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卷八《食货·钱币上》云:“文曰直百,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秤两如一焉。并径七分,重四铢。”南宋洪遵《泉志》补充道:“文曰直百,篆书。”依据今天所见实物来看,史籍中的记载除了文字篆书不甚准确之外,其余均无问题。依据上海博物馆的馆藏,直百钱目前发现两种类型:一种正面文字为“直百”,隶书体,钱文分列钱穿左右,一般直径16.5-19.9毫米,重1.65-2.75克;另一种如杜佑所云,“亦有勒为五铢者”,正面文字为“直百五铢”四字,“直百”隶书体,“五铢”属于篆书。钱文由上而下、从右至左依次顺读,以重量差异可分为三种形制,大型者一般直径27-29毫米,重7-10克;中型者一般直径25-26毫米,重5-7克;小型者直径23.5-24.5毫米,仅重3克左右。
威远黄荆沟与武昌任家湾两处窖藏出土钱币数量巨大,涵盖品种丰富且时代构成完整,其中均发现直百五铢,而没有发现直百钱,由此推测直百钱的铸造时间要晚于直百五铢。直百五铢的出土地主要集中在四川,尤以成都周围出土数量最多,这与史籍中刘备在成都铸钱的记载相吻合。
依据出土发现,还有几种钱币同属于蜀汉政权所发行,诸如“世平百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直一”等,世平百钱一般直径27毫米,重5.4-8.2克,正面钱文篆书,背面铸有水波纹图案,钱穿正上下方与四角处各有一星文。古代“世”与“太”相通,世平百钱属于太平百钱的别品。太平百钱一般直径24.4-25.7毫米,大型者可达27.3,小型者仅有17毫米,重量从8克到1克之间不等。依据正面文字与背面图案,太平百钱可以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正面文字为篆书体,背面的图案与世平百钱相同;第二种钱文“太平”二字篆书、“百钱”属于隶书(偶有见四字均为隶书者),此型背面带有图案者发现极少,大都素背;第三种钱体较小,一般直径15毫米左右,由于钱面过于狭窄,“錢”字省略了“戔”部首,只剩下“金”旁,因此也称之为“太平百金”。
定平一百钱文隶书、对读,背面有阴刻文,均为纪数字,这也是蜀汉钱币的一个明显特点,直百五铢、太平百钱、蜀五铢均有这种现象,而同时期的其他货币,诸如曹魏五铢、孙吴铸币却无发现此特征。
建安十九年,刚刚攻占成都,由于出现了军用不足,如何才能快速地补充军备成为刘备面临的首要问题,此时作为左将军西曹掾的刘巴便建议铸造大钱。而直百五铢钱体型最大者重10克左右,最轻者约2.5克,这种实际重量仅为东汉五铢钱的四五倍,但却要规定作价百枚使用的钱币属于虚值货币无疑,这就意味着统治者以数量极少的铜,换取了民众手中四十多倍的物资,难怪铸造这种钱币数月之间就能达到“府库充实”的效果。为了铸造更多的钱币,刘备甚至“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
《通典》卷八《食货·钱币上》云:“文曰直百,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秤两如一焉。并径七分,重四铢。”南宋洪遵《泉志》补充道:“文曰直百,篆书。”依据今天所见实物来看,史籍中的记载除了文字篆书不甚准确之外,其余均无问题。依据上海博物馆的馆藏,直百钱目前发现两种类型:一种正面文字为“直百”,隶书体,钱文分列钱穿左右,一般直径16.5-19.9毫米,重1.65-2.75克;另一种如杜佑所云,“亦有勒为五铢者”,正面文字为“直百五铢”四字,“直百”隶书体,“五铢”属于篆书。钱文由上而下、从右至左依次顺读,以重量差异可分为三种形制,大型者一般直径27-29毫米,重7-10克;中型者一般直径25-26毫米,重5-7克;小型者直径23.5-24.5毫米,仅重3克左右。
威远黄荆沟与武昌任家湾两处窖藏出土钱币数量巨大,涵盖品种丰富且时代构成完整,其中均发现直百五铢,而没有发现直百钱,由此推测直百钱的铸造时间要晚于直百五铢。直百五铢的出土地主要集中在四川,尤以成都周围出土数量最多,这与史籍中刘备在成都铸钱的记载相吻合。
依据出土发现,还有几种钱币同属于蜀汉政权所发行,诸如“世平百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直一”等,世平百钱一般直径27毫米,重5.4-8.2克,正面钱文篆书,背面铸有水波纹图案,钱穿正上下方与四角处各有一星文。古代“世”与“太”相通,世平百钱属于太平百钱的别品。太平百钱一般直径24.4-25.7毫米,大型者可达27.3,小型者仅有17毫米,重量从8克到1克之间不等。依据正面文字与背面图案,太平百钱可以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正面文字为篆书体,背面的图案与世平百钱相同;第二种钱文“太平”二字篆书、“百钱”属于隶书(偶有见四字均为隶书者),此型背面带有图案者发现极少,大都素背;第三种钱体较小,一般直径15毫米左右,由于钱面过于狭窄,“錢”字省略了“戔”部首,只剩下“金”旁,因此也称之为“太平百金”。
定平一百钱文隶书、对读,背面有阴刻文,均为纪数字,这也是蜀汉钱币的一个明显特点,直百五铢、太平百钱、蜀五铢均有这种现象,而同时期的其他货币,诸如曹魏五铢、孙吴铸币却无发现此特征。
建安十九年,刚刚攻占成都,由于出现了军用不足,如何才能快速地补充军备成为刘备面临的首要问题,此时作为左将军西曹掾的刘巴便建议铸造大钱。而直百五铢钱体型最大者重10克左右,最轻者约2.5克,这种实际重量仅为东汉五铢钱的四五倍,但却要规定作价百枚使用的钱币属于虚值货币无疑,这就意味着统治者以数量极少的铜,换取了民众手中四十多倍的物资,难怪铸造这种钱币数月之间就能达到“府库充实”的效果。为了铸造更多的钱币,刘备甚至“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