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年有34支职业足球队解散，绝大部分球队解散的原因都是投资人不想投资，但球队却因为轻资产高负债（开玩笑说就是资产好几万，负债好几亿）找不到接盘的人，哪怕像天津那样开出0元转让的条件，也因为轻资产高负债而无人问津。高负债轻资产是中国职业俱乐部转让难的主要原因。
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为啥会暴雷不断，十年金元足球种下的恶果当然是根源，疫情和中性名也是主要的“帮凶”，再加上房地产的下滑，但俱乐部财务的不透明，足协对俱乐部财务监管不力，也是职业俱乐部频繁暴雷的原因。
我们当然要用大力度的限薪和合理的工资帽来限制不正常的高投入，让联赛变得更健康以及更公平。同时，俱乐部的财务公开，足协对俱乐部财务方面的审计和监管也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如果中国的职业联赛有财务公开制度，也就不会出现欠薪一两年的球队，更不会出现投资足球几年就负债几亿甚至十几亿的高危俱乐部，自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暴雷事件。财务公开，可以让足协和大众及时发现出现问题的俱乐部，然后想办法解决，这是一种预警机制。我觉得我们应该建立起预警机制，这样才能把危机扼杀在摇篮里，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联赛、球迷、球员、教练的利益，以及其他投资人的利益，不要再让中国足球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笑柄了。
最近三年解散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
中超：
2020年：天津天海；
2021年：江苏苏宁；
2022年：重庆力帆，青岛黄海。
中甲：
2020年：广东华南虎，四川隆发，辽宁宏运，上海申鑫；
2021年：泰州远大，内蒙古中优，北京人和；
2022年：贵州恒丰；
中乙：
2020年：深圳鹏城，杭州吴越钱唐，菏泽曹州，南京巴兰塔，大连千兆，南京沙叶河海，福建天信，拉萨城投，延边北国，吉林百嘉，银川贺兰山，保定容大；
2021年：深圳宝安壆岗，盐城大丰；
2022年：山西龙晋，厦门鹭岛，河北卓奥，昆明郑和船工，西安骏狼，四川民足，陕西佣士超越，绍兴柯桥越甲。
这是媒体报道重庆股改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高负债
以下是体育的大生意对于足球股改屡次失败的一篇分析文章：
《重庆队解散揭示足球股改伪命题，中超或跌入硬着陆时代》（体育大生意）
经济鼎盛时，足球是中国企业彰显自身实力、养护政商关系的最佳名片，但当潮水退却时，足球却往往是那个率先被抛弃的蔽履，连个体面的告别都欠奉。
5月24日，中超的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公告，由于俱乐部债务不断增加，账户已被冻结，只能宣布退出中超联赛并解散球队，并勒令所有人必须在当天12点之前离开。
尽管此前重庆球员们多番讨薪未果已让外界有了球队随时可能宣布解散的心理准备，但当靴子正式落地时还是让所有人都倍感遗憾。不仅重庆球员和球迷悲鸣不已，所有中国体育产业人或许都有一种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无力感。
近几年，足球人的这种无力感逐步加剧，只不过，在2020天津天海解散、2021年刚加冕中超新科冠军108天的江苏苏宁解散时，由于这两家都是一掷千金的超级土豪，所以一些业内人士还在从技术层面提出应加速股改等专业建议，幻想能让其它中超俱乐部避免重蹈覆辙。但如今当一贯精打细算的重庆队也被迫解散时，更多的人终于意识到，中超俱乐部的巨额债务问题根本不是足球层面能够解决的问题，一如昔年中超金元足球最繁荣时也与彼时的联赛运营水准并无多少直接关系。
回看最近这三年解散的这三家中超球队，确实都已尽力施救，但难挽大局。天海当年公开打出“零元卖队”的旗号，苏宁曾向江苏省多个部门发出求援信号，如今的重庆队不仅多次探讨过股改方案，球员们也宣布愿意自动放弃2021年4月30日前俱乐部拖欠的薪水。要知道，天津、重庆是直辖市，而江苏更是我国常年GDP排名前三的经济强省，但在疫情蔓延之下，私企都在削减开支、储粮过冬，国企也要聚焦主业、以稳为主，整体经济大环境如斯，自然无人敢接盘。
