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深圳的北部、中西部和东部大片地区，主要包括盐田区、龙岗区、龙华区、坪山区、大鹏新区、宝安区（石岩）、福田区（梅林）、南山区（西丽、桃源、沙河）、罗湖区（莲塘、东湖、翠竹、东晓、清水河）与北部东莞樟木头、清溪和南部香港新界客家话属同一方言片区。目前，学界对于深圳客家话的归属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粤台片新惠小片”(温昌衍，2006)，“新”指新安，即深圳，“惠”指惠阳;第二种是“粤台片梅惠小片”（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梅”指梅州。深圳客家方言的分布，不管从东到西（坑梓—坪山—龙岗—横岗—布吉一龙华一石岩），还是从北到南（观澜—横岗—盐田），横岗都居其中。 故深圳客方言代表是位于客方言分布中心地带的横岗话。深圳客家方言声母共有17个（包括零声母），韵母40个，6个声调。深圳客家方言面积约估为1361.06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68%。
使用人口
开放以前的深圳，原住民大多说客家话、粤语或大鹏话。1978年为333579人，本土语言在约34万原居民人口中，据1985年统计，深圳客语的使用人口约14万，占全县户籍人口的56%。据1994年统计，深圳客语的使用人口约20万人。据2013年底资料显示，深圳市户籍人口近400万，而操客家方言者亦占据了很大比例。可见在深圳的本土方言中，客家方言占据一定的优势。我们认为，开放后，有大量外来人口迁入，故在深圳本土户籍的人口中，客家方言使用人数的实际数量应会更低一些，但由深圳外迁至香港及国外等地区的移民也不少。因此，这些数字大致上是可信的。
历史源流
深港地区的客家人并非一竿子插到底，而是经过几代的辗转奔波，来到岭南的海隅的。早在宋元期间和明代，便有客家先民大量迁入今天的深圳地区。而大规模的客家人移民深圳的历史，则可追溯至30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清初迁海令解除及雍正五年的招垦令颁布以后，以粤东兴梅地区为主的客家人陆陆续续经归善县迁入今深圳地区。正是由于这批客家人在此定居、恢复生产，深圳数百座宏伟的客家围屋才得以在乾嘉年间兴起。深圳地区绝大多数的客家人在明末清初才迁入的，但有部分深圳客家比其他家族要早一些，家族迁有的已达“六百年”，早于定居于深圳的其他客家人，而这部分深圳客家集中在龙岗五镇，这大抵是因为当时龙岗五镇属归善县管辖，迁海令颁布以前仍以客家人为多，风俗语言接近。而原新安县管辖的地区因接近于海滨，受到迁海令的影响也就更大，所以这些地区的客家人一般是在展界（1669年）至招垦令（1727年）颁布期间才大规模集中迁入。
迁移过程
古往今来，深圳的历史尤其是深圳的人口发展史，就是一部移民史。中国古代出现过5次从中原地区向岭南地区移民的浪潮，同时也是古代深圳的5次移民潮。其中第5次有大量客家人迁入岭南地区，迁入深圳地区和香港地区。客家是汉族最重要的民系之一，是在4世纪初(西晋末年)和12世纪初(北宋末年)从黄河流域逐渐迁徙到南方的汉人。如今客家人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其中史称南粤和岭南的广东是客家人聚居的主要区域，相对集中在粤东、粤北的东江、北江流域及珠江口东岸地区。深圳历史具有移民文化特质，移民浪潮带来的文化特质在深圳考古发现的文物中得到证实与展示。而从深圳人口构成的角度来看，客家人在近代已经成为深圳人的主要构成成分，恰恰证明近代深圳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
在广东地区，客家人简称“客家”，原居民又称“土著”。在明朝中后期形成以后就陆陆续续有客家人从粤、赣、闽3省交界的客家聚居地迁入新安县。至清康熙迁海复界后，官府实行优惠的招垦政策，吸引了大批来自梅州惠州地区的客家人，客家开始第一次大规模沿着龙岗河、布吉河、观澜河迁入新安县。雍正初年更优惠的政策，又吸引了客家人大批涌进新安县垦荒，甚至从较远的潮州及江西、福建等地举家迁来，客家第二次大规模有组织地迁往新安县东部、中部、南部地区，即今深圳市龙岗区东部和南部，罗湖区大部，香港全境，形成了深圳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客家人来到深圳，聚族居住，或开垦荒地，或为土著佃耕，自成一体，组成村落，逐渐形成众多小型客家方言区。到乾隆、嘉庆年间，越来越多小型客家方言区连成范围相当广阔的大型客家方言区。至此，客家方言和客家民俗已经覆盖新安县东部、南部和归善县南部，相当于今深圳市东半部及香港大部。
