出这个懦弱的声明前，没有跟利物浦俱乐部有任何的沟通。Graham Kelly应该更加的谨慎，在台下和利物浦的高层沟通，和PBR商量下，向利物浦解释比赛继续的重要性而不是抛出最后通牒。我对足总整体和Kelly个人没有意见，只是对足总内的一些冷血官员感到不满。Kelly只不过是他们的发言人罢了。那些眼里只有足总杯的足总董事们更应该受到批评。



欧足联也同样让人失望。欧足联主席雅克-乔治将利物浦球迷形容为“冲进球场的野兽”——一个可鄙的挑衅的评价。他的言论不仅让他自己蒙羞同时也是欧足联的耻辱。正是他的欧足联判断不达标的海瑟尔球场能够举办冠军杯的决赛，而忽略了转移比赛地的呼声。乔治一辈子做了好多令人震惊的决定，对吧？或许这就是他逃脱责任转移注意力的戏码吧。在他看来，利物浦球迷的名声很坏，但他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比雅克-乔治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如果那可能的话，是那份报纸的主编Kelvin Mackenzie。当我和Marina在4月19号星期四开车驶入安菲尔德，我们先去看了看KOP看台，那里的鲜花和围巾更多了，然后我们见到了被一则报纸消息激怒的员工和家属。这条臭名昭著的标题为“真相(The Truth)”的新闻报道指责利物浦球迷偷窃死者身上的财物并且在死者遗体上小便。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利物浦的球迷做出了激烈的回应，有些在报摊烧掉报纸，有些到安菲尔德讲述他们的愤怒。第二天，Mackenzie给俱乐部打来电话。安菲尔德的接线员Karen把电话转接给我。



“Kenny，Kelvin Mackenzie在线上。”

“你最好把电话转给PBR，Karen.”

“Peter说这个电话得你来接。”

“谢谢！把他接过来。”然后电话接通。

“Kenny，我们之间可能有点问题。”他说。

“对。”

“我们怎么解决？”

“你看到你们的标题了吧，‘真相’？明天换个同样大小的：‘我们撒谎了，对不起(We Lied. Sorry)’”。

“Kenny，我们不能那么做。”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我回答道，然后挂掉了电话。Mackenzie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对于一个悲伤的城市的冒犯。几分钟之后Walton监狱的狱长打来电话。



“Kenny，犯人们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已经有点躁动了。你能来这儿跟他们说点什么吗？”

“好的，我明天上午九点到你们那儿。”

我在做什么？去监狱？但我必须要这么做。人们的情绪都很激动，我必须要尽全力带给他们希望，让他们冷静下来。如果Walton监狱有爆发暴动的可能，我必须要去那儿。



星期五，我早早从安菲尔的动身。到了Walton监狱我围着外围转了一圈。看着监狱的大门我对自己说：“天哪，我在做些什么。”走进监狱时，我的心里惴惴不安。我听见大门在身后关闭，上锁。狱警礼貌地让我跟在他身后。我听见正在草坪上除草的犯人的窃窃私语。“感觉怎么样，Kenny？”他们跟我打招呼。很糟糕。被禁锢的感觉确实不好。那种无法逃脱，与世隔绝的感觉。我又通过了几道大门，听见他们在我身后关闭，我了解到监狱是如何把人给逼疯的了。



通过最后一道门，我来到一个礼拜堂。犯人们都坐在那里，鸦雀无声，大家扭过头看着我。突然，大家开始鼓掌，让我吃了一惊。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是想以此表达对利物浦俱乐部以及俱乐部对希尔斯堡惨案的处理表示尊重。



当我对犯人们说完话，我几乎是跑着冲过那一道道门，像是逃出监狱一样。但Walton监狱里的经历告诉我那份报纸对大家的伤害有多么大。他们恶意评论的来源是警方模棱两可的表态。既然你们有信息，为什么不公布出来？如果警察有大批利物浦球迷饮酒的证据，那就摆出来。但他们拿不出证据，泰勒法官后来的报告证明他们的论断都是捏造的。在他的报告中，我特别注意到这样一句话：“我对证明大多数利物浦球迷没有饮酒的证据表示满意。有些官员，试图想要为他们对情况的失控辩护，夸大了利物浦球迷饮酒的程度。”泰勒法官的看法非常准确。警方想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掩盖他们的失职。有些利物浦球迷可能会依照赛前的习惯和好朋友和上两杯，有一小部分人可能醉了，但这样的人绝对不多。就像后来那些可怖的尸体解剖结果证明的那样，有些人的体内含有酒精，但份量没有大到可以妨碍人的意识判断。要记得，大部分的球迷都是开车前往客场的。而且希尔斯堡的周围也没有太多酒吧，数量极少的允许外卖酒精的酒吧也告诉泰勒他们当天的销量不多。