作为中国职业体育改革的试验田和先行者，中超（前身为甲A足球联赛）不仅引领着整个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前景，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折射中国经济潮起潮落的一面镜子。2010年恒大接盘广州队时，彼时保级成功的广州队一年运营成本为4000万元，此后恒大开启中超金元时代，作为新三板公司，恒大淘宝足球的财报显示，俱乐部多个赛季的投入均高达20多亿，比如，2019年恒大俱乐部的总成本高达28.918948亿元，单赛季亏损超出19亿元。而根据重庆队的解散公告显示，2016年底，当时也正是中超金元足球最鼎盛时，当代集团斥资5.4亿元接手俱乐部，六年多来累计投入逾30亿元。
此外，根据重庆队领队魏新透露，2021年4月30日前，俱乐部的债务高达5.5169657587亿元，2021年5月-2022年3月俱乐部累计债务2.0213070203亿元，这意味着重庆队目前的债务已超过7亿元。作为一支在中超投资规模排名中下游的球队，重庆队的烧钱程度犹且如此，那些中超豪门昔日的豪奢程度和如今的欠薪金额更会超乎想象，区别只在于何时揭开这个盖子。本赛季，中国足协划分了三个时间节点俩要求各俱乐部分批解决欠薪问题，7月31日之前必须至少解决欠薪金额的30%，而7月31日前后可能就会爆出更多欠薪问题。
重庆队此番解散，针对欠薪问题也诚恳表态，将通过后期的诉讼追偿、债务回款、资产出售以及集团借款等方式，持续筹措资金，尽最大可能逐步清偿欠薪。但据体育大生意观察过往中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解散的大量案例，球员日后拿回欠薪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便诉诸法律也难有实际效果。而随着重庆队在新赛季开始前选择主动解散，在事实上导致重庆球员很难拿到过往所有欠薪，这恐怕会在中超内部引起连锁反应，毕竟中超有至少10家俱乐部都存在长期欠薪现象，不排除会有更多球员要求及时清偿欠薪。一旦集体爆雷，中超的金元时代只能被迫全面硬着陆，而这将是无解的难题。
中国足球讨薪缺乏真正的成功案例，俱乐部解散堵死维权路径
职业体育俱乐部欠薪在我国是常见现象，但体育大生意查阅了大量案例，很少有真正解决欠薪的成功前例。以中超为例，一旦俱乐部选择解散，那么从法理层面来看，无论是求助于联赛主管部门中国足协还是直接诉诸法院，都很难再拿到薪水。
根据《体育法》第32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 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而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专业的体育仲裁机构，体育仲裁权往往属于单项体育协会内设的仲裁委员会，并且协会章程均规定，出现纠纷，各方必须遵循本协会仲裁机构的仲裁。比如，《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就规定，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足协管辖范围内与足球运动有关的行业内部纠纷，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并且协会要求各方放弃诉诸法院的权利。
《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原文明确规定：“除本章程和国际足联另有规定外，本会及本会管辖范围内的足球组织和足球从业人员不得将争议诉诸法院”。而即便球员起诉到法院，多数法院往往也选择尊重体育行业的特殊规律和体育协会自治善治原则，从而驳回起诉，并建议寻求协会的仲裁。这会导致球员在事实上维权困难。
在足球欠薪问题上，中国足协在2017年之前的规定就是，只要欠薪，就直接撤销涉事俱乐部的准入资格，据体育大生意不完全统计，在1994-2017年之间大约有60家不同联赛级别的足球俱乐部因为欠薪问题被中国足协除名。而一旦俱乐部被取消注册资格，就不再是中国足协的会员单位，自然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对欠薪单位不再具有管辖权。即便要求俱乐部解散前偿还欠薪，但往往也不具备约束力。而随着俱乐部解散并宣告破产，即便球员诉至法院，法院强制执行时也没有多少资产可供执行，最终球员还是两手空空。