总之，新安县在岭南第五次有组织的移民大潮中，清康、雍、乾、嘉4朝迁入了大量客家人，以致在人口构成中土著成了少数。康熙元年(1662)，新安县只有2172人。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复界后，第一次统计人口是在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共有人口3972人。而到了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新安县的人口增至239112人，翻了110倍;村庄增至865个，其中专门为客家人设置了户籍的“客籍”村庄达345个，分别由新安县的官吏“典史”、“县丞”、“官府巡检司巡检”、“福永巡检司巡检”专责管理。新增的非“客籍”村庄仅有21个，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迁入人口中客家人所占比例之大。古代从中原先后移到深圳地区的人民被称为‘客家人’，慢慢演变为创造深圳历史的主人。新安的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
深圳市旅居国外的华侨数量最大的就是马来西亚侨胞，大约有5万人，大部分是客家人及其后裔。随着1978年后深圳建设的规模不断发展以及移民人口的大量迁入，人口构成体系也发生了变化。有这样几个数据：“1973年3月，深圳的总人口只有31.41万人;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登记人口35.19万人，大部分是客家人。”可以说深圳在建市初期的人口约在30多万人，绝大部分是原住地的客家人，外来移民数量很少。2004年公布的全市165.13万户籍人口中，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原住民的总数大概在40万左右。据统计，深圳现在真正的客家人和广府人只占到总人口的5%，只有一些围屋周围才是他们的聚集地。
历史贡献
深圳客家人农耕与经商并行不辍，依托有利的近海丘陵地带，采取“特殊宗族土地制度”驱动“适度增长的田园经营模式”，并在稻作农田区整体规划，兴建水利工程，最终推动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在积累了物力和财力的基础上，深圳客家人开始大规模兴建围屋。围屋作为客家人的典型聚落住所，集中分布在深圳东北部地区，堪称是客家文化的活化石。深圳地区最早的客家围屋是坑梓街道建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黄氏“新乔世居”。根据学者调查和研究，目前深圳市留存300多座客家文化系统的围屋建筑，主要分布在龙岗区、坪山新区和大鹏新区，其中横岗何氏“茂盛世居”、坪山曾氏“大万世居”、龙岗罗氏“鹤湖新居”、坑梓黄氏“龙田世居”被列为广东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除作为物质文化的围屋建筑外，深圳地区尚保存大量各种形式的客家非物质文化，目前深圳市52个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应人石的传说”“石岩客家山歌”“大鹏山歌”“龙岗皆歌”“龙岗舞龙”“龙城舞麒麟”“黎围舞麒麟”“观澜舞麒麟”“坪山麒麟舞”“甘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列入广东省省级名录，“沙头角鱼灯舞”“坂田永胜堂舞麒麟”“大船坑舞麒麟”列入国家级名录。丰富的文化遗产，显示了深圳客家厚实的文化积淀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深圳地区的客家，是“全国客家地区中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有学者总结过深圳客家的特有文化精髓：坚持耕读，重视商业，移风易俗，积极进取。客家文化是深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精神早已转化为深圳精神的内核，因之，客家文化不仅是客家的，更属于每一个深圳人。客家人是深圳历史的创造者之一。今天，他们继续以饱满热情、杰出智慧参与深圳城市建设。深圳是客家迁移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点，但并非唯一点和最终点，深圳客家与此前、此后客家情况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兴梅客家、惠州（归善）客家即为深圳客家之前身，香港客家与深圳客家同时同源，深圳客家迁居海外为其后世。再往前推演，深圳客家与河洛文明的关系，等等。这些因果传承的千万重关系网络，既是客家问题的难点，也是客家问题引人入胜的所在。若然视阈局限于深圳，无异于只见一点、未见一线，更遑论见全面的深圳客家，也无法凸显深圳客家在整个客家发展历程的地位与特色。此为走出深圳研究客家的重要性。
族谱研究
