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亿商业帝国的肮脏“生意”由足球大会 发表在足球话题区 https://bbs.hupu.com/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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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病毒之前，德甲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事件——一些球迷打出了“杀掉霍普”的头像，那一个tifo导致拜仁慕尼黑对阵霍芬海姆的那场德甲联赛实质上被腰斩。
但是很多中国球迷不知道的是，在那场比赛之后的第二天，三万余名球迷和另外一个帮派大约七千名球迷和一些警察在德国大城市莱比锡进行了堑壕战，游行示威人群搭建街垒，高举口号。
这场游行示威的起因，就是三万余名当地球迷不满红牛“夺走了他们的信仰”，于是一怒而起，决定效法拜仁球迷，“枪杆子里出政权”。
红牛集团在体育界砸下的真金白银肉眼可见，为什么他们在全球范围吃力不讨好呢？
【红牛·缘起】
红牛集团的前身是泰国的功能饮料Krating Daeng，这是专供泰国中下层劳动者的草根饮料，这个饮料的创始人查理奥在1983年加了一个广告词——帮助您调整时差。
正是这句话吸引了一个奥地利人——马特西茨。
马特西茨来到泰国进行推销，却饱受倒时差的痛苦。他买了一罐儿汽水，随后发现，这东西有利可图。1987年他和查理奥合作，将品牌重新设计为“Red Bull”，并且将其打入欧洲。
后来查理奥提起红牛进入欧洲的过程都感到不可思议——马特西茨找到自己的母校的学校管理层，宣布每个月可以无限量在学校免费供应这款汽水儿。代价在当时的学校领导看来非常之低——只需要在学校社团活动的海报上打上红牛公司的logo就可以了。
这是红牛集团第一次高调投资，赔了120万镑，查理奥几乎垫光了家底才帮马特西茨把钱还上。但是仅仅一个季度之内，红牛集团营业额净收入是当时赞助学校亏损额的五倍。后来学校觉得自己被骗了，马特西茨让所有人误以为马特西茨的“大财团”用资金赞助了学校。
自此之后马特西茨爱上了做他口中的“对冲投资”，马特西茨曾在集团年度总结内部邮件中说“我曾让我的母校为我打广告，所有人误以为我赞助了学校的所有活动，其实只是提供了一点饮料”。
1990年，当时还不算什么大企业的红牛集团高调赞助赛艇运动员希诺-穆勒，赞助费高达三十万镑。后来，穆勒夺冠了。
“马特西茨爱上了对冲投资”每日电讯报曾经点评道：“他不停地在高曝光率的平台做短线的对冲投资，来提升自己的资金盘”。截止2000年，红牛累计投资的总量级（包括周边产品）已经达到了9.5亿欧元，在非主盈利行业做出这么多的投资，令人咂舌。
马特西茨曾许愿“上帝保佑我”。上帝不仅保佑了他现在，还保佑了他未来。
【高潮·坐看云起】
2000年2月4日，沃尔夫冈-舒塞尔出任奥地利国家总理，这是奥地利现代历史上仅次于库尔兹的高度争议性政治人物。舒塞尔提出“大奥地利”计划，他订购了德尔肯战斗机用于“完全捍卫奥地利的领空”，最令人震颤的是他在地方上演讲说的——“我要让奥地利成为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
2000年3月，执政一百天之内他就提出了“奥地利——代表自由的欧洲”口号，在这条纲领引导之下，舒塞尔迅速提出了“世界再缓和”计划，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比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还狠——他要在世界4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有利于奥地利的颜色革命。很显然，奥地利并没有这个政治能力，于是乎舒塞尔就看中了一个人——马特西茨。
2000年6月，舒塞尔和马特希茨在维也纳见面，此时红牛集团的世界性投资就不仅仅是带动红牛品牌发展了，更有一个深远的意义——潜在的进行文化体育界的意识形态渗透。Salzburg24曾报道这次会谈的结果——舒塞尔允许红牛集团对自己的品牌进行“超越国民潜意识”的营销，而马特西茨则“帮助政府进行资金和文化输出”。