近年来，鉴于足球俱乐部欠薪问题频发，如果照旧“一刀切”直接取消注册资格，那么将有大量足球俱乐部会被解散，所以中国足协对欠薪的处罚进行了分级处理。《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2019年版）》专门对欠薪的处罚做出了调整规定：“将根据欠薪的情节严重程度，给予俱乐部警告、罚款、扣分、降级或取消注册资格的处罚。”
而自疫情发生以来，中超俱乐部的欠薪情况明显加剧，中国足协做出了进一步妥协。比如本赛季开始前，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在4月3日下发的《2022赛季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相关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各俱乐部本赛季不得有新的欠薪发生，分三个阶段来解决过往的欠薪问题，即今年7月31日前解决欠薪不低于总额的30%；10月31日前解决欠薪不低于总额的70%；12月31日前解决全部欠薪。未在相应时间完成偿还的俱乐部，将受到禁止2022赛季第二次转会窗口注册球员、扣除联赛积分、降级或取消准入资格等不同程度处罚。”
具体到重庆队欠薪的问题上，如重庆队领队魏新所言，重庆队目前欠薪超过7亿元。另有知情人表示，重庆队最早在2019年就已出现过欠薪现象，但未被公众所知罢了。针对欠薪问题，重庆队的解散公告明确表示：“将通过后期的诉讼追偿、债务回款、资产出售以及集团借款等方式，持续筹措资金，尽最大可能逐步清偿欠薪……俱乐部资产，包括家具、电器、设备、车辆等，都承载着清偿欠薪的使命，希望大家尽力保证俱乐部财产安全；同时也欢迎各位同仁积极协助寻找买家，尽快完成俱乐部资产处置及欠薪清偿。”
不过，随着重庆队解散，中国足协将对其不再具备管辖权。即便球员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发起仲裁请求，仲裁委员会大概率会以不再具有管辖权而婉拒，即便给重庆当地足协发文要求协助解决问题，恐怕也没有多少约束力可言。而在重庆队解散后，球员们当然可以通过法院起诉来追讨欠款，但考虑到重庆队的轻资产模式以及俱乐部的有限责任公司属性，法院虽然会强制重庆队偿还欠薪，但由于重庆队大概也没有多少资产可以处置，球员依旧很难拿到实际的薪水。
在重庆队之前，中国足坛曾零星出现过多次欠薪事件，多以俱乐部解散而告终。无论是广受瞩目的辽足欠薪还是苏宁解散，球员们虽然事后均穷尽了各种法律救济手段试图追讨欠薪，但就目前来看，没有多少实际效果。面对这种局面，中国足协应该担负时及早敦促俱乐部偿还欠薪的责任，不能总是眼睁睁看着俱乐部长达数月欠薪、最后靠解散一了百了。
中国足协未来也应参考国际足球联赛的财务信披模式来推进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可持续发展。比如欧足联推出的《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就倡导俱乐部财务公开透明，建立可持续的财务运营机制，通过信披来确保财务风险可控。但相比之下，中超足球俱乐部由于母集团奉行金元战略，疯狂烧钱，母集团不愿意向外界公开财务信息，再加之，俱乐部股权架构单一，也没义务向外界披露财务数据。所以，中超俱乐部的薪资情况外界很难有清晰的了解，往往只看到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盛况，一旦俱乐部被迫选择公开财务时，往往也就是债务如山、濒临破产之际。
中超倡导股改却难落实，俱乐部巨额债务成最大阻碍
在企业加速扩张时，金元足球无疑是企业实力的点缀饰品，而当经济下行时，金元足球只会让大多数俱乐部不堪重负，只能断臂求生。俱乐部股改、引入多元化股东曾被视为化解金元足球风险的好办法。
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方案》也专门提出通过股改来打造百年足球俱乐部：“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立足长远，系统规划，努力打造百年俱乐部。”
在2020年疫情发生后，中超俱乐部的母公司纷纷出现资金链紧张现象，股改正式被提上议程，但真正实现股改的成功案例犹如凤毛麟角，河南嵩山龙门俱乐部股改可能唯一值得分析的案例，该俱乐部从此前由河南建业集团投资，此后引入郑州和洛阳的两家国企并更名为河南嵩山龙门俱乐部，该俱乐部由郑州市国企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洛阳市国企洛阳旅游发展集团和建业集团各占40%、30%和30%的股份。但客观而言，该俱乐部的处境依旧非常微妙，并没有靠股改脱胎重生。