现今取得的民俗学研究成果，能够印证考古学研究结论，阐明深圳历史的移民文化特质。从深圳目前发现的民俗学的资料来看，现在深圳的各姓氏原居民，他们的祖先除部分在宋代迁入，大部分是在明朝和清代迁入，在此扎根定居，繁衍生息并保留着祖先的语言、习俗和文化传统。目前，在深圳客家地区的原居民村落，根据各姓族谱记载：宋代立村的客家民系有：横岗荷坳陈氏等。元代立村的客家民系有：坪地黄氏、大鹏水贝欧阳氏、观澜章阁村杨氏等。明朝立村的客家民系有：宝安龙华清湖廖氏、宝安龙华上芬詹氏福田下梅林郑氏、龙岗平地肖氏、龙岗赖氏、坑梓黄氏等。清朝立村的客家民系有：盐田沙头角沙栏下吴氏、盐田鸿安围彭氏、盐田凹背何氏、龙岗横岗茂盛何氏、龙岗朱古石刘氏、盐田三洲田廖氏、盐田伯公树吴氏、宝安石岩龙眼谢氏、宝安龙华早禾坑李氏、宝安观澜松元陈氏、牛湖陈氏、龙岗坪山大万曾氏、龙岗葵涌屯洋利氏、宝安横岗吉溪陈氏等。
下沙黄是宋元时期江西迁入的，然后一支留在下沙，一支去了上梅林建村，一支去了东莞樟木头。东莞樟木头这一支在迁入樟木头后讲客话了，也认同自己是客家人。然后樟木头这一支的一部分再回迁上梅林。上梅林和下沙都姓黄，也都认为同一个祖先黄默堂，实际情况下沙和上梅林的部分人讲围头话，然后上梅林部分人讲客家话。上步郑和下梅林郑同理，宋元由江西迁入在上步建村，一支留在上步，一支前往坑梓，后再迁下梅林建村，都是同一个祖先，但是下梅林郑讲客，上步郑讲围头。上梅林黄是客，但是下沙黄估计不好说，上梅林这支讲客的也是在黄默堂之后才有客家认同的，属于迁入客家地区被同化了再回迁福田的，下沙黄分支来上梅林是雍正乾隆时期，也就是最晚不晚于1795年，下沙迁上梅林是在南宋晚期，上沙也姓黄，一世祖叫黄金堂，是下沙一世祖黄默堂的长兄。福田黄是上沙黄分支，上梅林黄是下沙黄分支，然后上步郑到深圳的时间是北宋神宗年间，和下梅林郑都是都是郑柏峰的后裔，二房去了坪地然后到下梅林建村，三房从东莞到上步建村，说明洪武1368-1398坪地就已经有客家人居住了，而惠阳有客家人居住的历史只会比坪地更早，因为客家人迁入惠深沿海地区的路径是横沥--平潭--平山--淡水--坪地。
地域形成
深港客家地区形成的三大类
第一类，是传统客家地区（即1662年迁界以前就以客家人为主的地区）：龙岗坪山横岗坑梓坪地等镇。这一带是没有围头话方言岛且复界以前就是客家地区，也恰好是传统深圳客家围的主要分布地区。 深圳真正迁海的地区是大鹏盐田罗湖福田南山这一带，特别是关内的盐田，复界以后当地人几乎都是客家人。不过清初迁海范围不能只看深圳，整个香港当时都属于迁海范围内（新安县）。但是香港不一样，典型的白话人被迁走了，复界客家人来了。 现在看深圳特别是龙岗五镇的客家人基本上在清康熙以前就有定居了，很多龙岗的本地客家家族在龙岗扎根超过四五百年，而香港地区是复界以后才有的。
第二类，是迁界复海地区（即1662年迁界以前是疍家围头话为主地区1684年复界后客家为主或纯客家地区）：今香港沙田荃湾（纯客）北区西贡大埔离岛；以及深圳的盐田葵涌南澳（以上纯客）大鹏（与军话杂居）。
第三类，是招垦开荒地区（即跟随复海来的客家人与围头话混居区。基本都是在不属于迁界地区的无人区或围头话区开垦荒地，然后客家人数超过围头话人或者无人区开垦为纯客家的地区）：龙华观澜石岩西丽梅林布心罗芳（以上当地客家人为主）；布吉（以上纯客）。龙华西丽梅林的某些讲客家话的村庄在当地历史超过四百年，为明朝定居深圳，非清朝定居深圳。
分布范围
深圳客家语东起深惠界、南抵北环大道、北至观澜、西达黄麻布九围，其覆盖面积约占全市面积的七成左右，与围头话区的分布界线交通：外环高速（光明/龙华界—南光玉律收费站）—凤凰山—G4（鹤洲—同乐）—北环（同乐—至南海交界）—南海大道（至深南交界）—深南大道（至福田/南山界）—福田/南山界（至北环交界）—北环大道（至翠竹）—翠竹公园—怡景路—沿河路（至文锦渡）以东或以北讲客。 村落：白花—红星—黄麻布—九围—铁岗—同乐—大冲—沙河—上下梅林—泥岗—清水河—草埔—布心—水库—罗芳这一线以东或以北讲客。 地理：大屏嶂—石岩水库—凤凰山—铁岗水库—阳台山—塘朗山—银湖山—深圳水库—梧桐山（按照地理划分就考虑不到深圳关内客区。）
分布特点
深圳客语分布地理特点为：该地区地形主要是丘陵山地，依山傍海。深圳客语东北面与东莞市南部的樟木头、清溪的客语相连，北面和东面与惠阳客语全面接壤，东南面则和香港新界中部、东部、东北部及西南部的沙田区、大埔区、西贡区、屯门区、荃湾区、葵青区及北区的沙头角，元朗区的八乡和离岛区的东涌乡、大澳乡、梅窝乡、大屿南乡等客语连成一片。这种地理上呈整片型的分布充分显示出：深圳的北部与东部地区的客家话在历史上长期与惠州梅州客家话地区不可分割。深圳客家话完全是惠阳客语西向延伸的一个支脉。深圳客语与惠阳客语以及香港新界客语形成一个由西向东，至北而南的连绵不断的客家话同一方言连续体。
内部分片
深圳当地人习惯把布吉，龙华，石岩，观澜，平湖等镇称为中部客家地区.横岗，盐田，沙头角，龙岗，坪地，坑梓，坪山，葵涌，大鹏，南澳等镇称为东部客家地区.当然罗湖，福田，南头，西乡的粤语地区，也有，布心，新村，莲塘，梅林，大涌，西丽，白芒和麻布，九围等客家围村。深圳客家话内部从语音角度看，大致有横岗话、布吉话、葵涌话和观澜话等四种类型，大致分为龙岗-坪山、龙华、罗湖-盐田、大鹏、西部五大口音等。