为此，奥地利政府直接拨款3500万欧元。这在当时引发了国会史称的“世纪震荡”。
2007年，红牛集团的大救星舒塞尔因为弊案辞职，但是奥地利政府仍然对红牛集团的全球投资项目睁眼闭眼。从2000年马特西茨在集团内部提出的“整合再出发”到现在，红牛集团已经直接拥有了整整39家体育俱乐部和社团，通过股份以及其他方式隐性控制的俱乐部还有六家，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从2000年到今年一季度，红牛集团在全球的体育投资价值和附加价值奥地利足协核算为86亿欧元。而根据奥地利霍尔茨绍尔独立法律事务所的核算，红牛这个体育品牌价值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02亿欧元。
截至今年一季度，德国波恩邮报核算，仅仅是慕尼黑红牛冰球队的价值就已经达到了6500万欧元，而根据红牛2006年官方的报道，他们在非洲的球探体系建设就烧掉了足足1300万欧元。
单单是投资极限运动，奥地利金融学家米凯尔-菲尔特认为红牛集团已经烧掉了34亿，甚至更多。
“如果加上品牌价值等一系列软价值，在体育界红牛二十年的回报大约是净盈利16.5亿”霍尔茨绍尔法律事务所的相关人士曾在2020年这样告诉ORF的记者：“更大的宣传力无法估量，按照我们给特朗普做的宣传估算，大概在39亿的净盈利左右”。
这对于红牛集团算什么呢？早在2014年，他们的年收入就达到了惊人的66亿美元，2012年，马特西茨的股份分红就达到了9600万欧元。他可以轻松拿出接近五千万美元来二次加工一座岛屿，也可以在午休之后叫来秘书进行一笔九千二百万美元的捐赠。这位累计慈善捐赠量1.26亿欧元的大富豪，身家早已超过200亿美元。
【矛盾·葛朗台的“美德”】
红牛集团足球体系主管明茨拉夫曾说过，“我的球队不需要总的而言表现多好，只需要在全球性质的比赛有一场比赛打得够好，就能让足球迷在一百年内牢记。没人记得曼彻斯特联怎么打进了欧冠决赛，但是利物浦逆转巴萨所有人都会记得。或者，产出一个超级球星”。
一直以来红牛都是这么做的。他们热衷于在某一个赛事中突然发光发亮，或者产出一个爆炸性球星，因此红牛系的青训和球探系统持续给力，不断地产出优秀球员例如斯佐伯斯洛伊、马内、南野拓実、维尔纳。但是同时，另一个对于足球俱乐部至关重要的问题也逐渐凸显——红牛俱乐部完全不在乎俱乐部的球迷归属感。
作为前东德的足球城，莱比锡被红牛收购的案例足够经典。
2006年红牛收购萨克森莱比锡未果，相比其他欧洲联赛对资本趋之若鹜的态度，德国足坛对资本的态度向来审慎，萨克森莱比锡的球迷担心球队变成资本的附庸，因而果断拒绝了红牛的注资。
红牛转而盯上了德国第五级别联赛的球队马克兰斯塔特，2009年完成“收购”的红牛彻底清洗了球队，萨克森莱比锡球迷曾经的担忧正在变成事实——马克兰斯塔特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注定将为红牛效力的RB莱比锡。
了解德国足球的人都会知道，在球队名字前冠上赞助商名字是德国俱乐部的大忌，尽管如此红牛还是在球队前加上了Red Bull的首字母RB，所有人都知道莱比锡前面的RB就是代表红牛。但为了安抚群情激奋的德国球迷，红牛不得不想出一个“鸡贼”的说辞：RB并非Red Bull，而是草地运动（RasenBallsport）的简称。
此外，为了实行实际上对球队更大的控制权，红牛又想出了绕开德甲“50+1”规则的方法。
“50+1”规定赞助商不能拥有超过50%的球队股权，这次红牛“听话”的购买了RB莱比锡49%的股权。但在之后，红牛高价发行了剩余的莱比锡股票，并挑选了“合适”的投资人持股。说白了，剩余的持股人几乎称得上在帮红牛代持RB莱比锡的股票。
在打破足球传统上，红牛更加不遗余力，他们想要的是一家真正国际化的球队，而不是“莱比锡的球队”。马特西茨曾经给前任红牛集团足球全权事务代表霍利尔发过一封邮件，要求霍利尔“去地方化”“去归属感”。原因也非常简单，只有不积累恩怨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愿意欣赏这家球队；只有去地方化才能让红牛的变成世界的。
