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拳师一般没做这个的条件，没生意。

1877年，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一条类似今天的热线新闻性质的社会新闻，没想到竟迅速发展成了一个社会热点事件。 这条新闻说的是，某日晚间某甲去妓馆访问某妓，没想到他的旧日相好、妓女周桂林也住在这里。周桂林一遇见某甲，就强拉其入自己房内，某甲不依，遂两厢殴打起来。甲摔坏了周桂林的假翡翠簪子，周索价大洋17元，某甲不从，被周扯住发辫，周的姨娘、大姐等女佣一拥而上，“掌颊无算，并唤捕拉入捕房”。最后经公堂调解，令某甲赔了周桂林4块大洋了结。彼时的报道者不似今天只报事实，一般还会做些评论，该文作者就在事件后面大骂周桂林“真曲中之败类，为狗彘所不食者矣”，并认为公堂问官也是“颠倒黑白，更莫此为甚”。 这篇小文发表后几天竟然引来了广泛的共鸣，人们纷纷来稿，指斥上海租界妓业中这类“妓欺客”的风气，有一个人写了一篇《妓女无赖续文》，讲述了近期数起妓女欺客事件，说这些妓女动辄凶悍闹泼，“一语不洽，遽掀其桌”，多有殴客之举。另一篇来稿也指出“逐日报中所登无赖妓女诸事，无论书寓、长三、么二中皆有此等事情”。还有一位作者感慨妓业世风日下，称妓女对客人本来“唯有守其本分，曲意奉承”，而如今上海妓女对客人却往往“视银钱多寡，为恩爱浅深，囊橐既空，辄加白眼”，这位作者文末愤然说：“今上海之妓，多一人即多一泼妇耳。” 小小一个周桂林竟然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并非周桂林本人有多著名，而是她掀开了上海这个大都市社会转型中传统价值观被冲击的怨愤。 上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埠，从一个小渔村迅速成为商业繁荣、人口聚集的大都市，国外各种新奇的产品、时髦的生活方式纷至沓来，人们的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在商品大潮中发生着刻骨的变化。 传统的风流胜地本是秦淮一代，上海开埠后迅速取代南京成为“香粉地狱”，据统计，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有名号的正式妓馆就有一千五百家，加上无名号的所谓花烟间，妓女不下万余人。上至富商巨贾、士绅文人，下至贩夫仆役小工，辛劳之余上妓馆、吃花酒，已成风俗，而嫖妓也成为人们的日常娱乐，妓馆也成为谈生意、会朋友、交际应酬的必至之地。 嫖妓成为大众化消费，自然带来好坏两种变化。好的变化是服务更为规范，服务项目都有程式，价格也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坏的变化就是买卖关系明确，旧时的温情脉脉再也不存。 旧式妓业，妓女尤其是上等妓女接待的客人以文化素质较高的文士绅商为主，妓馆是风流文士们吟风弄月、诗酒唱和的地方，妓女与客人之间推崇爱才重情，发展出过不少传唱后代的韵事，像柳如是和钱谦益、董小宛和冒辟疆等等都是。 而在重商轻文的大上海，文人沦为了为养家糊口奔走的小市民，商人贩夫才是新的消费阶级，他们才是此时妓业的主客。妓馆活动不再需要琴棋书画的文化情趣，妓女与客人之间，变成了单纯的色相与肉体买卖关系，就是一门生意。有诗词描述当时的妓女：“预订交情无奈和，赠他珠翠与绫罗。果然买得倾城笑，哪管金钱费许多。”“首饰无多转身完，嫖钱催索岂能宽。前番曲奉今番骂，一样人儿两样看。” 甘蔗没有两头甜，想要平民消费明码标价，又想要有情有义的红粉知己，怎么可得呢？！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妓女们尊奉的商业规矩与传统文人还期待的情义关系，就这样冲突起来。周桂林殴客，人家有的是理由。就在文人们对周桂林口诛笔伐的时候，周自己给《申报》写了一封信，陈述此事起因，说生意有先来后到，作为旧客，她拉某甲是“请上一过门局以还本堂之规矩”，而某甲不去，此事显然“其曲在客”——一个要求遵守生意场上的规矩，一个想在欢场里谈感情，不打起来才怪呢。

确实，中政法，北师大，985211两个女拳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