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历史学，可以用两个“司马”来代表，即司马迁和司马光。但是两人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取向：司马迁的“原始察终”取向体现了对比较纯粹的意欲认识和理解过去的追求，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取向则把历史学当做辅助甚至指导政治统治的工具来看待。“在中国历史学领域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几乎一直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取向。”这样所有的历史现象，都可以被简单地划分为推动或者阻碍历史进步这两大范畴之中，并且据以裁定一切历史上的大是大非。而事实上，把进步等同于善的错误历史观，正是黑格尔体系的标志。黑格尔认为老式的历史学是讲求道德的，回顾过去是为了了解事物的缺点，所以里面充满了责备或者赞扬的评价，黑格尔对这种历史学予以了谴责，他呼吁有理性的人们主动与伟大的运动力量自身相认同。但是以赛亚·柏林对黑格尔的看法无法认同，认为这是一种源于线性进化的历史目的论，而且很可能导致人们崇拜权力，导致一种尤为残酷的政治现实主义。“首先从线性进化的历史目的论推演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运动，然后仅仅从顺从和抗拒这个历史方向的角度来看来解释人类行为，完全排除了理应对支配这种行为的理智的目的和道德法则进行具体评判的思考，成功就意味着善，成功就意味着道德和政治上的正当性。”所以本质上，我是质疑”以史为镜“的现实意义的。
传统中国的历史学，可以用两个“司马”来代表，即司马迁和司马光。但是两人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取向：司马迁的“原始察终”取向体现了对比较纯粹的意欲认识和理解过去的追求，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取向则把历史学当做辅助甚至指导政治统治的工具来看待。“在中国历史学领域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几乎一直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取向。”这样所有的历史现象，都可以被简单地划分为推动或者阻碍历史进步这两大范畴之中，并且据以裁定一切历史上的大是大非。而事实上，把进步等同于善的错误历史观，正是黑格尔体系的标志。黑格尔认为老式的历史学是讲求道德的，回顾过去是为了了解事物的缺点，所以里面充满了责备或者赞扬的评价，黑格尔对这种历史学予以了谴责，他呼吁有理性的人们主动与伟大的运动力量自身相认同。但是以赛亚·柏林对黑格尔的看法无法认同，认为这是一种源于线性进化的历史目的论，而且很可能导致人们崇拜权力，导致一种尤为残酷的政治现实主义。“首先从线性进化的历史目的论推演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运动，然后仅仅从顺从和抗拒这个历史方向的角度来看来解释人类行为，完全排除了理应对支配这种行为的理智的目的和道德法则进行具体评判的思考，成功就意味着善，成功就意味着道德和政治上的正当性。”所以本质上，我是质疑”以史为镜“的现实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