红牛一直力争在体育界做出一个“全产业链”，榨干每一分体育的能量来为自己的企业站台。正如前奥地利副总理戈尔巴赫接受采访说的，“对于红牛，所有的运动都只是工具，政治上，和商业上”。
而更令人愤恨的，则是红牛集团“热衷于吃人血馒头”的事实。
2009年，先后有3位红牛赞助的极限运动员死在了为红牛拍摄特技影片的过程中。肖恩-麦康基，当时世界上最知名的高空滑雪运动员之一，在为红牛拍摄纪录片时被要求挑战更高的难度，最终这位极限运动员并没有获得展开翼装的时间，在拍摄中坠空身亡。
麦康基死后，他的朋友在接受采访时提及麦康基经常因为担心赞助费削减而感到焦虑，为了维护和红牛之间的生意关系，麦康基不断挑战着高空滑雪的难度，最终死在了这个过程中。
麦康基死后，红牛依然发行了这部纪录片，并将麦康基的死亡美化为“为了梦想”“雪山的召唤”。
14岁的摩托车运动员托里安-威尔逊的遭遇更可悲。他在参加红牛组织的摩托车赛中意外身亡，但红牛在该赛事的成片中刻意隐去了威尔逊死亡的事实，甚至还剪辑了他赛前接受采访的片段。
2016年，萨尔茨堡市民托比亚斯-哈尔曼参加了名为“抵制·洞见新改变”的反红牛游行，因为天气炎热以及个人体质不佳，哈尔曼最终在红牛俱乐部门前站立六个小时之后最终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时年八十九岁。而在此时，红牛主席马特西茨直接越过集团多个关键部门向全集团下达指令——赞助电视台和智库，拍摄这次的纪录片，并保存集团拍摄的这次游行的影像。
三个月之后，纪录片《我们的呼声——哈尔曼的奋斗》上线奥地利各大媒体，影片反复播放哈尔曼倒地一瞬间的镜头。
“马特希茨在刻意的讽刺那些反对他的人”奥地利网络观察家斯蒂芬-帕尔默对媒体表示：“你因为反对我而死去，但你的死亡仍然要为我赚钱”。这部纪录片一直到四个月之后才被下架，在四个月之内，这部纪录片收入达到了944万欧元。
在这部片子的最后，马特西茨亲自露脸，并说了影片的最后一段台词：
“哈尔曼因我而死，因为红牛集团而死，但是我们仍然是合法的，而他们则最终收到了游行禁令，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这就是两群人的一生，反抗者和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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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病毒之前，德甲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事件——一些球迷打出了“杀掉霍普”的头像，那一个tifo导致拜仁慕尼黑对阵霍芬海姆的那场德甲联赛实质上被腰斩。
但是很多中国球迷不知道的是，在那场比赛之后的第二天，三万余名球迷和另外一个帮派大约七千名球迷和一些警察在德国大城市莱比锡进行了堑壕战，游行示威人群搭建街垒，高举口号。
这场游行示威的起因，就是三万余名当地球迷不满红牛“夺走了他们的信仰”，于是一怒而起，决定效法拜仁球迷，“枪杆子里出政权”。
红牛集团在体育界砸下的真金白银肉眼可见，为什么他们在全球范围吃力不讨好呢？
【红牛·缘起】
红牛集团的前身是泰国的功能饮料Krating Daeng，这是专供泰国中下层劳动者的草根饮料，这个饮料的创始人查理奥在1983年加了一个广告词——帮助您调整时差。
正是这句话吸引了一个奥地利人——马特西茨。
马特西茨来到泰国进行推销，却饱受倒时差的痛苦。他买了一罐儿汽水，随后发现，这东西有利可图。1987年他和查理奥合作，将品牌重新设计为“Red Bull”，并且将其打入欧洲。
后来查理奥提起红牛进入欧洲的过程都感到不可思议——马特西茨找到自己的母校的学校管理层，宣布每个月可以无限量在学校免费供应这款汽水儿。代价在当时的学校领导看来非常之低——只需要在学校社团活动的海报上打上红牛公司的logo就可以了。
这是红牛集团第一次高调投资，赔了120万镑，查理奥几乎垫光了家底才帮马特西茨把钱还上。但是仅仅一个季度之内，红牛集团营业额净收入是当时赞助学校亏损额的五倍。后来学校觉得自己被骗了，马特西茨让所有人误以为马特西茨的“大财团”用资金赞助了学校。