至于重庆队也曾试图通过股改而自救。重庆队在此番解散公告中专门强调：“自2021年初起，当代集团曾和重庆相关部门多次探讨股改工作，以期保留重庆职业足球的火种。然而时至今日，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股改工作未能如期推进，俱乐部债务不断累加，账户被冻结，员工生活极度困难。经俱乐部股东会慎重研究，我们非常遗憾的决定退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并解散球队。”
2021年初，在重庆市体育局的牵头协调下，重庆队成为中超最早推进股改方案的俱乐部之一。据体育大生意了解，重庆市体育局在此之前也曾问询过当地的几家企业，但都以“疫情之下实力不足”为由而予以婉拒。此后，经过多方协调，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集团”）终于同意参与股改。2021年7月，重庆市体育局起草《关于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股权改革相关情况的告知函》。
在这份草拟的股改方案中，两江集团占股60%股份，当代集团股权降至30%股权，力帆集团则继续保持10%的股权。按照约定，在股改成功后，两江集团将向新俱乐部投入3年1.5亿元。不过，在清偿俱乐部之前的债务方面，各方未能达成最终的一致。当代集团自身财务状况也急转直下，希望接盘者能够承担部分债务，但两江集团只肯同意在2021年4月30之后的债务由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分担。由于在俱乐部债务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这也造成事实上的股改方案流产。
显然，中超俱乐部债务问题如何清偿是阻碍中超俱乐部股改乃至转让的最大难题。此前，无论是天津天海还是江苏苏宁，都同意转让俱乐部100%的股权，但希望接盘者能消化俱乐部的债务，为此天海当时还明确提出可以零元卖队，虽然俱乐部估值超过7亿元，但只要接盘者可以承担俱乐部过往债务即可。如你所知，虽然万通等企业与俱乐部进行了接触，但最终还是在巨额债务面前选择放弃。
中超俱乐部在某种意义上是过去十余年中国房地产经济黄金时代的奢侈品，中超也随之成为各大房企掀起军备竞赛的第二战场，这也让中超俱乐部陷入揠苗助长的怪圈。虽然俱乐部在房价不断抬升时为房地产品牌进行了背书，但当房地产开始没落之际，金元足球的问题全面暴露。由于不具备自我造血能力，中超俱乐部长期入不敷出、债台高筑。根据恒大淘宝挂牌新三板时的财报显示，恒大足球俱乐部一度亏损超过70亿元，虽然恒大集团为此不断输血，但一旦需要转让俱乐部时，这些亏损就是账面的债务数字。试问今日之中国有多少企业可以坦然笑纳这么大体量的债务呢？
所以，中超足球俱乐部在事实上也沦为了经济学中的“大白象现象”（“大白象”是指一项很贵重，需要很高昂费用维持，但却难有巨大经济效益的资产。传说泰国国王如果不喜欢某人，便会送一只大白象给他，因为稀有的大白象，需要很高的成本才可养活，收到大白象礼物的人往往会因此倾家荡产）。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中超俱乐部即便是零元卖队也难以出手，是名副其实的负资产。
在重庆队解散后，曾执教过重庆队的韩国教练李章洙表示，重庆足球到了今天的地步不止是重庆足球的问题，是整个中国足球的问题。但面对中超俱乐部动辄数亿乃至数十亿的负债，考虑到体育产业是一门慢生意，这种体量的债务显然也超出了中国足球的能力范畴，这更像是叠加疫情因素后的中国房地产经济泡沫破裂后的烂尾楼。面对这种体量的硬着陆，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体育产业显然无能为力。至于未来的暴风雨如何猛烈，都只能引颈承受。
多说一句，职业体育本就是资本主义进入高度发达时代的产物，在欧美已历百年发展，但依旧会经常出现运营层面难以解决的新课题。职业体育作为舶来品，在我国发展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十多年的历史，本就可能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所以，我国职业体育发展历程中出现各类问题实属正常，这反过来在内循环时代将促使我国寻求有特色的职业体育发展新模式。比如，在5月24日重庆队宣布解散的同时，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个引人遐想的新企业注册信息，企业名称就叫：体总国家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有34支职业足球队解散，绝大部分球队解散的原因都是投资人不想投资，但球队却因为轻资产高负债（开玩笑说就是资产好几万，负债好几亿）找不到接盘的人，哪怕像天津那样开出0元转让的条件，也因为轻资产高负债而无人问津。高负债轻资产是中国职业俱乐部转让难的主要原因。