（1）龙岗-坪山客家话：主要分布在现龙岗区和坪山区的布吉、南湾、坂田、横岗、龙岗、龙城、坪山、坪地、坑梓、龙田、马峦、南澳、葵涌等地。龙岗客家话北面和东莞客语，东面和坪山、惠州客语连成一片。
（2）龙华客家话：跟龙岗客家话在语气语调上有差别，但是大致一样，可以流畅沟通，主要分布在今龙华区全境的龙华、民治、大浪、观澜以及今福田区上梅林、下梅林等地区。
（3）罗湖-盐田客家话：是原特区内盐田大部分区域和罗湖部分区域居民的日常交流用语，主要分布在现罗湖区的布心、草埔、泥岗、罗芳、莲塘、大望、梧桐山、西岭下、水库新村和盐田区的沙头角、盐田、中英街、梅沙等地。此片区的客家话南面与香港北部新界的客语相通。
（4）大鹏客家话：大鹏半岛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是大鹏客家话，其次是大鹏军话，大鹏客家话属于龙岗客语的分支，跟盐田、罗湖客语、香港新界客语有词汇上的差别，主要分布在葵涌、南澳、大鹏等地。
（5）西部客家话：主要分布在宝安区的石岩大部分、西乡部分地区以及南山区的蛇口、西丽、桃源、沙河、大冲等地，光明新区亦有白花社区和红星社区等纯客家话社区。
注：（深圳罗湖、福田、南山三区的客家话分布如下：从东部长岭村开始，连接莲塘，西岭下，罗芳，梧桐山大部分村，大望，水库新村，布心，草埔，泥岗，上梅林一部分，下梅林，沙河大部分，蛇口南水和水湾头，西丽大部分村，直到西部的南头同乐村和粤海门形成一条带状分布）
研究现状
开放以前的深圳，原住民大多说客家话、粤语或大鹏话。目前学界关于深圳本土方言的调查研究成果虽有一些，但多限于单点、粗线条式的调查，较少系统的描写和比较研究。下面对现有的深圳客语研究进行简单介绍。
（1）目前学界对深圳客家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的客家话上。如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的《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1987）、《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1988）对盐田沙头角客家话的字音及词汇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和记录。
（2）《宝安县志》（1997）中方言部分也记录了龙岗、坪山一带的客家话，介绍了其语音及词汇系统，篇幅较少。
（3）邱菊霞的学士学位论文《观澜客家话语音音系特点浅析》（2007）对深圳龙华观澜客家话的音系进行了描写，并与中古音和梅县话进行了简单的比较分析，内容略嫌单薄。
（4）朱炳玉在《深圳市志》社会风俗卷《方言志》（2014）中将深圳客家话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横岗话、布吉话、葵涌话和观澜话，并对其语音特点进行了简介。此外，还记录了横岗客家话的语音、词汇及部分歌谣，并针对其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进行了简单讨论。
（5）笔者在学士学位论文《深圳龙岗客家方言初探》（2015年）中讨论了深圳龙岗客家话的语音和词汇，语料虽大致可信，但论文主线较为混乱，缺乏系统，且描写不全面。
（6）在历时音系上，黄婷婷、庄初升的《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2014）对1879年巴色会传教士编写的客家话童蒙课本《启蒙浅学》进行了研究，并在校注的过程中抽取出其时其地客家话的音类进行构拟，并对其词汇、语法和文字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和讨论，方法得当，所得的结论令人信服。需要说明的是，香港新界与深圳现今大部分的地区在19世纪均属新安县管辖，今龙岗区、坪山区在19世纪属归善县（今惠州市）管辖，两地所使用的客家话为同一系统，差异极小，今日犹然。
（7）田志军的《近代晚期粤东客音研究》（2015）也以19世纪传教士关于客家话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从中整理了深圳香港（新安县）客家话、揭西五经富客家话、梅州五华客家话和梅州梅县客家话的音类，结合当代这四个地方客家话的共时音系，对19世纪四地的客家话进行音值构拟，并对近二百年来粤东客音的演变进行了探讨。该书所用的研究方法结合了文献材料、现代方言音系，既有单点的音值构拟，又有综合的比较研究，作者称该方法为“纵横立体式普遍比较”。该书使用了历史比较法与文献考证法，在客家方音史的研究上作出了一次成功的尝试。
（8）杨岚的《深圳市泥岗客家话语言生态调查研究》（2018）