自此之后马特西茨爱上了做他口中的“对冲投资”，马特西茨曾在集团年度总结内部邮件中说“我曾让我的母校为我打广告，所有人误以为我赞助了学校的所有活动，其实只是提供了一点饮料”。
1990年，当时还不算什么大企业的红牛集团高调赞助赛艇运动员希诺-穆勒，赞助费高达三十万镑。后来，穆勒夺冠了。
“马特西茨爱上了对冲投资”每日电讯报曾经点评道：“他不停地在高曝光率的平台做短线的对冲投资，来提升自己的资金盘”。截止2000年，红牛累计投资的总量级（包括周边产品）已经达到了9.5亿欧元，在非主盈利行业做出这么多的投资，令人咂舌。
马特西茨曾许愿“上帝保佑我”。上帝不仅保佑了他现在，还保佑了他未来。
【高潮·坐看云起】
2000年2月4日，沃尔夫冈-舒塞尔出任奥地利国家总理，这是奥地利现代历史上仅次于库尔兹的高度争议性政治人物。舒塞尔提出“大奥地利”计划，他订购了德尔肯战斗机用于“完全捍卫奥地利的领空”，最令人震颤的是他在地方上演讲说的——“我要让奥地利成为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
2000年3月，执政一百天之内他就提出了“奥地利——代表自由的欧洲”口号，在这条纲领引导之下，舒塞尔迅速提出了“世界再缓和”计划，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比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还狠——他要在世界4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有利于奥地利的颜色革命。很显然，奥地利并没有这个政治能力，于是乎舒塞尔就看中了一个人——马特西茨。
2000年6月，舒塞尔和马特希茨在维也纳见面，此时红牛集团的世界性投资就不仅仅是带动红牛品牌发展了，更有一个深远的意义——潜在的进行文化体育界的意识形态渗透。Salzburg24曾报道这次会谈的结果——舒塞尔允许红牛集团对自己的品牌进行“超越国民潜意识”的营销，而马特西茨则“帮助政府进行资金和文化输出”。
为此，奥地利政府直接拨款3500万欧元。这在当时引发了国会史称的“世纪震荡”。
2007年，红牛集团的大救星舒塞尔因为弊案辞职，但是奥地利政府仍然对红牛集团的全球投资项目睁眼闭眼。从2000年马特西茨在集团内部提出的“整合再出发”到现在，红牛集团已经直接拥有了整整39家体育俱乐部和社团，通过股份以及其他方式隐性控制的俱乐部还有六家，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从2000年到今年一季度，红牛集团在全球的体育投资价值和附加价值奥地利足协核算为86亿欧元。而根据奥地利霍尔茨绍尔独立法律事务所的核算，红牛这个体育品牌价值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02亿欧元。
截至今年一季度，德国波恩邮报核算，仅仅是慕尼黑红牛冰球队的价值就已经达到了6500万欧元，而根据红牛2006年官方的报道，他们在非洲的球探体系建设就烧掉了足足1300万欧元。
单单是投资极限运动，奥地利金融学家米凯尔-菲尔特认为红牛集团已经烧掉了34亿，甚至更多。
“如果加上品牌价值等一系列软价值，在体育界红牛二十年的回报大约是净盈利16.5亿”霍尔茨绍尔法律事务所的相关人士曾在2020年这样告诉ORF的记者：“更大的宣传力无法估量，按照我们给特朗普做的宣传估算，大概在39亿的净盈利左右”。
这对于红牛集团算什么呢？早在2014年，他们的年收入就达到了惊人的66亿美元，2012年，马特西茨的股份分红就达到了9600万欧元。他可以轻松拿出接近五千万美元来二次加工一座岛屿，也可以在午休之后叫来秘书进行一笔九千二百万美元的捐赠。这位累计慈善捐赠量1.26亿欧元的大富豪，身家早已超过200亿美元。
【矛盾·葛朗台的“美德”】
红牛集团足球体系主管明茨拉夫曾说过，“我的球队不需要总的而言表现多好，只需要在全球性质的比赛有一场比赛打得够好，就能让足球迷在一百年内牢记。没人记得曼彻斯特联怎么打进了欧冠决赛，但是利物浦逆转巴萨所有人都会记得。或者，产出一个超级球星”。