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为啥会暴雷不断，十年金元足球种下的恶果当然是根源，疫情和中性名也是主要的“帮凶”，再加上房地产的下滑，但俱乐部财务的不透明，足协对俱乐部财务监管不力，也是职业俱乐部频繁暴雷的原因。
我们当然要用大力度的限薪和合理的工资帽来限制不正常的高投入，让联赛变得更健康以及更公平。同时，俱乐部的财务公开，足协对俱乐部财务方面的审计和监管也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如果中国的职业联赛有财务公开制度，也就不会出现欠薪一两年的球队，更不会出现投资足球几年就负债几亿甚至十几亿的高危俱乐部，自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暴雷事件。财务公开，可以让足协和大众及时发现出现问题的俱乐部，然后想办法解决，这是一种预警机制。我觉得我们应该建立起预警机制，这样才能把危机扼杀在摇篮里，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联赛、球迷、球员、教练的利益，以及其他投资人的利益，不要再让中国足球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笑柄了。
最近三年解散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
中超：
2020年：天津天海；
2021年：江苏苏宁；
2022年：重庆力帆，青岛黄海。
中甲：
2020年：广东华南虎，四川隆发，辽宁宏运，上海申鑫；
2021年：泰州远大，内蒙古中优，北京人和；
2022年：贵州恒丰；
中乙：
2020年：深圳鹏城，杭州吴越钱唐，菏泽曹州，南京巴兰塔，大连千兆，南京沙叶河海，福建天信，拉萨城投，延边北国，吉林百嘉，银川贺兰山，保定容大；
2021年：深圳宝安壆岗，盐城大丰；
2022年：山西龙晋，厦门鹭岛，河北卓奥，昆明郑和船工，西安骏狼，四川民足，陕西佣士超越，绍兴柯桥越甲。
这是媒体报道重庆股改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高负债
以下是体育的大生意对于足球股改屡次失败的一篇分析文章：
《重庆队解散揭示足球股改伪命题，中超或跌入硬着陆时代》（体育大生意）
经济鼎盛时，足球是中国企业彰显自身实力、养护政商关系的最佳名片，但当潮水退却时，足球却往往是那个率先被抛弃的蔽履，连个体面的告别都欠奉。
5月24日，中超的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公告，由于俱乐部债务不断增加，账户已被冻结，只能宣布退出中超联赛并解散球队，并勒令所有人必须在当天12点之前离开。
尽管此前重庆球员们多番讨薪未果已让外界有了球队随时可能宣布解散的心理准备，但当靴子正式落地时还是让所有人都倍感遗憾。不仅重庆球员和球迷悲鸣不已，所有中国体育产业人或许都有一种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无力感。
近几年，足球人的这种无力感逐步加剧，只不过，在2020天津天海解散、2021年刚加冕中超新科冠军108天的江苏苏宁解散时，由于这两家都是一掷千金的超级土豪，所以一些业内人士还在从技术层面提出应加速股改等专业建议，幻想能让其它中超俱乐部避免重蹈覆辙。但如今当一贯精打细算的重庆队也被迫解散时，更多的人终于意识到，中超俱乐部的巨额债务问题根本不是足球层面能够解决的问题，一如昔年中超金元足球最繁荣时也与彼时的联赛运营水准并无多少直接关系。
回看最近这三年解散的这三家中超球队，确实都已尽力施救，但难挽大局。天海当年公开打出“零元卖队”的旗号，苏宁曾向江苏省多个部门发出求援信号，如今的重庆队不仅多次探讨过股改方案，球员们也宣布愿意自动放弃2021年4月30日前俱乐部拖欠的薪水。要知道，天津、重庆是直辖市，而江苏更是我国常年GDP排名前三的经济强省，但在疫情蔓延之下，私企都在削减开支、储粮过冬，国企也要聚焦主业、以稳为主，整体经济大环境如斯，自然无人敢接盘。