深圳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深圳的北部、中西部和东部大片地区，主要包括盐田区、龙岗区、龙华区、坪山区、大鹏新区、宝安区（石岩）、福田区（梅林）、南山区（西丽、桃源、沙河）、罗湖区（莲塘、东湖、翠竹、东晓、清水河）与北部东莞樟木头、清溪和南部香港新界客家话属同一方言片区。目前，学界对于深圳客家话的归属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粤台片新惠小片”(温昌衍，2006)，“新”指新安，即深圳，“惠”指惠阳;第二种是“粤台片梅惠小片”（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梅”指梅州。深圳客家方言的分布，不管从东到西（坑梓—坪山—龙岗—横岗—布吉一龙华一石岩），还是从北到南（观澜—横岗—盐田），横岗都居其中。 故深圳客方言代表是位于客方言分布中心地带的横岗话。深圳客家方言声母共有17个（包括零声母），韵母40个，6个声调。深圳客家方言面积约估为1361.06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68%。
使用人口
开放以前的深圳，原住民大多说客家话、粤语或大鹏话。1978年为333579人，本土语言在约34万原居民人口中，据1985年统计，深圳客语的使用人口约14万，占全县户籍人口的56%。据1994年统计，深圳客语的使用人口约20万人。据2013年底资料显示，深圳市户籍人口近400万，而操客家方言者亦占据了很大比例。可见在深圳的本土方言中，客家方言占据一定的优势。我们认为，开放后，有大量外来人口迁入，故在深圳本土户籍的人口中，客家方言使用人数的实际数量应会更低一些，但由深圳外迁至香港及国外等地区的移民也不少。因此，这些数字大致上是可信的。
历史源流
深港地区的客家人并非一竿子插到底，而是经过几代的辗转奔波，来到岭南的海隅的。早在宋元期间和明代，便有客家先民大量迁入今天的深圳地区。而大规模的客家人移民深圳的历史，则可追溯至30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清初迁海令解除及雍正五年的招垦令颁布以后，以粤东兴梅地区为主的客家人陆陆续续经归善县迁入今深圳地区。正是由于这批客家人在此定居、恢复生产，深圳数百座宏伟的客家围屋才得以在乾嘉年间兴起。深圳地区绝大多数的客家人在明末清初才迁入的，但有部分深圳客家比其他家族要早一些，家族迁有的已达“六百年”，早于定居于深圳的其他客家人，而这部分深圳客家集中在龙岗五镇，这大抵是因为当时龙岗五镇属归善县管辖，迁海令颁布以前仍以客家人为多，风俗语言接近。而原新安县管辖的地区因接近于海滨，受到迁海令的影响也就更大，所以这些地区的客家人一般是在展界（1669年）至招垦令（1727年）颁布期间才大规模集中迁入。
迁移过程
古往今来，深圳的历史尤其是深圳的人口发展史，就是一部移民史。中国古代出现过5次从中原地区向岭南地区移民的浪潮，同时也是古代深圳的5次移民潮。其中第5次有大量客家人迁入岭南地区，迁入深圳地区和香港地区。客家是汉族最重要的民系之一，是在4世纪初(西晋末年)和12世纪初(北宋末年)从黄河流域逐渐迁徙到南方的汉人。如今客家人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其中史称南粤和岭南的广东是客家人聚居的主要区域，相对集中在粤东、粤北的东江、北江流域及珠江口东岸地区。深圳历史具有移民文化特质，移民浪潮带来的文化特质在深圳考古发现的文物中得到证实与展示。而从深圳人口构成的角度来看，客家人在近代已经成为深圳人的主要构成成分，恰恰证明近代深圳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
在广东地区，客家人简称“客家”，原居民又称“土著”。在明朝中后期形成以后就陆陆续续有客家人从粤、赣、闽3省交界的客家聚居地迁入新安县。至清康熙迁海复界后，官府实行优惠的招垦政策，吸引了大批来自梅州惠州地区的客家人，客家开始第一次大规模沿着龙岗河、布吉河、观澜河迁入新安县。雍正初年更优惠的政策，又吸引了客家人大批涌进新安县垦荒，甚至从较远的潮州及江西、福建等地举家迁来，客家第二次大规模有组织地迁往新安县东部、中部、南部地区，即今深圳市龙岗区东部和南部，罗湖区大部，香港全境，形成了深圳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客家人来到深圳，聚族居住，或开垦荒地，或为土著佃耕，自成一体，组成村落，逐渐形成众多小型客家方言区。到乾隆、嘉庆年间，越来越多小型客家方言区连成范围相当广阔的大型客家方言区。至此，客家方言和客家民俗已经覆盖新安县东部、南部和归善县南部，相当于今深圳市东半部及香港大部。