在报纸发布着骗人的消息时，利物浦开始埋葬逝去的球迷。球队的总监之一，Noel White，列出了一个花名册，保证每一位球迷的葬礼都有利物浦的代表出席，不管是我，还是球员或者是球员的妻子。球员们四处奔波，大部分是在默西塞德，也有南部的一些地方。尽管大家都希望他们出席葬礼，他们却非常注意让自己不要成为焦点。他们的出席是向死者表示尊敬而不是为了曝光度。



每一次参加葬礼都让我感到难过，这种情绪并没有随着参加葬礼的增多而有所减弱。当我坐在教堂里，看着走廊延伸到尽头的灵柩，我很难了解那些亲人们是如何度过难关的，但他们确实做到了。他们很坚强。我参加的第一场葬礼是在克罗斯比，为19岁的Gary Church。



之后的每一天早晨我们都要为更多的葬礼最准备。Marina和我有一天参加了四个葬礼，为了能达成我们对每个家庭的承诺，我们不得不需要一个警察的护送。
参加Lee
Nichol的葬礼尤其让我感到心酸。我想起他躺在谢菲尔德医院的病床上，没有一丝伤痕。和大多数的葬礼一样，Lee的葬礼也是在大家“You’ll
Never Walk Alone”的歌声中结束的。



国际比赛日随后到来，很多球员都要到各自的国家队报道，但有些队员还没有从悲痛的情绪中缓过来。约翰-巴恩斯没有到英格兰队报道，史蒂芬-尼科尔
和罗尼-惠兰，约翰-阿尔德里奇分别退出了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比赛。这些国家队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解和宽容，没有抱怨球员的选择。而足总却仍然在提醒我们有
关重赛的事宜。4月25日，足总主席Bert
Millichip再次提到了这一点。但决定并不应该由他们做出，作决定的应该是那些希尔斯堡遇难者的家属。在和家属们交谈过后，我们了解到他们都希望利
物浦球员尽快穿上球鞋上场踢球。带着家属们的同意，我们在两个星期后重返梅尔伍德进行了希尔斯堡后的第一堂训练课。我简直不敢相信球员们拼抢的激烈程度，
就好像他们有满腔的怒火需要发泄一样。我们在星期天和凯尔特人联手举行了一场为希尔斯堡遇难者筹款的义赛。但在出发前往格拉斯哥前，我却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球队没有球衣了。我们一线队的球衣都送给球迷了。我们不得不让制造商加急给我们送过来。



凯尔特人公园球场对我来说永远是个特殊地方，特别是在1989年4月30号那天。球场坐得满满的，所有的球迷都拿着绿白相间的和红色的围巾一起高
唱“你永远不会独行”，随后凯尔特人的球迷开始高喊“利物浦，利物浦”。对于球员来说，这场比赛也是将他们从悲伤中解脱出来的一部分。希尔斯堡的悲剧对
Aldo(约翰-阿尔德里奇)的打击很大。他不想参加这场比赛，所以我把他放在了板凳上，让他下半场再上。私底下，我知道他甚至考虑过退役。在他看来继续
踢球已经失去了意义。我理解他的绝望。即使当他在凯尔特人公园梅开二度，他也没有任何的庆祝，只是回过头，朝中线走去。我了解他，我能肯定他心里想着的只
有那些遇难的球迷。我也同样肯定，到最后，约翰继续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是因为他知道这是那些遇难球迷的亲属们希望他去做到的。



赛后，我们一起去了一家餐厅The
Rotunda，和球员以及他们的妻子一起办了个Party，让所有人有机会一吐心中的郁闷。在保证不对遇难者的家属们有任何的不尊敬的同时，我觉得有必
要让球员释放心中的压抑，回到正常的生活。同时加入我们的还有Wet Wet Wet乐队的Marti
Pellow。在餐厅里，有一个小个子男人正在用电风琴演奏着悲伤的音乐。