作为中国职业体育改革的试验田和先行者，中超（前身为甲A足球联赛）不仅引领着整个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前景，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折射中国经济潮起潮落的一面镜子。2010年恒大接盘广州队时，彼时保级成功的广州队一年运营成本为4000万元，此后恒大开启中超金元时代，作为新三板公司，恒大淘宝足球的财报显示，俱乐部多个赛季的投入均高达20多亿，比如，2019年恒大俱乐部的总成本高达28.918948亿元，单赛季亏损超出19亿元。而根据重庆队的解散公告显示，2016年底，当时也正是中超金元足球最鼎盛时，当代集团斥资5.4亿元接手俱乐部，六年多来累计投入逾30亿元。
此外，根据重庆队领队魏新透露，2021年4月30日前，俱乐部的债务高达5.5169657587亿元，2021年5月-2022年3月俱乐部累计债务2.0213070203亿元，这意味着重庆队目前的债务已超过7亿元。作为一支在中超投资规模排名中下游的球队，重庆队的烧钱程度犹且如此，那些中超豪门昔日的豪奢程度和如今的欠薪金额更会超乎想象，区别只在于何时揭开这个盖子。本赛季，中国足协划分了三个时间节点俩要求各俱乐部分批解决欠薪问题，7月31日之前必须至少解决欠薪金额的30%，而7月31日前后可能就会爆出更多欠薪问题。
重庆队此番解散，针对欠薪问题也诚恳表态，将通过后期的诉讼追偿、债务回款、资产出售以及集团借款等方式，持续筹措资金，尽最大可能逐步清偿欠薪。但据体育大生意观察过往中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解散的大量案例，球员日后拿回欠薪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便诉诸法律也难有实际效果。而随着重庆队在新赛季开始前选择主动解散，在事实上导致重庆球员很难拿到过往所有欠薪，这恐怕会在中超内部引起连锁反应，毕竟中超有至少10家俱乐部都存在长期欠薪现象，不排除会有更多球员要求及时清偿欠薪。一旦集体爆雷，中超的金元时代只能被迫全面硬着陆，而这将是无解的难题。
中国足球讨薪缺乏真正的成功案例，俱乐部解散堵死维权路径
职业体育俱乐部欠薪在我国是常见现象，但体育大生意查阅了大量案例，很少有真正解决欠薪的成功前例。以中超为例，一旦俱乐部选择解散，那么从法理层面来看，无论是求助于联赛主管部门中国足协还是直接诉诸法院，都很难再拿到薪水。
根据《体育法》第32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 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而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专业的体育仲裁机构，体育仲裁权往往属于单项体育协会内设的仲裁委员会，并且协会章程均规定，出现纠纷，各方必须遵循本协会仲裁机构的仲裁。比如，《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就规定，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足协管辖范围内与足球运动有关的行业内部纠纷，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并且协会要求各方放弃诉诸法院的权利。
《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原文明确规定：“除本章程和国际足联另有规定外，本会及本会管辖范围内的足球组织和足球从业人员不得将争议诉诸法院”。而即便球员起诉到法院，多数法院往往也选择尊重体育行业的特殊规律和体育协会自治善治原则，从而驳回起诉，并建议寻求协会的仲裁。这会导致球员在事实上维权困难。
在足球欠薪问题上，中国足协在2017年之前的规定就是，只要欠薪，就直接撤销涉事俱乐部的准入资格，据体育大生意不完全统计，在1994-2017年之间大约有60家不同联赛级别的足球俱乐部因为欠薪问题被中国足协除名。而一旦俱乐部被取消注册资格，就不再是中国足协的会员单位，自然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对欠薪单位不再具有管辖权。即便要求俱乐部解散前偿还欠薪，但往往也不具备约束力。而随着俱乐部解散并宣告破产，即便球员诉至法院，法院强制执行时也没有多少资产可供执行，最终球员还是两手空空。
近年来，鉴于足球俱乐部欠薪问题频发，如果照旧“一刀切”直接取消注册资格，那么将有大量足球俱乐部会被解散，所以中国足协对欠薪的处罚进行了分级处理。《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2019年版）》专门对欠薪的处罚做出了调整规定：“将根据欠薪的情节严重程度，给予俱乐部警告、罚款、扣分、降级或取消注册资格的处罚。”