总之，新安县在岭南第五次有组织的移民大潮中，清康、雍、乾、嘉4朝迁入了大量客家人，以致在人口构成中土著成了少数。康熙元年(1662)，新安县只有2172人。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复界后，第一次统计人口是在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共有人口3972人。而到了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新安县的人口增至239112人，翻了110倍;村庄增至865个，其中专门为客家人设置了户籍的“客籍”村庄达345个，分别由新安县的官吏“典史”、“县丞”、“官府巡检司巡检”、“福永巡检司巡检”专责管理。新增的非“客籍”村庄仅有21个，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迁入人口中客家人所占比例之大。古代从中原先后移到深圳地区的人民被称为‘客家人’，慢慢演变为创造深圳历史的主人。新安的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
深圳市旅居国外的华侨数量最大的就是马来西亚侨胞，大约有5万人，大部分是客家人及其后裔。随着1978年后深圳建设的规模不断发展以及移民人口的大量迁入，人口构成体系也发生了变化。有这样几个数据：“1973年3月，深圳的总人口只有31.41万人;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登记人口35.19万人，大部分是客家人。”可以说深圳在建市初期的人口约在30多万人，绝大部分是原住地的客家人，外来移民数量很少。2004年公布的全市165.13万户籍人口中，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原住民的总数大概在40万左右。据统计，深圳现在真正的客家人和广府人只占到总人口的5%，只有一些围屋周围才是他们的聚集地。
历史贡献
深圳客家人农耕与经商并行不辍，依托有利的近海丘陵地带，采取“特殊宗族土地制度”驱动“适度增长的田园经营模式”，并在稻作农田区整体规划，兴建水利工程，最终推动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在积累了物力和财力的基础上，深圳客家人开始大规模兴建围屋。围屋作为客家人的典型聚落住所，集中分布在深圳东北部地区，堪称是客家文化的活化石。深圳地区最早的客家围屋是坑梓街道建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黄氏“新乔世居”。根据学者调查和研究，目前深圳市留存300多座客家文化系统的围屋建筑，主要分布在龙岗区、坪山新区和大鹏新区，其中横岗何氏“茂盛世居”、坪山曾氏“大万世居”、龙岗罗氏“鹤湖新居”、坑梓黄氏“龙田世居”被列为广东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除作为物质文化的围屋建筑外，深圳地区尚保存大量各种形式的客家非物质文化，目前深圳市52个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应人石的传说”“石岩客家山歌”“大鹏山歌”“龙岗皆歌”“龙岗舞龙”“龙城舞麒麟”“黎围舞麒麟”“观澜舞麒麟”“坪山麒麟舞”“甘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列入广东省省级名录，“沙头角鱼灯舞”“坂田永胜堂舞麒麟”“大船坑舞麒麟”列入国家级名录。丰富的文化遗产，显示了深圳客家厚实的文化积淀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深圳地区的客家，是“全国客家地区中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有学者总结过深圳客家的特有文化精髓：坚持耕读，重视商业，移风易俗，积极进取。客家文化是深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精神早已转化为深圳精神的内核，因之，客家文化不仅是客家的，更属于每一个深圳人。客家人是深圳历史的创造者之一。今天，他们继续以饱满热情、杰出智慧参与深圳城市建设。深圳是客家迁移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点，但并非唯一点和最终点，深圳客家与此前、此后客家情况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兴梅客家、惠州（归善）客家即为深圳客家之前身，香港客家与深圳客家同时同源，深圳客家迁居海外为其后世。再往前推演，深圳客家与河洛文明的关系，等等。这些因果传承的千万重关系网络，既是客家问题的难点，也是客家问题引人入胜的所在。若然视阈局限于深圳，无异于只见一点、未见一线，更遑论见全面的深圳客家，也无法凸显深圳客家在整个客家发展历程的地位与特色。此为走出深圳研究客家的重要性。
族谱研究