一直以来红牛都是这么做的。他们热衷于在某一个赛事中突然发光发亮，或者产出一个爆炸性球星，因此红牛系的青训和球探系统持续给力，不断地产出优秀球员例如斯佐伯斯洛伊、马内、南野拓実、维尔纳。但是同时，另一个对于足球俱乐部至关重要的问题也逐渐凸显——红牛俱乐部完全不在乎俱乐部的球迷归属感。
作为前东德的足球城，莱比锡被红牛收购的案例足够经典。
2006年红牛收购萨克森莱比锡未果，相比其他欧洲联赛对资本趋之若鹜的态度，德国足坛对资本的态度向来审慎，萨克森莱比锡的球迷担心球队变成资本的附庸，因而果断拒绝了红牛的注资。
红牛转而盯上了德国第五级别联赛的球队马克兰斯塔特，2009年完成“收购”的红牛彻底清洗了球队，萨克森莱比锡球迷曾经的担忧正在变成事实——马克兰斯塔特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注定将为红牛效力的RB莱比锡。
了解德国足球的人都会知道，在球队名字前冠上赞助商名字是德国俱乐部的大忌，尽管如此红牛还是在球队前加上了Red Bull的首字母RB，所有人都知道莱比锡前面的RB就是代表红牛。但为了安抚群情激奋的德国球迷，红牛不得不想出一个“鸡贼”的说辞：RB并非Red Bull，而是草地运动（RasenBallsport）的简称。
此外，为了实行实际上对球队更大的控制权，红牛又想出了绕开德甲“50+1”规则的方法。
“50+1”规定赞助商不能拥有超过50%的球队股权，这次红牛“听话”的购买了RB莱比锡49%的股权。但在之后，红牛高价发行了剩余的莱比锡股票，并挑选了“合适”的投资人持股。说白了，剩余的持股人几乎称得上在帮红牛代持RB莱比锡的股票。
在打破足球传统上，红牛更加不遗余力，他们想要的是一家真正国际化的球队，而不是“莱比锡的球队”。马特西茨曾经给前任红牛集团足球全权事务代表霍利尔发过一封邮件，要求霍利尔“去地方化”“去归属感”。原因也非常简单，只有不积累恩怨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愿意欣赏这家球队；只有去地方化才能让红牛的变成世界的。
红牛一直力争在体育界做出一个“全产业链”，榨干每一分体育的能量来为自己的企业站台。正如前奥地利副总理戈尔巴赫接受采访说的，“对于红牛，所有的运动都只是工具，政治上，和商业上”。
而更令人愤恨的，则是红牛集团“热衷于吃人血馒头”的事实。
2009年，先后有3位红牛赞助的极限运动员死在了为红牛拍摄特技影片的过程中。肖恩-麦康基，当时世界上最知名的高空滑雪运动员之一，在为红牛拍摄纪录片时被要求挑战更高的难度，最终这位极限运动员并没有获得展开翼装的时间，在拍摄中坠空身亡。
麦康基死后，他的朋友在接受采访时提及麦康基经常因为担心赞助费削减而感到焦虑，为了维护和红牛之间的生意关系，麦康基不断挑战着高空滑雪的难度，最终死在了这个过程中。
麦康基死后，红牛依然发行了这部纪录片，并将麦康基的死亡美化为“为了梦想”“雪山的召唤”。
14岁的摩托车运动员托里安-威尔逊的遭遇更可悲。他在参加红牛组织的摩托车赛中意外身亡，但红牛在该赛事的成片中刻意隐去了威尔逊死亡的事实，甚至还剪辑了他赛前接受采访的片段。
2016年，萨尔茨堡市民托比亚斯-哈尔曼参加了名为“抵制·洞见新改变”的反红牛游行，因为天气炎热以及个人体质不佳，哈尔曼最终在红牛俱乐部门前站立六个小时之后最终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时年八十九岁。而在此时，红牛主席马特西茨直接越过集团多个关键部门向全集团下达指令——赞助电视台和智库，拍摄这次的纪录片，并保存集团拍摄的这次游行的影像。
三个月之后，纪录片《我们的呼声——哈尔曼的奋斗》上线奥地利各大媒体，影片反复播放哈尔曼倒地一瞬间的镜头。
“马特希茨在刻意的讽刺那些反对他的人”奥地利网络观察家斯蒂芬-帕尔默对媒体表示：“你因为反对我而死去，但你的死亡仍然要为我赚钱”。这部纪录片一直到四个月之后才被下架，在四个月之内，这部纪录片收入达到了944万欧元。
在这部片子的最后，马特西茨亲自露脸，并说了影片的最后一段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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