而自疫情发生以来，中超俱乐部的欠薪情况明显加剧，中国足协做出了进一步妥协。比如本赛季开始前，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在4月3日下发的《2022赛季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相关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各俱乐部本赛季不得有新的欠薪发生，分三个阶段来解决过往的欠薪问题，即今年7月31日前解决欠薪不低于总额的30%；10月31日前解决欠薪不低于总额的70%；12月31日前解决全部欠薪。未在相应时间完成偿还的俱乐部，将受到禁止2022赛季第二次转会窗口注册球员、扣除联赛积分、降级或取消准入资格等不同程度处罚。”
具体到重庆队欠薪的问题上，如重庆队领队魏新所言，重庆队目前欠薪超过7亿元。另有知情人表示，重庆队最早在2019年就已出现过欠薪现象，但未被公众所知罢了。针对欠薪问题，重庆队的解散公告明确表示：“将通过后期的诉讼追偿、债务回款、资产出售以及集团借款等方式，持续筹措资金，尽最大可能逐步清偿欠薪……俱乐部资产，包括家具、电器、设备、车辆等，都承载着清偿欠薪的使命，希望大家尽力保证俱乐部财产安全；同时也欢迎各位同仁积极协助寻找买家，尽快完成俱乐部资产处置及欠薪清偿。”
不过，随着重庆队解散，中国足协将对其不再具备管辖权。即便球员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发起仲裁请求，仲裁委员会大概率会以不再具有管辖权而婉拒，即便给重庆当地足协发文要求协助解决问题，恐怕也没有多少约束力可言。而在重庆队解散后，球员们当然可以通过法院起诉来追讨欠款，但考虑到重庆队的轻资产模式以及俱乐部的有限责任公司属性，法院虽然会强制重庆队偿还欠薪，但由于重庆队大概也没有多少资产可以处置，球员依旧很难拿到实际的薪水。
在重庆队之前，中国足坛曾零星出现过多次欠薪事件，多以俱乐部解散而告终。无论是广受瞩目的辽足欠薪还是苏宁解散，球员们虽然事后均穷尽了各种法律救济手段试图追讨欠薪，但就目前来看，没有多少实际效果。面对这种局面，中国足协应该担负时及早敦促俱乐部偿还欠薪的责任，不能总是眼睁睁看着俱乐部长达数月欠薪、最后靠解散一了百了。
中国足协未来也应参考国际足球联赛的财务信披模式来推进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可持续发展。比如欧足联推出的《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就倡导俱乐部财务公开透明，建立可持续的财务运营机制，通过信披来确保财务风险可控。但相比之下，中超足球俱乐部由于母集团奉行金元战略，疯狂烧钱，母集团不愿意向外界公开财务信息，再加之，俱乐部股权架构单一，也没义务向外界披露财务数据。所以，中超俱乐部的薪资情况外界很难有清晰的了解，往往只看到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盛况，一旦俱乐部被迫选择公开财务时，往往也就是债务如山、濒临破产之际。
中超倡导股改却难落实，俱乐部巨额债务成最大阻碍
在企业加速扩张时，金元足球无疑是企业实力的点缀饰品，而当经济下行时，金元足球只会让大多数俱乐部不堪重负，只能断臂求生。俱乐部股改、引入多元化股东曾被视为化解金元足球风险的好办法。
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方案》也专门提出通过股改来打造百年足球俱乐部：“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立足长远，系统规划，努力打造百年俱乐部。”
在2020年疫情发生后，中超俱乐部的母公司纷纷出现资金链紧张现象，股改正式被提上议程，但真正实现股改的成功案例犹如凤毛麟角，河南嵩山龙门俱乐部股改可能唯一值得分析的案例，该俱乐部从此前由河南建业集团投资，此后引入郑州和洛阳的两家国企并更名为河南嵩山龙门俱乐部，该俱乐部由郑州市国企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洛阳市国企洛阳旅游发展集团和建业集团各占40%、30%和30%的股份。但客观而言，该俱乐部的处境依旧非常微妙，并没有靠股改脱胎重生。