“这就象回到了葬礼一样。”我悄悄对Marina说。

“说点什么吧，Kenny。”Marina说。于是我走到演奏风琴的人身旁。

“不好意思，非常感谢，今天就到这里吧”我说，然后塞给他几张钞票。



Marti拿过麦克风，随着他的歌声，大家的情绪开始放松下来。然后，突然间大家都一起随着音乐唱起来。Party之后我们回到酒店，火警钟又突然响起来。但在那个晚上，我已经很难保持清醒了，我最后记得的是眼前的一辆消防车。

“你昨晚真是丢脸。”Marina第二天早上对我说。

“你说啥？”

“你问消防员，你能不能帮忙打开火警钟。”

“你扯呢吧。”

“那，那个算什么？”Marina一边说着一边指向床边的消防员头盔。



Marina的那个夜晚也很充实，阻止了Aldo和他妻子Joan的一场口角。事情在Aldo告诉Marina“Fuck Off”时达到了沸点。约翰知道他自己已经失控了。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所以有什么不愉快也马上就过去了。





Marina，Joan和其他球员的妻子们随后返回了利物浦，球员们则在星期一前往黑池，准备星期三对阵埃弗顿的比赛。球员正在从希尔斯堡的伤痛
中恢复，与同城对手的比赛再合适不过了。古迪逊公园球场的氛围好得惊人，45994名利物浦人随着开场哨音的吹响，开始声嘶力竭的呐喊。比赛最后以0比0
握手言和收场——比分很好地反映了这个城市的团结。在那时，没有人在意失去的分数。让人感到高兴的是，小伙子们又开始上场比赛了，特别是足总杯的半决赛重
赛被安排在5月7号，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举行。这是一场不能输的比赛。



除了森林队的球迷，公众们都希望利物浦能够闯进决赛，去到温布利为那些希尔斯堡的死难者致敬。我能感觉到球员心中的情绪所积聚的力量。他们风卷残
云一般击败对手，与埃弗顿会师决赛——一切还是那么的合适。情况对Cloughie(克拉夫)来说并不轻松，他知道他要对抗的是整个国家。我很感谢他在赛
后对失败表现出的大度。“决赛好运，”Cloughie说，“这是你应得的。”



我的队员们都为温布利做好了准备。星期五在BishamAbbey的训练充满了欢乐。



在温布利，球员们都想提早上场热身，感受完全由默西塞德人组成的决赛氛围。在依照传统演奏了“与主同住”之后，全场进行了一分钟的默哀。那个六十秒，整个世界好像都停止了转动。所有一切都静止了。足总好在还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拆掉了铁丝网并让球迷们都坐下来观看比赛。



是命运让利物浦和埃弗顿会师决赛。命运也同样知道，利物浦将会是获胜的那一方。这场交织着各种情绪的比赛注定将会成为经典。两位利物浦人一开场，
就携手完成了球队的第一个进球，Macca助攻Aldo破门。比赛随后陷入胶着。斯图尔特-麦科扳平比分，双方在九十分钟内战成1比1平。加时赛开始，拉
什的进球再次超出比分，但麦科随后再度扳平。我对2比2的比分惊呆了，盘算着比赛将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时，一个警察经过替补席，用浓重的苏格兰口音
对我说，“别担心，你会赢的。”随后Digger(约翰-巴恩斯)边路传中，拉什顶进了致胜一球。那位警察走了回来，“你现在安心了吧，”他说。我不由得
笑了。上天派了一位苏格兰的天使来守护着我。



随着Joe Worrall吹响终场哨音，我拥抱了Ronnie和Roy，然后冲进球员通道。在那里我遇见了球队的安全负责人，Tony Chinn。Tony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这个奖杯意味着一切。



“我不能永远都板着个脸，”Tony说，“谁打了你？”

“你说什么？”

“你的脸被划伤了。”

“哪儿？”我摸了摸我的脸，感觉到了伤口，想起来我在跑回通道时曾和某个人撞到一起。

“不管怎么说，这也很值得。”确实如此。



“这是我最宝贵的一个冠军。”我对Ronnie和Roy说。这确实是最宝贵的。即使是到现在，希尔斯堡那年的冠军奖杯仍是我整个生涯最重要的冠
军，分量甚至超过了欧洲冠军杯。这座奖杯是献给那95位遇难的球迷和他们的家人的，他们用他们的尊严承受了这场灾难。对那些前往温布利的遇难者家属来说，
这趟旅程并不轻松。赛后的庆祝中总会夹杂着苦涩，他们知道他们所爱的人也会想在现场，看着Ronnie举起最后的冠军奖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