现今取得的民俗学研究成果，能够印证考古学研究结论，阐明深圳历史的移民文化特质。从深圳目前发现的民俗学的资料来看，现在深圳的各姓氏原居民，他们的祖先除部分在宋代迁入，大部分是在明朝和清代迁入，在此扎根定居，繁衍生息并保留着祖先的语言、习俗和文化传统。目前，在深圳客家地区的原居民村落，根据各姓族谱记载：宋代立村的客家民系有：横岗荷坳陈氏等。元代立村的客家民系有：坪地黄氏、大鹏水贝欧阳氏、观澜章阁村杨氏等。明朝立村的客家民系有：宝安龙华清湖廖氏、宝安龙华上芬詹氏福田下梅林郑氏、龙岗平地肖氏、龙岗赖氏、坑梓黄氏等。清朝立村的客家民系有：盐田沙头角沙栏下吴氏、盐田鸿安围彭氏、盐田凹背何氏、龙岗横岗茂盛何氏、龙岗朱古石刘氏、盐田三洲田廖氏、盐田伯公树吴氏、宝安石岩龙眼谢氏、宝安龙华早禾坑李氏、宝安观澜松元陈氏、牛湖陈氏、龙岗坪山大万曾氏、龙岗葵涌屯洋利氏、宝安横岗吉溪陈氏等。
下沙黄是宋元时期江西迁入的，然后一支留在下沙，一支去了上梅林建村，一支去了东莞樟木头。东莞樟木头这一支在迁入樟木头后讲客话了，也认同自己是客家人。然后樟木头这一支的一部分再回迁上梅林。上梅林和下沙都姓黄，也都认为同一个祖先黄默堂，实际情况下沙和上梅林的部分人讲围头话，然后上梅林部分人讲客家话。上步郑和下梅林郑同理，宋元由江西迁入在上步建村，一支留在上步，一支前往坑梓，后再迁下梅林建村，都是同一个祖先，但是下梅林郑讲客，上步郑讲围头。上梅林黄是客，但是下沙黄估计不好说，上梅林这支讲客的也是在黄默堂之后才有客家认同的，属于迁入客家地区被同化了再回迁福田的，下沙黄分支来上梅林是雍正乾隆时期，也就是最晚不晚于1795年，下沙迁上梅林是在南宋晚期，上沙也姓黄，一世祖叫黄金堂，是下沙一世祖黄默堂的长兄。福田黄是上沙黄分支，上梅林黄是下沙黄分支，然后上步郑到深圳的时间是北宋神宗年间，和下梅林郑都是都是郑柏峰的后裔，二房去了坪地然后到下梅林建村，三房从东莞到上步建村，说明洪武1368-1398坪地就已经有客家人居住了，而惠阳有客家人居住的历史只会比坪地更早，因为客家人迁入惠深沿海地区的路径是横沥--平潭--平山--淡水--坪地。
地域形成
深港客家地区形成的三大类
第一类，是传统客家地区（即1662年迁界以前就以客家人为主的地区）：龙岗坪山横岗坑梓坪地等镇。这一带是没有围头话方言岛且复界以前就是客家地区，也恰好是传统深圳客家围的主要分布地区。 深圳真正迁海的地区是大鹏盐田罗湖福田南山这一带，特别是关内的盐田，复界以后当地人几乎都是客家人。不过清初迁海范围不能只看深圳，整个香港当时都属于迁海范围内（新安县）。但是香港不一样，典型的白话人被迁走了，复界客家人来了。 现在看深圳特别是龙岗五镇的客家人基本上在清康熙以前就有定居了，很多龙岗的本地客家家族在龙岗扎根超过四五百年，而香港地区是复界以后才有的。
第二类，是迁界复海地区（即1662年迁界以前是疍家围头话为主地区1684年复界后客家为主或纯客家地区）：今香港沙田荃湾（纯客）北区西贡大埔离岛；以及深圳的盐田葵涌南澳（以上纯客）大鹏（与军话杂居）。
第三类，是招垦开荒地区（即跟随复海来的客家人与围头话混居区。基本都是在不属于迁界地区的无人区或围头话区开垦荒地，然后客家人数超过围头话人或者无人区开垦为纯客家的地区）：龙华观澜石岩西丽梅林布心罗芳（以上当地客家人为主）；布吉（以上纯客）。龙华西丽梅林的某些讲客家话的村庄在当地历史超过四百年，为明朝定居深圳，非清朝定居深圳。
分布范围
深圳客家语东起深惠界、南抵北环大道、北至观澜、西达黄麻布九围，其覆盖面积约占全市面积的七成左右，与围头话区的分布界线交通：外环高速（光明/龙华界—南光玉律收费站）—凤凰山—G4（鹤洲—同乐）—北环（同乐—至南海交界）—南海大道（至深南交界）—深南大道（至福田/南山界）—福田/南山界（至北环交界）—北环大道（至翠竹）—翠竹公园—怡景路—沿河路（至文锦渡）以东或以北讲客。 村落：白花—红星—黄麻布—九围—铁岗—同乐—大冲—沙河—上下梅林—泥岗—清水河—草埔—布心—水库—罗芳这一线以东或以北讲客。 地理：大屏嶂—石岩水库—凤凰山—铁岗水库—阳台山—塘朗山—银湖山—深圳水库—梧桐山（按照地理划分就考虑不到深圳关内客区。）
分布特点
深圳客语分布地理特点为：该地区地形主要是丘陵山地，依山傍海。深圳客语东北面与东莞市南部的樟木头、清溪的客语相连，北面和东面与惠阳客语全面接壤，东南面则和香港新界中部、东部、东北部及西南部的沙田区、大埔区、西贡区、屯门区、荃湾区、葵青区及北区的沙头角，元朗区的八乡和离岛区的东涌乡、大澳乡、梅窝乡、大屿南乡等客语连成一片。这种地理上呈整片型的分布充分显示出：深圳的北部与东部地区的客家话在历史上长期与惠州梅州客家话地区不可分割。深圳客家话完全是惠阳客语西向延伸的一个支脉。深圳客语与惠阳客语以及香港新界客语形成一个由西向东，至北而南的连绵不断的客家话同一方言连续体。
内部分片
深圳当地人习惯把布吉，龙华，石岩，观澜，平湖等镇称为中部客家地区.横岗，盐田，沙头角，龙岗，坪地，坑梓，坪山，葵涌，大鹏，南澳等镇称为东部客家地区.当然罗湖，福田，南头，西乡的粤语地区，也有，布心，新村，莲塘，梅林，大涌，西丽，白芒和麻布，九围等客家围村。深圳客家话内部从语音角度看，大致有横岗话、布吉话、葵涌话和观澜话等四种类型，大致分为龙岗-坪山、龙华、罗湖-盐田、大鹏、西部五大口音等。