至于重庆队也曾试图通过股改而自救。重庆队在此番解散公告中专门强调：“自2021年初起，当代集团曾和重庆相关部门多次探讨股改工作，以期保留重庆职业足球的火种。然而时至今日，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股改工作未能如期推进，俱乐部债务不断累加，账户被冻结，员工生活极度困难。经俱乐部股东会慎重研究，我们非常遗憾的决定退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并解散球队。”
2021年初，在重庆市体育局的牵头协调下，重庆队成为中超最早推进股改方案的俱乐部之一。据体育大生意了解，重庆市体育局在此之前也曾问询过当地的几家企业，但都以“疫情之下实力不足”为由而予以婉拒。此后，经过多方协调，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集团”）终于同意参与股改。2021年7月，重庆市体育局起草《关于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股权改革相关情况的告知函》。
在这份草拟的股改方案中，两江集团占股60%股份，当代集团股权降至30%股权，力帆集团则继续保持10%的股权。按照约定，在股改成功后，两江集团将向新俱乐部投入3年1.5亿元。不过，在清偿俱乐部之前的债务方面，各方未能达成最终的一致。当代集团自身财务状况也急转直下，希望接盘者能够承担部分债务，但两江集团只肯同意在2021年4月30之后的债务由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分担。由于在俱乐部债务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这也造成事实上的股改方案流产。
显然，中超俱乐部债务问题如何清偿是阻碍中超俱乐部股改乃至转让的最大难题。此前，无论是天津天海还是江苏苏宁，都同意转让俱乐部100%的股权，但希望接盘者能消化俱乐部的债务，为此天海当时还明确提出可以零元卖队，虽然俱乐部估值超过7亿元，但只要接盘者可以承担俱乐部过往债务即可。如你所知，虽然万通等企业与俱乐部进行了接触，但最终还是在巨额债务面前选择放弃。
中超俱乐部在某种意义上是过去十余年中国房地产经济黄金时代的奢侈品，中超也随之成为各大房企掀起军备竞赛的第二战场，这也让中超俱乐部陷入揠苗助长的怪圈。虽然俱乐部在房价不断抬升时为房地产品牌进行了背书，但当房地产开始没落之际，金元足球的问题全面暴露。由于不具备自我造血能力，中超俱乐部长期入不敷出、债台高筑。根据恒大淘宝挂牌新三板时的财报显示，恒大足球俱乐部一度亏损超过70亿元，虽然恒大集团为此不断输血，但一旦需要转让俱乐部时，这些亏损就是账面的债务数字。试问今日之中国有多少企业可以坦然笑纳这么大体量的债务呢？
所以，中超足球俱乐部在事实上也沦为了经济学中的“大白象现象”（“大白象”是指一项很贵重，需要很高昂费用维持，但却难有巨大经济效益的资产。传说泰国国王如果不喜欢某人，便会送一只大白象给他，因为稀有的大白象，需要很高的成本才可养活，收到大白象礼物的人往往会因此倾家荡产）。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中超俱乐部即便是零元卖队也难以出手，是名副其实的负资产。
在重庆队解散后，曾执教过重庆队的韩国教练李章洙表示，重庆足球到了今天的地步不止是重庆足球的问题，是整个中国足球的问题。但面对中超俱乐部动辄数亿乃至数十亿的负债，考虑到体育产业是一门慢生意，这种体量的债务显然也超出了中国足球的能力范畴，这更像是叠加疫情因素后的中国房地产经济泡沫破裂后的烂尾楼。面对这种体量的硬着陆，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体育产业显然无能为力。至于未来的暴风雨如何猛烈，都只能引颈承受。
多说一句，职业体育本就是资本主义进入高度发达时代的产物，在欧美已历百年发展，但依旧会经常出现运营层面难以解决的新课题。职业体育作为舶来品，在我国发展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十多年的历史，本就可能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所以，我国职业体育发展历程中出现各类问题实属正常，这反过来在内循环时代将促使我国寻求有特色的职业体育发展新模式。比如，在5月24日重庆队宣布解散的同时，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个引人遐想的新企业注册信息，企业名称就叫：体总国家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