（1）龙岗-坪山客家话：主要分布在现龙岗区和坪山区的布吉、南湾、坂田、横岗、龙岗、龙城、坪山、坪地、坑梓、龙田、马峦、南澳、葵涌等地。龙岗客家话北面和东莞客语，东面和坪山、惠州客语连成一片。
（2）龙华客家话：跟龙岗客家话在语气语调上有差别，但是大致一样，可以流畅沟通，主要分布在今龙华区全境的龙华、民治、大浪、观澜以及今福田区上梅林、下梅林等地区。
（3）罗湖-盐田客家话：是原特区内盐田大部分区域和罗湖部分区域居民的日常交流用语，主要分布在现罗湖区的布心、草埔、泥岗、罗芳、莲塘、大望、梧桐山、西岭下、水库新村和盐田区的沙头角、盐田、中英街、梅沙等地。此片区的客家话南面与香港北部新界的客语相通。
（4）大鹏客家话：大鹏半岛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是大鹏客家话，其次是大鹏军话，大鹏客家话属于龙岗客语的分支，跟盐田、罗湖客语、香港新界客语有词汇上的差别，主要分布在葵涌、南澳、大鹏等地。
（5）西部客家话：主要分布在宝安区的石岩大部分、西乡部分地区以及南山区的蛇口、西丽、桃源、沙河、大冲等地，光明新区亦有白花社区和红星社区等纯客家话社区。
注：（深圳罗湖、福田、南山三区的客家话分布如下：从东部长岭村开始，连接莲塘，西岭下，罗芳，梧桐山大部分村，大望，水库新村，布心，草埔，泥岗，上梅林一部分，下梅林，沙河大部分，蛇口南水和水湾头，西丽大部分村，直到西部的南头同乐村和粤海门形成一条带状分布）
研究现状
开放以前的深圳，原住民大多说客家话、粤语或大鹏话。目前学界关于深圳本土方言的调查研究成果虽有一些，但多限于单点、粗线条式的调查，较少系统的描写和比较研究。下面对现有的深圳客语研究进行简单介绍。
（1）目前学界对深圳客家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的客家话上。如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的《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1987）、《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1988）对盐田沙头角客家话的字音及词汇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和记录。
（2）《宝安县志》（1997）中方言部分也记录了龙岗、坪山一带的客家话，介绍了其语音及词汇系统，篇幅较少。
（3）邱菊霞的学士学位论文《观澜客家话语音音系特点浅析》（2007）对深圳龙华观澜客家话的音系进行了描写，并与中古音和梅县话进行了简单的比较分析，内容略嫌单薄。
（4）朱炳玉在《深圳市志》社会风俗卷《方言志》（2014）中将深圳客家话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横岗话、布吉话、葵涌话和观澜话，并对其语音特点进行了简介。此外，还记录了横岗客家话的语音、词汇及部分歌谣，并针对其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进行了简单讨论。
（5）笔者在学士学位论文《深圳龙岗客家方言初探》（2015年）中讨论了深圳龙岗客家话的语音和词汇，语料虽大致可信，但论文主线较为混乱，缺乏系统，且描写不全面。
（6）在历时音系上，黄婷婷、庄初升的《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2014）对1879年巴色会传教士编写的客家话童蒙课本《启蒙浅学》进行了研究，并在校注的过程中抽取出其时其地客家话的音类进行构拟，并对其词汇、语法和文字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和讨论，方法得当，所得的结论令人信服。需要说明的是，香港新界与深圳现今大部分的地区在19世纪均属新安县管辖，今龙岗区、坪山区在19世纪属归善县（今惠州市）管辖，两地所使用的客家话为同一系统，差异极小，今日犹然。
（7）田志军的《近代晚期粤东客音研究》（2015）也以19世纪传教士关于客家话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从中整理了深圳香港（新安县）客家话、揭西五经富客家话、梅州五华客家话和梅州梅县客家话的音类，结合当代这四个地方客家话的共时音系，对19世纪四地的客家话进行音值构拟，并对近二百年来粤东客音的演变进行了探讨。该书所用的研究方法结合了文献材料、现代方言音系，既有单点的音值构拟，又有综合的比较研究，作者称该方法为“纵横立体式普遍比较”。该书使用了历史比较法与文献考证法，在客家方音史的研究上作出了一次成功的尝试。
（8）杨岚的《深圳市泥岗客家话语言生态调查研究》（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